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华人学者顾清扬：渐进式“与病毒共存”下的新加坡

12月4日，新加坡卫生部长王乙康在南洋初级学院举办的一场活动上表示，随着年底佳节至，以及出入该国的人数增加，当地可能会出现新一波的COVID-19感染潮。但他强调，“这不是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的事情。”

据报道，王乙康指出，新加坡这一年的抗疫政策方向“非常明确”，当地民众目前须遵守的防疫措施已不多，生活基本上已恢复正常。当地政府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一步放宽防疫措施。“尽量向前再迈进一步。”他说，当地政府将密切关注北半球进入冬季后，是否会出现“需要关注”的 COVID-19 变异毒株，以及海外的疫情形势。

拥有550余万总人口、以华人为国民主体的新加坡，被世界卫生组织赞誉为“国际应对疫情的典范”——当地的重症和病死率始终维持在较低水平，且是全球疫苗接种率最高国家之一。

新加坡卫生局数据显示，截至12月6日中午12时，当地累计确诊217.4万，累计死亡1706例。在过去的28天里，当地新增感染40737人，其中99.6%为无症状或轻症，只有0.02%的病例死亡。

“新加坡之所以采取‘与病毒共存’的方式，是需要在国民健康和经济发展间取得平衡，这是最重要的考量。”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已移居新加坡二十余年，他对新加坡三年的防疫之路深有体会。就在三个月前，他的核酸结果呈阳性，通过居家隔离的方式自愈。

顾清扬告诉澎湃新闻，新加坡的防疫政策是一个不断摸索的渐进过程。他认为，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病毒，但不能盲目地去害怕它，这种心态的改变是非常重要的。

以下是顾清扬的口述：

新加坡的防疫政策，实际上是一个因地制宜、不断摸索的渐进过程。根据新冠病毒及其变异株的危害程度，以及当地民众感染人数的多寡，不断研判疫情走势，及时调整策略和方向，小步走、快节奏。是其特色。

两种方式有效缓解医疗资源被挤兑困境

新冠疫情发生后，新加坡是最先“拉响警报”的国家。

我们当地的卫生疾控系统反应快且及时，一方面研判国内外疫情变化和趋势，对应地提升疫情警戒级别。另一方面，会精确追踪国内的疫情行程轨迹。疫情暴发初期，我们每个人都去领一个类似小手表的便携器，名为“合力追踪（Trace Together）”，同时使用SafeEntry访客登记系统，类似中国的健康码，出入公共场合时需扫码登记。这些措施可以确保一旦发现突发病例，新加坡政府可通过“合力追踪”迅速通知那些曾身处同个场所的密切接触者。同时密切接触者也可立即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确保亲人的安全。

新加坡在医疗资源分配和利用这一方面，处理得也比较好。

2020年1月23日，新加坡报告了首例新冠确诊病例。后来，本土病例激增，当时很多人出现轻微症状，也往大医院跑。对此，新加坡政府实施过一段时间的全国性封锁政策，避免疫情扩散和医疗系统的崩溃。

过了约半年，我们当地就开始实行分级诊疗。当时新冠病毒还具有剧烈的传染性，所以新加坡就按区域，将其纳入基层的公共卫生防范诊所（PublicHealth Preparedness Clinic，PHPC），形成了一种社区防控体系。把患者先分散到基层医疗机构去，治不好再转入大医院。后来，我们又采取分散到家庭的方式，比如没有出现太大症状的小毛病，就鼓励在家自我隔离和自我疗养，吃点对症的药品。

新加坡财政部长黄循财曾说过，“我们密切关注的，其实不在于病例的数字，而是在于我们的医疗体系和医院重症病房的使用率不会造成负荷过重，只要没有医疗挤兑，我们应该是可以应对的。”新加坡把宝贵的医疗资源，都留给那些有需要的群体，比如老年人，以及患有尿毒症等需要定期前往医院就诊和治疗的病人群体。

这两种简单的方式，有效缓解了医疗资源被挤兑的困境。所谓医疗资源挤兑，就是在一定时间内，患方需求量急剧增大或医疗资源严重不足，导致医疗供需失衡，医院严重超负荷造成一定的恐慌。

