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祖国去！尽我所能，抗战报国！”重庆最后的南侨机工

在重庆市永川区，有这样一位看上去普普通通的老人，除了知道他痴迷汽车，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有一个身份。1939年至1942年期间，约3200名青年华侨放弃安逸的生活，从世界各国赶回祖国，在被称为“死亡公路”的滇缅公路上，在敌机的轰炸中，夜以继日开车抢运军需物资，用生命打通了一条“抗战输血线”。他们被称为“南侨机工”。91岁的蒋印生，是3200人之一。今年是滇缅公路通车80周年纪念。目前在世的南侨机工，包括他在内，全世界仅剩三位。图为蒋印生老人。

2018年11月，四川省成都市青城山，平日里，蒋印生最喜欢开着他那辆红色电动车，稳稳穿行于大街与小巷。偶尔的，他会恍然觉得仿若又回到了许多年前，开着道奇T234卡车的那些日子。蒋印生出生于印度一个华侨家庭，正如名字“印生”。祖父母在晚清末年来此谋生，凭借精湛的补牙技术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牙医，父亲和比他大8岁的哥哥也都相继继承了衣钵。家中有佣人、园丁，还有一辆漂亮的英国产阿斯顿•马丁小轿车。图为蒋印生开着电瓶车带着老板在院子兜圈。

如果不是一个决定，他可能会一直过着这样安逸的生活，念大学，去家里的诊所上班，成为一名受尊敬的医生。那一年也是很多人的命运转折点。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广播里传来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慷慨激昂的演讲，“中国政府鉴于最后关头已至，毅然发动全面全民长期抗战。将以争取领土主权之独立完整，将以争取国家民族之平等自由，故中国之抗战，实为御辱而战，实为自卫而战！”。“中国、中国、中国……”握紧了拳头，一遍遍念着这个名字，蒋印生全身热血沸腾。朝东方眺望，那里才是他的家啊！“祖国”二字，尽管遥远，却是他懂事起学写的第一个词。图为南侨机工资料照片。

“虽然你生在印度，但你是一个中国人。时刻都不能忘记。”从小父亲就这样教育他。父亲去其他国家经商过海关时，工作人员对其他人恭恭敬敬，唯独对中国人却是斜着眼打量，盖完章后随手将护照扔到地上。在高级娱乐场所的门口，竟挂着牌子赫然写着“华人不许入内”！父亲时常讲，祖国若是不强盛，海外华侨再有钱有地位，也会被人看不起。 家国有难，绝不能袖手旁观。要是当了亡国奴，会更加受人欺负！

那段时间，父母与其他华侨为抗战积极捐款捐物。1939年，以陈嘉庚为首的南侨总会向全体华侨发出紧急通告，招募军车驾驶员：“本总会顷接祖国电，委征募汽车之机修人员，及司机人员回国服务，凡吾侨具有此技能之一，志愿回国以尽其国民天职者，可向各处华侨筹赈总会接洽。事关祖国复兴大业，迫切需要。”原来，当时抗战物资奇缺，几乎所有的国际通道都被日军封锁，仅剩一条新抢修出来的连接昆明与缅甸畹町的滇缅公路，成为战时西南大后方的“生命线”，急需大批司机与机修人员，将用于与日军抗衡的军用物资通过滇缅公路运输到国内。 图为滇缅公路上的运输车队。（资料图片）

蒋印生听见了祖国的召唤——为祖国做点事情的时候，到了！他常常偷着开家里的小轿车，观察哥哥开车的动作，9岁就学会了开车。“回祖国去！尽我所能，抗战报国！”未满13岁的少年做出了这辈子最重大的决定。担心父母不同意，他便瞒着家里悄悄和4名同学报名参加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并自称16岁。 当时他身高才1米6，面容稚嫩，但娴熟的驾驶技术却是让人小觑不得。第九批回国南洋华侨机工名单上，便有了“蒋印生”这个名字。离家那天，他只带了两件换洗衣服和一张全家福照片，临走前轻轻亲了一口熟睡中的妹妹。“爸爸妈妈，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我知道你们需要我，但祖国更需要我。”图为南侨机工资料照片。

1939年8月，蒋印生踏上归国轮船。由于口岸封锁，他们先坐了十多天船到新加坡，然后坐了七八天船辗转到广西和越南交界处，又乘火车两天两夜抵达昆明。终于回国了！到处都是相似的面孔和熟悉的文字，蒋印生有了回家的感觉。虽然听不太懂当地云南方言，但老百姓都很友好，自发上街迎接他们进城。当时连续三天看戏、吃饭都不收钱。身披“南侨机工抗日回国服务团”的缎带，走到哪里都受到老百姓欢迎。很快，回国的兴奋被训练和实战的艰苦和残酷取代。图为南侨机工资料照片。

