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地亘:一个组建日本人反战同盟,帮中国抗日的日本人
摘选自讲谈社的《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清末·中华民国》,有改动。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心脏性哮喘病去世,他18日让内山完造给他叫医生的日文便条成为绝笔。内山完造看见鲁迅潦草的字迹后,慌忙赶到鲁迅家,却已是回天无力。22日,举行告别式后,鲁迅的遗体被安葬在万国公墓,内山完造和宋庆龄、蔡元培以及延安的毛泽东等人的名字一起出现在葬礼委员中。
鲁迅的葬礼
举行鲁迅的葬礼时,协助内山完造一起抬棺的还有一名日本人,这位日本人名叫鹿地亘,是一个无产阶级作家。鹿地亘出生在1903年,本名濑口贡,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曾担任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书记。1927年,鹿地亘因反对日本当局的内外政策,遭到逮捕,直到1935年才获释出狱。1936年1月,鹿地亘来到上海,经内山完造介绍后,向鲁迅学习中国文学。1938年3月,鹿地亘前往武汉,受到周恩来和郭沫若的推荐,在国民政府中从事对日军的宣传活动,这便是以日本人俘虏为主的反战运动的开始。
当时日军流行一句话,“宁死不受囚禁之辱”,认为成为俘虏是不光彩的。士兵们都被告诫中国士兵非常残忍,被捕后也由于极端害怕而经常反抗。但是,几乎所有的士兵在前线都抱有一个疑问,就是“中国为什么要打仗?力量相差悬殊,抗战也没用”,鹿地亘则耐心地教导他们,“站在受侵略者的角度考虑”,将他们培养成反战士兵。
1939年12月,鹿地亘在桂林创建了日本人反战同盟,朝着为切断援蒋路线而在广州湾登陆的日军方向南下。他们到达南宁郊外的交通要道昆仑关后,手握喇叭向第五十团的士兵们诉说战争毫无意义,只会惨死沙场让家人伤心。这时日军开枪,三名反战士兵(其中一人为台湾的陈松泉,日本名为松本速夫)倒在血泊之中。
鹿地亘(请侧看,系统原因,见谅)
1940年7月,回到重庆的鹿地亘成立了日本人反战同盟总部,9月后开始开始在各地展开反战活动。他们的“语言子弹”起到了“听得非常清楚。士兵们都竖起了耳朵。大家都被打动,陷入沉默。大家都不对战争抱有希望”的效果,有时,反战士兵与前线士兵之间还开始了讨论。
1940年12月,湖北宜昌战线陷入僵持状态。反战战士们由于日军阵地没有反应而感到焦急,便大喊道:“兄弟们,你们在不在?怎么不出声啊?在的话就答应。”结果黑暗中传来震耳欲聋的回声:“喂,我们在呢!”
反战士兵们闻声大喜,马上开始慰问广播,接着又开始插话:“你们是哪儿的?美国人还是日本人?”
“我们是纯粹的日本人!”
“哪儿的人?”
一名反战士兵回答道:“北海道函馆的”。
于是对方说,“北海道的小安,回去后带我问好!”
不久言归正传,反战士兵问道:“为什么发生了战争?”前线士兵商量后回答:“蒋介石引起的!”反战士兵们回答:“不对。下面我来告诉你们!”虽然前线士兵有时捣乱,但是几乎没有敌意。
“别打仗了,快回家吧。女朋友等着呢!”
“是啊,真想回家!”
“咱们一起想办法回去吧!昨天我们提的和平条件你们懂了吗?”
“懂了!”
日本人反战同盟
鹿地亘等人向不知道日本战局恶化的前线士兵们转达世界形势的同时,还编写了总结他们迫切要求的八条《日军士兵的要求》。内容有:“打开它是我们的乐趣!反对拆开包裹、慰问袋、信件”“公平对待伤员的工资和待遇!”“不再征兵!反对征用维持家计的人!”等,提出了平时日本士兵们不敢出声的怨言。鹿地亘还号召:“士兵们团结起来!要求立即停战、返还”“配合中华民族的抗战,打倒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反战宣传,还要求改革军队和日本国内的体制。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成立后改为八路军的共产党军队的根据地延安,野坂参三成为日本士兵反战运动的中心。八路军推行的俘虏政策是不加害日军俘虏、治疗伤员、马上释放希望归队的士兵,害怕受到军法会议的惩罚而希望留下的则给予工作或学习的机会。这时,日军对共产党根据地正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日军的残暴行为引起人们的愤怒,优待俘虏的政策实行起来很困难。然而,不杀俘虏的八路军政策通过反战士兵的宣传活动传到日军耳里,不仅投降人数增加了,甚至有的士兵自己前来投奔,到了1944年5月,八路军保护下的日本俘虏达到了两千五百名。
另一方面,重庆国民政府对马克思主义者鹿地亘的反战活动感到不快。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关系恶化,重庆国民政府批评鹿地亘“亲共”的呼声越来越大,3月,由于反战士兵的出走事件,反战同盟被勒令解散。1941年,英国为了新加坡防卫战邀请反战同盟出动,翌年3月,鹿地亘等人前往印度,却因国民党方面的阻挠而未能实现。
鹿地亘在战场
然而,鹿地亘却没有对外界的压力屈服。1944年,美军战略活动局(OSS)要求配合发行日文的报纸,鹿地亘反对“对美国政府忠诚”这一条款而拒绝签名。1946年,鹿地亘回到日本,1951年被美国的情报机构“加农”机关逮捕。这时,将鹿地亘介绍给鲁迅的内山完造展开了救出鹿地亘的活动。内山完造亲自在众议院法务委员会上出席作证,就像援助了上海事变后面临险境的鲁迅一家一样,再次向受尽苦难的友人伸出了援助之手。1959年,内山完造去世,享年74岁。
1982年,数十年如一日,致力于中日友好活动的鹿地亘亦去世,享年7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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