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中国移民社团顺应时代需求 开通人脉扩展商务社会功能

随着中国新移民在新加坡逐步扎根和不断发展，以该群体为主流、不再只限于同乡联谊的新型社团随之出现。图为新移民在参加社区活动，与邻居街坊交流。（档案照）

作者：刘柳

新加坡以乡亲、宗亲为联系纽带的传统社团历史悠久，可追溯至百年，他们大多是为同乡同族提供互助、支持的社团组织。

新加坡与中国在1990年建交后，以技术专才和企业人士为主的新移民逐渐增多，这些人也有更多参与新加坡社会和商务活动的需求，新一代的社团组织随之陆续诞生，在组织架构和具体功能上，既有对传统社团的传承，也融合了新时代需求的特色。

成立于2016年底的新加坡江苏会是其中一例。会长周兆呈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介绍说，江苏会既承担同乡联谊的责任，也具有商务往来的平台作用，它同时是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与中华总商会成员，是综合性的新型社团。

江苏会人脉网络强化聚合效应

2016年底成立的江苏会承担同乡联谊的责任，也具有商务往来的平台作用，会长周兆呈（中）及成员力求以新方式推动国民融合。（档案照片）

和早前的同乡社团不同的是，江苏会在吸纳成员时，对地域的限制放得更宽，不仅招募原籍为中国江苏省的会员，只要和江苏有一定渊源的都可被纳入其中。周兆呈说，传统社团是建立在地缘关系上，新型社团超越了同乡联谊的作用，更多互动和商业作用，如果只定义它为“同乡会”或“商会”就显得比较狭隘，这也有助于江苏会形成一个更广的人脉网络，达到更强的聚合效应。

在这样的人才汇集基础上，江苏会成立后多次主办以教育、科技为主题的论坛活动，例如2018年的科创论坛，以及同年在南京举行的“中新人工智能高峰论坛”，并成立了由新加坡顶尖大学、科研院所以及科创领域企业组成的科创英才库，其成员包括新加坡科学院院士黄铭均教授，以及总统科技奖得主、原籍江苏的刘斌教授等。两地高端人才频繁互动交流为新加坡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活力，也带来新的机遇。

天府会热心公益关心弱势群体

新中建交后首个中国新移民社团“天府同乡会”已改名为“天府会”，成为跨地域性、以服务为主、国民融合度很高的社团。（天府会提供）

新中建交后第一个在新加坡创立的中国新移民社团——天府同乡会最初主要是吸引生活在新加坡的四川同乡，为他们搭建联谊、交友、互助的平台，后期随着社团的壮大，会员也逐渐扩展到四川以外地区。

会长杜志强告诉本报记者：“如今的天府同乡会已改名为‘天府会’，成为一个跨地域性、以服务为主、国民融合度很高的社团。”

天府会曾为新加坡华社自助理事会、马来回教理事会、实勤中学、人民协会等机构捐款，也在中国郴州雪灾、汶川地震、雅安地震时慷慨解囊，为新中两国公益事业作出积极贡献。天府会还为社团成员设立了奖学金，为许多在新加坡或海外求学的会员子女提供经济资助。

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会长陈奕福接受本报采访时，对新型社团定期开展义工活动、捐款帮助新加坡弱势群体表示赞赏，他认为新型社团用自己的方式为新加坡社群做出贡献，同时也推动了新加坡社团在这方面的积极投入。

浙商总会更专注商务

2013年成立的新加坡浙商总会更专注商务。图为总会去年举行浙商新加坡大会，邀请国大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演讲。（档案照片）

与江苏会、天府会略有不同，2013年成立的新加坡浙商总会更多专注在“商务”方面，会长李国生告诉记者，浙商总会主要是在地缘基础上，为会员搭建一个有效平台，发挥新加坡良好的经商环境优势和资本优势，帮助浙商实现“走出去”的目标。

李国生说，新加坡作为区域经济中心，可发挥桥头堡的作用，浙商选择在这里建立总部，从而通过新加坡走向东南亚。

浙商总会也不强调“同乡”。李国生说，只要在浙江做生意，和浙江有商务往来都可作为“新浙商”纳入商会范围。浙商总会包括在新加坡的浙商会员，也包括希望通过新加坡开拓东南亚市场的其他地区浙商。

