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登上“密苏里”号见证日本投降的上海籍战地记者，他叫朱启平

1945年9月2日，日本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现场的一位中国记者，在见证中国及其他反法西斯盟国接受日本投降仪式的全过程后，当即写下了一篇约4000字的新闻报道，并在《大公报》上发表，反响强烈，传颂一时，被称为“状元之作”。这就是中国新闻史上的知名长篇通讯《落日》，其作者是时年30岁的战地记者朱启平。

2021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6周年纪念日，重读《落日》这篇有代表性的“抗战”新闻报道（全文详见文末），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见证“落日”，守望和平，《落日》是值得被铭记的，而它的作者，也同样不会被人们忘却。

1945年9月2日，日本代表在“密苏里”号军舰上签字投降

朱启平撰写并刊发于《大公报》的新闻报道《落日》

医学生走上战地记者之路

朱启平，原名朱祥麟，1915年11月生于上海。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弃医改读新闻，1940年秋加入重庆《大公报》。

在学生时代，战争便给朱启平的生活投下了阴霾。1931年，日本蓄意制造九一八事变，铁蹄肆虐，侵占我东北三省。他回忆说：“上小学，老师带着上街第一次参加政治游行，就是手执三角小旗，反对日本侵略，抵制日货。一九三一年上高中，劈头就来了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亡。”1933年朱启平从南京金陵中学毕业，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医学预科。但日本侵略的魔爪此时已伸向了华北，“寇深矣。国亡无日，华北虽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北平学生以各种形式走出校门，深入民众宣传抗日救亡。朱启平也和同学们一起到包头西公旗宣传起了抗日救亡。

1935年，朱启平（前排右三）与燕京同学在包头西公旗旗政府前合影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大游行，作为燕京大学游行队伍的领队之一，朱启平面对城墙上下荷枪实弹的士兵和警察，振臂高呼抗日口号。紧接着，他又作为北平学生代表南下，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抗日救亡，结果被军警押上火车送回了北平。

医学预科学业繁重，为争取更多课余时间参加学生运动，激发更多的人们投入抗日斗争，朱启平毅然弃医改读新闻。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辗转流亡到重庆，以燕京大学学生学历借读于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新闻系。1940年大学毕业，任重庆《大公报》编辑和夜班编辑，旋即被派往昆明，采访新建滇缅路通车的新闻。

朱启平（摄于1939年）

在重庆《大公报》工作时，报社曾屡遭敌机轰炸，一次，一颗炸弹就在《大公报》编辑室外爆炸了。由于各报社都损失惨重，不得不停刊改出联合版，由《时事新报》编印，各报轮流派人编报。第一晚，轮到朱启平在小楼上编稿，楼下的院子里工兵在挖一颗入土而没有爆炸的炸弹。“要说心神安泰那是假的，但是前线将士浴血奋战，我们连承担一定风险也不愿吗？”“谁也没有把握炸弹一定不炸，然而编辑、排字等员工，个个都认真工作，敌机的残暴，不能使重庆无报！”为了抗战，人们同仇敌忾，毫不顾忌个人的安危！

重庆《大公报》报社旧址

朱启平曾赴鄂西战区采访，他目睹日军洗劫后的广大农村，横尸遍野，百姓无家可归，甚至以“观音土”充饥的悲惨景象。他愤怒地控诉道：“步行数百里内，几无人烟，时值溽暑，尸臭难当，熏人欲呕。沿途没有一所立着的房屋，没有一个水面干净而不残留血色的池塘，敌人杀我同胞往往把尸体往塘里扔。遇见一个活着的男人，撩起上衣，让我看敌人在他背上用刺刀捅的伤痕，诉说他如何死里逃生。他特别提到妇女的惨遇，无论老幼，悉遭强暴……到长江边，一座有城墙围绕的小城，可以看见其他三个城门，城里所有的房屋都已夷为平地。”

目睹随处可见的日寇暴行、“三光”政策，朱启平更坚定了要用自己的笔将这一切记录下来、公之于众的决心。

在墓穴中报道“血战钢锯岭”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展迅速。1942年元旦，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举行会议，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终形成，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从战略相持转为战略反攻。

这时的朱启平，已从抗日的热血青年迅速成长为优秀的新闻记者。他以前瞻、敏锐的目光一直关注着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发展，主动向报社领导胡政之建议：派记者到各大战区，亲临其境，向中国人民报道反法西斯战争实况以鼓舞广大群众抗战到底的决心。

