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和他的新加坡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共和国成立 图为1972年9月3日，李光耀在新加坡唐人街向大选的支持者致意 李光耀先生在生前大概也能想到，他去世后会有舆论浪潮大举扑来，但无非就是褒扬、恶评、持中之论、就事论事之论这几类。

晚年，李光耀已从儿孙辈那里了解到社交媒体的威力，以至于感叹儒家价值观过时了。在信息时代，父亲、爷爷必须向儿孙辈学习，听取他们对新事物的看法。他也知道，对社交媒体的控制，远不如他执政时对新加坡报章的控制那么方便，因此在社交媒体中大家谈论起他时，想必会更加直诉胸臆。

但他已不必在乎这些，因为从从政之初起，他的所做所言就充满争议。不过就以下事实而言，应该争议不多：

首先，他是最晚辞世的二战后亚洲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是亚洲现代史中的传奇人物之一。在他和他的同事的领导下，新加坡从英国的殖民地成为了自治邦，在加入马来西亚又被逐出之后，新加坡共和国于1965年正式成立。李光耀被普遍认为是新加坡的国父，尽管与他交恶的一批早年激进派战友并不这么看。

他是新加坡经济奇迹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也是新加坡政治模式的主要创立者和主要诠释者。

无论从东方风范还是西方风范来看，他都是一位好丈夫。他和妻子、剑桥才女柯玉芝之间的伉俪情深已成佳话。在自己的家庭内，他也是一位严厉的父亲。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在某种程度上是李光耀的一件重要“作品”，本来在剑桥大学攻读数学专业的李显龙是奔著当世界一流数学家去的，但在李光耀的教诲和引导下，李显龙决定放弃数学从政。

意志坚定也好，冥顽不灵也好，总之李光耀是根据自己的人生信条强硬地度过了他的政治人生。他不相信人性本善，他相信马基雅维利主义，他相信只有“管用”的东西才是好东西。

“新加坡模式”中的李光耀印记

把一个国家打造成为一个具有强烈的个人印记的国家，把民众的生活细节都用一些“完美尺度”规范起来，能做到这种程度的国家领导人历史和现实中还是有一些的，但其中多半是被一边倒的恶评和嘲讽所包围的负面案例。

李光耀的个案有所不同，他在新加坡留下的强烈个人印记与好大喜功无关、与脑残治国无关，他有缜密的理性计算，有科学主义加传统伦理作为合法性依据，有他对新加坡这个国家的忠诚和责任感。

李光耀的政治信念，就是要把新加坡打造成为一个安全、团结、富裕、有序的社会，这大概就是他希望新加坡人拥有的核心价值观。他的继任者吴作栋提出还要把新加坡打造成为一个优雅社会，这个提法李光耀也是支持的，因为他本人被英国人视为绅士。不过他喜欢的还是那种一丝不苟、一丝不乱的优雅。

他领导下的新加坡无疑有很多成功之处。新加坡在1970年代末成为亚洲“四小龙”，目前已是世界上最富有和最有经济活力的国家之一，国际评估机构也屡屡把新加坡评为“最佳商业城市”，对新加坡的经济自由度给予肯定。

新加坡的经济成功自然引起了对其成功因素的探究，新加坡贸工部就曾经总结出一整套新加坡过去“成功、恰当的”战略，包括：一、好政府；二、大举投资于基础设施；三、大力发展教育与职业培训；四、把自由市场机制和私营企业视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五、灵活可变的具体政策；六、强迫储蓄带来的高储蓄率；七、欢迎跨国公司。

在上述“成功战略”中，明显具有东方特色或“亚洲价值观”特色的只有第一条中的“好政府”（强大、威严但廉洁的政府），其他大多是从西方经济学中搬来的。可以说新加坡的成功战略就是威权政府加自由市场，是一种“共同体资本主义”，或者说是一种“非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东方式的资本主义”。

新加坡模式是以“效率”和“实用”来作为衡量标准的。新加坡并不排斥西方的市场、制度、语言、资金和技术，因为这些都是“有用”的。但有一条，只有“好政府”才能让这些东西真正有用。李光耀曾明确提出：“好政府”比民主人权更重要。

“好政府”自然要由“好人”来领导。如果说“好政府”强调的是政府的优良素质，那么“好人政府”则直接强调政府必须由既贤且能的“好人”来治理。在儒家文化话语系统中，它还可以叫作“君子政府”、“贤王政府”。这个“好人”统治者既是谦谦君子，又是铁腕人物，是既“贤”且“王”，“内圣外王”。这便是“儒式政治”，它有两大特点：一是“君子施仁政”；二是“什么都要管”，管是因为关心你，怕你学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管出来的好秩序。

