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对毒品为何“零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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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央视新闻报道，今年4月，新加坡对一马来西亚籍毒贩执行死刑。10月10日，英国亿万富豪理查德·布兰森针对此事发文，指责新加坡政府“滥用酷刑”。对此，新加坡内政部批评称：“我们不相信一个曾在19世纪发动战争迫使中国人接受鸦片的国家，有任何道德资格在毒品问题上教训亚洲人”。此举引发众多网友关注并评论：新加坡政府怼得漂亮！

新加坡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来源/联合早报

实际上，新加坡自建国后一直采取积极的措施严厉打击毒品犯罪。若是在新加坡贩卖、制造、出入境毒品达到一定数量，会被判处绞刑。在新加坡的入境卡上，也赫然写有一行红字“警告：依照新加坡法律，携带毒品者将被判处死刑”，即便只是携带毒品也会遭到死刑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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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入境卡。来源/作者供图

为什么新加坡政府在处理毒品问题上与西方社会有如此大的分歧？新加坡政府对待毒品“零容忍”的态度有何历史渊源？

倾销鸦片的跳板：英属殖民地往事

想弄明白这一问题，我们还得从新加坡那段英属殖民地往事说起。

在今天繁华的新加坡中央商业区中，矗立着一尊白色的人像石雕。雕塑刻画的欧洲人，名为托马斯·斯坦福·莱佛士（Sir Thomas Stamford Bingley Raffles）。

漫步在新加坡街头，你会发现这座城市中有太多与莱佛士（Raffles）相关的建筑，莱佛士医院、莱佛士酒店、莱佛士坊、莱佛士学校……从那么多“莱佛士”建筑中，我们大概已经能够感知到此人与新加坡的渊源之深。

莱佛士酒店。摄/云川

这位名为“莱佛士”的英国人正是将新加坡变为英国殖民地的推动者，同时也是开启新加坡近代历史的重要人物。

莱佛士自幼在英国伦敦长大，曾任东印度公司总办事处的职员。他所生长的时代恰好是英国海外霸权极具扩张的时代。工业革命后，英国一跃而起成为世界工业强国。但英国本国的市场却无法匹配如此巨大的工业规模。因此，19世纪时，英国急需开辟国外市场。在获得南亚次大陆的控制权后，英国将下一个目标定为东南亚。

1805年，东印度公司计划将东南亚的槟榔屿改为一个管区，并为此配备管理人才。带着这一任务，24岁的莱佛士踏上了前往东南亚的行船，在船上他自学了马来文，了解到不少马来习俗。来到槟榔后，莱佛士担任助理秘书一职。1811年时，莱福士任爪哇岛副总督。随着殖民势力的拓展，当地总督进一步认识到马六甲海峡自由通行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若是能够在马六甲海峡以东建立商站，便可以控制住海峡的南端。

不过，当时新加坡正处于柔佛王国的统治下。实际管理者为廖内柔佛王国的天猛公（地方官）。1819年，莱佛士前往新加坡海峡，测量附近水域与岛屿情况后，于当年登陆新加坡岛。现在的新加坡，城中还保留有莱佛士登陆遗址这一景点。为了获得新加坡这一港口，莱佛士采取分步策略，以签订条约的方式同柔佛苏丹、天猛公进行谈判。几次谈判之后，英国从最初商定的建立商馆，演变为完全控制新加坡。1824年，继槟城、马六甲后，新加坡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

新加坡变为英属殖民地后，与槟城、马六甲两地共同组成海峡殖民地。海峡殖民地的首府设置在槟榔。自此，英国政府牢牢控制住了马六甲海峡。在莱佛士等人的建设下，新加坡很快就从名不见经传的落后农村转变为繁荣的自由大港。倚靠新加坡这一港口，英国人对远东的控制力进一步加强。他们以新加坡为跳板，向中国倾销鸦片，延伸力量。鸦片战争前夕，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运送鸦片的船只多以新加坡为停歇站，并在这里补充水与粮食。

