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战疫：且战且调整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13期，原文标题《 欧洲战疫：且战且调整》，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大流感》的作者约翰·巴里告诉本刊，新冠病毒之可怕并不在于其烈性，它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麻烦恰恰在于：一个不过分高也不过分低的死亡率——既会造成麻烦又留下足够的犹豫空间；与已知疾病类似的症状——让人们误认并混淆；高传播性——利用为自己争取到的宝贵时间扩散开来。

记者/刘周岩 郜超 实习记者/张佳婧

3 月13 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防疫人员在周五礼拜前为清真寺消毒

陌生的世界

3月14日，美国人扎克·埃德勒（Zach Edler）和一群爱好户外运动的朋友们结束科罗拉多河的漂流旅行，前往接驳点。他们每年都会像这样在荒野中待上一段时间，上一次在有网络信号的地方是25天以前。前来迎接他们的工作人员布莱恩（Blane）面对着这群从“2月19日世界”径直而来的人，一五一十地简要介绍了最近的新闻：新冠疫情已经在全球大暴发、意大利进入危急时刻、股市熔断多次、一个个大都市相继停摆。

扎克说，户外圈的一种常见玩笑，就是在有人刚刚返回“文明世界”时，骗他们世界已经变了样。据他回忆，当时一半的人觉得布莱恩的玩笑太拙劣了——信息编造得太夸张了，一半的人半信半疑，因为布莱恩说话的样子沉重而真实。团队成员梅森·托马斯（Mason Thomas）临走前就很关心新冠病毒，“我临走前最后的想法是，反正我也做不了什么，等我回来应该也不会怎么样。最坏不过我们多洗几次手。”一路无话，直到返回最近的有网络的小镇上，扎克回忆，信息“像飓风一样，把所有人吹了个七零八落。”小镇旅馆中，老板娘告诫他们不要偷厕纸，电视里放着80年代的体育赛事，因为现在的都取消了。

25天时间，世界已经足够天翻地覆。2月19日扎克走进峡谷时，意大利的报告确诊病例数仅为3例，这场疫情看上去不过是以遥远的亚洲大陆为主的一个小小风波。如今世界上近10亿人处于行动受限的隔离之中，多个国家宣布进入“战时状态”，欧盟内部各国罕见地关闭了边境。奢侈品集团LVMH用香水生产线生产消毒液，法拉利尝试将汽车生产线改产呼吸机，全社会都进入了动员状态，乔治·斯坦纳在《欧洲的概念》中所说的那种“咖啡馆式”和属于“城市步行者”的欧洲，已经暂时隐匿。

3月22日，意大利罗马某公交站点旁，一名戴着口罩处于昏迷状态的患者被医护人员抬走

意大利人费德丽卡（Federica）居住在疫情最为严重的北部城市贝加莫，3月12日本刊第一次联系她时，她认为整个城市“一切还在掌控之中”，大家初次体验着隔离的生活，开始线上购物。3月20日第二次联系时，贝加莫的情况已加剧恶化，几乎每个人都认识因新冠肺炎入院或去世的亲友。费德丽卡的朋友便经历了与亲人永别的痛苦。朋友的父亲连续两周来都在咳嗽与发热，但家庭医生和他本人都以为是普通的流感。3月11日晚上，这位老人忽然因为呼吸困难而晕倒，病情加重，这才住院。连续两天，儿女打来电话时，老人都表示，我没事，医护人员在为我进行治疗。3月14日早上，儿女们没有再等来父亲的电话，只等来医院的通知——你的父亲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并且已经去世。

在寻常，按照意大利的传统，逝者入殓以后，棺材停放在家中两日，亲朋好友相继前往哀悼。而后，棺材会被送往教堂，举行公开的葬礼，神父为其祈祷，小镇上的邻里前来追送。疫情暴发以后，新冠死者的遗体也有传染的风险，连家人也无法和他们见上最后一面。根据意大利《共和报》对伦巴第大区的殡葬业者的报道，殡葬业者将代替家人与神父的角色，为新冠死者祝福、祈祷。往日，殡葬业者会为死者整理仪容、化好装。但现在，他们被要求不得接触遗体。这让不少殡葬业者感到难过，在病毒面前，似乎人与人之间最后的联接都被切断了。