当然，新加坡的威权体制主要是通过领袖人物和统治集团成员的个人品格与能力来获得权力的合法性，是以“威”立“权”，而不是以“权”立“威”。为了管好新加坡的官员，李光耀想尽办法，包括严刑峻法、包括高薪养廉，但他并不认为自由言论、政党竞争对培养出一个廉能政府、“君子政府”有太大的帮助，它们的消极作用大于它们的积极作用。

“君子”之上便是“贤王”，按儒家的说法，这位“贤王”“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李光耀在新加坡的地位如同一位“贤王”，他威严、廉洁、勤奋、好学博识；为了和不同语文的群众打交道，他刻苦学习马来语、淡米尔语和多种华语方言；他是新加坡发展的设计师，亦试图充当“新加坡人”的设计师，可以说事无巨细都要管。

李光耀认为他与新加坡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他不曾说过“我是新加坡人民的儿子”这样的话（也许他更乐意把自己看作是新加坡人的“严父”），但他曾经对新加坡选民说过，无论谁来统治新加坡，他要么全力以赴，要么干脆放弃。他说：“新加坡是你们的生命所系，也是我的生命所系，我用了毕生精力来建设它，只要我还执政，任何人休想破坏它。”

除了力图建设“好人政府”，李光耀也非常关注新加坡公民的工作能力和价值观念，因为新加坡唯一的资源优势是人。李光耀一直鼓励人民做“好公民”，即献身国家，勤奋，苦干，不要无事生非、空谈政治和权利。他把新加坡人只分为两种：“努力工作者”和“懒惰者”。

因此，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新加坡官方自认为的“新加坡模式”就是“好政府”+“好公民”+“好政策（灵活的、“管用”的政策）”。

为了国家能够生存下来并走向富裕，李光耀希望新加坡人民成为工作狂，他本人就是一个工作狂，没有浪漫的爱好，只保留极少量理性的“对工作有益的”业余爱好。李光耀对自己孩子的教育也是走这种路线，他曾说自己的两子一女（李显龙、李显扬、李玮玲）的学业成绩很相似：“科学和数学成绩优异，华文中等，画画、歌唱、音乐和手工都不好。”李光耀的子女们继承了父亲的不苟言笑，也像父亲一样经历了新加坡典型的精英教育模式：在新加坡读最好的中学，然后到西方学习除“画画、歌唱、音乐和手工”之外的经世致用学科。

李光耀把他的个人修养哲学与“育儿”思路也贯彻到他对新加坡人民的要求上和对新加坡的“精神文明建设”上。有中国领导曾说要学习新加坡的“社会秩序”，因为“他们管得严”。而新加坡的“精神文明”也主要就是体现在“管得严”，以至于社会环境整齐有序但单调沉闷，以至于西方人创造了一个新词“Singaboring”，它由“新加坡（Singapore）”和“烦闷的、无聊的（boring）”组合而成。

新加坡还以严刑峻法规范国民的几乎所有行为，从垃圾的置放，到泊车的位置，到商店招牌的挂法，到房屋每5年的粉刷，到水泥墙上的爬藤，一点一滴的生活细节都有规则，所有的植物和鸟类，都是按照政府的训令栽种或栖居在规定地点的。新加坡公共场合的整齐有序主要靠一系列的罚款规定来维护，新加坡被外人称为“A Fine Society”，它有两重含义，即：是一个好（Fine）社会，也是一个充满罚款（Fine）的社会。当然，能把受刑者屁股打得血肉模糊的鞭刑，也是一个从前现代穿越而来的威慑力量，让所有酒后想在公共草坪上撒尿的人在拉开拉链时会突然不寒而栗。

这个社会是由李光耀一手打造的，并且有着鲜明的李光耀个人印记，因为李光耀真诚地、热诚地希望新加坡公民的个性和观念最好都能和他一样。

“亚细亚形态”下李光耀的选择

《新不列颠百科全书》指出亚洲传统社会具有以下共性：社会动员程度低，强调集体主义，血缘关系比政府更为重要，是一个“内向性”社会。马克思在分析“亚细亚社会”时也谈到它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个人对社会不是独立的。

在这种“社会先于个人”或“个人对社会不是独立的”的社会形态下，其政治特色是什么？克拉克·内尔教授认为有以下几方面：恩庇─侍从关系下的社群主义；人格主义，即统治者权力的合法性主要来自其贤明正直；尊重权威；一党独大；国家相对于社会更为强势。

在亚洲传统的乡村社会，权威实际上是建立在家庭、家族关系的基础上的，乡民最常见的权威，便是家长和族长（或酋长）。在东南亚的马来乡村，一个地域性的族群往往是由一个或多个血亲集团主要靠互相通婚而形成，族群的最高权力由酋长掌握，但酋长本人也必须符合一些特定资格，除拥有能力外，他还必须道德高尚，对集体事务非常负责。显然，整个族群、社会的命运都系于统治者是否贤明，但在子民无权监督统治者的体制下能否有一个贤明的统治者，这就要靠神或“天道循环”来安排了。