英国殖民地示意图。底图/天地图

在当时的英国人眼里，鸦片贸易即意味着神话般的收入与财富。巨大利益已经蒙蔽了这些英国商人的良知。据统计，1919-1939年间，因鸦片贸易，中国流失的白银可以达到一亿两以上。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无数身心饱受摧残的普通百姓。

深受其害：与餐馆数量等同的鸦片馆

对新加坡来说，它也并不只是英国向中国倾销鸦片的跳板。当时，印度将20%的鸦片送往新加坡，这些鸦片一部分送往中国销售，另一部分则留在新加坡、槟城、马六甲等地在市场公开销售。因此，新加坡本地华人群体也深受鸦片侵害。

莱佛士登陆新加坡后，曾希望将新加坡建设为一个“文明”的城市。他规划城市建设，发展振兴教育，但是这些计划很快遭到挫败。下一任管理者威廉·法夸尔（William Farquhar）接管新加坡后开始售卖赌博、酒水和妓院专营权，并从中谋取利润。同时，法夸尔放任鸦片在新加坡国土上蔓延。英国人甚至还在新加坡本土开办鸦片加工厂，将鸦片加工后销往中国等地。

鸦片贸易的收入成为英国殖民地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英国殖民政府高官维多·巴素曾在《马来亚华侨史》中说：“正如啤酒与酒为英国轻易收入的来源……鸦片在海峡殖民地亦没有例外。在这个殖民地，约有一半收入是取之于鸦片。”

与之相伴而生的，是新加坡畸形繁荣的鸦片业。新加坡鸦片业能有多“繁荣”？

专家打比方说，19世纪中叶新加坡的鸦片馆数量能与餐馆数量旗鼓相当。1819年开埠时，新加坡全岛只有大约150个居民（30个华人）。开埠之后，移民数量才逐渐增多。1850年时，新加坡华人数量增至三万人，占总人口的50%。相关数据显示，1848年，新加坡有三分之一的成年华人吸食鸦片。

而这些吸食鸦片的人大多是被英国殖民者采用不正当手段招募来的华人苦力。他们还有个非常难听的称呼——“猪仔”。电影《黄飞鸿之英雄有梦》中曾演绎出这些华工的悲惨境遇。这些漂洋过海来到南洋的华人本就家境贫寒，他们连船票都是由经纪人代办，在抵达南洋时已经赊欠下诸多钱款。但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的生活更为艰苦。市场上流通的鸦片进一步榨干了他们所剩无几的金钱和全部的体力。

电影中，关押待运“猪仔”的麻风病院。来源/电影《黄飞鸿之英雄有梦》截图

新加坡市场上售卖的鸦片价格并不便宜。当时，新加坡使用的重量单位是新加坡两（tahil，约等于0.0752 斤）。1862年以前，新加坡的鸦片零售价是每新加坡两1西班牙元，1864年，涨到每新加坡两2西班牙元。初步计算，华工每人每年差不多吸食3斤，花费40西班牙元。而他们的月收入只有3-4西班牙元，全年收入加起来也不超过40西班牙元。也就是说，华工的收入大部分进入鸦片销售者的口袋。鸦片卷走了华工们强健的体魄、低廉的劳动报酬，也卷走了他们的精神意志。

鸦片还为新加坡社会带来了许多不稳定因素。当时，新加坡的鸦片贸易主要以包税制方式进行。所谓“包税制”，就是包税商给政府一笔租金后，可以在特定时期拥有分销和贩卖鸦片的专权。利润收益的争夺促使包税商互相之间充满敌视，甚至不惜大打出手。一些秘密会党、政府公职人员也加入到鸦片贸易中。

肮脏的鸦片贸易在印度、中国、海峡殖民地等地泛滥，严重损害了当地民众的身心健康。19世纪末，新加坡社会中反鸦片的呼声此起彼伏。国际社会也对英国贩卖鸦片的做法进行批评。如美国人就批评英国政府：“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利益上，而不为殖民地人民的福利承担任何责任。”迫于舆论压力，英国政府对鸦片贸易进一步反思。20世纪初，英国召开议会，谴责鸦片贸易“在道德上站不住脚”。