3月18日晚，70辆军车开进贝加莫，带走市内公墓和殡葬业再无力承担后事的新冠死者遗体，带他们去往他乡安葬或火化。“在死寂的黑夜里，军车缓缓穿行于市内大道上时，两侧房屋窗户里用手机拍下这一切的市民告别的或许就是他们的亲人、朋友或同事，他们在目睹一场未命名的国葬。”在意大利生活多年的文学译者汪玮如此记录下贝加莫小城这个悲伤而肃穆的夜晚。费德丽卡则说，意大利的白天同样难熬，春天已经来了，最近天气好得出奇，可街道上空无一人，给人强烈的不真实感。费德丽卡不免想起了自己的祖父母，小时候，祖父母同她讲述二战时期的故事，降落在小镇上的炸弹带走了同胞的生命，“现在，我们好像也生活在战争中，被迫面对病毒这个无形却强大的敌人”。

人类将要面临传染病大流行，这不是什么新闻。新冠疫情发生后，比尔·盖茨在2015年的一次演讲被人们反复传看：“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最担心的灾难是核战。”“但今天，如果有任何会在接下来几十年时间里杀死超过1000万人的东西的话，最可能的不是战争，而是传染性很强的病毒。”盖茨笃定地说：“不是导弹，而是微生物。”

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告诉本刊，盖茨当年的那次演讲以及此后多次发出的“预言”，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2014年埃博拉疫情的反思。“很难说当时人类‘战胜’了埃博拉，只能说我们‘幸运’。埃博拉虽然致死率高，但它不像呼吸系统传染病——只要病人呼吸或咳嗽就可能把疾病传染给别人。而现在的新冠病毒不仅可以通过空气传播，更因为它是一种未知的新病毒，所以是真正可怕的疾病。而现在，它来了。”李一诺说。

不只是埃博拉，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2011年至2017年期间，全球总共发生了1307例流行病事件，分布在172个国家。世卫组织由此提出，21世纪的一大主要任务是应对新发传染病威胁。

如今重看以免疫学闻名的澳大利亚病毒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伯内特爵士（Sir McFarland Burnett）在1962年的结论：“二战结束的时候，几乎所有传染病的实际问题都已经解决了”，难免惹人唏嘘。20世纪医学的重大突破给了人类自信，21世纪，才发现“潘多拉魔盒”一直敞开。既然早有预感，又为何如此措手不及？

2月14日，乘坐地铁通勤的伦敦民众

大流行的警报

在米兰的姜姝含告诉本刊，二月份时意大利华人和本地人对疫情的反应很不相同。2月24日当地病例一出现，姜姝含男友开的餐厅当即休店，其他唐人街的餐厅几乎全部停业。“不是因为本地顾客不来消费了，而是华人担心自己的安全，主动关门的。”姜姝含说。热闹的城市与空荡的唐人街，形成鲜明对照。华人在意大利疫情尚未暴发时，就能痛下决心牺牲经济利益闭店，背后是他们对一月下旬中国疫情的重视。

1月23日武汉“封城”，中国以行动向世界发出了明确信号——封锁一座千万人口的都市，这是现代防疫史上从未有过的举措。同一个信号却得到了不同的解读。和中国内地交往密切的东亚其他地区最早做出反应，经历过SARS的香港医生许树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封城”让他意识到事情前所未有的严重性。

医学史专家、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刘士永告诉本刊，武汉封城在西方获得了不同的反应，主流媒体均有报道，虽然“震惊”，但相当程度上无动于衷。社会心态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过去近百年西方医学科学的进步，让欧洲充满信心去抵御这又一场‘别人的灾难’——像以往的传染病，不过是又一次发生在不够现代、不够卫生的发展中地区的事件而已。一月末，即便是和中国断航的欧洲国家，也只是把中国人或到过中国的人判定为潜在传染源，自身内部并没有采取太紧张的措施。”刘士永说。

情况未明时贸然进行社会管制，有着极大的成本，但同样在社会管制上非常慎重的韩国和新加坡，立即开展了对新冠病毒严格的监测工作——韩国比意大利更早暴发疫情，目前控制程度较好，成为新的世界榜样。欧洲对疫情信号明显迟滞，已成公论。

