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之孙上海盗卖码头（稗官野史）

文/王淼

李国杰其人

要说李国杰，那可是清末民初十分露脸的一个人物。他是李鸿章的长孙、张之万（张之洞的族兄）的孙女婿。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年仅12岁的李国杰就承袭了李鸿章一等侯爵的爵位，随后又入宫当了侍卫，深受慈禧太后宠爱。1903年，这位22岁的公子哥儿破格升任广东汉军副都统，第二年又调任镶黄旗蒙古副都统。1908年，光绪皇帝驾崩，出殡时，李国杰在棺前骑着白马开道，被称为“顶马将军”。1910年，29岁的李国杰以诰封通议大夫、建威将军、一等肃毅侯充钦差大臣出使比利时王国。

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一声炮响，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颓然倾圮。正在国外花天酒地的李国杰，闻讯后吓得六神无主。没过多久，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当上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他没有忘记恩师李鸿章的栽培，对李国杰特别照顾，让他继续留任比利时。1914年，李国杰回到北京，被袁世凯拉进参政院当了参政。1918年，他又在段祺瑞的安福国会参议院当了议员，虽然是闲职，却仍然高马金堂、侯服玉食。

1924年，冯玉祥等发动“北京政变”，把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故宫。李国杰见势不妙，急忙携家眷财产南下上海，做了一阵子寓公后，又当上了中国轮船招商局董事会会长。

中国轮船招商局由李鸿章创办于1872年，是洋务运动中建立的一家大型企业，以水路运输为主要业务，把航线开辟到日本、马来亚、菲律宾、新加坡等地，遭致外国航运公司的嫉恨。到1900年，轮船招商局除了在全国通航，在各地购置大量房产、修建仓库码头外，还增添了20余艘轮船，投资开发了唐山等处煤矿，创设了中国通商银行。当时，轮船招商局每年净利润可得30万两白银，是实业界的一个巨头。进入民国后，这家大公司依然把持在前清官员及其子弟手里。李国杰从民国以来从未干过一个实缺，这下总算得到一个既有地位又有实惠的好职位，自然满心欢喜。

不料时局变幻，1927年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轮船招商局一帮人的好日子就到头了。国民政府宣布要“清查晚清官僚资产”，又以“收回航权、航业国有”为名，对轮船招商局这家全国最大的航运企业进行“改制”。“改制”后轮船招商局的经营、人事、行政均由总办负责，董事会成了摆设，董事长也有名无实。

1930年，国民政府委派赵铁桥为招商局总经理。李国杰气不过，便买通“暗杀大王”王亚樵，干掉了赵铁桥，又疏通各种关节，于1932年2月坐上了中国轮船招商局总经理的宝座。

然而，就在这一年，这位新任总经理在上海滩闹出了一件震惊全国的丑事……

盗卖码头仓库

李国杰是个旧官僚，根本不懂生意经，当上招商局总经理后，不仅没有用心去经营他爷爷李鸿章呕心沥血培植出来的大型民族企业，反而大肆挥霍享受。他依旧摆出一副清朝官僚的架势，手下人随时大把大把地送来钞票，供他抽大烟、置洋房、买古玩、宴宾客。他哪里知道，这大把大把的钞票全是手下干非法勾当所得，为堵他的嘴才送上门来的。当时，有人写了一副趣联刊载在小报上，嘲讽李国杰。联曰：

卖差，卖缺，卖轮船，伟人不若是也；买烟，买房，买古董，侯爵何其多乎！

李国杰，字伟侯，作者把他的字嵌入联中，活灵活现地描绘了一个昏庸贪财的官僚模样。

由于疏于管理，轮船招商局内部腐败成风，很快被折腾得千疮百孔、负债累累，从1929年至1932年，每年亏损都在160万～170万银两之间，历年沉积欠款高达1600多万银两，光是欠汇丰银行的本利就达六七百万两白银。汇丰银行是英商办的，他们眼瞅着招商局左支右绌、日暮途穷，便使出了一招杀手锏——要求招商局在60天内连本带息还清债款，否则将诉诸法院。

