1945年,八路军和国民党官兵在日本暴动,上山打游击惊动铃木首相
1945年6月24日晚11时, 中国人要在日本发动起义。
“李副总指挥,原定的起义时间是不是要更改?”
起义打响的一个小时前,起义总指挥耿淳匆匆来到副总指挥李光荣跟前。
他之前的身份,是国民党15军64师191团8连连长。
他口中的李副总指挥,名叫李光荣,是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8支队原小队长。
听了耿淳的话,李光荣非常吃惊:
“定好的时间,如果更改,就有走漏风声的危险,一旦那样,我们700名弟兄都有生命危险。”
“为什么要推迟起义?说一下理由。”李光荣说。
耿淳说:“为了两个日本监工的安全。”
八路军和国民党军人是如何到达日本的?
为什么会因为两个日本监工的安全推迟起义?
耿淳,河南襄城人,1944年身为国民党15军64师5连连长的他奉命防守洛阳。
5月份,日军即以重火器和5辆坦克车向耿淳的阵地猛烈进攻,双方的炮火,从拂晓一直打到下午。
下午5时,守军向邙山岭转移,耿淳所在的营奉命掩护全师撤退,痛击日军,但是也遭敌重创,伤亡惨重。
耿淳在战斗中腹部被击穿,胳膊、臀部多处挂彩。
他继续战斗,用尽全身力气将刺刀捅进了日军小队长三屋俊武的腹部。
接着,又有一发炮弹在他身边爆炸,他昏迷过去。
醒来之后,他已经成为日军战俘,3个月后被日本兵押往青岛,上了一条海船。
李光荣,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8支队的一名小队长。
1943年6月在与日军作战时不幸负伤昏迷,醒来时发现已经成为日军战俘。
不同的战线,共同的命运,让他们到了日本。
日本人为什么把他们押到日本?
原来日军在入侵中国的同时,也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当时日本人口只有7000万,却要跟4亿5千万的中国和1亿3千万的美国,以及新加坡、菲律宾等十几个东南亚国家开战,兵力捉襟见肘。
为了弥补国内劳动力不足,从1942 年起,日本就将大量中国人抓到日本做苦力,其中多数是战俘,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军队被俘官兵。
由于船窄人多,又正值酷暑高温,再加上日军的残暴,战俘死亡率极高,仅仅是在中国到日本的途中,致死率就高达十分之一,330名战俘到达日本时只剩下300名。
到达日本后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耿淳军衔最高,日本人让他出任劳工大队长,来管理中国劳工。
他把300人分成9个小队,还根据年龄分出了老人班、成年班和少年班,根据年龄来分配强度不同的活。
远离祖国,落到残暴的日本人手里,有人开始绝望,企图自杀。
耿淳对大家说:"弟兄们,咱一定要忍,大丈夫能屈能伸。”
李光荣说:“是啊,小日本活不长了,我们要保住自己的身体,只要活着,就有回国的那一天!"
劳工们听了,情绪稳定下来。
后来,他们被安置在日本花冈作业所,进行采矿。
这时候劳工的人数陆续达到900多人,耿淳仍然是大队长,李光荣是副大队长,是大家的靠山。
作业所里,日本监工恨不得让中国人24小时干活,但是不让他们吃一顿饱犯。
客观地说,这时候日本联合舰队被打垮,太平洋战争进入尾声,日本海上运输线被封锁,日本国内物资紧缺,粮食供不应求,物价飞涨、经济萧条,日本人也吃不饱饭。
在此情况下,中国人更是非人待遇,跟黑奴和古代奴隶没有两样。
起初,劳工的碗里还有两个糯米团,到后来连影子也看不到,整天不是橡子面做的小窝头,就是吃苹果渣充饥。
这样一来,就有不少人被饿死。
英雄到日本哀悼遇难劳工
有些人饿得走不动路,不得不抓老鼠吃。
尽管如此,劳工还要忍受饥饿为日本人干活。
他们每天必须劳动13小时以上,而且干的是搬矿石的重体力活。
如果谁想喘息一下,随即会遭到日本监工劈头盖脑的一顿毒打,皮鞭、木棒和军刀轮流伺候。
监工们大多数由从战场上下来的日军担任,一个个如狼似虎恶毒,没有人性。
即使天寒地冻的冬日,劳工们也要穿着单薄的衣服,顶着刺骨的寒风,冒着漫天飞舞的雪花,站在烂泥中挖沟。
劳工们实在顶不住,就将水泥纸袋披到身上取暖。
日本监工看到后,上前一阵毒打。
劳工刘泽玉实在太饿了,就偷偷来到山坡上找野草充饥。
日本监工发现后大发雷霆,不由分说挥舞木棍打了下去。
这还不解恨,他们又点起火把,用火烧他。
整个工地,成为人间地狱。
到了1945年夏天,已经有280名劳工惨死,照这样下去,要不了多久,大家全都会死在日本。
逃吧,根本不行。
在他们的简易工棚四周,日本军警架设了1000伏、3米高的电网,而且昼夜有日军巡逻。
工棚外面,还有5米宽、三米深的水沟。
水沟外每50米一座炮楼,上面架有机枪。
总之,插翅难飞。
眼看劳工的骨灰盒在小木屋里越码越高,劳工们骨瘦如柴、奄奄一息,几乎每天都有人倒
下。
横竖是死,为了捍卫尊严暴动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仇恨的岩浆在心头积压。
后来发生一件事,将大家的怒火彻底点燃。
这天,一个叫薛同道的劳工又累又饿,眼前一黑栽倒了。
附近一位朝鲜老妈妈于心不忍,递给他一个小米团。
他刚接过小米团,日本监工一拥而上。
他们用木棍、铁棍、皮靴,将他抱头翻滚,屎尿都流了出来,生命危在旦夕。
一个监工不依不饶,拿出一条怪怪的"鞭子",猛抽下来,只用了几,便把薛同道打得一动不动,没有了气息。
劳工们的肺都气炸了,有人在耿淳耳边说:
"大队长,你看他拿的是什么?”