回到一月末的时间点上，世界究竟知道多少信息？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主编理查德·霍顿（Richard Horton）撰文回顾，1月23日武汉封城，24日中国科学家就在《柳叶刀》上发表了论文——当时欧洲刚出现第一例确诊病例。文章分析的41个病例中，三分之一的人发展成重症，一半死亡，作者们极力强调了这种新型疾病的严重性和“全球大流行的可能性”。霍顿认为，中国科学家团队尽其所能给出了“迅速且严格”的科学信息。“但是出于我不知道的原因，英国政府及其科学顾问团队只是观察、等待。”霍顿写道。

如果说大量信息中难免“噪声”太多，单一国家为避免假警报频繁拉响而按兵不动情有可原——不能因为地球另一端有几个人不明原因发烧就关停自己的城市。谁又该承担起识别关键威胁、并以权威声音告知各国做出何种程度应对的职责？

3月11日，意大利罗马一杂货店店主戴上口罩、手套准备开门营业

汤胜蓝曾在WHO总部工作并任WHO驻华代表处高级项目官员，参与执笔WHO对中国医改的建议书，目前是美国杜克大学医学院讲席教授。WHO宣布为新冠病毒疫情为“大流行”，是3月11日，当时已有114个国家和地区报告了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汤胜蓝说，“大流行”本身缺乏明确的定量标准——相比之下，2009年H1N1猪流感疫情，当时有70多个国家出现确诊病例、不到10个国家出现死亡病例时便宣布了“大流行”，此外对新冠肺炎是否“人传人”以及对各国的旅行限制建议等问题上，今天回看，汤胜蓝认为，科学证据之外的各种因素对WHO的早期建议影响较大。

汤胜蓝回忆，SARS过后，他在WHO驻中国办事处工作时，国际官员有10人左右，而目前中国办事处做业务的国际官员仅有三四个人。“这不是WHO中国办事处独有的问题，WHO在许多国家的代表处可能都有类似的现象。影响力下降的原因是多重的，财政资源的减少、其他国际组织对WHO的削弱、缺少国际间协调机制等等。”

一些国际组织开始扮演重要角色，“就像埃博拉病毒暴发的时候，是‘无国界医生’第一个在国际社会发声，揭露了西非疫情已经很严重的事实。”汤胜蓝说。但他同时也认为，WHO作为一个政府间组织，基金会等各类民间机构无法完全取代。

至于单个国家政府能否肩负起领导责任？美国正在远离问题的答案。特朗普计划在2020年将美国给予WHO的经费减少53%，刘士永教授从历史的角度说明，WHO的鼎盛时期恰与冷战经验重叠，今天WHO的境况不过是单极世界衰落的一个表征，“WHO有影响的时期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80年代前期，背后有美国的全面支配”。如今，新的国际秩序尚在形成之中，《未来简史》作者赫拉利将今天称之为一个“领导者缺失的世界”。他写道：“美国留下的空白尚未被任何人填补。恰好相反，仇外心理、孤立主义和不信任是现在大多数国际体系的特征。”

2月22日，米兰一家药店的药师戴着口罩接待顾客

迎战未知

2月14日，38岁的马蒂亚感到身体不适，第一次寻求治疗，他去看了家庭医生。在意大利生活12年的王翀告诉本刊，凡是本地常住居民，都会有指派的家庭医生（general practitioner）或指定诊所，“平常有什么事都先去找家庭医生，他会有你所有的历史病例，有小病就直接看，给你开处方，如果是看不了的，他会再开单子把你转去其他医疗机构检测或治疗”。马蒂亚完全遵循了正常的医疗流程。根据他的症状，这位家庭医生对他按照流感开了药。2月16日，马蒂亚症状加剧，第二次就医后仍被允许回家。事后，该医院解释称这是因为他本人近期没有到过中国或与中国人接触，所以没有对其进行新冠病毒相关方面的推想，只是按照一般的肺炎进行诊治。