李国杰一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不愿让事态扩大，怕因此丢了乌纱帽，可每天要还债款10多万两白银，上哪儿弄钱去啊？李国杰成天躲在公馆里发脾气、摔东西。这时，他手下一名姓杨的幕僚悄悄溜进李公馆，给他出主意说：“爵爷，您不必为此事着急。卑职有个朋友在英国通和洋行供职。据他说，民国16年他们洋行曾经给我们招商局评估过资产，总值在2890万两，如果算上这两年地价的增值就会更高。卑职常想，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您管的招商局有多少码头？单这上海滩就有大小码头十几座，哪一座不是金碗玉碟？哪一座洋鬼子不是垂涎欲滴？在下之意，何不拿出一两座小码头抵押给洋人，少说也能换回千儿八百两银子。”

李国杰站起来，背着双手在屋里踱着方步。杨姓幕僚见有机可乘，便跟在李国杰屁股后面算了一笔账：“要是能得1000万两白银，除还清汇丰银行的欠款，尚有剩余，再用余款购进几艘旧洋轮、机帆船……”

李国杰听到这里，不由得停住脚步，微闭双目，自言自语道：“卖码头？”

杨姓幕僚赶忙解释：“不，不，是临时抵押。局里不妨写个呈文给交通部请上司批示。如此一来，爵爷也可免去后顾之忧了。”

李国杰连连“嗯”了几声。

其实，这个杨姓幕僚是中国营业公司的说客。中国营业公司是一家美国房地产公司，老板名叫沙得利。这家公司惯于用中国人的资金同中国人做生意，赚中国人的钱，营业对象主要是中国人。

两天后，中国营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沙得利亲自登门献策，对李国杰说：“阁下，我们想与贵公司合作，租借你们的几个码头货栈作为抵押品发行债券，募得资金除部分佣金外，全部归招商局。这样既可解决你们面临的财政危机，又可盘活你们的资产，这可是对我们双方都极为有利的大好事啊。”

李国杰听到“租借”二字，很合心意，就问：“沙得利先生，你的意思是要我租借码头给你们发行债券，请问怎么个‘租借法？”

沙得利立即凑到李国杰耳边窃窃私语，说得李国杰脸上泛起一阵笑意。

经过几轮谈判，招商局最终决定把上海虹口溧阳路1号的中栈、虹口东大名路880号的北栈、浦东马家宅华栈和南栈、新栈等5座大码头以及招商局所属积余产业公司的一块15亩房地产抵押给中国营业公司20年，抵押款为2000万银两，除还汇丰、花旗等银行欠款外，余款用作招商局新建一座8层办公大楼。中国营业公司则以这些抵押物及新建的办公楼为担保，向社会发行2000万银两债券。在这笔交易中，中国营业公司佣金加利息可以净赚几百万两银子，李国杰也能从中捞到100万两回扣。

为了促成这笔大生意，李国杰施展手段，把常住上海的交通部参议黄居素和航政司司长蔡培拉成一伙，每人赠送7万两，请他们从中协助，催部里尽快批允。

于是，一出盗卖国家码头仓库、坐地分赃的丑剧拉开了帷幕。

陈次长卷款而去

黄居素参议把李国杰的呈文带到南京。当时的交通部部长朱家骅正准备出国考察，已把工作委托给黄绍竑处理。黄绍竑时任内政部长，对交通部的事自然是应付差事，不愿插手，送来的各种呈文连看也不看，一股脑儿全批给交通部次长兼招商局监督陈孚木处理。

陈孚木批阅呈文时看到招商局“抵押码头仓库”的报告，大吃一惊，这可是盗卖国土的行为啊！他把这份呈文从卷宗中抽出来，装进公文包，想过几天到上海亲自问李国杰是怎么回事。

就在这时，航政司司长蔡培来到南京见陈孚木，他是陈的亲信，一见面便问：“次长，招商局的呈文您看了吗？”

陈孚木放下手中的毛笔，仰起脸来，十分生气地问道：“胡来，简直是胡来！弄不好是要吃官司蹲班房的!”

