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例背后的“金字塔”

1个中心14个项目点 2 5 1 名 社 工 7000余名志愿者

如果用这个金字塔结构

来观察成都的社区防疫样本

便不难理解

作为服务人口超过2100万的特大城市

成都如何能在疫情防控中

交出这样一张高分答卷——

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66例、全市感染率仅十万分之一、全国千万人口以上城市中感染率最低的城市之一

是一个49万人组成的“金字塔”

爱有戏一线社工协助小区为居民测体温 图片来源：爱有戏

成都爱有戏社区文化发展中心“出道”11年了。这次疫情期间的“走红”，似乎也是水到渠成。

前不久，这家来自成都的社会组织，作为中国社会组织代表在“社区应对新冠肺炎国际联盟”（IACCR）中，向21个国家和地区的社区工作者分享了疫情防控经验。疫情期间，爱有戏在成都14个区（市）县设立项目点，旗下251名社会工作者组织了7000余名志愿者参与社区防疫工作。

这个“触角”广泛的社会组织，匿身于“红星路35号”文创产业园内，办公区不过百余平米。“这里能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绝大多数社工的日常工作都在各个社区。”中心主任刘飞说。

3年迎一“考”

这个“首创”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2020年1月23日，大年二十九，成都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会议做出对全市4370个城乡社区进行全覆盖入户走访排查的部署。大年初一，爱有戏的社工们就整合进各社区，协助社区“两委”开展入户排查。

爱有戏社工配合社区进行入户排查 图片来源：爱有戏

这个时间点，被认为是和疫情赛跑的关键。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社会政策中心顾问杨团曾在探讨很多大城市为何早期社区防疫效果不理想时，以成都为正面案例说：“我发现，凡是扎根社区的社会组织，疫情面前就特别主动，立刻能跟社区连接。”

作为亲历者，刘飞对此看法更为深入：“有的城市，社会组织和社区是两张皮，没有渠道进去。成都这么多年社区发展治理的底子厚重，危机发生时，社会组织的参与是自然而然的。”刘飞以爱有戏为例，其日常便参与社区网格工作，对居民了解，在社区也培养了一大批志愿者。通过日常开展运动会、美食汇、音乐节，更是早就与当地社区紧密结合。疫情发生后，社区呼唤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召集志愿者和居民，一条自下而上的“线”从个体汇聚到社区，人自然而然就动员起来了。

成华区保和街办财务人员彭放的手部特写

疫情发生后，成都市、区县、街镇、社区四级党组织联动，混岗编组第一时间到社区报到，充实基层力量。通常只有四五位工作人员的社区，在疫情高峰期达到六七十人的水平。

以锦江区成龙路街道粮丰社区为例。这里紧邻交通枢纽成都东站，辖区内共有101个楼栋、131个单元，人口接近6万人。为了完成全覆盖入户排查，区级和街道机关工作人员混岗，与社区共同行动，共分成30个小组，每组两人，终于拿下了入户排查工作。

双线并举，到应对节后复工返程高峰和海外疫情输入风险时，成都已对全市4370个城乡社区、6.37万个小区（院落）完成了三轮全覆盖排查。这不仅掌握了疫情防控的主动权，更为后续城市复工复产复市提供了信心保证。

2月2日，大年初九，成都在全国城市中率先复工，为经济社会快速复苏赢得先机。其成效显而易见：在各大城市一季度经济发展数据中，成都排名上升至全国第六，创下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高。

有力、有序，成都的疫情防控得到各方肯定。但深究起来，基层为何能闻令而动？社区动员如何做到广泛精准？这些才是成都“作业”的关键之处。

要回答这些问题

必须将时间拉回到2017年

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召开2个月后

成都在全国首创设立

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

开启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新路径

生活城市治理之道

如何精准找到“最后一公里”？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熟人社会”，它是中国人曾经熟悉的那个由血缘、地缘维系的社会网络。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大的城市空间里，传统意义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形成的基础正逐步瓦解。

现代社会就不存在人情味和归属感了吗？显然不是。走在中国城镇化之前几十年的新加坡，是一个多种族、多宗教、多文化交织在一起的多元复杂社会，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新加坡就坚持实施在政府主导下的居民自治的治理模式，实现了社会的有序和活力。

目光移回国内，在共同面临的城镇化“下半场”里，哪座城市能为中国率先探索出一条现代化城市的治理之道？

对成都而言，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不得不解的一道题——服务人口超2000万，既面临城市能级跃升的重大机遇，也面临社会矛盾升级的现实挑战。这道题如何做好、还要做得有成都特色？