新冠病毒引发的症状与流感、肺炎的混淆同样发生在欧洲其他国家。孟乔告诉本刊，“前期荷兰宣传新冠肺炎就是重一点的感冒，很多人都不在乎”。孟乔来荷兰前是广州一知名三甲医院的放射科医生，目前在荷兰莱顿大学医学中心进修，攻读放射科博士，这是荷兰93所医院中8家水平最高的大学医学中心之一。孟乔给导师推荐文章，向他解释为什么新冠不是流感，第二天两人一起录了播客提醒其他同事注意，这时已经是2月27日。而此前，二月中旬医院曾给放射科发了学习材料和遇到新冠肺炎病人的应对方案，例如如何穿防护服、消毒等，但孟乔没有看到其他更多的措施，医务人员上班时也没有额外佩戴口罩。

2月19日凌晨三点，意大利人马蒂亚的情况恶化，呼吸困难，送入急救，这也是他第三次寻求医疗救助。在一位资深麻醉师的追问下，他的妻子回想起马蒂亚和一位近期从中国回来的经理人曾经一同就餐，但是这名中国经理人的核酸检测是阴性的，院方这才开始怀疑马蒂亚感染新冠病毒的可能性。然而各方联系、协调之后，足足过了一天半，直到20日下午四点，马蒂亚才接受了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这被意大利媒体称为“失去的36小时”。

马蒂亚检测结果呈阳性，仅三次就医过程，他直接感染了自己的家庭医生，就诊医院内的多名医务工作人员，一位77岁的病人——后来成为意大利第二例死亡病例，此外他还感染了自己的妻子、多位朋友以及不可追踪的此前参加马拉松比赛时的人群等等，社区传播大范围扩散。事后，意大利总理孔特承认接收马蒂亚的医院早期工作出现失误。

3月22日，德国埃克伦茨消防站的士兵和消防员搬运防疫物资

《大流感》一书作者、对历史上的传染病有深入研究的约翰·巴里（John Barry）教授告诉本刊，疫情之所以首先在意大利而不是其他欧洲国家暴发，他认为偶然因素很大，如果马蒂出现在其他欧洲国家，恐怕结果类似。

孟乔所在的荷兰莱顿大学医学中心，对新冠病毒的认识同样是逐渐产生。2月27日在荷兰录过新冠肺炎播客后，放射科主任跟其他同行开会，把孟乔叫过去了解情况，这才详细了解到新冠病毒的传染性很强。“我跟他们讲科室要设置专用CT，只扫描新冠病人，还要分好污染区、半污染区、清洁区，他们之前都没有这个概念。这几位主任是很敬畏的，他们说中国有应对SARS的经验，但荷兰什么相关经验都没有，所以要虚心学习。”巧合的是，当天晚上孟乔所在的城市莱顿就出现了第一例确诊病例。

对于孟乔的警醒，医院内部的反应各不相同。放射科的几位领导快速采纳孟乔的建议，发现科室分区不易实现，于是专门购买了移动CT，作为新冠疑似病人的专用CT，预防交叉感染，还邀请她一起给卫生部写信、翻译中国的相关材料，争取将CT检查纳入荷兰的新冠诊断标准——目前还没有得到荷兰政府的确切回信。医院感染科主任和病毒学家则有不同学术观点，“3月2日开完会我挺失望的，因为莱顿大学医学中心的病毒学专家坚持认为无症状的患者没有传染性。我当时拿着国内第六版诊疗指南，跟他们说一定要检测无症状的人，要隔离疑似患者，要做CT，即使不发烧CT也有可能显示有问题，病人也有传染性，但很遗憾，没能说服。”后续随着孟乔发过去更多学术证据，感染科主任接受了CT的诊断价值。

与医院应对方案逐步推进对应的，是各国的社会管控措施在矛盾中调整。原本米兰在2月24日宣布了宵禁的措施，3天后又迫于行业、居民等多方压力而取消。米兰市长朱塞佩·萨拉（Giuseppe Sala）甚至在网络上发起了#Milanononsiferma（Milan Doesnt Stop米兰不停歇）的活动，意大利民主党领袖、拉齐奥大区主席尼古拉·津加雷蒂（Nicola Zingaretti）在内的多名高级官员应萨拉之邀，和年轻人在米兰的街头喝酒、吃比萨，以彰显米兰非常“安全”——如今津加雷蒂被确认感染新冠病毒，面对这样的尴尬情形，他只得在视频中说会遵医嘱隔离治疗，继续尝试着给大家做“不要恐慌”的榜样。在意大利的访问学者刘宇菲告诉本刊，疫情开始前正好是威尼斯狂欢节，当时已经持续了2周，她也去参加了一些活动，“有活动的时候威尼斯被挤得水泄不通，因疫情停课前两天我还去看了一场演出。后来想起来很危险，病毒已经在传播了。”威尼斯狂欢节的最后两天，被临时叫停。

