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生命不息折腾不止，政治上鼓吹改良维新等，最终徒然无果

19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国外，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在流亡日本期间 ，康有为决定“劝导侨胞，广筹经费”，借重华侨以成勤王之举。1899年春，康有为离日赴英，途经加拿大时，受到当地华侨的热烈欢迎与拥护，他倍感鼓舞。同年夏，康有为因为向英国求救光绪帝不成功，便返回加拿大，着手实施组织华侨团体的计划。经与李福基、叶恩等当地侨领会议磋商，于1899年7月20日正式成立了保皇会。

康有为

经过康有为、梁启超的奔走运动，保皇会组织不久即星罗棋布于日本、南洋、美洲及夏威夷、澳洲、香港、澳门等地，国内的上海、宁波等处也有保皇会名目的团体出现。其中，设于《知新报》馆的澳门保皇会，于1900年春被指定为各处保皇会的总机关，统司勤王起兵事宜。其后保皇会继续发展，势力及于五大洲，遍布世界各地170余埠，拥会众数十万。保皇会不仅为庚子勤王运动输款计达30余万元，而且扩大了勤王的舆论宣传，为勤王运动提供了一定的军事力量。

梁启超

1990年夏，义和团运动兴起。此时的康有为正居住在新加坡。他认为这是“勤王”的好时机，于是派自己的学生唐才常前往上海组织“自立军”。准备起义。历史上，有很多人打着“勤王”的旗号发动军事战争，勤王的另一个隐含意思就是“清君侧”，即清除皇帝身边的奸臣，康有为试图发动的这次起义，其实剑锋直指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但8月22日，唐才常就被张之洞杀害了，行动失败。

义和拳战士

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康有为听到这个消息是相当兴奋的，这样，他的“君主立宪制”就有望实现了。12月8日，他宣布保皇会改名为“国民宪政会”，以求推动立宪的进展。11月14日和16日，光绪帝、慈禧太后先后病逝。康有为向摄政王载沣上书，请求诛杀袁世凯，并表示自己愿意回国与摄政王共襄大业、开创新局，康有为的这些想法没有得到摄政王的采纳。这些对清朝统治者委曲求全、妥协退让的政治主张受到革命派坚决的驳斥。与革命派论战三年后，以1907年8月《新民丛报》停刊为标志，宣告了以梁启超为首的保皇党的彻底失败。

梁启超从主张革命到极力批判革命中间只不过间隔了两年，此时的他到底是怎么看待革命的呢？他认为中国和西方的革命是不同的，不同之处有七点，譬如有私人革命而无团体革命；有野心的革命而无自卫的革命；有上等下等社会革命，而无中等社会革命等。

梁启超

为什么要列出这七点不同呢？这是为了论证革命不适合中国，从而达到他保皇派的政治目的。而他失败的原因，正是因为他没有认清当时国内的形势。梁启超在文章中写道： “若曰吾所责者非可责也，而必曰破坏旧道德为革命家应行之义务，则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倡此论者，实亡中国之罪人也，实黄帝子孙之公敌也！吾宁不知革命论者之中，其高尚严正纯洁者，固自有人，顾吾所以且忧且惧而不能已者，吾察其机之所趋有大不妙者存，吾深虑彼之高尚严正纯洁者，且为法国罗兰夫人党之续也……”

梁启超的言论在逻辑上或许比较完善，在用词、文章气势上也试图努力说服读者，但说不到人们的心里去，也就没有意义，保皇派的失败并非是梁启超的才能不行，而是大势所趋。顺则成之，逆则废之。然而走到了这一步，心高气傲的梁启超怎么可能低头？梁启超坐在保皇派的马车上越行越远，和革命的矛盾也越积越深。论战失败后，梁启超蛰居横滨乡下，心境凄楚悲凉。

武昌起义场景

1911年，此时已经是宣统年间，武昌起义在这一年爆发。正在日本的康有为撰写了《救亡论》《共和政体论》等文章，宣扬“虚君共和”，并主张尊孔子的后人（衍圣公）立为“虚君”。此时，依然无人理会他的主张。这个时候的康有为，在思想上逐渐走向了保守落后的一面，总是寄希望于一个最高首领式的人物来掌控国家。后来袁世凯称帝，并不得人心，康有为想要的皇帝不是袁世凯。于是，康有为也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护国运动，为护国军筹措军饷。