与此同时，新加坡当地通过电视、媒体报道等方式，定期告知民众目前的重症床位和ICU床位占用率。一般80%左右的入住率属于可控范围，但达到95%以上就会存在一定的挤兑风险。在我的记忆中，大概有两三次重症床位占用率达95%，但幸运的是，这种情况不常见，没有出现不堪重负的局面。

奥密克戎变异株出现后，分级诊疗还在沿用，不过新加坡已经开始迅速实行“与病毒共存”的策略，去诊所的人也明显减少了。

重点不在做核酸，而是广泛接种疫苗

新加坡的防疫方式，重点不在做核酸，而是广泛推行疫苗接种，这是核心。

新加坡的疫苗全接种意味着要接种三针，第一、二针是必须的，第三针是加强针。现在政府还鼓励大家打第四针，就是二价疫苗。

2021年1月1日，新加坡启动了疫苗接种计划。我们当地安排了大量注射疫苗的场地，划定了一些医院接种点。但大量疫苗接种点安排在民众联络所里，比如将礼堂划定出来，我的疫苗就是在那里接种的。我们当地的民众联络所，有点像国内的社区活动场所，居民可以在里面进行体育、文化活动。

新加坡卫生部委托专业的医疗集团，搭建了很多临时接种站，方便老百姓就近打疫苗。我每次去都不用排队，进去就能打，非常便利化。对行动不便以及其他的特殊人群，我们也设置了一些流动的注射点和上门注射服务，但比例不高。

政府不会强制要求接种哪一款疫苗，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到访新加坡的中国人，或新加坡的华人，有些会选择打中国的国药或者是科兴。像我比较保守，我打的前三针疫苗是中国科兴，加强针是辉瑞的。

疫苗接种站工作的时间也很长，一般从早上8点开始，有的到晚上9点、10点才结束，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让大家尽快都能打上疫苗。

新加坡在检测方面有个很重要的做法，就是在家庭、机构、学校、公司为单位，广泛发放抗原自测盒，鼓励采取自我检测。这种自测盒没有核酸检测的准确度高，但能大面积筛查出感染者。

在新冠疫情早期，如果感染者自测阳性了，需要再到指定地点去做进一步检测，并开具请假单，后来发现这样会增加医疗资源的负荷。奥密克戎登陆没多久，这个政策也取消了，感染者只要自测呈阳性，就默认为请假，只需要自我隔离在房间里，和家人保持距离，过三五天转阴后，就可以正常外出活动。这样的方法成本又低，而且更加便捷。

新加坡本土企业的社会公益机构，如淡马锡基金会，会代政府履行社会责任，向每家每户的信箱里投送自测盒，这种方式也极为普及和奏效。我们家前两周就收到了3盒，可以自测9次。

新加坡国立大学里设置的自测盒设备。 受访者供图

像我所在的国立大学，校区较大，人工发放不便，就安置类似贩卖机的设备，里面分成七八层，每一层十几盒自测盒，扫码后点击对应的号码，相应的自测盒就落下来了。一般每次可以免费领取两盒，可以使用两次，自测上报后，又可以扫码去领。不过，现在领自测盒的人越来越少了，因为大家都习以为常了，认为新冠就像感冒一样。

转折点是去年宣布要和新冠病毒共存

奥密克戎强势登岛后，新加坡政府经过了两至三个月的观察和摸索期，初步研究发现它更具传染性，但是对人体的伤害没有像德尔塔那么严重，后发现它主要“攻击”上呼吸道，而非肺部，这增强了新加坡进一步开放的信心。

2021年6月，新加坡转变防疫思路，提出打造“对新冠更具适应性国家（COVID-resilient nation）”的目标，并为此制定了四阶段的路线，逐步放宽社会管控措施。6月底，联合领导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的贸工部长颜金勇、财政部长黄循财和卫生部长王乙康，还联名发表题为《与冠病共处 如常生活》的文章，称待疫苗接种率达到一定水平，新加坡将迈入与新冠病毒共生的新常态。