意大利作家贝佩·塞韦尔尼尼（Beppe Severgnini）写文章称，如果用一个词形容大多数意大利人初识新冠一个月的心情，不是恐惧、不是悲伤，而是：困惑。“家家户户的晚餐桌上的情绪和观点摇摆着：我们究竟是对一个有点恼人的大号流感过度敏感了，还是在面对严重传染病大流行，有足够的理由去担心？”科学界同样在进行着争辩，以米兰萨科医院的病毒学实验室主任玛利亚·吉斯蒙多（Maria Rita Gismondo）为代表的“大号流感”派，一度相当有影响力，疫情最严重的伦巴第大区政府主席阿提里奥·丰塔纳（Attilio Fontana），在2月25日还曾公开描述新冠肺炎“比一般的流感稍微严重一点”。意大利家喻户晓的学术明星、病毒学家罗伯特·布里奥尼（Roberto Burioni）则对吉斯蒙多进行了驳斥，认为她错误解读了重症和死亡数据，给出了具有高度误导性的言论。

3月19日，疫情期间，意大利伦巴第大区的一家皮具工作坊转变成了口罩工厂

如今已经不需要再辩论新冠肺炎是否等同于流感，但犹豫的几周让病毒扩散开来。约翰·巴里告诉本刊，新冠病毒之可怕并不在于其烈性，它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麻烦恰恰在于：一个不过分高也不过分低的死亡率——既会造成麻烦又留下足够的犹豫空间；与已知疾病类似的症状——让人们误认并混淆；高传播性——利用为自己争取到的宝贵时间扩散开来。

刘士永认为，欧洲的医疗系统之所以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与近几十年间“重预防医学，轻公共卫生”的趋势有关。“上世纪80年代以后，预防医学进步非常快，欧洲政府大量投资。但相比于传统的公共卫生，预防医学有效的前提是需要知道敌人是谁——我们从小接种的那么多疫苗，这么多药物、病毒学研究，都是针对已知传染病。而一旦遭遇未知疾病，预防医学的迟缓性和风险性就非常高。公共卫生的一些基本手段，例如对水质、食品、卫生习惯等的管理和培养，则是没有特定敌人的，这第一道防线不能丢。至于美国，更是预防医学占有主要资源。”

疫情发生后，美国的两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桑德斯与拜登发生了一场辩论。桑德斯批评美国的高度市场化的医疗体系，呼吁实施全民健保，拜登则表示，意大利就是最好的反例——免费医疗照样崩溃。美国与意大利，分别是医疗资源较好的发达国家中市场化医疗与全民健保的典型代表，同时陷入困境，指示问题不在简单的医疗资源“充沛”与否，或是运营方式，而是关乎整体医疗思路和体系建设。

耶鲁大学全球健康政策与经济学助理教授、美国中国卫生政策与管理学会会长陈希告诉本刊，过去十年，各国的疾控和防疫投资不断减少，美国尤其严重。2018年6月，特朗普提议将公共卫生部队——美国公共卫生署军官团削减40%，被国会阻挠后，转为不再补充退役军官留下的空缺。这支6000多人的部队曾为奥巴马政府阻击H1N1疫情立下汗马功劳。2017年以来，美国至少3次大规模缩减CDC经费比例达10%以上。至今年二月，美国为此付出代价，在新冠病毒检测试纸的研发、生产和人员培训等各环节捉襟见肘。陈希认为：“公共卫生是一个‘自己革自己命’的领域，做得越完善，各方越认为对其投入过多，继而缩减经费。

随着疫情不断扩大，3月11号，WHO宣布了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各国纷纷出台自己的抗疫政策。英国的“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提法一出，立即引发轩然大波，人们担心，政府已经“放弃”，计划让60%的人感染病毒再尝试自愈获得抗体，以构成阻碍传播的“人肉屏障”。

