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江花

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以前看到不少满场四川话方言的电影，心中不免嘀咕，“湖广填四川”，都说四川话和武汉话有相似之处，为什么四川话可发扬光大，有着西南官话古音旧调的武汉话要藏形匿影？直至音乐人冯翔《汉阳门花园》的唱响，直至电影《穿过寒冬拥抱你》满屏武汉话的热播，我才找到一点作为武汉人的“文化认同”感。也才明白，这样的文化认同不仅需要传承也要创新。

如果说方言是地方文化中重要的认同标志，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是中华文化认同的途径。本期“王蒙词话”中，作家王蒙从辛弃疾、岳飞的经典中寻到“家国咏叹”，评论家胡一峰从京剧《锁麟囊》里找到“植根于中华民族秉性深处的良善文化的伟大和力量”。评论家蔡家园则在评小说《花开如海》时，有了“地域文化、传统文化融入时代价值建构之中”的发现。

一年一度的武汉国际中小学生楚才作文竞赛即将举行，茅奖、鲁奖获得者李修文为《楚才文萃》作序《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谈道，“楚才”作文竞赛注重创新理念，经济学家巴曙松、电视主持人撒贝宁、评论家蔡家园、作家韦敏等一批社会名家当年都曾从“楚才”竞赛中脱颖而出。他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统一的根脉，因此，大力弘扬光辉灿烂的中华传统文化，必须“从娃娃抓起”。（周璐）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

第37届楚才写作大会优秀获奖作品集《楚才文萃》即将面世之际，编委会嘱我作序。我向来不擅长这类文字，但还是欣然允命，因为“楚才”确乎是我们武汉、湖北一张靓丽的文化名片，在全国享有盛誉，于海外华侨华人中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值得向广大青少年朋友乃至社会各界热情推介。

“楚才”始于1985年，是中国大陆创办最早、持续不间断时间最长的一项青少年现场作文大赛，其规范性、专业性和公信力在全国同类赛事中名列前茅。创办37年来，“楚才”美文流传、人才辈出。海内外无数青少年学子在这里播下文学的种子，奠定了热爱生活、享受阅读、敏于思考、勤于写作的人生基础，涌现出经济学家巴曙松、电视主持人撒贝宁等一批社会名流，蔡家园、韦敏等活跃于当下文坛的中青年作家、评论家当年都曾在“楚才”竞赛中脱颖而出。

品读这本《楚才文萃》所选的60余篇获奖佳作，结合近年来的了解和观察，我以为，“楚才”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文化特色：

始终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

一个国家和民族在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理所当然需要汲取人类文明的所有精华和优点，与此同时，更需要找准自己的文化定位，形成自己鲜明的文化特色和优势，谓之“文化自信”。“楚才”主办者自觉地意识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大力弘扬光辉灿烂的中华传统文化，必须“从娃娃抓起”。每一个孩子都是一片充满希望的沃土，但只有在春天里适时播下种子，才会迎来硕果累累的秋天。“楚才”每年都会选择一些涉及传统文化的赛题，引导孩子们关注传统文化，学习和践行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价值观和审美观。每年的比赛，都会涌现出一批抒写传统文化的佳作。此书专门列一辑“文化传承”，收入的获奖作品，或谈学习书法、戏曲和诗词的收获与乐趣，或抒发自己在学习相声过程中的误解、委屈与坚持。从这些获奖作品里，我们欣慰地看到学习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在青少年中已蔚然成风，而且新一代人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的发现与思考，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文化复兴的种子已悄然萌芽。

始终扭住“创新”这个关键词不放松

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楚才”深知我们的下一代必须是具有创新、创造思维的一代新人。而创造性思维方式和习惯，也必须从小开始训练和培养。为此，“楚才”命题时着意在学校规范作文教学的基础上增加创新元素，评卷时，在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正确的前提下，鼓励学生拓宽视野、打开思维，大胆表达自己独特的所见所闻所思。评委们审读参赛作品时始终在追问：这篇文章在题材、主题、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上与一般人有什么不同，创新点在哪里？对于那些初看上去还不错，但细究起来内容上人云亦云、表达上循规蹈矩的文章，会选择一般化常态处理。相反，如果发现一篇整体上不是很完美，但在某一两个方面很有自己的想法和创新的文章，则会给予充分的重视。社会上常听到这样的反映：某某孩子在学校里作文成绩平平，在“楚才”却得了一等奖。其实，这也很正常，“楚才”只是打开了孩子们的思维而已。现在的孩子都很聪明，只需要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展示平台，给他们足够的鼓励，他们潜在的才华就会喷涌而出！

