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当年是怎样打造厦门宏观经济“千里眼”的？

1985年6月至1988年6月，习近平同志先后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常务副市长。他领导制定了厦门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探索推动了一系列开创性改革举措，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厦门3年，习近平同志一心为民、严于律己，勤于工作、勤于调研，敢于担当、敢于创新，展现出对大势的科学把握和远见卓识。在全党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之际，党建网微平台和您一起重温习近平同志在厦门打造宏观经济“千里眼”的故事，以便更加深入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好地践行党的初心使命。

采访对象：郑金沐，1936年1月生，福建莆田人。1969年6月到厦门市计委工作。1983年10月任市计委副主任兼市物价委副主任，1986年8月兼任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主任。后任市体改委副主任、主任，市计委主任。

采访组：郑主任，习近平同志1985年6月到厦门任副市长，您是市计委副主任。你们是什么时间见的面？

郑金沐：近平同志来厦门当副市长以后，找市政府部委办领导了解情况，第一个找到的人就是我，我感到非常荣幸。当时我虽然不认识他，但我知道他的父亲是习仲勋同志，从情感上非常尊重他。他的办公室在我楼上。我跑到楼上去，他们就跟我介绍说，这是习副市长。近平同志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个子很高，长得很帅，很平易近人，一点架子也没有。

那次叫我上去，他要我陪他去工厂调研。我记得他在工厂里也是很热情地和职工们打招呼、问情况，非常随和。

后来我了解到大家对他的评价，跟我第一次接触他的感觉是一样的。我想，这可能跟他在陕北插队，一直跟农民同吃同住打交道有很大关系。

采访组：1985年，习近平同志力促成立厦门经济信息中心，打造宏观经济的“千里眼”。请您谈谈整个建设过程。

郑金沐：近平同志对厦门经济信息中心建设非常重视。根据国家和省里对经济信息管理系统的规范和要求，厦门1984年就开始筹建这样一个信息中心，当时叫计算机站，1985年改为现在这个名称。

近平同志对厦门经济信息中心的筹建工作抓得非常紧，一环扣一环地推进。他认为，特区要发展市场经济，参加国际经济大循环，光有机场、码头、通讯设施是不够的，还要打造宏观的“千里眼”，准确及时地掌握国内外经济信息。因此他非常重视市经济信息中心的建设，成立了厦门市经济信息管理领导小组，亲自担任组长，并把经济信息中心建设列为厦门市基础设施八大工程之一。

市里委托一家企业设计了总体方案，近平同志组织国内75名计算机和经济学方面的专家来厦门进行论证。要干事就要有人，我们这个信息中心是从计算机站发展起来的，开始只有十几个人。要搞这么大的系统，十几个人干不了。于是市里就批了120人的编制。编制解决了，还要解决办公场所，于是又拨款买了七层楼，一共5040平方米。

在近平同志力促之下，市经济信息中心很快就建立起来了。国家计委信息办非常满意，把厦门经济信息中心列为全国试点单位。到现在，信息中心运行已经30多年了，对推进厦门的信息化、加快电子政务建设发挥了很大作用，给厦门解决了“千里眼”的问题。

我认为，近平同志当时的考虑是非常超前而又非常周到的。在一般人看来，一个城市能建飞机场就可以了，哪里还能想到要建什么信息中心。别人看来是可有可无的事情，他却认为势在必行，还把它列为全市八大工程之一。这就是他的过人之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曾主持起草了“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的调研报告，您是重要的参与者。请您谈谈这件事情。

郑金沐：搞自由港这个设想，最初是省委书记项南同志提出来的。1984年2月，邓小平同志视察厦门经济特区，同意将厦门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并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但当时我们这些人对自由港是什么、能发挥什么作用，只知道个大概，认识上很模糊。除了三大政策，即：人员进出自由、资金进出自由、货物进出自由，自由港还有哪些政策、哪些功能，大家都不清楚。这就好比送给你大餐，你都不知道怎么下口。

为了研究自由港政策和厦门今后发展问题，1986年8月市委、市政府同意近平同志的建议，决定成立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由近平同志主抓，我担任办公室主任。他曾带着课题组部分人员到新加坡考察，回来就跟我们商量，“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方案到底怎么做、怎么写。他说：“我们要立足中国的实际、厦门的实际，不能全搬新加坡的模式，更不能搬用香港的模式，可以把它们作为重要参考。”他要求课题组的同志根据厦门的实际情况研究解决厦门自由港发展模式，争取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自由港的路子。根据近平同志的意见，我们经过深入研究，认为厦门发展自由港应该采取“三步走”加“双梯度”的发展模式。

什么是“三步走”？就是通过分阶段、分区域逐步扩大自由度。最初特区划定面积才2.5平方公里，后来扩大到全岛。岛内开放度也不太一样，原来那2.5平方公里的开放度高一点，老市区开放度就很低。根据厦门特区现状，划区分三步逐步推进，逐步增加自由港的因素，提高开放的梯度和开放的层次。第一步就是建立保税区。厦门保税区应该是全国最早提出来的。第二步就是以自由贸易区替代保税区。第三步就是有限度地在全岛放开自由港。