3月17日，意大利伦巴第大区Brescia Poliambulanza医院的新冠病毒重症监护病房内，医护人员正在治疗一名患者

科学能否拯救

英国宣布选择“群体免疫”的公共政策来对抗疫情，此言一出，全球哗然。未战而退？牛津大学流行病学家陈铮鸣教授告诉本刊，“群体免疫”事件是一个“表达不当”造成的沟通事故。科学家们出面解释，“群体免疫”是可能出现的结果，而非手段。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Matt Hancock）在媒体发文：“（群体免疫）不是政策或目的。”

“如果你一定要强行压制（suppress），疫情会反弹——在错误的时间反弹。”英国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伦斯爵士（Sir Patrick Vallance）向BBC如此解释英国初期抗疫思路的核心。背后的假设是，毕其功于一役地消灭病毒已经不可能，只能打持久战。

王璐告诉本刊，她和家人并不担心。王璐是英国中殿律师公会（The Honourable Society of the Middle Temple）会员，熟悉政府冗长的立法过程，丈夫是剑桥大学数学专业毕业的英国人，夫妻二人解释政策变化：“前期立法相对慢，也是因为各种法案细节的辩论，例如因为流行病的持续时间难以预测，法案的时效性也经历辩论。”普通人感受到的，也并非法律的变化，而是立法通过后政府出台的措施，“这又是一个过程。欧洲封城的时间都有点晚，我认为也是这个原因”。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大卫·赖特（David Wright）在伦敦度过了三月第一周，他告诉本刊，能察觉到伦敦游客明显较少，但一切正常。与此同时，意大利正处于中国以外最大的疫情暴发的最初几周。他从自己专业的角度有所思考：“为什么英国对COVID-19的反应与欧洲大陆国家不同？与其说是英国历史上对瘟疫的记忆，不如说是由于英国在二战中的经历所产生的文化态度。英国经历了纳粹的猛烈轰炸，很多苦难和牺牲，但英国最终幸存下来并取得了胜利。战后英国文化凸显了‘患难与共'的重要性，不该抱怨，也不应该‘反应过度’。英国人的座右铭‘保持冷静，继续前进'。”

2月11日，意大利民主党领袖、拉齐奥大区主席尼古拉·津加雷蒂（中）出席在罗马举行的政治集会

在苏格兰爱丁堡洛锡安区，全职物业经理伊恩照顾着一家住有60位老人的养老院。这段时间，伊恩变成了“孤独的工作人员”，他平时的同事，都因患有慢性疾病、怀孕等原因，被划为“易感人群”，自觉隔离。3月17日，英国公共卫生部发布“易感人群列表”以来，伊恩成为这里仅剩的工作人员。他告诉本刊：“所幸老人们都能独立生活，所有隔离都是自愿的，所以这有赖于我的劝说。一半以上的老人非常重视，但也有人认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出门冒险。每天都有人报名‘daily wave’，就是在街上走走停停，和窗边的老人挥手致意，缓解他们的孤独。”

纵使英国是现代公共卫生、流行病学的主要起源地，并非所有人都能气定神闲，紧张情绪仍在酝酿。对于家住伦敦西南的小城伯恩茅斯的张蓓来而言，物资抢购带来的焦虑是真切的。张蓓采购了两周的生活物资，当地英国朋友却告诉她：“超市都在抢购，至少准备三个月吧。”张蓓催促丈夫早晨去补货，才发现超市8点半开门，在9点半之前只招待老人。之后又有几十人排队。下午再去，米、油、意大利面，都空了。

3月16日，英国一改之前淡然面对疫情的状况，约翰逊政府在隔离、检测、停止商业活动等一系列方面宣布收紧政策，到3月21日，英国政府宣布关闭所有学校。

陈铮鸣教授认为， “政策在不同时间点根据情况不断调整，持久战需要考虑对民生的影响，就像一个天秤的两头，需要不断调找平衡点。例如关校问题，关早了怎么办——很多家长是医务人员、应急工作人员，他们如果留在家里照看孩子，同样不利于应对疫情。英国有很好的循证决策的依据，就是要不断地研究、调整。”