长期以来，“楚才”依托教育界、文学界和新闻出版界的力量，不断提高办赛质量与水平。“楚才作文”注重创新的理念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湖北，特别是武汉地区学校语文、作文教学的理念与实践。武汉学生的整体作文水平和创新能力得到不断提升。从本书“想象奇瑰”“思辨魅力”“成长之思”等辑所选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出武汉学生视野之开阔、思维之活跃、见解之新颖。这些成就的取得，“楚才”都功不可没。

始终把文学和审美教育放在突出地位

中国人向来十分重视文学和美育。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还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古代中国曾是诗歌的国度，历代以来也产生了无数的美文和名著。荆楚大地人文荟萃、群星灿烂，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就是我们湖北人的骄傲。

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特别是在商业文化的冲击下，人们更多地关注物质和现实的得失，文学修养、审美能力呈下降之势。文学固然不必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但一旦边缘化，将导致民族精神空虚，想象力退化，创造力衰减。文学还是青少年美育的重要一环，其缺位可能导致青少年认识美、体验美、感受美、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下降，不利于培养具有美的理想、美的情操、美的品格和美的素养的一代新人。

“楚才”心里明白：大多数孩子将来不可能、也没必要都成为诗人和作家，但希望他们都能有文学的视野、格局、智慧和情怀。“楚才”始终把文学和审美教育放在突出的地位，大力在青少年中倡导热爱文学和写作的风气。“楚才”每年都会设置文学性赛题，如本书中的《秋天的两个消息》《阳光正好》《夜航》等题目都特别适合参赛选手发挥想象力、创造力，创作出意蕴丰富、文采斐然的佳作来。一般考试或比赛，都会矛盾地要求“体裁不限、诗歌除外”，2021年楚才写作大会却反其道而行之，出了一道诗歌题《男老师与女老师》。本书还特意选录了两首一等奖诗作，这也是《楚才文萃》首次收入诗歌。我们高兴地看到，本书中有些获奖作品已经算得上是不错的童话故事、小小说和散文了。后生可畏。相信未来的诗人、作家一定会从他们中脱颖而出。

自觉做两岸交流、“文化认同”的

推动者、践行者

“楚才”诞生并立足于武汉、湖北，但历来都有着胸怀天下的气魄。近年来，“楚才”逐步扩展到20余个省、市、自治区，我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学生也参与其中，以及美、英、德、法、加和新加坡、印尼等国家。如今“楚才”已蜚声海内外，每年吸引华文世界逾20万青少年现场参赛。

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楚才”深刻认识到：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统一的根脉。1994年，“楚才”首入我国台湾地区开辟分赛场。2014年，长江日报报业集团与台湾联合报合作，携手推进两岸青少年文化交流，同时组织武汉学子参加一年一度的台湾“海峡联合杯作文大赛”。2015年以来，“楚才”在台湾地区每年参赛人数稳定在3万人左右，成为当地最具影响力的作文赛事之一。

“楚才”还每年组织两岸获奖学子互访，参加颁奖典礼暨游学夏令营、冬令营。活动中，两岸青少年同上一堂历史文化课，共绘一幅游历画卷，同吟中华经典，学唱中华民歌，同写一篇游历作文，加深了理解、建立了友谊。如今，“楚才”被国台办列为“两岸青少年交流重点项目”，被赞誉为“两岸青少年文化交流中持续时间最长、覆盖范围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国家级平台”。