蔡培小声说：“次长，要是招商局整个破了产，上头怪罪下来，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们临时抵押几个码头仓库，过几年再赎回来，虽是下策，也是无可奈何的缓兵之计呀。”

接着，蔡培从怀里掏出一张支票，小心地放在办公桌上，说：“这是李国杰送您的5万两银票。”

陈孚木站起来离开座位，看也不看那张巨额支票一眼，似乎毫无兴趣。

蔡培跟在陈的屁股后边央求说：“次长，您说怎么办，我这就去办。不下批文也好。”

陈孚木抱着两只胳膊一边踱着步子，一边轻声说：“为了挽救招商局的命运，你去和李国杰商量着办吧。记住，事宜机密。”

蔡培眼睛一亮，高兴地说：“是，我立刻动身。”

蔡培刚迈出房门，陈孚木就把放在桌上的支票揣进了怀中。

隔日傍晚，蔡培再次从上海返回南京，匆匆赶到陈孚木寓所，向他报告：“合同已经签订了，11月1日正式办交接。”

陈孚木面无表情，只是说：“好，你回去休息吧。”

蔡培走后，陈孚木立即拨通了李国杰的电话，先是亲热地寒暄了一番，随后话锋一转，说：“李总经理，你们和中国营业公司签订的租借合同金额太大，他们得先打70万两保证金过来。部里最近在上海购进了一批急需的器材，你们是不是先用这笔钱垫付一下，过几天由部里拨款归还。如何呀？”

李国杰一时愣住了，嗫嗫嚅嚅地说了几句，最终还是同意了。

陈孚木放下电话，急匆匆地走进卧室，对夫人说：“明天就去香港，再转澳门。此事不得对任何人说起，要快。”

第二天一大早，陈夫人乘车走了。紧接着，陈孚木也悄悄乘当天的特快车到上海，顺顺当当地从李国杰手中拿到了70万两花旗银行的支票，并化名将这笔巨款存入另一家外国银行，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登上一艘外国轮船潜逃到了澳门。他在澳门定居，先是开了一个大赌场，做起了富豪大老板。1940年投入汪伪政权，专门搜集经济情报。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李国杰盗卖码头仓库的事，很快被上海滩大亨杜月笙知道了。

杜月笙借刀杀人

杜月笙请来上海滩的另一个黑社会老大张啸林，把李国杰勾结中国营业公司盗卖码头仓库的事说了一遍。张啸林是个急性子，一听就嚷着要把这事儿捅出去，借机将李国杰挤出招商局。

杜月笙摇了摇头，说：“这后面不知还有什么背景，要是有蒋先生怎么办呢？”杜月笙接着说：“所以我想此事先不要声张，我们不妨去庐山见见蒋先生，看看他的态度，然后再定行动。”

张啸林点点头，说：“言之有理。”

当天晚上，杜月笙就给正在庐山的蒋介石发了一份电报，说有急事禀报，乞望接见。第二天他就接到回电，命他上山面谈。

杜月笙和张啸林为何会抓住李国杰不放？原来他们是要报一箭之仇。当初李国杰为了报答王亚樵帮他除掉赵铁桥，除奉送巨款外，另相赠一艘“江安”轮，但他忘了“江安”轮早已送给了张啸林，王亚樵就用武力接管了“江安”轮。李国杰因此得罪了张、杜二人。