“从80年代开始，英国非常重视的概念就是循证医学，已经深入人心。”陈铮鸣认为，循证医学的大样本随机双盲对照试验，转化为根据证据做决策。天津中医药大学教授于斌告诉本刊：“在英国，循证医学没有留给医生太多发挥的空间，决定权在于收集科研证据，遵循病例编纂的文献指导，加之长期随访，制定针对的指征，才做相应的抽血、CT、开出相应药物等一系列诊疗。在英国行医的方方面面都体现循证医学的原则”。于斌曾在英国执业外科医生多年，他还记得，有一位同事，为病人做CT检查，但无相应指征，这样的案底会跟随一生，被所有潜在雇主看见。

3月12日，一名中国乘客在法兰克福机场候机

但于斌同时回忆，英国的医疗系统中，部分轻症甚至无症状的病人占用床位，医生工作日的全班有12小时，其中有一半时间忙于文书工作，非常繁琐。且低级医生一年有3/7的日子无需工作，主任医生每周只需工作20小时。于斌认为英国的医疗系统尚有潜力可挖掘。

表面上看起来欧洲各国之间策略不同，但陈铮鸣认为没有本质的差异，都是依据模型做推演、匹配医疗资源和防疫措施，只是现阶段疫情暴发情况不同而已。陈希说，“意大利率先暴发，所以不得不加入‘强行压制’的阵营，按正常节奏，恐怕也属于西方主流的‘软拖派’”，打持久战。认为已经不可能“消灭”病毒是西方科学家的普遍认识，只有且战且调整。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流行病与现代世界》（Epidemics and the Morden World）一书作者米切尔·刘易斯·哈蒙德（Mitchell Lewis Hammond）向本刊解释：“统计数字的使用，在20世纪初变得更为重要。今天我们用图表上的曲线来显示疾病传播的速度。统计数字的使用，与洲际通信、疾病的细菌理论一起，共同创造了我们对流行病的现代概念。”

只不过，从来不存在着一个统一的“科学”——英国推出其策略后，英国免疫学会会长联合多位知名学者质疑政府策略。英国的策略关键在于时机的细微调控，以取得收益平衡，但何为“好时机”？不同的数据模型有不同的结果。眼下，决策所仰赖的一些最基本的数据都还是不确定的，例如德国与意大利的死亡率相差达28倍，无论再怎样消除人口老龄化、医疗水平的不同，这其中也一定有数据统计方式差别和误差的原因。检测方面，因为各国重点检测对象不同，相关数据也差别较大。一些更根本的数据还没有，陈铮鸣提出，要对社区内进行调查，英国正在尝试将检测范围扩大至健康人群，因为只有把大量的感染后又自愈的人进入统计，才可能真正调查清楚新冠肺炎病毒的传播模式。

3月18日，第二批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一行13人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发，准备奔赴意大利米兰

风险社会

《大流感》的作者约翰·巴里告诉本刊，如果以新冠病毒再写一部类似的书，他觉得最重要的章节现在还没发生——幕布刚刚拉开。“病毒很有可能正在发展中国家悄悄蔓延，它们会以自己的方式显现。”约翰·巴里说。对于中国和其他亚洲的发达地区——除了日本，巴里对于日本的数据十分怀疑——现在只是“开始的结束”，西方还没到这一步，但是真正的可能灾难会发生在第三世界。

现在统计上仍呈相对空白的非洲、东南亚、拉美，很可能因为检测与统计的问题而被忽视。尤其是其中一些困境交加的国家，例如叙利亚，和疫情严重的伊朗和伊拉克有密切人员往来，但直到3月22日，才报告了首个确诊病例。

一些国际组织开展援助，盖茨基金会作为世界上资产规模最大的私人慈善基金会，承诺最高出资一亿美元，主要用于加快疫苗、药物和诊断方法的研发工作，以及加强对全球弱势人群的保护。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告诉本刊，欠发达国家薄弱的医疗体系会是传染病防治的巨大挑战，基金会最担心的也是非洲。“疫情在欠发达国家的暴发是肯定的，不可能只在欧美有问题，在非洲没问题。抵抗新冠肺炎，非洲或许相对的‘优势’是人口比较年轻化。”本次疫情，已经演变成全球危机。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全球化的不断加深，便利之外，极大地增加了系统性风险。贝克认为，在前工业时代，灾难被认为是同自然本身紧密相连的，所以，人类并不需要对灾难负责。但是，现代社会的风险更多地同人类的决策相关。至于今天的疫情大暴发，陈希认为，“每一个政府都慢了半拍，每一个时间窗口内，都没有解决问题。中国的预警首先失灵，但随后采取了在人类卫生史上都堪称非凡的举措，留与世界机会，但世界未能抓住。美国在一月末停航中国，客观而言很理性。但现在推算，美国的社区传播始于2019年底，这种形势下，停航后美国国内的隔离、检测未能跟进。”