历史学家王笛研究成都茶馆的百年历史，在他走访和查阅的资料中，不同身份、不同需求、不同阶层的人聚在开放的茶馆里，一杯茶、一天的龙门阵，参与城市的公共话题。在王笛看来，茶馆文化以其坚韧性和灵活性，构成城市现代化进程里不同于行政力量的一条隐线。

青羊区清源社区内，居民正纳凉品茶

时间流转，茶馆文化所代表的基层自治模式，在党建引领下重现于成都社区。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对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出了要求，具体到成都实践的城市工作，社区是基础，通过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小切口，可以探索特大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成都市委社治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社区治理从来都是动态的。”复旦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刘建军认为，如果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理，社区也会“衰老”，这个衰败的时限大多在10-15年。而社区治理的根本，正是以可持续的发展来治理，以此推动社区的成长和城市的进步。

可持续的发展，在天府锦城的打造上得到实践。

玉林社区

这样一来，不仅解决了摆摊占道，涂鸦还成为了玉林社区的标签。成都人记忆里最好玩的猛追湾也变得“年轻”了，老城拆迁时安置居民的一个老旧小区改造为长租公寓万科泊寓，在时尚青年群体中流行。锦江沿岸从德国酸奶、东南亚料理到网红鳝鱼面，已成为“小红书”上最热的街区。

锦江西岸的大川巷

有的社区成立了社区公司自我造血。黉门街社区在去年成立了自己的社区公司。体育健身、基本诊疗、困难家庭帮扶、规范停车……以往这些服务大多是政府买单，而社区公司不仅填补了社区服务空缺，还将盈利的20%投入社区公益基金反哺居民，用于支持扶贫帮困、助老助残等公益项目。

黉门街社区的书画室

既有经济活力也有人文传承，社区以多元的形式创造岗位、创造机会，把居民聚拢起来，形成超大城市里的微观共同体。

一个个灵动的社区里

我们看到的是

“独唱”与“合唱”

城市韧性的“解压阀”和“动力源”疫情之后，城市公共安全被提上前所未有的高度，

“建设韧性城市，需要进一步完善基层社区治理格局。”在南京城市发展战略研究院首席专家叶南客看来，通过基层组织、“下沉”干部和社区人员，不仅及时传达相关信息、获取民声民意和化解纠纷矛盾，打开“城市韧性”的“解压阀”，同时能充分调动群众自我调节、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增强城市韧性的“动力源”。

温江区柳城街道光华社区的工作人员许昌茂因连续多日抗疫太疲惫，在花台上睡着了。这一视频发在抖音上后，网友直呼心疼。

3年前成都破题之时，曾有媒体预测，一个正在建设的国家中心城市，在社区治理中面临的课题、挑战、困难，以及应对的方向、思路和实践，必将具有全局性的意义。

如今看来，当初的预测已成现实。郑州、昆明等城市也在成都之后，陆续设立了市委社治委。

天府新区华阳街道安公社区利用广场看台下方废弃空间建起公益图书馆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领头撰写的《中国的现代化》里曾言，“中国人在治理一个幅员辽阔而人口众多的社会方面，既无堪与平，更无出其右者。”这场席卷全球的疫情，再次印证了他的判断，许多曾被视为世界典范的城市在疫情面前层层失守，中国却得以在社区有效控制。

这也许是继新加坡之后，华人社会对世界城市治理贡献的又一个东方智慧。

当面临外部冲击时，城市间的经济韧性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拥有多样化产业结构的大城市往往表现出更强的韧性，产业结构越多样化的城市越能迅速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从而获得更长久和更坚实的经济韧性。

图据IC photo

不容忽视的是，社区也是支撑经济韧性的那根弹簧，长期为新经济落地提供了场景。“社区生鲜”将农产品直送到社区，实现了特殊时期“生鲜到家”的闭环，“自动驾驶漫游车”“MR智能眼镜”等新产品给公园城市带来了绿道上的新玩法，还有那些城市变得更智慧的云平台，让街巷的停车、办事、邻里交往都变得更轻松。

成都交子公园出现“室外智能健身房” 图据川报观察

黄伞巷的打造补充了兰桂坊的业态，已入驻25户特色商家，包括餐饮、手作、零食、美妆等

在公益与志愿服务工作的道路上坚持了19年，刘飞对成都在基层治理上的变化感受真切。一个直观的例子，是社区公共空间变得温馨、亲民多了——“以前桌椅板凳都像上班坐办公室，确实偏行政化，现在的社区哪家不像咖啡馆？居民都愿意去坐坐、去参与、去贡献。”

从刘飞的办公室望出去，红星路35号文创产业园里，三角梅和咖啡馆簇拥，成都老街巷特有的烟火气十足。

成都商报-成都发布记者｜张凌 钟茜妮

部分图据IC photo

成都发布编辑 | 孟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