朱启平自荐去美国太平洋舰队当随军记者，临行前，他特地向父母辞行。尽管“去车站的路上，一步一回首，心如刀割，不知能否生还”。他，义无反顾地出发了！从重庆乘美国军用飞机飞越喜马拉雅山，途经印度的加尔各答、锡兰（今斯里兰卡）、澳大利亚的达尔文，再经南太平洋诸岛到达关岛，开始了四年的美国太平洋舰队随军记者的工作。

抗战时期著名的“驼峰航线”，由于要飞越喜马拉雅山，因此相当危险。朱启平就是由这条航线，前往印度

朱启平深刻意识到自己的重大历史责任，他曾说过，“对日寇的疯狂要有足够的估计，作为一个到美国舰队中当随军记者的中国人，自己的言行无可避免地随时随地被人认为是国家的代表，特别在生死关头上，我决心在采访任何战斗中不落在美国战友的后面。”“到战场采访，工作第一，生命第二。”“读者要知道的是战况，不是个人的洋相。”发自内心的话语，显示的正是前线将士为国家而战斗、为民族而奋勇直前的气魄和胆识。

采访生涯中，朱启平曾多次亲历激战，在航空母舰“提康德罗加”号上，他与士兵们一起生活了三个多月，目睹战机从当时的新生事物航空母舰上起飞、出击、返航、降落，以及年轻战士奋不顾身英勇地与日本法西斯作战的情景。在太平洋战争后期，他坚持要“去看看敌人最后挣扎情况”。在冲绳岛遇日本“神风突击队”来袭，“子弹从我们身边一扫而过，着地时泥土腾起”。还有一次，坐吉普车去采访，离最前线只一百多码时，刚起身，右脚才落地，左脚还在车上，忽然听到身后噗哧一声，回头一看，一块比手掌长的炮弹片直插在座位上！“如果我晚起一两秒钟，炮弹片正好直贯胸腹。”

冲绳战役期间，日本“神风突击队”驾驶飞机撞击美军战舰的瞬间

朱启平同士兵们一起，经受了极其艰苦的战斗考验。夜晚卧伏在野地里，甚至在当地人的墓穴里，伴着罐罐枯骨，写战地通讯。而舍生忘死、深入前沿阵地，撰写的《鹰扬大海》《冲绳激战》《硫磺地狱》《塞班行》《琉球新面目》等多篇优秀战地通讯，篇篇生动写实、亲切感人，讴歌了年轻战士为正义而战的大无畏精神，愤怒控诉了日本法西斯的无比残暴，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士气。

一定要写出中国人民的风格

长期的战地记者岁月中朱启平目睹日本侵略军肆虐的暴行，经历了战火的洗礼。1945年9月2日，当日本法西斯向盟国投降，在东京湾美国旗舰“密苏里”号举行受降礼之时，各国记者云集，而朱启平作为中国少数有资格登舰现场采访的记者之一，也亲临这个世界历史的关键时刻。

其心情诚如他在《追忆日本签字投降前后》一文中所说，当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时，“我既是高兴，又是反高潮的感觉。高兴，日本终于投降了，中国人民抗战八年，和盟国合力反攻，日本终以侵略者投降结束。反高潮，强烈的仇恨，使我一心准备也能够在日本本土上，亲眼看到日寇在中国的暴行应得的惩罚，向国内报道。”

“密苏里”号战列舰上前来签字投降的日本代表。前排拄手杖者为重光葵，穿军装者为梅津美治郎

当日本代表前来签字时，朱启平强压心头的愤懑，“重光葵，我认识他，他在上海虹口公园被朝鲜志士炸断一条腿，如今一瘸一拐走上前来。梅津美治郎，我更认识他，他当年不是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吗？和何应钦签订《何梅协定》的就是他。我不可能不分外眼红。你们这批杀害千百万中国人民的刽子手，居然也有今天！”“想到世界各国有那么多记者在场，这篇文章一定要写好，而且要写出中国人民的风格来。受降仪式结束时，我一看手表九点十八分，九一八！我的心几乎要跳出来。这一灵感使我捕捉住中华民族的感情，写了《落日》。”

《落日》一文，刚直率真、文情并茂，是历史的见证，也是新闻报道中永垂史册的经典之作，被选为大学新闻系和中学语文课的教材。由于在二战中国际大局报道和对日作战报道的成就，朱启平被誉为“《大公报》继范长江之后的又一个杰出记者”。