尽管新加坡早已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并进而成为发达国家，但其国民的传统文化仍具有上述“亚细亚社会”特征，这是李光耀提倡威权政府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现实基础。

这位“新加坡之父”论证说，传统社会华人害怕卷入政治，习惯于生活在单一的权威之下，只求立业、齐家、安享天伦之乐而已。新加坡也有许多马来裔国民，李光耀认为，“无论马来人还是华人都没有数人头（即投票）的习惯，他们习惯于听从长者的意见，……我认为这种现象要持续一段时间”。

李光耀还认为，一人一票制度在欠发达地区和欠教育地区有严重弊端。他说，在多数人是半文盲的地区，人们对胡萝卜的反应比对大棒的反应更为强烈，因此政治家在选举期间自然不会用大棒来赢取选票，这就导致谁出价高谁就当选；当一个清醒的政治家要求以较低报酬努力工作时，一人一票制度便要出来反对，而少工作却得高报酬带来的必然是破产。李光耀政府反对滥发福利，甚至认为福利过滥是英国经济衰退的原因之一；虽然新加坡人的福利已具有一定水准，但许多项福利都是从个人的国家强迫储蓄──公积金中定时取出的，等于没有完全免费，每个人还得努力工作才能享受得起这份福利。

李光耀关于一人一票水土不服的观点是针对一个“半文盲社会”说的，但新加坡自建国起教育就已逐渐普及，现在也不是“欠发达”地区，那么他的观点是不是要修改？当然我们也看到即便是像法国、希腊、意大利这样的教育发达国家，选民们还是更喜欢承诺高福利的候选人。那么这究竟是教育程度问题还是基本人性问题？

与同样采取威权体制的苏哈托统治下的印尼相比，新加坡的经验显示了它的价值。在苏哈托时期，印尼权钱交易严重、朋党横行、收入严重不均，新加坡通过威权政府鼓励私人资本，印尼则通过威权政府庇护官僚资本和总统子女把持的垄断企业。现已停刊的《远东经济评论》曾评论说：印尼的排华骚乱含有“阶级冲突”的意味，印尼学者也承认，暴乱指向华人，是因为在华人身上看到了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以及印尼的政治体制问题，这表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脱节了”。

威权统治在新加坡和印尼有着不同的表现和成效，新加坡的成功之处可能正是在于“政府与社会的紧密结合”（尽管是一种父子型的结合），政府的普遍惠民政策使得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比较融洽，公众因此也就大致默认了政府的威权统治。李光耀否认新加坡政府实行的是极权统治，他认为在华人的传统中，统治者必须贤明，但他们是世袭的，而“每5年我都必须面对一次选民”。

李光耀的政治─社会理念被新加坡官媒和西方媒体表述为是一种“亚洲价值观”，但他本人极少使用这一概念。新加坡的“亚洲价值观”是一套具有“亚细亚社会”底蕴的官方政治─社会理念，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国家与社会先于个人，强调个人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坚持集体主义的人际伦理；

（二）强有力的施行仁政的“好政府”，这是政府对人民安分守己、尊重权威的回报；

（三）维持有秩序的社会，有了秩序才有效率和安定的生活；

（四）家庭是整个社会的基础，也是人们工作的动力和目标；

（五）崇尚和谐与协商，没有非黑即白的强烈对抗意识，重视通过协商取得共识。

以上理念很难说是李光耀为首的新加坡统治层的异想天开、自作主张，这些理念确实深深植根于新加坡所处的亚洲社会的传统，它们和新加坡多数国民的价值观也是比较匹配的。

也要看到，李光耀和新加坡领导层并没有把“亚洲价值观”作为惟一的治国哲学，西方的法治精神、市场经济理念、欧洲的社会主义理念在李光耀执政时代都有体现。

“亚洲价值观”这套话语是在与西方的价值观论战过程中才放大到众所周知，是在特定场合下的一套东西方对话用语，甚至也可以认为，对话的另一方——西方社会也参与了“亚洲价值观”话语的建构，这套话语是它们在批判、怀疑某种非西方发展模式时所树立的一个靶子。

与其说李光耀领导的新加坡是以“亚洲价值观”来治国，不如说是以一套东西文明交融的、以实用主义为指导的杂交型理念来治国。

新加坡与西方关于价值观和治国理念的辩论早在1970年代就已开始。当时新加坡遭到西方民权派和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指责，他们认为新加坡领导人的经济战略是“亲资本主义的和讨好跨国公司的”，对工人的工资则实行严厉的控制，并且认为新加坡的精英统治违背了民主社会主义理想（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是社会党国际的成员）；而更不能为批评者所接受的是在新加坡的《内部安全法令》下，当局不经法院审判就可以对公民实行长期关押。

