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回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经过，周总理亲自带着烈士骨灰回国

1955年4月11日中午，一架名为“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印度客机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

飞机上坐着的是11名赴印度尼西亚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而这个代表团的团长是时任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

当日下午，雅加达玛腰兰机场挤满了等待的人群。预计的抵达时间已经过了，可克什米尔公主号却迟迟没有到来。机场方面也只是让大家再等一等，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等候的人群开始感到了不安。

天快黑了，机场通知等待的人先回去，说这架飞机一时还到不了。当时，没有其他获取消息的渠道，飞机就像是消失了一般。

直到第二天，中国大使馆得到消息，克什米尔公主号在起飞四个小时以后突然发生爆炸，从5000多米的高空坠落在马来西亚北婆罗洲沙捞越附近的海域。

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失事，导致近200平米的海面成了一片火海，飞机上的乘客和机组成员一共19人，除了3名幸存者外，其余的全部遇难。他们都是参加第一届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和记者。

事件发生之后，在国际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纷纷猜测，这到底是意外，还是一次精心布局的暗杀行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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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什米尔公主号是一架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在此之前已经安全飞行了12300小时，机长杰塔是印度国际航空公司资历最老、最有经验的驾驶员之一。印度航空公司曾经派他多次试飞这架飞机，所有的性能都良好。

直到飞机遇难的当天上午，克什米尔公主号还曾作为普通航班搭载了一批印度乘客，并安全抵达香港。

飞机失事后，印尼政府、新加坡政府和英国皇家空军、海军迅速派出军用飞机和军舰，前往出事地区搜寻营救。

克什米尔公主号在最后的四个小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许只有找到飞机的残骸和幸存者才能向世人揭开真相。

在事发海域的一个小岛上，英国皇家海军“丹波尔”号军舰发现了三名被渔民救起来的幸存者，其中就包括印度航空公司的维修工程师卡尼克。

飞机爆炸时，他被强烈的气浪甩出机舱落到海里。凭借着强健的身体素质，卡尼克在大海中漂浮了八个多小时，最后漂到了一个小岛上。

除了卡尼克，另外两名生还者分别是领航员帕塔克和副驾驶员狄克西特，机上11名乘客和另外五名印度机组成员全部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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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难的乘客中，包括中国政府代表团工作人员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新华社记者沈建图、黄作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杜宏，新华社兼“光明日报”记者李平，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师郝凤格。

消息传到国内，举国哀悼。而事故的幸存者卡尼克，为我们揭开了事故发生的全过程。

飞机起飞一两个小时后，一切都很顺利平静。这显得是一次很顺利的飞行，所以我就去机舱睡觉了。我睡觉时听见飞机下面有爆炸声和微弱的火花声，就起来看是怎么回事。机翼上有一个一英尺乘一英尺大小的火花。这的确很小，本应没什么可担心的。但小火花迅速展开，钢铁的机翼就像纸一样在熔化。

根据幸存者卡尼克的描述，克什米尔公主号是在飞行平稳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爆炸的。飞机飞得好好的，怎么就突然爆炸了呢？

卡尼克回忆道，他首先是在机翼上发现了火花。专家根据这一点，重点检查了飞机的机翼残骸。他们发现，飞机右翼机侧的后梁所有蒙皮都是外翻的，而这种形状正是放置了爆炸物才会形成的痕迹。

事故现场的专家们在检查了飞机残骸后认为，克什米尔公主号曾经发生过两次爆炸。几天过后，事情终于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现场工作人员将一个疑似爆炸定时器的东西打捞了上来。事后证明，这正是用来爆炸飞机的炸弹定时器。

经过进一步的调查，1955年5月12日，也就是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的一个月之后，调查委员会确信，此次坠机事件是由于定时炸弹爆炸所导致。

那么，究竟是谁把这枚定时炸弹放上飞机的呢？这起精心策划的暗杀事件，它的幕后真凶到底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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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什米尔公主号被炸，罹难者包括中国、印度等五个国家的公民，这是一个重大国际案件。根据国际公法，侦破这起案件是港英当局不可推卸的责任。经过外交斡旋，中国政府和印度政府各自派出代表赶赴香港，协助港英当局侦破案件。

由于这不是一架普通的旅客航班，能够接触到飞机的人并不多。嫌疑人迅速地被锁定在88个人当中，其中19人被拘留。随着中国政府不断向港英当局提供情报，案件的真相开始逐渐浮出水面。