二战结束后，他被《大公报》派往纽约任驻美国及联合国记者，报道战后国际动向。此时他才新婚两个星期，携夫人孙探微乘一艘货轮赴旧金山，接着乘火车去纽约。在那里，他租下一间办公室，白天采访、写稿、发稿。晚上回家做家务，支持孙探微读硕士学位。后来又有了孩子，“夜间抱着孩子在屋里走来走去，度过了纽约多年来最热的夏天”，虽然累得精疲力竭，但一直坚持工作。

这期间，他写的不少通讯刊登在《大公报》上，受到读者的欢迎，也得到领导的赞赏。如有关联合国开会、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报道，“观察深入，文字简练，生动，风趣，作为历史报道，数十年后，仍有很大的可读性。”有一次，在访苏的欢迎宴会上，周总理在发言中引用了中国记者的一篇通讯，说：“我们中国记者报道联合国大会开会时写道：西方代表的发言像杯清水，维辛斯基的发言像醇浓的伏特加。”这句话正是出自朱启平所写通讯《记联合国第二届大会》。

硝烟中报道“抗美援朝

1948年底，人民解放战争即将胜利。那时，朱启平和夫人完全可以选择继续在纽约工作，但他们决定：“要回祖国，为深受战争苦难的老百姓做力所能及的一切，在百废待兴的祖国建设中，投入自己的一份力量。”朱启平的两个弟弟在台湾的政界、商界均有一定地位，也曾劝他去台湾或留在香港工作，但他毅然选择了回到大陆，投身新中国的建设。

1949年1月，他们一家到香港，朱启平随即被《大公报》派往上海，等待解放。8月，他返回香港，把全家人接到了北平，那时，战争还没结束。他们乘的船并没有正式的航线，沿海北上时还听到隆隆的炮声。船到大沽口，夫妇俩抱着双胞胎婴儿，手牵着两岁多的大儿子，乘骡子拉的平板车，在深夜雨中泥泞的路上艰难地来到塘沽。

在北京安家后，朱启平立即投入创办《英文参考消息》的工作，将每天各大通讯社的英文发稿选编成册，以供有关部门及时了解世界大事、世界形势。那时的生活十分艰苦，他和夫人穿着发来的灰布制服，家庭成员每人只有相当于20斤小米价钱的生活费，基本上花费的是前几年的积蓄，“但因为干的是为祖国人民服务的工作”，他“总是全力以赴，以苦为乐”。

朱启平在采访朝鲜板门店停战谈判时的留影

1951年的一天，朱启平自愿报名，以香港《大公报》记者的身份参加了赴朝鲜的记者团，采访在板门店举行的和平谈判。那时朝鲜战场“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在硝烟弥漫中采访，时刻都有被炸弹击中或被机枪扫射的危险，记者们都在赴朝时留下了遗嘱。而朱启平的夫人又恰好要生小儿子，他也无法回家，在朝鲜开城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关于停战谈判，朱启平写了三万多字的报道，这些呕心沥血之作，得到了老领导廖承志的夸奖。

回京后，朱启平继续担任香港《大公报》驻北京记者，曾去东北、福建侨乡等地采访，以生动活泼、充满诗情画意的报道而著称。他精通英文，经常校阅和翻译外国电讯和评论文章，并在业余时间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如《天方夜谭》《孤筏重洋》《查利•卓别林》等。

朱启平翻译的挪威探险家托尔·海雅达尔自述横渡太平洋历程的回忆录《孤筏重洋》

真心实意地热爱着自己的祖国

1978年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百废待兴。在一次侨务会议上，廖承志对香港《大公报》负责人说：“把朱启平调回给你们，怎么样？”廖公还同时把朱启平的夫人孙探微调离《中国建设》杂志社，去香港《大公报》英文版工作。朱启平夫妇离京前，前去探望多年来对自己关怀备至的廖公。在病榻前，廖公语重心长地嘱咐道：“你们去香港工作、办报，不能搞极左。”