2007年以来，“楚才”复制对台文化交流经验，在香港和澳门地区开办分赛场。港澳赛场每年近2万人参赛。“楚才”已不仅仅是一项普通作文竞赛，而已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台港澳地区青少年“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平台。“楚才”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本书里也有精彩呈现。

总之，我以为，摆在读者面前的这60余篇获奖美文，既展示了小“楚才”们过人的写作才华，也很好地诠释了上述我谈到的“楚才”一贯秉持的文化理念与追求。“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我愿意向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推荐这本《楚才文萃》，相信大家能从中获得诸多启发与教益。是为序。

（李修文作者系湖北省作协主席）

大巧不工：方言民谣的时代定义

随着一首《汉阳门花园》唱响大江南北，冯翔的方言民谣也越来越多地被大众所接受和喜爱。对于他那看似随性的浓浓的武汉方言演唱，可能很多人觉得都是来自凡尘生活片断的撷取，但若细细品味，会发现这些歌词有着一番特别的意蕴之美。

铺排叠画之美。“冬天腊梅花，夏天石榴花。晴天都是人，雨天都是伢”（《汉阳门花园》），“花开了满树，花落了无痕。赏花的不看花，看人的不见人”（《凌波门》），“从东湖大门走到行吟阁，再从行吟阁到晒背台”（《东湖》（背坨坨，换酒喝）），“开水泡白饭，菜梗子炒肉丝”（《和平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二十四节气歌：夏秋谣》），漫卷冯翔作品的任何一首，这样的句子随处可拾。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比兴铺排，意象不断叠加，瞬间形成了“优格式塔”结构的印象复合。情感的堆积自然要有一个宣泄的出口。于是，后面副歌部分中的“吃了饭就在花园里头，等她的外孙伢”，“过些时热天就来了，我们就可以一起往东湖跳”，“边走边唱，背坨坨，换酒喝”，才能水到渠成，瞬间破防。

勾勒连缀之美。不难发现，冯翔作品中有着很多武汉标志性地名的出现，《汉阳门花园》专辑的6首歌曲，就直接采用6个地名来命名：汉阳门、黄鹤楼、凌波门、东湖、西北湖、六渡桥。在他的作品中，龟山、蛇山、归元寺、龙王庙、行吟阁、长堤街、铜人像、南岸嘴、民众乐园，也尽数呈现。这些地名，不仅是作品中故事的发生地，更是作者情感的寄托之处、存放之所。可能在前期的创作中，这种音乐地理的解码还处于自发状态，但应该在某一个时间点，冯翔自己也突然意识到，自己用音乐的形式把家乡的地名进行勾勒连缀，使得地理基因牢不可破的筑底加上光阴之箭不屈不挠的沉淀，乡愁便在不同维度的情绪纠缠中，凝聚成一个字：情。这地理勾勒连缀之旅，不仅不累赘，而更显得不可或缺。

古音正字之美。在新媒体兴盛的年代，显摆方言成了各类推文中必不可少的一味佐料，每千字中不拽出个十句八句方言，似乎就不能显出自身的接地气。但限于自身能力，很少有平台可以把武汉方言中的那些正字弄个明明白白的，多半是用同音字糊弄代替。但在冯翔的作品中，这些方言正字每一个字都安排得板板正正的。“冇得人晓得，孔夫子为么事站在江边说”（《黄鹤楼》）中的“冇”常被误写成“冒”，“集家嘴的岸上，都是玩水的伢”（《二十四节气歌：夏秋谣》）中的“伢”，常被误写成“丫”或者“吖”，“铫子煨的藕汤，总是留到我一大碗”（《汉阳门花园》）中的“铫子”一直被“吊子”所替代，而“离家两千里，想回回不迲”（《和平里》）中的“迲”，则是被误用得最广泛的“克”替代，正字几乎无人认得，更无人会写。身处西南官话武天片的武汉方言，其实也受到了邻近的江淮官语和赣语区的影响，保留了众多的古音旧调。作为用声音传播的艺术形式，冯翔作品中的方言古音也得以尽情展示。“十年冇回家，天天都想家家”中的“家家”（jiājiā），“满街都带喊伢”中的“街”(gāi )，“外地人迲了户部巷”中的“巷”（hàng ），“毕业的时候跟她写情书”中的“书”（xū），都是古汉语音调化石般地存在。看过这些方言正字，听过这些古音旧调，再了解到他们的历史之后，或许很多人都会明白，原来我们每天所说的这些看上去乡土气息这么重的方言，还有着这么多的来历，瞬间变得高大上了。毫不夸张地说，冯翔方言民谣作品的广泛传唱，也是武汉文化自信力的一种彰显。