香港警方经过审讯之后，锁定了一个叫做周瑞维的人，此人的儿子周驹是香港启德机场的一名地勤清洁工。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爆发之后，他就不知所踪了，这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几番审讯后，周瑞维供出了位于庙街一个专卖电器的商场——就记电料行，店铺的老板名叫关就记。1955年6月30日下午，香港警方秘密搜查了就记电料行，竟然发现了众多台湾国民党情报机关的文件。原来，这家店铺竟然是台湾国民党情报机关驻香港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被捕之后，关就记一开始拒不交代任何事情。但是两天之后，他终于招架不住，供出了一个名叫赵斌丞的人。

赵斌丞是台湾驻香港情报站的站长，他曾经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得意门生。此人沉默寡言、工于心计，深得戴笠的器重。戴笠死后，他又转投到毛人凤门下。

至此，真相已然浮出水面。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就是台湾国民党当局精心谋划的一次暗杀事件。

那么，这次暗杀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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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局势是，1955年4月18日亚非会议即将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后来也被称作“万隆会议”。包括中国在内的29个亚非国家将受邀参加会议。当时，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因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和许多国家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而将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首脑会议就是新中国向世界展示自己的重要舞台。

得知新中国即将参加万隆会议的消息之后，却有那么一个人心里面不知道有多难受，他就是蒋介石。第一届亚非会议有29个国家参加，但却只有六个国家和新中国建交，其余的22个国家还和台湾国民党当局保持着外交关系。然而，蒋介石却没有收到亚非会议的邀请。这对于他来说，无疑是奇耻大辱。恼羞成怒之下，他杀心顿起。

就在台湾情报机构密谋策划暗杀的时候，人民政府正在为周总理的行程做着最后的准备。

如何让周总理和其他代表安全抵达万隆，成为了筹备工作的重中之重。

当时周总理刚刚做完阑尾炎手术，不适宜长途颠簸，因此最好的方法就是乘坐飞机。

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还没有自己的大型远程飞机，只能租用国外的飞机。最终，中国政府代表团选择包乘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

“克什米尔公主号”这个名字还是印度总理尼赫鲁亲自起的，出于对中国人民的友好，他专门将最喜爱的一家专机租给了中国政府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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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原定计划，1955年4月11日中午，克什米尔公主号将先作为正常航班从印度新德里飞到香港，经停一小时加油；下午再改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包机，从香港启德机场直飞印尼首都雅加达。

没想到，这个绝密的航程计划很快就出现在了台湾保密局的办公桌上。

台湾国民党情报组织得知，克什米尔公主号将在香港进行短暂停留。据此，他们认为周总理肯定会搭乘这架飞机。这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以利用在香港停留的一小时，在飞机上安装炸弹，实施暗杀计划。

具体密谋策划这个方案的，就是台湾驻香港情报站的站长赵斌丞。什么样的人才能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上安装定时炸弹呢？这个人必须是香港启德机场的员工，而且这个人最好是能够自然而然地接近飞机而不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他们相信，只要有足够多的金钱，一定可以找到合适的人选。

连日来，庙街就记电料行老板关就记在赵斌丞的吩咐下，四处寻找着合适的人选。终于，他将目标锁定在了香港启德机场地勤清洁工周驹身上。此人只有20出头，他个子瘦小、长相普通，好赌博、好女人，欠下了许多赌债。也正因如此，关就记认为他可以利用。

周驹被台湾情报人员带到了就记电料行，赵斌丞一开口便说，我这里有60万港币，需要你帮我办件事，事情办妥之后，这60万就是你的了，并且我们会安排你去台湾，保证你的安全。

60万港币，在当时的香港是一笔相当诱人的巨款。周驹立即问道，是什么重要任务？赵斌丞说，破坏共产党要员所要乘坐的一架飞机。周驹一听，立马就吓出了一身冷汗，连忙说“不不不，这事情我干不了。”

赵斌丞沉默了几分钟，望着他说，60万港币呀，你清扫飞机一辈子也挣不了这个数。

思来想去，周驹还是没能抵挡那60万港币的诱惑，接受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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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任务后，周驹被台湾保密局香港情报站的人控制。除了上班，剩下的时间他要接受台湾特工的训练，主要是熟悉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的结构，以及如何快速准确地安装定时炸弹。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赵斌丞还将周驹的父亲押作人质，免得他临阵退缩，坏了整个计划。

