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02日 星期六

这是我看过最生动的一篇关于厕所的文章了!

什么是人类史上最重要的事件?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

新加坡已故领导人李光耀说,冷气机的发明改变了新加坡。他2000年接受《亚洲华尔街日报》访问时说,新加坡成功的秘诀就是冷气机,因为它改变了热带区域人民的生活。他指出,在发明冷气前,人们的集中力和工作素质会随天气转热、空气变潮湿而下降,“用过午餐后,热带国家的商业节奏都停止了,直到午后较凉快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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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说,抽水马桶改变了欧洲。抽水马桶提高了欧洲人的健康水平、文明素质,延长了欧洲人的寿命。在抽水马桶发明之前,欧洲人的屎尿都是就近“泼洒”,靠大街的泼洒于大街,靠大河的泼洒于大河。伦敦桥最初就是公共厕所,人们在桥上如厕,排泄物直接落入下面的泰晤士河,泰晤士河就成了泰晤“屎”河。那时候,巴黎伦敦的大街上,落霞与尘土齐飞,泥泞共屎尿一色。好在没有抽水马桶的时代也没有汽车,大街上跑的是马车牛车,马儿牛儿沿街随地大小便,人粪尿与牛溲马勃混在一起,多多少少降低了人粪尿的成色,低调奢华有内涵,没有最臭只有更臭。欧洲那时候发生过大规模的瘟疫,与这种生活环境有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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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人可能会说,厕所革命将会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社会变革。

古代中国人非常注重如厕问题,证据是古代中国人供奉“厕神”。宋代科学家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一说:“旧俗,正月望夜迎厕神,谓之紫姑。亦不必正月,常时皆可召。”

古时候的有钱人家,上厕所要换衣服,所以如厕又被委婉地称为“更衣”,这个叫法一直沿用到今天,厕所又名“更衣室”。南朝(420年—589年)首富石崇家的厕所可能是史上记载的最最富丽堂皇的厕所。他自己平时如何如厕不知道,他家的客人描述说,到石崇家做客,如厕的时候,会有十多个花枝招展的婢女手捧甲煎粉、沉香汁等列队伺候。进去之前先脱衣服,排便之后要梳洗,然后换上衣服。如厕这件肮脏的勾当,就这样变得干净而愉快。

但也不是所有的有钱人都有这么好的厕所,就连国君都不一定有这么好的厕所。

《左传》里有个故事,讲晋景公(春秋名君晋文公重耳之孙)上厕所:“(晋景公)将食,涨,如厕,陷而卒。”晋景公吃饭的时候觉得有点腹胀,就去上厕所,不小心掉进茅坑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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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句你就可以想象到那时候的厕所长什么样了:大粪坑,大到一个成年人可以整个人掉下去而不会被卡在半道上。粪坑上面搭着板块,供如厕者蹲着,稍不小心,身体失去重心就会跌进粪坑里……连一国之君晋景公的宫里的厕所都这么糟糕,晋景公也真窝囊。

晋文公重耳的孙子这么惨,每次读到这个故事程老汉都会想起一句西谚: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这样危险的厕所或曰茅房,一直到今天都还有。程老汉就上过这种厕所,头两年去西藏旅游还上过,这种厕所现名“旱厕”。旱厕的特点之一就是:人可以直接看见粪坑里的屎尿……

外国也有旱厕。记得吗?10年前有一部英国电影叫《贫民百万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印度的孩子就在那样的茅房里玩闹……呜呼呀,那个画面太写实了,也太恶心了,不知道导演怎么想的。

早先,中国的城市街道也一直是臭气熏天满眼黄白之物,跟同时期的欧洲城市并无不同。

据记载,16至19世纪的北京,即明清两代,数十万人口的北京城,公共场所非常珍稀,以致于竟有“京师无厕”的说法传世。明代王思任在《文饭小品》中就北京比成一个巨大的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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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那时候的北京城,人们“都当道中便溺”,女人也直接在街上倒马桶。好在都是平房,没有巴黎街头人粪尿从楼上“飞流直下十几尺”那种浩荡景象。

没有厕所,连鲁迅老师都耍“无赖”。在《两地书原信》编号“七十三”的信里,鲁迅老师这样对许广平老师说:“这里颇多小蛇,常见打死着,腮部大抵不膨大,大概是没有什么毒的。但到天暗,我已不到草地上走,连晚上小解也不下楼去了,就用瓷的唾壶装着,看没有人时,即从窗口泼下去。这虽然近于无赖,然而他们的设备如此不完全,我也只得如此。”