“双梯度”，就是在三个阶段的每一个阶段都要保持“双梯度”发展。如果像刷油漆一样，先刷第一遍，等它干了再刷第二遍，一遍遍地来，这样会很慢，所以要搞“双梯度”推进。第一个阶段是保税区和特区双梯度，保税区开放力度大一点。第二个阶段是开放程度比较大但管理比较严格的自贸区和经济特区的双梯度。最后是自贸区和有限度的全岛放开自由港的双梯度。

人员进出方面，特别是外国人的进出，近平同志的意见是近期可以采取落地签的办法，远期可以借鉴香港的做法。后来我们也都这样做了。

商品进出方面，新加坡之前也是学香港一下子全部放开，那样它自己的工业一下子就会被打垮。但要是封死了，自由港就建不起来，于是它就先搞了保税区，一共建了8个。新加坡本国有600多个产品，它把这些产品排序，哪些是可以竞争赢外国的，那么这一类的外国产品就让它进来，其他产品就放到保税区去，逐步开放。这种做法，既实施了某些自由港的政策，又保护了本国的工业。我们真正在做的时候，资金、人员、商品三个方面的进出，都是用双梯度开发的办法。商品的双梯度开发其实是吸取了新加坡的教训。厦门还有很多老企业，一下子放开是承受不了的。在保税区，外国进口的产品可以实行比较高的开放，特区（非保税区）就逐步参照条件开放，到最后才实行整个厦门岛商品的自由进出。

关于资金自由进出，一开始邓小平同志提出，要考虑是不是发行特区货币。中央曾派国家计委宋劭文副主任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同志到香港、深圳考察研究，也到了厦门。他们调研后，感到现在发行特区货币没有条件，也不能采用香港的模式，即“内外兼容”的模式，而只能借鉴新加坡“离岸金融”的模式。“离岸金融”这个概念在全国也是从厦门率先提出来的。

采访组：您刚才提到市委、市政府成立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就是你们的成果吧？

郑金沐：是的，《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就是近平同志抓战略研究办公室的重要成果。而组织制定这样一个发展战略，是近平同志对厦门一个全局性的贡献。

我当时在市计委工作很多年了，一直都是搞“五年计划”、年度计划，从来没搞过什么发展战略，而且特区也很少有人关注发展战略。现在回忆起来，近平同志能提出发展战略这几个字就非常了不起。

制定发展战略，我们都没有经验，他就带我们到北京向有关部门和专家请教。我们第一个登门拜访的就是于光远。到了于老家里，我们非常震惊，不仅客厅里是书，连楼梯上都是书。于老见了我们说：“近平，你又来了！”说明近平同志不是第一次来向于老请教问题了。拜访于老之后，我们来到中国社科院向刘国光副院长和董辅礽所长请教，把我们在厦门搞发展战略的想法向两位经济学家作了汇报，他们都很支持。近平同志对刘国光副院长说：“能不能请您抽个时间到厦门来指导指导？”刘国光说：“我介绍老董的研究所跟你们合作。”于是后来董所长所在的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就一直跟我们合作搞自由港研究。

拜访了这些名师大家之后，近平同志心里就有谱了，知道怎么来做这件事。他组织了中国社科院、中国科学院的专家，还有厦门大学有关院系教研人员，还抽调了市有关部门的实际工作者，总共大约100来人开始做这个研究，围绕对台问题、实施自由港某些政策、建设自由港型的经济特区这三个基本问题，进行了21个专题的研究。

这21个专题都是近平同志亲自审定的，其中有4个是在全国首次提出的。最后一个专题《厦门市城镇体系与生态环境问题》，是近平同志请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专章研究的，很有远见。现在他老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其实在厦门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方面的深入思考了。那个时候我们只注重开发，把精力都放在城市建设上，哪里还会考虑什么生态环境问题，但他就考虑得这么长远。历时一年半，我们完成了21个专题的研究，制定了《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要说这个发展战略到底为厦门解决了哪些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是11个方面：第一，解决了厦门特区发展模式问题，也就是厦门到底怎么发展。第二，解决了厦门的城市定位问题。第三，解决了厦门产业发展问题。第四，解决了厦门自由港的模式问题。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三步走”方案。第五，解决了特区要发展什么经济的问题。第六，确定了厦门的战略重点问题。第七，确定了厦门机构改革的方向问题。第八，解决了国有企业的组织制度问题。第九，提出建立特区金融体系。第十，解决了资金自由进出问题。第十一，解决了保护生态环境问题。这个发展战略，解答了厦门特区怎么发展的问题，为厦门经济特区发展指明了方向，到现在还具有指导作用。

来源：党建网微平台

总编丨孟 红 伟

主编丨孟 欣

编辑丨迪力亚尔、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