杜月笙和张啸林到了庐山，很快受到蒋介石的接见。杜月笙把李国杰如何庸碌无能，如何勾结王亚樵暗杀赵铁桥、把持招商局，近日又如何与中国营业公司签订密约，抵押码头仓库等事有头有尾、有根有据地说了一遍。蒋介石勃然大怒，表示立即下令查办。

杜月笙在返回上海途中，兴奋地对张啸林说：“老弟，这件事蒋先生不晓得。看样子我们可以动手了。”

1932年11月初，上海大小报纸接连不断地登出一条条触目惊心的消息：《李国杰盗卖码头获巨款》、《本报质询招商局总经理称病回避》、《交通部次长陈孚木卷款逃逸不知去向》、《试看政府如何处置》……

宋子文亲审诉讼

赵铁桥被暗杀时，蒋介石就知道此事和李国杰有关，但没有证据，只好放过他，现在听到关于李国杰盗卖国有码头的确切消息后，正好新账老账一起算。蒋介石立即派宋子文和朱家骅前往上海查清此案。宋子文当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接到蒋介石电令后，先在南京做了一番询问调查，随即赶到上海，传李国杰到市政府开会。

陈孚木卷款潜逃后，李国杰吃了个哑巴亏，无法就此事上告，因为出卖码头是行贿陈孚木才办成的。他整日躲在公馆里大骂陈孚木是骗子，接到宋子文的电话，吓得魂飞魄散。

在家人搀扶下，李国杰拄着手杖战战兢兢地走进市政府的小客厅。他抬头一看，宋子文端坐在正中沙发上，左右两边分别坐着交通部长朱家骅、行政院军政部军需署署长俞飞鹏、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以及财政部、交通部的官员，此外还有上海滩的“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和中国营业公司的代表。这不是会审吗？李国杰缓步走到中间一张特地为他准备的小沙发旁，礼貌地向宋子文、朱家骅和两旁的人频频点头，露出一丝苦笑，然后坐了下来。

杜月笙首先从皮包里拿出一沓文件，有声有色地讲起了招商局贿赂交通部官员，与中国营业公司密谋盗卖国家码头仓库、私下分赃等事。

接着，中国营业公司的沙得利站起来直言不讳地说：“是的，本公司接受招商局的请求，愿出资白银2000万两，接受中栈、北栈、华栈、新栈、南栈等码头仓库作抵押，70万两保证金已全部汇给招商局。如今李总经理既被指控犯有盗卖国家权宜的罪行，本公司不愿再卷入此笔交易，期望退回全部保证金，以期善始善终。”

宋子文说：“退还保证金的问题当另案处理。贵公司与招商局签订过合同是无疑的了？”

沙得利欠起身，说：“是的，部长先生。”

宋子文怒视李国杰，问：“李总经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李国杰战抖着身子站起来，说：“此事卑职有呈文，合同是经交通部陈孚木次长批准的。”

交通部官员马上说：“查阅本部收发文本，未见有此呈文登记。我想问问李总经理，既然你说是部里批准的，那批文是多少号？批准文件现在何处？”

李国杰支支吾吾地答不上话来，叹了口气，又跌坐在沙发上。

朱家骅问：“李国杰，从这笔交易中你个人获利多少？”

李国杰有气无力地说：“100万两，准备给蔡司长10万两，黄参议7万两，陈次长5万两，钱还没到手，70万两保证金就被陈孚木全部卷走了……我一个子儿也没捞到。”

宋子文和朱家骅都不想再问什么了。宋子文向在座的人点头示意说：“各位请便吧。”随即离开座位昂首走出客厅，其余人等也都尾随而去。李国杰拄着手杖哆哆嗦嗦地站起来，刚迈出客厅门口，两名警察就过来把他押走了。

1933年10月，财政部向上海地方法院起诉，控告交通部官员陈孚木、李国杰等人盗卖国家码头仓库的罪行。不久，法院作出判决：缉拿主犯陈孚木，从犯黄居素、蔡培归案；判处李国杰有期徒刑8年，剥夺公民权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