朱启平到香港时已年过六旬，他被安排做夜班编辑，每晚步行至报社，一丝不苟地核对外电的译文，工作认真负责，很快担任了编辑部副主任。

身在香港的朱启平时刻关心着祖国的发展，他几乎每年回大陆。他的文章一如既往，期望祖国一天天繁荣富强。

《朱启平新闻通讯选》

朱启平肺腑坦诚，真心实意地热爱着自己的祖国。上世纪80年代，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书，不承认日本的侵略暴行。朱启平亲身经历过艰苦惨烈的民族御侮战争，有刻骨铭心的感受，他连续发表了三篇随想以及《“中日不再战”?》《血海深仇 永志不忘》《中日友好 慎防逆流》，义正词严地痛斥日本军国主义的反动立场，严肃指出，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要“团结一致，自强不息，有备方可无患”。

“当记者，最要紧的，是尽心为读者提供最好、最真诚的服务，不说假话，不炫耀自己，始终不渝。要做到这一点极不容易，甚至要付出生命。文字水平，究其极，是第二位的。”“作为记者，一笔在手，胸中要有亿万人民，万不得已时，可以不写，不能打诳。”朱启平笔下这些具有箴言性质的话语，正是对他作为记者一生人品和文品的概括。

正如朱启平

在《落日》中所说

抗战的历史应该“代代相传”

让我们重温“落日”

铭记这来之不易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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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日——记日本签字投降的一幕

朱启平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上午九时十分，我在日本东京湾内美国超级战舰“密苏里”号上，离日本签降代表约两三丈的地方，目睹他们代表日本签字，向联合国投降。

这签字，洗净了中华民族七十年来的奇耻大辱。这一幕，简单、庄严、肃穆，永志不忘。

天刚破晓，大家便开始准备。我是在七点多钟随同记者团从另一艘军舰乘小艇登上“密苏里”号的。“密苏里”号舰的主甲板有两三个足球场大，但这时也显得小了。走动不开。到处都是密密簇簇排列着身穿卡叽制服、持枪肃立的陆战队士兵，军衣洁白、折痕犹在、满脸笑容的水兵，往来互相招呼的军官以及二百多名各国记者。灰色的舰身油漆一新，十六英寸口径的大炮，斜指天空。这天天阴，灰云四罩，海风轻拂。海面上舰船如林，飘扬着美国国旗。舱面上人影密集，都在向“密苏里”号舰注视着。小艇往来疾驶如奔马，艇后白浪如练，摩托声如猛兽怒吼，几乎都是载着各国官兵来“密苏里”号舰参加典礼的。陆地看不清楚，躺在远远的早雾中。

签字场所

签字的地方在战舰右侧将领指挥室外的上层甲板上。签字用的桌子，原来准备向英舰“乔治五世”号借一张古色古香的木案，因为太小，临时换用本舰士官室一张吃饭用的长方桌子，上面铺着绿呢布。桌子横放在甲板中心偏右下角，每边放一把椅子，桌旁设有四五个扩音器，播音时可直通美国。将领指挥室外门的玻璃柜门，如同装饰着织绵画一般，装着一面有着十三花条、三十一颗星、长六十五英寸、阔六十二英寸的陈旧的美国国旗。这面旗还是九十二年前，首次来日通商的美将佩里携至日本，在日本上空飘扬过。现在，旗的位置正下是签字桌。桌子靠里的一面是联合国签字代表团站立的地方，靠外的留给日本代表排列。桌前左方将排列美国五十位高级海军将领，右方排列五十位高级陆军将领。桌后架起一个小平台，给拍电影和拍照片的摄影记者们专用。其余四周都是记者们的天下，大炮的炮座上、将领指挥室的上面和各枪炮的底座上，都被记者们占住了。我站在一座在二十公厘口径的机关枪上临时搭起的木台上，离开签字桌约两三丈远。在主甲板的右前方、紧靠舷梯出入口的地方，排列着水兵乐队和陆战队荣誉仪仗队，口上又排列着一小队精神饱满、体格强壮的水兵。

白马故事

八点多钟，记者们都依照预先规定的位置站好了。海尔赛将军是美国第三舰队的指挥官，“密苏里”号是他的旗舰，因此从来客的立场讲，他是主人。这时他正笑吟吟地站在出入口，和登舰的高级将领们一个个握手寒暄。之后，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将军到了，海尔赛将军陪着这位上司走入将领指挥室，舰上升起尼米兹的五星将旗。海尔赛以前曾在向记者的一次谈话中说过这样一件事：他看中了日本天皇阅兵时骑的那匹白马。他说，想等击败日本之后，骑上这匹名驹，参加美军在东京街头游行行列。他还说，已经有人在美国国内定制了一副白银马鞍，准备到那时赠他使用。一个中士也从千里外写信给他，送他一副马刺，并且希望自己能在那时扶他上马。我还想起，第三舰队在扫荡日本沿海时，突然风传“密苏里”号上正在盖马厩。现在，马厩没有盖，银驹未渡海，但日本代表却登舰签字投降来了。