冯翔在成为一名职业音乐人之前，是一名精神科的医生，长期从事心理志愿者的工作，进行过大量的公益音乐治疗。在他看来，音乐只是治疗中的一种工具，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心理的治疗。也正因如此，他的作品里有着更多的人文关怀，有着更多的心理治疗的思量维度。他的作品不仅是老武汉人的心灵鸡汤，同样也成为新武汉人“舌尖”上的乡愁，于形成城市新认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冯翔方言民谣的意义还在于，重新定义了新时代的“武汉人”——会唱《汉阳门花园》的人，都是武汉人。

（邓鼐作者系武汉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

主题性创作是对时代生活的审美表达

——评长篇小说《花开如海》

近年来，关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主题性创作蔚为大观。这些作品描绘华夏大地上波澜壮阔的新山乡巨变图景，刻画时代英模人物，着力揭示这场亘古未有的社会运动的伟大意义，为讲好中国故事注入了新活力。像《战国红》《经山海》《海边春秋》《金谷银山》等作品，扎根现实生活，注重塑造新的时代典型形象，受到广泛好评。但是毋庸讳言，也有一部分作品图解主题、构思雷同，存在叙事模式化、人物概念化、情感虚假化等问题，遭到读者诟病。主题性创作到底有什么规律？有人说：主题性创作不就是主题先行吗？不就是国家意志的传声筒和国家发展的成绩簿、表扬稿吗？当然不是。就本质而言，主题性创作是对时代生活的审美表达，只是更加强调作家要胸怀“国之大者”，聚焦时代发展主潮和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在创作中凸显民族精神和揭示历史发展趋势，具有鲜明的主流价值倾向。正确理解了主题性创作的内涵，还要充分调动作家的生活积累进行审美转化，才有可能创作出优秀的主题性作品。

土家族作家田苹的长篇小说《花开如海》真实记录了鄂西地区一个扶贫“尖刀班”从入村调查到完成扶贫任务转入乡村振兴的全过程，是一部典型的主题性创作。作家多年参与脱贫攻坚工作，坚持深入山乡采访、调研，摸熟了农民，吃透了生活，读懂了时代，终于完成这样一部散发着泥土芬芳的厚重之作，为主题性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田苹聚焦“尖刀班”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从“情”字入手，着力表现干群情、父子情、同事情、男女情，以小见大，折射时代进步，以情动人，讴歌人性美好，唱响了一曲新时代的鄂西“情歌”。扶贫干部用心用情为高山上的孤寡老人们解决所有后顾之忧，他们在搬迁前一定要亲手做顿饭表达感谢，“尖刀班”接受了邀请，却自己带去菜肴减轻他们的负担；父子俩共同参加“尖刀班”，儿子因为事故牺牲，父亲将痛苦埋在心底，没日没夜投入工作寄托哀思；班长老漆把“尖刀班”的年轻人视若己出，既严格要求，又宽厚包容，退休后“大人望过年”的一句感慨道出了隐藏的深情；彭晓阳和田子嫣在工作中互相帮助，两颗青春的心因共同的事业追求而越贴越近，由同事变成恋人……阅读《花开如海》的过程，就是接受情感潮汐激荡、洗礼的过程。田苹充分发挥女性作家敏感细腻的优势，以情感观照脱贫攻坚工作，在进行艺术转化时以情主导、以情纽结、以情渲染，总能感人至深。譬如，向洪森的故事就将全书的情感推向了高潮。“尖刀班”经过艰辛努力，修通了最偏远的十户山的公路。身患重病的85岁老党员向洪森为通车献上了一件特殊礼物，他将保存了几十年的十几个党费证交给了叶副县长。这位春树坪党龄最长的党员坚持参加特殊主题党日活动，到了最后一个环节，他颤颤巍巍站起来和大家一起重温入党誓词，“爷爷几乎是半靠在苏明儿身上，浑身都在颤抖，一旁的田子嫣帮着托起那只枯瘦如柴的手”。当他念完“宣誓人：向洪森”时，旁边的党员都落泪了。第二天，老人病逝……不需要议论或说明，党费证和庄严举起的右手已表达了一切：既有对信仰矢志不渝的坚守，也有身为共产党人的骄傲，更有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承诺。