全球化发展让许多因素的风险高度累积。刘士永告诉本刊，例如近几十年快速发展的民航，其人员检疫方面基本是空白——最多的手段不过是检测一下体温。类似的公共卫生风险因子不胜枚举。一个薄弱环节失控，整个系统都要付出代价。全球化带来的影响从不是单向的，没有“好坏”之分，例如信息的交流沟通大大增进，但也有负面效应——“如今社交媒体的全球传播高出SARS时期许多数量级，民众易形成恐慌，不信任政府，抢购物资，最终透过舆论和经济，影响决策。”陈希说。

李一诺认为，这要求对公共卫生体系进行重新定位与思考。对于新发传染病的防治，人们不应受限于在医疗系统内部分配有限资源的思维，而要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来考量。虽然平日也不打仗，但每个国家仍然要保有精兵强将，人们对此毋庸置疑。类似的，我们也要建设高效的疾病监测系统。更何况其价值不仅仅体现在重大疫情暴发期间，即便在日常公共卫生工作中，疾病监测系统也能发挥重大作用，并不会“浪费”。而做到这一点，就要求要预先投资——短期似乎看不到成效，但长远来看却有着极高的投资回报。此外，“病毒无国界，传染病大流行面前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因此建立多边的迅速有效的国际协作和反应机制也是至关重要”。

疫苗研发正是这一矛盾的体现。初始临床实验投入较少，后期安全性、有效性、扩大测试、大量生产、监管，投入陡增。但往往疫情也随时间平息，投资丧失动力，后期研发越需要投资的阶段，越缺乏资金，最终不了了之。陈希认为：“人类的短视在这一领域淋漓尽致。如果当时人类能够继续研制SARS和相关冠状病毒的疫苗，今天以此基础改良，就不会措手不及。”

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中，全球性危机的解决，只有全球合作才能解决。这次疫情中，拒绝协作的国家已经交了学费。陈希告诉本刊，检测是美国命门，其决定疫情数据的准确性，之后所有的建模、分析、政策均以此为基础。美国的一个失误是——拒绝使用德国研制的成熟的检测试纸，过于遵循本国标准，但自研的试纸直至今天仍有瑕疵，只能仓促投用，产量和分配始终短缺。

《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本次新冠疫情会成为新的历史纪元分界点——历史会被分成新冠以前和新冠以后，具体意味着什么现在还不清晰。哈蒙德教授则告诉本刊，从历史的角度，或许不必太悲观，“尽管它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变化，但社会是有弹性的。危机之后，人们有能力恢复正常生活。例如，1918～1919年西班牙大流感暴发，伴随其后的却是‘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社会空前繁荣，文化充满活力。”

现在总结经验或展望未来，或许仍旧太早，眼下，全人类需要共渡难关。

在重灾区贝加莫，当地报纸《回声报》的讣告栏版面大量增加。2月9日，当天意大利全国通报3起确诊病例，《回声报》的讣告栏还不过一页半，而到了3月13日，头版后却刊登了整整10页的讣告。意大利人想要纪念每一个人，不仅仅是医生、护士，还有普通人。报纸讣告上面有每一位新冠死者的照片、姓名及基本信息，还有子女亲朋想对他们说的一句话。

在意大利刚刚“封国”的那段时间，喜爱歌舞的意大利人将他们平日里的露天音乐会搬到阳台上举行。钢琴、小提琴、小号的演奏，混杂着锅碗瓢盆的叮叮当当声。而现在，浪漫的意大利人也停止了歌唱。费德丽卡发现，和过去一个星期相比，“贝加莫安静了下来，没有人歌唱了。”取而代之的，是3月20日晚上8：45响起的教堂钟声。那一刻，小镇上的人们都停止了自己的活动，为这次在疫情中离世的人们点上蜡烛，默默地哀悼。

（实习记者田钟灵、孙一丹、印柏同对本文亦有贡献；孟乔、王璐为化名；感谢蓝江、刘波对本期封面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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