耿淳一看,那鞭子竟然是用牛的生殖器编的,当地人叫'牛阳鞭'!"
他不看则已,一看怒火满腔、眼睛发红、毛发倒竖:
“士可杀不可辱,想不到狗娘养的日本鬼子竟拿这东西残害弟兄们,杀了这些畜生!”
李光荣也攥紧了拳头,双目喷火:
“弟兄们,轰轰烈烈地干吧,让日本鬼子看看,咱中国人宁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誓死也要捍卫民族尊严!”
“而且我们不能死,要活着,上山打游击去。”李光荣又补充说。
劳工们听了全都热血沸腾,没有一个不赞成的。
劳工中有八路军也有国民党军战俘,还有普通百姓,平时大家在一起免不了有些摩擦。
但是在民族尊严面前,这些男人们义无反顾、紧紧团结在一起。
耿淳和李光荣等几位骨干制订了详细的暴动计划,决定杀掉日本监工,抢夺枪支,争取跑到海边抢夺船只,奔向祖国。
实在不行,就上山打游击。
耿淳明白,大家身体极度虚弱,到达海边的可能性不大,上山的概率也很低,最大的可能就是死。
因此他告诉大家:一定要准备好自尽的家伙,要有尊严地死,不能让日本人折磨死。
当年,斯巴达克斯带领奴隶起义的目的是为了求生。
如今耿淳率"奴隶"们起义,生的机会很少,他们已经不是为了活着而暴动,因为根本难以逃生。
他们暴动,只是为告诉后人:许多年前在日本,曾有数百名中国男人不堪折磨,在花冈这个地方集体自杀了。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把暴动时间定在1945年6月24日晚11时。
暴动幸存者
然而就在当晚,耿淳却和暴动的副总指挥李光荣商量要更改暴动时间,这是为什么?他不怕走漏消息吗?
绝境中,人性依旧闪光
“我刚从从侍奉日本监工的小勤务员那里得知,今天晚上值班的监工是"老头太君"和"小孩太君"。”
这么一说,李光荣恍然大悟。
原来这两名日本监控心地善良,对劳工非常好。
"老头太君"单独带工时,总是对劳工们说:"你们肚子饿,小小干活行。"
遇到有人撑不下去的时候,他会说:"你的亚斯米(【休み】やすみ,休息)。"
多年后,"小孩太君"越后谷义在恩人面前,双手掩面哭泣
而"小孩太君"则负责粮食分配,他有时会瞒着其他监工多给那些身体相对虚弱的老公分一点口粮。
暴动是在黑夜,参加人数也太多,局面混乱,难免会伤了他俩。
于是,两人达成一致意见,为了避免伤害这两个还有良知的日本人,他们决定将暴动时间推延三天。
这样做要冒很大风险,3天时间里,700多人中只要有一人向日本人告密,暴动就会流产,大家就会遭遇疯狂报复。
但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的中国劳工们,仅为这两个人对他们的些许同情和关照,便不顾自己的安危,这种博大胸怀让人肃然起敬!
暴动失败,壮士血洒异国
6月27日11时,暴动时间到了。
突击队员血脉贲张,手持棍棒冲进监工住房,当场打死了3个为非作歹的监工和一个助纣为虐的汉奸,剩下5个监工越窗逃跑。
他们跑出去后立即向上司报告,一时间警报声大作,枪声此起彼伏。
耿淳和李光荣临危不乱,从容地将劳工集合在一起,列队出发。
700多名怒火满腔、饥饿得发疯,并且是完全绝望了的劳工,一旦打开枷锁,冲出牢笼,就像洪水造成的泥石流,毁灭他们一路经过的那些村庄。
然而,令人诧异的是,这些劳工们却平静地在夜色中行走,谁也没有去骚扰当地居民。
只因暴动领导人耿淳和李光荣事先嘱咐过大家:"不能进民宅,日本老百姓是无辜的,不可以侵犯他们,特别是妇女和孩子,不能让日本人说我们中国人是土匪。死了也要维护中国人的名誉!"
这时候暴动的消息传到东京,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首相在睡梦中被惊醒。
中国人都打到家门口了,这还了得?