乐队不断奏乐，将领们不断到来。文字记者眼耳倾注四方，手不停地作笔记。摄影记者更是千姿百态，或立或跪，相机对准各处镜头，抢拍下这最有意义的时刻。这时候，大家都羡慕四五个苏联摄影记者，其中两个身穿红军制服，仗着不懂英语，在舰上到处跑，任意照相。可是我们这些记者因为事先有令，只能站在原定地点，听候英语命令，无法随意挪动。这时，上层甲板上的人渐渐多了，都是美国高级将领，他们满脸欢喜，说说笑笑。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在这样一块小地方聚集这么多的高级军官。

代表到来

八点半，乐声大起，一位军官宣布，联合国签字代表团到。他们是乘驱逐舰从横滨动身来的。顷刻间，从主甲板大炮后走出一列衣着殊异的人。第一个是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他穿着一身洁净的哔叽军服，左胸上两行勋绶，向在场迎接的美国军官举手还礼后，拾级登梯走至上层甲板上。随后，英国、苏联、澳洲、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的代表也陆续上来了。这时，记者大忙，上层甲板上成了一个热闹的外交应酬场所。一时间，中国话、英国话、发音语调略有不同的美国英语以及法国话、荷兰话、俄国话，起伏交流，笑声不绝。身移影动时，只见中国代表身穿深灰黄军服；英国代表穿全身白色的短袖、短裤制服，并穿着长袜；苏联代表中的陆军身穿淡绿棕色制服，裤管上还镶有长长的红条，海军则穿海蓝色制服；法国代表本来穿着雨衣，携一根手杖，这时也卸衣去杖，露出一身淡黄卡叽制服；澳洲代表的军帽上还围有红边……真是五光十色，目不暇接。

八时五十分，乐声又响彻上空，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到。他也是坐驱逐舰从横滨来的。尼米兹在舰面上迎接他，陪他进入位于上层甲板的将领指挥室休息。舰上升起他的五星将旗，和尼米兹的将旗并列。军舰的主桅杆上，这时飘起一面美国国旗。

上层甲板上热闹的外交场面渐渐结束了。联合国代表团在签字桌靠里的一面列队静立。以徐永昌将军为首的五十位海军将领和五十位陆军将领，也分别排列在预先安排好的位置上。这时有人说，日本代表团将到。我急急翘首望去，只见一艘小艇正向军舰右舷铁梯驶来。不久，一位美国军官领先，日本人随后，陆续从出入口来到主甲板。入口处那一小队水兵向美国军官敬礼后，即放下手立正。乐队寂然。日本代表团外相重光葵在前，臂上挂着手杖，一条真腿一条假腿，走起路来一跷一拐，登梯时有人扶他。他头上戴着大礼帽，身穿大礼服，登上上层甲板就把帽子除了。梅津美治郎随后，一身军服，重步而行，他们一共十一个人，到上层甲板后，即在签字桌向外的一面，面对桌子列成三行，和联合国代表团隔桌而立。这时，全舰静悄悄一无声息，只有高悬的旗帜传来被海风吹拂的微微的猎猎声。重光一腿失于淞沪战争后，一次在上海虹口阅兵时，被一位朝鲜志士尹奉吉投掷一枚炸弹炸断。梅津是前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著名的《何梅协定》日方签订人。他们都是中国人民的熟人，当年在我们的国土上不可一世，曾几何时，现在在这里重逢了。

仪式开始

九时整，麦克阿瑟和尼米兹、海尔赛走出将领指挥室。麦克阿瑟走到扩音机前，尼米兹则站到徐永昌将军的右面，立于第一名代表的位置。海尔赛列入海军将领组，站在首位。麦克阿瑟执讲稿在手，极清晰、极庄严、一个字一个字对着扩音机宣读。日本代表团肃立静听。麦克阿瑟读到最后，昂首向日本代表团说：“我现在命令日本皇帝和日本政府的代表，日本帝国大本营的代表，在投降书上指定的地方签字。”他说完后，一个日本人走到桌前，审视那两份像大书夹一样白纸黑字的投降书，证明无误，然后又折回入队。重光葵挣扎上前行近签字桌，除帽放在桌上，斜身入椅，倚杖椅边，除手套，执投降书看了约一分钟，才从衣袋里取出一支自来水笔，在两份投降书上分别签了字。梅津美治郎随即也签了字。他签字时没有入座，右手除手套，立着欠身执笔签字。这时是九时十分，军舰上层传来一声轻快的笑声，原来是几个毛头小伙子水兵，其中一个正伸臂点着下面的梅津，在又说又笑。但是，在全舰庄严肃穆的气氛下，他们很快也不出声了。