陈奕福：应加强社团成员对新身份认同

新型社团与新加坡传统社团有一定的联系和渊源，但又呈现出了与新加坡传统社团截然不用的特征，尤其在社会功能实现和人员构成方面。这些不同又带来新的问题，如何让新移民真正“融入”社会成为一个新课题。

陈奕福坦言，新型社团和传统社团有很大区别，这是因为时代需求和社会功能在不断转变，“早期社团成员多是中下层，会馆的成立是为了给这些人提供生活上的资助，比如医疗方面诞生了广惠肇留医院、同济以及善济医院等；教育方面，会馆也建了不下500所学校”。

陈奕福说：“但现在这些社会功能绝大多数已在政府的支特与指导下变得更加完善，社团的社会功能要顺应新时代发挥更大的作用，如促进社会和谐等。”

不过，陈奕福认为，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协助刚到新加坡的人落脚、帮助他们适应新加坡生活、习惯的作用，无论对新型社团或传统社团，都是一直不变的使命。同时，他也强调新型社团应进一步加强成员在新身份上的认同感。

新型社团成员 高学历居多

谈到对主要由中国新移民组成的社团特征时，陈奕福说，新社团的构成人员教育背景更好，通常是技术专才或企业人士，因此他们可以透过这样的平台进行更多的商务往来和交流合作。

这从江苏会以及天府会的人员构成上可见一斑。周兆呈告诉记者，江苏会目前1000名会员中，一半以上是硕士或博士学历，高学历化是江苏会会员的特征之一。

杜志强也透露，天府会成员大多数是技术移民，专业人士、高学历人士居多，“我们的会员中，大专、大学以上学历占99%，基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其中30%以上的人又在新加坡再次求学深造，一半以上获得硕士学位。”

“新移民”说法须改变

对于“新移民”的提法，陈奕福强调“须要改变”。他认为，一个已经入籍10多年甚至20多年的公民不能再称之为“新移民”，“你称他们为新移民，他们就永远都是新移民了；这是标签化一个群体。”

这个观点得到了浙商总会会长的呼应。已经在新加坡生活了20多年，入籍10多年的李国生受访时对“新移民”的提法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这是割裂社会的行为，呼吁媒体以后不要采用这种说法。

李国生说：“这样区分新移民和老移民不合适。一个刚结婚的人我们称为新娘子，她结婚10年了我们还能称为新娘子吗？”

李国生表示，自18岁成年后，他在新加坡生活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在祖籍地生活的时间，却还被称为新移民，让人情何以堪？“千万不要再叫我新移民了！”他还补充说，对新一代公民用“融入”这个词也值得商榷。

“融入指进入旧的体系，但是新的却不见了。我认为用‘熔炉’这个词可能更恰当，意味着新旧都融合在一起，共同铸造新加坡，是一种丰富和提高。”

抗疫期间发挥更大作用

今年突如其来的冠病疫情对社会经济与民生都造成了严重影响，全球经济面临衰退，新加坡失业率创近10年新高，人际交流也被最大化限制。在这段特殊时期，新型社团利用自身特点发挥优势，支持抗疫防疫工作，帮助中新人民适应新常态。

据天府会会长杜志强介绍，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天府会会员全球采购大量口罩、医疗用品寄回中国支持抗疫；三个月后，天府会收到了来自四川、北京等地方机构，以及受天府会捐助的学校寄来的3万多个口罩。与此同时，天府会也通过通商中国，为受疫情影响的新加坡弱势群体捐款1万元。

江苏会今年初同样筹款4万7600元参与支持中国抗疫活动，而随着疫情在新加坡蔓延，江苏会将防疫重点转向新加坡，包括为医院捐赠医疗用品，为老人院捐赠口罩，并筹款5万8050元，以及与新加坡教育部一起，协助解决新加坡弱势家庭中小学生群体的餐食、学习用品等问题。

江苏会在冠病疫情期间捐赠3000个N95口罩给邱德拔医院。（江苏会提供）

除了捐款捐物，还有以出书的形式为抗疫助力。李国生透露，该会名誉副会长胡建成上月出版《新加坡封城日记》，将阻断期间的所闻所感记录下来，以鼓励面临相同困境的雇主和工友。