于是他急忙打电话,让军方调兵,一百多辆坦克、军车满载荷枪实弹的日军前去镇压暴动。
深夜中,劳工们冲上附近的狮子山,被漫山遍野的日军包围。
情况危急,耿谆和李光荣决定各带一部分劳工向不同方向突围。
如此一来,就可以分散日军的注意力,突围后一路北上,然后两支队伍在海边汇合。
李光荣的队伍冲出去几公里之后,遭到日军军车拦截,敌人的机枪子弹像雨点一样扫射过来,劳工纷纷倒地。
李光荣非常镇定和搬运工人刘锡财分别用手中的步枪向敌人射击,吸引了敌人的火力,掩护同伴突围。
日军下了军车,向他们包抄过来,李光荣中弹牺牲,刘锡财腿部、肩部多处受伤,被日军俘虏。
这一路暴动劳工除8人受伤被俘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
耿谆率领的这支队伍行动道路崎岖,很快就被日军追上。
他们不屈不挠,跟日军展开激战。
原八路军战士张开化力量无穷,奋勇杀敌,一连砍死4名日军,还抢下3支步枪。
就在他向同伴分发枪支的时候,一颗榴弹袭来,张开化当场牺牲。
其余的劳工们大多数没枪,他们只能用钢镐和铁锹和敌人展开厮杀,全都杀红了眼睛,有几十名日军死在他们面前,尸体被砸的百孔千疮。
但是长期挨饿的他们,身体极度虚弱,而且经过很长一段路行军,已经筋疲力尽,根本战不过如狼似虎的日军。
他们不但连搬石头砸敌人的力量也没有,甚至连自杀的力气都没了,纷纷被俘。
耿淳拿起一条裹腿带,拴在树上企图自杀,被敌人发现,再次成为俘虏。
遭到报复,英雄敢作敢当
那些暴动的劳工,遭到日军的疯狂报复,他们被人强摁着跪在铁蒺藜上,双膝刺破、鲜血直流。
而后又被吊起来用带着刺的皮鞭毒打,顷刻间血肉模糊。
刘锡财被鞭打、电击了整整8个小时后英勇牺牲,临时还破口大骂“我死了做鬼也要踏平东洋。”
原八路军战士李小蛋、贾毅民同样遭受折磨,被日军按到烧红的铁板上,上面压上石头,最后壮烈牺牲。
搬运工张赞武,国民党官兵刘虞卿、刘玉林、赵书森、李克金、张照国则被敌人砍去双脚和双腿,折磨致死。
耿淳作为暴动领导人,在牢房中遭到严刑拷打。
他一共被抽打300多鞭,数次晕死过去。但耿淳仍然不屈不挠,将所有的事揽在自己身上:
"我是大队长,暴动是我一手组织、领导的,和他人无关。"
“我和同伴遭到你们非人虐待,死去300多人,暴动之举是被逼无奈,乃天经地义!”
正义伸张,屠夫血债血偿
时过不久,日本秋田地方法院以暴动罪起诉中国劳工。
耿淳以杀人主谋罪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
其余11人被判处有期徒刑(2--10年)。
下达判决时,9月11日,日本已经宣布投降。
花冈作业所几大监工,作为战犯被押上日本横滨军事法庭。
判处花冈作业所所长河野无期徒刑,判处花冈作业所中山寮寮长伊势、监工福和清水绞刑。
后记:
战后,耿淳回老家,成为一名普通农民,他和同伴的事迹很快就湮灭在历史长河里,被人遗忘了。
但是,日本秋田县的老百姓们却没有忘记"花冈事件"的劳工。
因为暴动后的中国劳工在濒临绝境的情况下,没有骚扰当地的民众,让他们感恩,也让他们愧疚。
1953年7月,他们主动把部分中国劳工的遗骨收集起来送回中国,安放在天津。
在他们的眼里,耿淳无疑是中国人中的英雄。
1987年6月,耿淳踏上日本国土,祭奠花冈死难劳工的亡灵。
当年的"小孩太君"越后谷义勇闻讯赶来,在恩人面前,他双手掩面,泣不成声,并在大庭广众之下向耿淳鞠躬,表示内疚和敬意。
此后他形影不离跟着耿淳,担心他遭到日本右翼分子的袭击。
此后耿淳和幸存劳工开始向日本索赔。
他认为,中国政府虽然在1972年与日本政府签订《联合声明》中,宣布放弃了国家间的战争赔偿。
但是,这种劳工索赔是民间性质的。
因此,中国劳工有权向雇用他们的鹿岛建设,追讨精神和肉体上的损失。
但是"鹿岛建设"的态度十分强硬,拒不赔偿。
耿淳怒不可遏,1995年12月20日,他毅然走向日本东京地方法庭,继1947年审判战犯之后,再次把鹿岛建设推上了被告席,与日本军国主义开始了第三轮的较量。
经过七轮较量,鹿岛建设公司同意向所有花冈事件受害者986人支付5亿日元的补偿款,但是拒不道歉。
因此,91岁的耿淳拒领那笔补偿金,尽管他生活拮据。
他而且利用一切机会,呼吁人们远离战争,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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