此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参与反鸦片斗争。就南洋而言，主要有新加坡的林文庆与槟榔屿的伍连德，二人展开了一系列反对鸦片的行动。林文庆祖籍福建龙海，在新加坡出生，主业是一名医生。1893年回到新加坡后，看到华人吸食鸦片的场景，十分痛心，他创立了“反鸦片社团”，并公开发表演说反对华人吸食鸦片：

“任何文明国家的政府都会把遏制恶行与罪恶当成是其职责所在……我们希望唤起殖民政府正视抽大烟所带来的灾害，及其从此种奢侈品得来的税收以及在道义上对贫苦无助的鸦片烟受害者所应尽的责任。”

林文庆（左）和伍连德（右）。来源/维基百科

20世纪初，英国殖民地政府对海峡殖民地的鸦片种植与贸易进行管控。1909年2月，第一次国际禁毒会议在上海召开。1912年，多国又共同签订《海牙禁止鸦片公约》。但由于一战爆发，这一公约并未真正落实。一战结束，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下，英国政府才开始直面鸦片问题，全面控制鸦片的批发与销售。新加坡禁止鸦片的过程充满不易，中间还因日本人入侵而被迫中止。直到1943年，英国官方才决定宣布在海峡殖民地全面禁止鸦片。自此，鸦片才彻底退出新加坡社会。东南亚史研究者认为，新加坡殖民地史实质上就是一部鸦片史。

1930年新加坡拒毒会章程。来源/nus图书馆

“零容忍”与严刑峻法

1965年，新加坡共和国建国。20世纪60年代，新的毒品“卷土重来”，这些毒品从西欧传入新加坡，给新加坡社会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在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看来，西方部分国家有一些东西是完全不能为亚洲人所接受的，如枪械、毒品泛滥、暴力犯罪活动等等。

面对国内吸毒人数逐年上升的态势，新加坡政府采取了严厉禁毒措施加以应对。1971年，新加坡成立中央肃毒局。1973年，新加坡制定了《滥用毒品法令》，对吸毒、贩毒等行为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

在新加坡吸毒者及毒品拥有者将被判处最多10年监禁或两万新元罚款；

携带鸦片800-1200克、海洛因10-15克、大麻330-500克、吗啡和可卡因20-30克、大麻脂130-200克，将被认定为非法交易，并将被判20至30年监禁和 15 次鞭刑；

贩卖、制造、出入境15克以上海洛因、30克以上吗啡和可卡因、500克以上大麻、200克以上大麻脂或1200克以上鸦片者若被定罪，将被判处绞刑……

法律之严格甚至超过周边国家。鞭刑、绞刑，这些刑罚虽然古老，却有极强的威慑力，也体现出新加坡政府禁毒的决心。

新加坡监狱（模型）。摄/云川

除了出台法律抵制毒品外，新加坡还多管齐下治理毒品问题。比如与民间志愿团体和协会合作，向大众开展了大量的禁毒宣传教育工作；与教育部联合，在中学课堂中开设毒品预防教育课程；与周边国家联合开展禁毒合作等等。这些措施共同构筑了新加坡社会的无毒环境。

今天的新加坡河周边夜景。摄/云川

回到本文开头，马来西亚籍公民达玛林根因涉嫌走私毒品到新加坡被捕，最终被判死刑。这期间，马来西亚政府为其求情，达玛林根方面也以智力障碍等理由进行辩护，但新加坡政府还是于今年4月对其执行死刑。

其实，这是新加坡政府一以贯之的做法。2015年5月时，曾有一名马来西亚人与一名新加坡人在被判贩毒罪。今年8月，两人均在樟宜监狱被施以绞刑。

远离毒品，义不容辞。这一次，新加坡的做法再次向国际社会亮明其对毒品“零容忍”的态度。

参考文献：

1、韩山元：《鸦片战争与新加坡》，《联合早报》1997年６月2４日。

2、郭峰、魏炜：《英属时期新加坡的鸦片政策探析》，《东南亚南亚研究》2018年第1期。

3、王锐园：《新加坡禁毒工作的有益经验》，《公安教育》2015年。

4、李克：《一生家国 李光耀传奇》，台海出版社，2016年。

5、梁由之：《新加坡政府怼得漂亮！》，环球时报2022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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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云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