赵斌丞原以为他的计划已经是万无一失了。然而，台湾的情报部门却不知道，周总理其实早就已经改变了行程计划。

早在1955年2月22日，缅甸总理吴努便邀请周总理访问缅甸。按照相关档案记载，外交部当时为周总理去缅甸拟定了两条路线：一条是包租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从昆明飞往仰光，一条是走滇缅公路。而周总理倾向于走滇缅公路。

然而，就在1955年3月初，周总理因患阑尾炎做了手术，直到3月28日才出院。就在这个时候，缅甸总理吴努来信，希望周总理在4月12日左右抵达仰光，与印度和埃及总理先行会面。

日程紧迫，周总理只能搭乘印度飞机“”空中霸王号”从昆明飞往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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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4月7日，就在周总理离开北京之前，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送来一份紧急情报。中方情报部门获得消息，台湾特务机关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在香港加油检修的时机，将定时炸弹放入飞机机舱。

听到这一消息，周总理忧心冲冲，他吩咐邓颖超说，自己虽然不坐克什米尔公主号，但是其他同志要坐，请她务必要将情况查清楚，并且通报给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杜威廉和中国代表团。

1955年4月9日，外交部又给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发去密电，告知情报内容。

黄作梅本人也将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前往雅加达。他收到指示后，派人立即向香港当局提出交涉，并专门在4月11日凌晨派专人到印度航空公司驻香港经理的住宅通报这一情况。

印度航空公司驻香港经理起初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样的情况不可能发生，因为飞机在香港只停留一个小时，光天化日之下，谁也不敢胆大妄为。但是当黄作梅派去的专人再三强调安全问题的重要性之后，这个经理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表示一定会采取安全措施，并且亲自在旁监督。

此时，距离克什米尔公主号起飞只剩下12个小时了。

1955年4月11日上午十点，离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抵香港还有两个小时，乘坐这架飞机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人员和记者已经来到了启德机场。黄作梅在机场再次约见了印度航空公司驻香港经理，请他务必严加防范。

经理说已经做好了准备，不让任何人接近飞机。

上午12点15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抵香港启德机场。香港政府立即派警察对飞机四周实施警戒。印度航空司驻香港经理亲自在一旁监督，无关人员一律不准接近飞机。

如此严密的防范措施，到底是哪里出了纰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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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幸存者，维修工程师卡尼克后来回忆起一件很蹊跷的事情。

在飞机起飞前，他正在检修飞机，突然发现手提箱不见了。接着，同事顿哈的手提箱也被人搬走了。顿哈正要上航空站去找找，恰好他要上洗手间，两人便同行。

大约过了十分钟，卡尼克回来了，这时候他发现他那只手提箱又在飞机上了。

十分钟，就是这短短的十分钟，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由于手提箱并没有丢失，所以在场的人都没有将这个事情放在心上。

谁也没有想到，就在1955年4月11日18点30分，飞机突然发生爆炸。

空难异常惨烈，暗杀对象直指周总理。

当时，正在昆明的周总理一直焦急地等待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消息，

可是最终他还是等来了噩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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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都劝总理取消亚非会议之行，连最初力邀中国参加亚非会议的缅甸总理吴努也发来电报，让周总理慎重考虑。

没想到，周总理却坚决要参加这次会议。北京时间1955年4月17日上午十点，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如期到达印尼。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一刻，新中国外交将从此开启一个新的篇章。

1955年4月24日，历时七天的万隆会议落幕了，这次里程碑式的会议，唤醒了亚非人民的自觉意识，开创了第三世界国家团结与合作的先河。在万隆的七天，周总理总共只睡了13个小时。

即便如此之忙，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却像一根刺一样扎在他的心头。1955年5月7日，周总理亲自带着牺牲烈士的骨灰回到北京。

在中国政府的不断要求下，港英当局经过取证、审讯、核实，终于揭开了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的真实内幕。随即，香港警方发出逮捕令，指控周驹为阴谋杀人犯，并悬赏十万港币缉拿他。

令人遗憾的是，香港警方“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主审之一的李福基也是台湾国民党特务组织成员。在他的暗中协助下，周驹最终逃往台湾。

在当时极其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中国政府与港英当局不断就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调查进行合作，虽然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并不能令人满意，但是香港警方接连破获并解散了多个国民党特务组织。

从此以后，国民党特务组织在香港一蹶不振。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遇难者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周总理在墓碑上亲笔题词：

为和平、独立、自由的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

长眠于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的八位烈士最终没能到达万隆，没能目睹那次盛会。在这段历史长河中，他们用生命留下了自己特殊的印记，这个印记让我们牢记那个时代发生的故事和与此相关的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