新加坡抗疫的一个正式转折点，是去年的国庆节（8月9日），李显龙总理发表国庆致辞，宣布要和新冠病毒共存。说实话，当时我看到相关报道感到有些吃惊，但后来看到当局按照所规划的共存方案一步一步实行，我也开始赞同这一做法。

三个月前，我自测呈阳性，不知道从哪儿被感染的，接着我就立刻自我居家隔离。出现的主要是鼻塞、喉咙痛等一些感冒症状，当时我就服用了一些普通的感冒药和止咳药，五天就转阴了。隔离期间，我也正常工作，给学生们上网课，只是工作量有所减少，因为要尽量多休息。我的学生听到我检测呈阳性，想要来医院探望我。我开玩笑说，这间医院的名字还没取好呢。

新加坡政府在每家每户邮箱里投递的快速检测盒。 受访者供图

李显龙在一次演说时，把心态的转变视为“与冠病共存”的最大挑战。事实上，正如新加坡采取的渐进式防疫策略，民众心态的转变也是渐进的。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病毒，但不能盲目地害怕它，被它吓坏，这种心态的改变是非常重要的。当新冠病毒对我们有威胁的时候，我们要慎之又慎。当这种威胁减少的时候，我们尽量在科学指导之下来参与生活、工作这些正常活动，这一点很重要，新加坡也做得很好。

当然，每一个个体的公民，理解力不一样，我们当地也始终存在着两种理念。有的人认为要严格一点，有的人认为要松一点。但总体上，百姓和学界、知识界都是比较理性的，认同和赞成“与新冠共存”的居多。

今年3月24日，李显龙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新加坡大幅放宽一系列疫情管理措施，正式进入“与新冠共存”的新阶段，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比如，自此以后，我们进入购物商场和超市等公共场合，无需使用“合力追踪”，也不必扫码了。但政府告诉我们尽量不要丢弃，以便在新冠病毒变种毒株再次出现时可迅速重启。

今年8月29日开始，新加坡正式取消在室内戴口罩的规定，我观察发现，现在去购物商场的人群中，只有20%左右的人继续佩戴口罩。在户外场合，几乎没有人佩戴口罩。

不过，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如地铁、轻轨和公共巴士，以及在室内的公交设施如巴士转换站内的上下车处和地铁月台时，必须戴口罩，这是强制性的，但大家都可以理解，毕竟有很多老人、孩童需要搭乘上学、看病，我们要多考虑重点保护对象。

现在，所有入境旅客即使没有完成疫苗接种，只要在行前两天内取得核酸阴性证明，抵境后不再执行七天居家隔离，可以说通行毫无障碍。

新加坡之所以采取这种“与病毒共存”的方式，是需要在国民健康和经济发展间取得平衡，这是最重要的考量。新加坡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国家，需要全世界的流动和资源投入，如外国员工就占据新加坡整个劳动力的三分之一。长期的边境管控非但不会成功，且代价很高。

现在回顾来看，新加坡的尝试基本成功了，各领域都在复苏，目前整体经济大致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不过，新加坡的旅游业还未完全恢复元气，新加坡航空公司的运力只恢复到疫情前的70%左右，需要更多时间重振旗鼓。

此外，疫情发生以来，让我感触很深的一点是，我作为一个学者，曾给新加坡卫生部部长等官员发送电子邮件，提出一些有关新冠疫情防护的政策建议，他们收到后很快就回复我。即便不采取我的建议，也会告诉我背后的原因。我觉得这种愿意和民众沟通政策的方式，能够鼓舞和引导大家一同参与进来，进行科学防疫并不断完善。

顾清扬简介

从事大学教育工作40年，1982年至1994年曾任教于华中科技大学等国内高校，1994年起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全职任教28年，其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经济、中国与全球经济关系、公共政策与政府战略、基础设施建设和全球化。他目前是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中国高级管理培训项目学术主任。

除了担任国际英文学术期刊《基础设施、政策与发展》的主编外，顾清扬也是“新加坡通商中国奖”的评委、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研究委员会委员，以及亚洲科技为可持续发展服务联盟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