1917年，康有为化装成农夫，偷偷潜入北京，与张勋图谋复辟行动，想要让溥仪复辟。当年7月1日，溥仪复辟，之后任命康有为担任弼德院的副院长。在当时国内外的形势下，任何企图倒行逆施的行为已经不得人心。康有见行动失败，再次化装成农夫，躲到美国公使馆里。

紫禁城

1919年5月4日，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五四运动”。学生们聚集在天安门前，要求政府不要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康有为发表《请诛国贼救学生电》，以此来支持学生们的行动。1924年10月，冯玉祥将溥仪赶出了紫禁城。康有为表示严重抗议。翌年，他前往天津“觐见”溥仪。

在日本见闻的影响下，再加上迫于形势压力，保皇立场很难再获人心，梁启超也“思想为之一变”，他逐渐从康有为的思想笼罩中走出来。在《新民说》等文章中，他表达了“新民”的主张——“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他认为“新民”是建立现代国民国家的首要任务与根本途径。他认为“然则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这成为他的一个新的政治立场。这条道路依然是改良的，正是因为民智未开，所以不能一下子变成完全君主制度，也就不能革命，而要通过改良，一步步实现完全民主。

广西团员纪念五四运动

梁启超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为了民族强盛和国家繁荣，竭力呐喊，四处奔走，付出了几乎全部的心血。然而他的政治主张却又因时而异，不断变化，前后矛盾，以致难以令人信服。在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随康有为亦步亦趋，无论办报或教学，都注意并且用力阐述康有为的改良思想和变法理论。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一度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进行一次“破坏”：“历观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者。此一定之阶级，无可逃避者也。有所顾恋，有所爱惜，终不能成。”但是这种居于改良和革命之间的摇摆，在梁启超的身上并没有持续多久，他仍然和康有为一道，鼓吹改良，主张“斥后保皇”。

戊戌变法人物群像

当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展开之后，梁启超又改变旧说，转而提倡实行“开明专制”，试图与“革命”理论相对抗。使梁启超难堪的是，正当他还在口干舌焦地鼓吹开明专制，反对实行宪制的时候，清廷却正式宣布要“预备仿行宪政”了。以后，梁启超又高唱宪政，在立宪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统治中国近270年的清皇朝已经行将就木，眼看革命派就要取得政权，共和之制势在必行，梁启超再一次改变了以前的政治主张，提出了“虚君共和”的口号。直到民国之后，这种多变的特征，在梁启超的政治生涯中依然时有反映，从拥袁到反袁，从护国到拥段。一变再变，终于技穷。

袁世凯像

不过，梁启超虽然没有在改良社会上取得大的进展，但是在学术上却做出了很大成绩，被公认为是清末优秀的学者，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梁启超能取得如此成就，跟他喜欢读书分不开。梁启超的一生，都在紧张地读书。读书一面给他以精神的满足，一面又激起他更强烈的读书欲求。综其一生可以看到，读书先使梁启超成了秀才和举人；读书又使他学得了训诂、词章以及康有为的“新学”，使他站到了当时中国学术的最前沿，成了立志经营天下的变法志士和维新运动的领袖；读书还使他登上文坛，创造了一种明白晓畅、饱带感情因而轰动一世、风靡海内外的“新文体”；又是读书，使他成了学术大师和年青一代的导师。因此我们说，梁启超是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但他首先是“书生”，是“书生”中的佼佼者。

私塾读书

以梁启超读书生涯的最后阶段为例，从1920年开始到1929年去世，梁启超读书基本围绕着整理、发扬中华传统文化而进行。这时期他的读书集中在中国的学术思想史、佛典、文学艺术、教育等几个领域。根据这些书籍，他为人们撰写了一大批永垂史册、泽被后世的著作，如《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墨经校释》《老子哲学》《儒家哲学》《中国佛教史》（未完成） 《大乘起信论考证》。这些作品把梁启超推上了杰出的学术大师宝座，永远受到人们的崇敬和敬仰。

梁启超作为一位大师级人物，他的日常养成是令人钦佩的，没有日常对读书的重视，对学术的严谨，对自身的严格要求，就难以铸就这位时代的骄子，他的求索精神堪为后世之表率。因此，我们这些后辈要想今生有所成就，还是应该多读些书，这样才能增长见识，也能给自己一个灿烂的未来。（彭忠富/整理；参考文献《梁启超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