上海市区什么时候才有第一座公有公共厕所?清同治三年(1864年),由工部局在公共租界南京路虹庙后(今南京东路福建路盆汤弄附近)建成。

但这种厕所除了刚刚建成的、尚未投入使用的时候很干净,从投入使用第一天开始就很脏很脏,脏到你每次进去都很恨。

程老汉很喜欢王小波的文章,但王小波的文章里面也有一个不好,就是老有对“屎”啊“尿”的描述,这是因为王小波生活的时代,这些东西的存在感实在是太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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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逝于1997年4月,那时的中国不富裕,王小波有一篇《个人尊严》所提到的春运火车的拥挤混乱、公厕里的脏和臭,是那时候的中国、那以前的中国的特色。

王小波逝世那一年,程老汉在凤凰北京节目中心任职,6月下旬来到香港总部,参加香港回归报道。其间曾到深圳办事,在深圳公共场所找公厕,闻着味儿去就行。当时竟然还有一种变态的亲切感。而今,中国内地已经大为改观,大城市里的公厕,比法国巴黎的公厕还干净。

2005年初程老汉曾游历法国,那里的公厕可真是不敢恭维。巴黎埃菲尔铁塔附近的地下过街通道里弥漫着尿骚味,因为附近没有公厕。当时程老汉为了解除内急之苦,快步如飞跑进一间咖啡屋,交钱买了杯咖啡,才获恩准使用那间咖啡屋的卫生间。那店小二也是谙熟业务,知道这么跑着来的一定是内急使然,不用我说话,他一边收钱一边就递给我卫生间钥匙。虽然这间咖啡屋使我免去尿裤子之灾祸,但我真不敢恭维巴黎当局的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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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戛纳附近的一个小镇,程老汉看到街边活动公厕的蹲坑里堂皇躺着“屎橛子”——王小波杂文里出现过的那个东西,“满眼都是黄白之物”,跟王小波《个人尊严》中所描写的那个时代北京胡同里的公厕一样令人恶心。

在这样的公厕里,人真的不敢去想“尊严”这个东西。

但是走进中国人的家门,就是另一番气象。不管门外有多么不堪,门里的卫生还是有保障的。人人家里都会有马桶,马桶是女孩子出嫁的必备嫁妆之一。由于嫁妆必须由挑夫挑着招摇过市,所以,马桶也就被漆上各种好看的颜色,更讲究的还上漆画,花鸟虫鱼栩栩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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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拎马桶。

在南方的大小城市里,每天早晨粪车穿街过巷倒马桶,是一大景。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新民晚报》当记者的江曾培曾就上海马桶问题作过采访调查,“当时戏称上海的手拎马桶数,犹如曹操下江南时的八十三万大军,也为八十三万只——实际上,恐怕还不止这个数。”(江曾培:《上海与手拎马桶的告别,一场至为生动的城市变迁》)

在北京,清朝末年时才在各街道遍修厕所,不准随地便溺。又出现了大粪收集车,以摇铃为号,家家户户听到粪车铃声,拎着自家马桶出来,倒马桶于大粪车内。

脑补一下,北京上海每天早晨倒马桶的壮观景象吧。

这时候,抽水马桶在中国还是珍稀品。

抽水马桶于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欧美盛行,1866年,满清外交家在一艘轮船上看到了西式抽水马桶。后来,抽水马桶传到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20世纪初,北京有了下水道,抽水马桶才在一些有钱人家出现。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的高级宾馆饭店里陆续见到了抽水马桶,后来也陆续进入寻常百姓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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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中国城市的公共厕所里也有了抽水马桶。

人的尊严跟经济实力有关。古人云:仓廪足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王小波无福,他所生活过的那个中国,基本上是贫穷、贫困、贫弱,人也就贫贱,谈不上什么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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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尊严有时候要靠金钱维持——比如,戛纳路边的活动公厕那么脏,是因为当地雇不起保洁员频频打扫。凤凰同事李炜老师说过一件事,1990年代后期,香港中旅社在深圳开办“世界之窗”旅游景区,起初在景区内到处张挂“随地乱抛垃圾罚款XX元”的告示,但无济于事,游客们还是随地乱抛垃圾,一是抓不过来,二是罚款很伤感情,人家来开心,结果弄了个闹心回家。港中旅改变方法,撤掉告示,雇了一批保洁员,游客前面抛,他们后面扫。

这个故事的启示就是:当一个国家雇不起公共场所的保洁员时,这个国家里人的普遍尊严是会严重打折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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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程老汉喜欢这个口号:“聚精会神搞经济,一心一意谋发展。”经济搞上去了,社会就能发展。程老汉多年前就在福州仓山区一个居民小区的路边看到一间干净清爽的公厕,洗手台的墙上挂着一个制作精致的木牌,上面记载着该公厕保洁员的姓名和工号,还有投诉电话。内地的公厕,已经不是为了外国人而保洁,是为了所有用得到它的人。

中国正在搞“厕所革命”,程老汉非常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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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

编辑: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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