从事建筑业的胡建成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疫情期间，建筑业停工，作为雇主的他不仅要照顾新加坡员工，还要照顾上百名客工，给予他们生活保障和精神安慰，承受了不小的压力。新书道出了新加坡小企业主的心声，上架不到一个月，销量已突破700本，他很欣慰能以这样的方式予以同行精神支持。

配合政府共渡难关

杜志强则认为，社团在这个时期更应配合政府发展经济，保障就业，共同渡过难关，“新加坡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衷心希望它早日走出困境。”

对于社团在疫情期间扮演的角色，江苏会会长周兆呈指出，在世界各国客流基本中断的情况下，民间的信息、互助还一直持续，并成为重要的互动渠道，社团在其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新中关系难免敏感期 三社团领袖三种观察

对于出生、成长在中国，但生活、发展在新加坡的这一代移民来说，新中关系的处理是一个很难避免的课题。以新移民为主体的社团，在新中关系出现挫折或比较敏感的时期，会以怎样的方式去呈现自身立场？

受访的三名社团领袖均认为，新加坡的利益是和自身利益完全挂钩的，他们没理由也没立场不去维护新加坡的利益，但在方式上各有不同。

天府会秉持的原则是“低调、谦卑”，要有“为客之道”，尊重和融入在地的习俗文化，比如新加坡的华语和中国的普通话有区别，不应该嘲笑彼此的说话方式。

会长杜志强说，新中关系一直都很友好，但也偶有疼痛，“两国有冲突时，我们不便发表任何言论，尽量去做到‘平衡和低调’，要相信两国政府有足够智慧可处理好矛盾”。

他补充：“作为一个社团，我们没有这样的力量，也不要高调扮演什么角色。这不利于民间的正常交流。”

谈到新加坡博士在美国认罪充当中国间谍，杜志强认为这是一个孤立事件，对其中的细节并不清楚也无从查证。

浙商总会会长李国生认为这只是个别案例。他指出，新加坡和中国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新加坡今天取得的成就也是华夏文明的骄傲，即使有时被中国网民误解，也没上升到国家利益的高度。新加坡被误解的时候，我们可承担‘新中关系辩护者’角色；这是一种民间上的外交。”

观点多元很正常　不应将个体表达标签化

江苏会会长周兆呈则认为，社团在运营上须遵守新加坡法律与社会规则；而在涉及双边摩擦时，有多元观点是很正常的，不应将个体表达“标签化”，不能让个体的表达，变成了该群体的集体表达。他举例说，美国和新加坡在某些问题上也会产生分歧，本土也可以有不同观点的表达，但是不会因此被贴上“亲美”或“反新”的标签。国与国之间发生分歧很正常，必须去理解两国的立场和事情的源头。

他相信，社团或可在民间沟通等方面起到正面作用，“有时候在私下场合，把问题的来龙去脉解释清楚明白，比官方的公开文告效果更好。”

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看到了新移民的无奈。他说：“新型社团肯定是认同新加坡的，他们也最希望新中关系向好，但如果发生摩擦、冲突，他们也很无奈。这种时候很为难，只能选择低调处理。”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陈庆文认为，新型社团在服务新移民的同时，为新加坡社会发展作出贡献也是它的价值所在，它也可利用与中国的关系开展商务和贸易活动，两者并不矛盾。

陈庆文相信，无论是传统或新型社团，都可在新中交流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使两国人民在血缘关系、经济联系和文化亲和力上走得更近。

差异确实存在　小摩擦难免

关于新移民与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在生活中的融入问题，郑永年不讳言，对本土长大的人来说，新移民与自己确实存在着差异，尽管都是华人，仍有许多不同之处，彼此产生小冲突是正常而必然的事。

“中国内部不同地域间都会有分歧，新加坡内部对某个课题也会有不同理解，更不用说新加坡和中国之间会产生小冲突”，但我认为要‘就事论事’，没必要上升到某个高度，这样反而无助于解决问题”。

事实上，新移民与新加坡人的冲突不只发生在华人移民身上，来自其他地区、种族的新移民与当地人也曾出现矛盾。去年年底，一起“公寓保安停车口角”就引起社会关注。

移民须认同“新加坡人”身份

陈庆文指出，这类冲突其实比人们想像得更普遍，不过他强调，“新加坡人”必须是我们的首要身份。华族新加坡人与来自中国或世界其他地方的华人有着相同的种族背景，而新加坡华人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忠诚和命运属于新加坡，而非祖籍和文化来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