这部小说令人耳目一新之处在于，以“双向扶贫”的叙事方式塑造了一群在时代浪潮中成长的“新人”。假如转换一个视角阅读这部小说，会发现它讲述的是几位性格各异的年轻人在“扶贫”中成长的故事。彭晓阳出身于平民家庭，勤奋务实，渴望通过个人奋斗实现人生理想，在经历了生死考验和实践教育之后，他深刻领悟到必须将个人奋斗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融合到一起，才能真正实现人生价值。田子嫣家境优渥，一贯缺乏主见，经历了扶贫工作的风雨洗礼，她重新认识自己，活出了自我，成为一个拥有独立人格的优秀青年。富二代马一龙玩世不恭，后来被同龄农村女孩苏明儿不屈服于命运、永不言败的精神所感染，变得富有社会责任感。这群90后从城市来到乡村“扶贫”，帮助村民拔穷根、兴产业、易风俗、强文化；同时，人生阅历和思想观念“贫乏”的他们在复杂的乡村工作中接受锻炼和磨砺，重新认知社会、认识自我、审视死亡，在反思中领悟生命的意义，脱胎换骨成为了“新我”。“尖刀班”的每个年轻人都拥有双重身份，既是社会生活层面的“扶贫”主体，也是人生意义层面的“扶贫”对象。作家关注个体在时代浪潮中的精神成长，巧妙地通过“双向扶贫”叙事，为当代文学画廊贡献了新的青年形象。

尤其可贵的是，这部小说在展示鄂西民俗风情“奇观”的同时，还敏锐地将地域文化、传统文化融入时代价值建构之中。田苹没有以猎奇目光孤立地审视民俗风情，静止地描绘风情画、风俗画，而是将这些“奇观”置于“观看”的装置之內，融化于人物的情绪、情感和心理之中，力图将古老的民俗风情与时代精神接通，激活其内在价值。

田苹是湖北的一位实力派作家，《花开如海》显示了她在创作上的新追求与新突破。这部主题性长篇小说不仅对她的个人创作具有标志性意义，而且对于新时代书写新山乡巨变史诗具有启发价值。

（蔡家园作者系湖北省文联文学艺术院院长）

经典老戏的魅力和启迪

——观京剧《锁麟囊》随感

今年中秋期间，我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欣赏了京剧《锁麟囊》。这是一部老戏，也是我看过数次的一部戏，但有机会欣赏时，还是愿意再看一遍。这一次，由于新冠疫情防控的要求，观众都戴上了口罩，戏院也取消了茶水。但是，看戏观众依然情绪高昂。叫好之声此起彼伏，落幕之后，许多观众站立鼓掌，久久不散。

我想，这一热烈的场面，充分显示了这部经典作品的魅力，也带给我们许多思考和启迪。《锁麟囊》创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距今不足百年。从作品的“年龄”看，不能算很“老”，此处的“老”更指其经典性。那么，它的经典性来自哪里？一方面，固然和作品精巧的艺术形式和美学表达分不开，另一方面，或许也是更重要的，则是戏中包含的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念，根植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赋予了其永恒的文化魅力。八十多年来，社会进步、文化变迁、人们的审美需求和艺术欣赏方式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对于这部老戏的感情和痴迷，依然如故，根本的原因正在于此。