1976年，在英国工党和荷兰工党的鼓动下，社会党国际革除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成员资格。人民行动党的反应也很强硬，为了解释其意识形态立场，人民行动党出版了《管用的社会主义：新加坡道路》一书，重申了它独立的、实用主义的治国理念。

当时李光耀、人民行动党与西方辩论的焦点是“何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欧洲人的发明，但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虽然也自称信奉社会主义，但颇有自己的主见。1977年李光耀在接受外国记者访问时说他赞成那些老式社会主义者，他们是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严格分开的，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前提是人人机会平等而无论其出身如何，这就是老式的社会主义；而现代欧洲的社会主义的主调却是多党制、高福利、人权至上。

在冷战结束后的上世纪90年代，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与西方社会就“亚洲价值观”展开交锋的最激烈的年代，“亚洲价值观”成为国际热词。这种情况到了马来西亚1998年发生反体制的“烈火莫熄”运动和印尼发生苏哈托下台事件之后才有所降温。

“亚洲价值观”指导下的高压严苛治国模式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随着东亚社会的转型它受到许多质疑和挑战。

在上世纪90年代，有论者感叹威权体制下新加坡人的生活乐趣似乎也只剩下了购物，遇上高兴的事用购物来庆祝，遇上郁闷的事用购物来排谴。当时我说“说不定哪天我们也这样”。

旅居新加坡的西方人士对新加坡怀有这样的矛盾心理：“让孩子在这里成长，我会感到放心，但作为成年人要长年生活在这里，我承认有点犹豫。”

李光耀按他心目中的“完美社会”蓝图来打造新加坡并希望新加坡人接受和感恩，但新加坡近三十年来的国会选举中，反对党都能获得约1/3或1/4的选票，说明有相当一部分新加坡人对此并不接受和感恩。

当然笔者从新加坡人那里也听到了一种解释，那就是新加坡人投票给反对党是为了警告执政党不要太骄傲从而怠慢了对人民的服务，新加坡人并不希望换反对党来执政，因为前景可能更加不好。那么难道新加坡人连试一试的想法都没有吗？新加坡人笑答不可能有，因为新加坡人有“怕输”的文化。这也许不一定是真实的答案，新加坡人也许不是害怕反对党上台国家会输，而是真的从未设想过反对党有可能上台执政，那么输不输都是额外的问题了。

李光耀似乎布置下了一个人民行动党的铁桶江山。但外界仍然会问：新加坡今后仍将长期是人民行动党执政、将长期奉行李光耀的政治理念吗？

李光耀之后的新加坡

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在为威权体制辩护时还谈到一个理由，就是新加坡在自治、建国之初曾经经历了动荡的内部和周边环境，新加坡随时可能发生内乱、被吞并，存在重大的国家生存危机和安全隐患，这种风险在新加坡经济腾飞之后依然存在，新加坡“不是建在石块上的坚实堡垒，而是美丽但脆弱的玻璃屋”，因此要“小心照顾它”，不能争吵不休导致“家无宁日”，这种争执将摧毁“我们美丽但脆弱的家园”。

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还备有一套论辩逻辑，那就是文化决定论。1994年李光耀与《外交事务》主编对话时提出“文化就是命运”的观点，换言之，就是文化是存在本质差异的，不同的文化之下政治体制也可以是不同的。如前所述，李光耀的治国理念（或“亚洲价值观”）是“亚细亚社会”形态下的产物，不过这个判断是面向过去而言的，但面向未来时也许并不一定如此。

同样是东亚有代表性的政治家，韩国的金大中对李光耀的“文化决定论”进行了质疑。金大中在《文化是命运吗？》一文中批评以李光耀。金大中说：“我也相信文化的重要性，但我不相信它能够决定一个社会的命运，也不相信它是不可改变的。”

长期观察、研究非西方国家政治的美国学者亨廷顿曾说过，李光耀治理新加坡是“在沙滩上作画”，将会“人亡政息”。而美国《新闻周刊》1996年的一篇文章发问说：李光耀这位“亚洲价值观”的年迈战士如果离世，他的继承人能否照旧行事？

2015年3月，李光耀这位现代亚洲的传奇人物真的走了，《新闻周刊》的这个问题成了许多媒体纷纷提出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在李光耀生前，在吴作栋和李显龙时代，新加坡已经在缓慢改变；但是在李光耀身后，新加坡的改变仍然将是缓慢的。固然是李光耀选择了威权体制作为他的治国纲领，但新加坡人不是也选择了李光耀吗？

说李光耀是在“沙滩上作画”的亨廷顿已在2008年去世，无法活得更长一点来见证他关于李光耀“人亡政息”的预言。假设亨廷顿足够长寿，关于新加坡他将会看到什么？无疑，新加坡政治不会因为李光耀的去世或李显龙的退休而突然有什么改变，但新加坡无疑也一直在改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