麦克阿瑟继续宣布：“盟国最高统帅现在代表和日本作战各国签字。”接着回身邀请魏锐德将军和潘西藩将军陪同签字。魏是菲律宾失守前最后抗拒日军的美军将领，潘是新加坡沦陷时英军的指挥官。两人步出行列，向麦克阿瑟敬礼后立在他身后。麦克阿瑟坐在椅子上，掏出笔签字。才写一点，便转身把笔送给魏锐德。魏锐德掏出第二支笔给他，写了一点又送给潘西藩。他一共享了六支笔签字。签完字后，回到扩音器前说：“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现在签字。”这时，尼米兹步出行列，他请海尔赛将军和西门将军陪同签字。这两人是他的左右手。海、西两人出列后，尼米兹入座签字，签完字，就各归原位。麦克阿瑟接着又宣布：“中华民国代表现在签字。”徐永昌步至桌前，由王之陪同签字。这时我转眼看看日本代表，他们像木头人一样站立在那里。之后，英、苏、澳、加、法、荷等国代表在麦克阿瑟宣布到自己时，先后出列向麦克阿瑟敬礼后，请人陪同签字。陪同的人澳洲最多，有四个，荷兰、新西兰最少，各一人。各国代表在签字时的态度以美国最安闲，中国最严肃，英国最欢愉，苏联最威武。荷兰代表在签字前，曾和麦克阿瑟商量过。全体签字毕，麦克阿瑟和各国首席代表离场，退入将领指挥室，看表是九点十八分。我猛然一震，“九一八”！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寇制造沈阳事件，随即侵占东北；一九三三年又强迫我们和伪满通车，从关外开往北平的列车，到站时间也正好是九点十八分。现在十四年过去了。没有想到日本侵略者竟然又在这个时刻，在东京湾签字投降了，天网恢恢，天理昭彰，其此之谓欤！

投降书脏了

按预定程序，日本代表应该随即取了他们那一份投降书（另一份由盟国保存）离场，但是他们还是站在那里。麦克阿瑟的参谋长苏赛兰将军本来是负责把那份投降书交给日方的，这时他却站在签字桌旁，板着脸和日本人说话，似乎在商量什么。大家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记者们议论纷纷。后来看见苏赛兰在投降书上拿笔写了半晌，日本人才点头把那份投降书取去。事后得知，原来是加拿大代表在日本那份投降书上签字时签低了一格，占了法国签字的位置，法国代表顺着签错了地方，随后的各国代表跟着也都签错了，荷兰代表首先发现这错误，所以才和麦克阿瑟商量。苏赛兰后来用笔依着规定的签字地方予以更正，旁边附上自己的签字作为证明。倒霉的日本人，连份投降书也不是干干净净的。

日本代表团顺着来路下舰，上小艇离去。在他们还没有离舰时，十一架超级堡垒排列成整齐的队形，飞到“密苏里”号上空，随着又是几批超级堡垒飞过。

机声中，我正在数架数时，只见后面黑影簇簇，蔽空而来，那都是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一批接一批，密密麻麻，不知有多少架，顷刻间都到了上空，然后向东京方向飞去。大战中空军将士厥功甚伟，理应有此荣誉，以这样浩浩荡荡的阵势，参加敌人的投降典礼。

我听见临近甲板上一个不到二十岁满脸孩子气的水手，郑重其事地对他的同伴说：“今天这一幕，我将来可以讲给孙子孙女听。”

这水兵的话是对的，我们将来也要讲给子孙听，代代相传。可是，我们别忘了百万将士流血成仁，千万民众流血牺牲，胜利虽最后到来，代价却十分重大。我们的国势犹弱，问题仍多，需要真正的民主团结，才能保持和发扬这个胜利成果。否则，我们将无面目对子孙后辈讲述这一段光荣历史了。旧耻已湔雪，中国应新生。

(1945年9月3日写于横须贺港中军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