《锁麟囊》的故事很简单，主要人物其实只有两个，富家女薛湘灵、贫家女赵守贞。两人同一天出嫁，遇上急雨，一起在春秋亭避雨。赵守贞感伤身世，不禁哭泣；薛湘灵问明缘由，为解赵氏贫困窘境，以一个装着珠宝的锁麟囊慷慨相赠。几年之后，薛湘灵居住的登州发生大水灾，她与家人失散，孤身一人逃难来到了定州，为谋生计，到一个大户人家做了老妈子。不料，这家的女主人正是她当年救助过的赵守贞。两人因“锁麟囊”而相认。最终，在赵家的帮助下，薛家老少一家团圆。

我以为，这部戏艺术地表现和讴歌了“良善文化”。这种文化是中华文明在长期演变积淀中形成的标识性精神品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历来讲究厚德载物，格外倡导善念善行。传统戏曲是中华文化的内容和载体，也是教化滋养民众精神世界的方式和渠道。在《锁麟囊》中，薛湘灵和赵守贞两位主人公虽然家境不同、性格各异，但她们身上都体现出了“良善文化”的精神。

先说薛湘灵，这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娇蛮任性，一副“白富美”做派，但细看下来，却会发现这个人物内心纯净，待人真诚，乐于助人。戏中有一个细节，十分重要。薛逃难来到定州，饥饿难当，只好到粥棚去领粥度日。她刚领到当日最后一份粥，一转身，却看到有位迟到的老妇没有领到施舍，她马上把自己这份“救济粮”送给了老妇。这个小情节极为重要，它巧妙地表明，薛湘灵昔日对赵守贞的馈赠，并不只是出于富人对穷人的怜悯，更是来自她本性中的纯良，因而也让这个人物形象更加动人。再说赵守贞，这个贫寒出身的女子，得到薛湘灵的资助后，命运发生了改变。但对于这一恩德，她始终未曾忘却，因此把锁麟囊置于家中后花园的小楼之上，日日供奉。登州难民涌入定州时，她又和丈夫主动开设粥棚，扶危济困。感恩、德报，是“良善文化”的核心要义，它源自中华美德浸润下的人心。这两个人物，一富一贫，各自都经历了翻转式的人生际遇，有一点始终没有改变，这就是对善念的持守。也正因为有了这份持守，才有了这段“人生难预料”的奇遇，有了这个演了八十多年依然感动人心的故事，让我们超越时代感受到植根于中华民族秉性深处的良善文化的伟大和力量。这种善念既是个人修德养性所应有的营养剂，也是一个社会良性运转、不同群体之间和谐相处、同心聚力所必需的黏合剂。

《锁麟囊》的魅力根源于对良善文化的讴歌，同时也离不开该剧精巧的戏剧结构，要言不烦又逻辑自洽的叙事，鲜明的人物形象塑造。众所周知，这部作品是程砚秋先生和剧作家翁偶虹合作的产物。故事原型来自焦循《剧说》，但原初的故事十分简单，人物也比较单薄。程砚秋和翁偶虹两位艺术大师对此作了极大地改编和创造。不仅丰富了故事本身，给人物注入了文化内涵，让作品的主题思想超越了因果报应的窠臼，显示出符合现代道德要求的独特价值。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下了很大功夫。比如，根据程砚秋的创新要求，翁偶虹在创作《锁麟囊》时，大胆打破京剧以十字句、七子句上板入腔的创作传统，编写了三字句、四字句的词句结构。程砚秋则花了一年的时间为《锁麟囊》设计唱腔，在此过程中，不断征求翁偶虹的意见，还请王瑶卿对其唱腔进行厘正，才进入正式排演。应该说，是剧作家和表演艺术家的真诚互动、通力合作、默契配合，才最终打造了这部传世的精品；而《锁麟囊》的这一创作过程及其成果，提供了京剧艺术“守正创新”的典范。

今天的中国，正坚定地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道上，愈发呼唤文化的复兴和文艺的高质量发展。刚刚胜利闭幕的党的二十大对新时代新征程的文化建设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等提出了明确要求。贯彻落实新任务新要求，必须深入推进包括京剧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丰富多彩的戏曲接续中华文脉、彰显中华美学，丰富和滋养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胡一峰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编辑：张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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