当时滇缅公路上共有17个汽车大队，3000多辆汽车，其中有1100多辆进口道奇、雪弗兰、GMC，很多是华侨募捐款购自海外。在印度街头悠闲开着小轿车兜风，和在险要的滇缅公路上驾驭数吨重的重型卡车完全是两码事。卡车只要装了2吨以上货物，打方向盘时就要尤其用力，手上很快磨出了老茧。这个“娃娃兵”坐在车里看不到前方，就找来靠垫，一个垫在后背，一个塞在屁股底下。结束了一个月的严苛训练，他们正式走上了“战场”——跨越崇山峻岭和河流险滩的滇缅公路。

滇缅公路中国段近千公里，需要翻越五座陡峭的高山，跨过六条奔腾汹涌的大江，地势险峻，瘴疠肆虐。以仅三米多的单车道居多，若对方有来车，可能会倒车几百米甚至数公里让道。有时候，外轮胎是整个悬空的，挂在悬崖上开。雨季时，塌方是家常便饭，“边修路边行车，边塌方边修补，随时都能看到翻车。”蒋印生说，卡车一旦掉下去就无影无踪，根本没办法寻找。坡度三十度以上的路段有十几处，机工们下坡很少踩刹车，都是挂低速挡，因为弯太多，踩刹车容易把刹车片烧坏。脚下奔腾而过的怒江，到处是悬崖峭壁的高黎贡山，风景奇秀，他却不敢多看一眼，全神贯注，精力集中在眼前3米多宽山路和一道接一道的急弯上。身旁，一边是海拔3000多米的高山，一边是600米的峡谷。

除了险象环生的行车环境，还要提防随时空袭的日军飞机。运输队每次都会集结5至10辆车一同出发。日机一来，主要目标就是炸头车，妄图切断抗战“输血线”。“头车被炸，后面的车也走不了。”遇到日机空袭，躲避不了就下车匍匐在地，有条件躲避的，就赶紧往树林里开。当时日军的双翼飞机就在头顶盘旋，蒋印生眼看着这些狰狞又冷酷的“铁家伙”俯冲下来，飞得最近时，离车头只有20米。一连发子弹打在车身，一轮扫射之后，飞机的转弯速度会放慢，趁这个间隙，蒋印生赶紧把车开到隐蔽处。待敌机飞走以后检查车辆，才看到车上被打出一连串触目惊心的弹孔，车胎也曾被打瘪过。为躲避日军轰炸，经常晚上行车，而且不敢开车灯。由两个人牵一条4米长、1米宽的白布，车辆跟在白布后面行进。

很快，蒋印生对密集的空袭已习以为常，他多次幸运躲过了日机的轰炸，但身边的伙伴不是每一个都如此幸运。他亲眼见到有的人被炸掉了耳朵、双臂、下巴，那曾经是多么英俊体面的小伙子啊，每天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喷上发胶，西装上总有讲究的法国香水味。有的驾驶员牺牲了，遗体只能匆匆埋在杂草丛生的公路边，连一块墓碑也没有。和蒋印生一同从印度出来的几名同学，就永远留在了滇缅公路上。滇缅公路扬尘严重，每周要吃一次血旺保护肺，洗脸时，一盆洗脸水能洗成黑色。昆明到中缅边境畹町，跑一趟需要两三天，配备两名司机和一名修理工，晚上把车停在公路边，在驾驶室里裹着毯子就睡，蒋印生和同伴亲切地把车叫做“道奇旅馆”。累的时候，就分别哼唱起印度、马来西亚、印尼的民歌，在对亲人的思念苦中作乐。 图为佩戴军功章年轻时期的蒋印生。

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南侨机工》中展示了一份1940年1月的运货单。一周之内，南侨机工运输了2329箱迫击炮弹，1502箱37厘米炮弹，186箱飞机炸弹等共计160吨军火，这些都是前方将士迫切需要的杀敌武器。1939年至1942年，3200名南侨机工共运送了约50万吨军需物资，15000多辆汽车，以及不计其数的各类民用物资，包括汽油、枪弹、轮胎、汽车、医疗器械及药品等。约半数南侨机工为国捐躯。

1942年5月，滇缅公路被切断后，蒋印生继续在救济总署当驾驶员。抗战胜利那一天，他兴奋得把手里的饭碗扔掉，跑上街载歌载舞。有的华侨回家了，蒋印生想多看看祖国，加之当时护照丢了，便暂时留了下来。没想这一留，又是数十载。1946年，蒋印生进入贵阳国民党部队辎汽七团一连任驾驶员，后随军起义，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汽车五团；1950年部队改编，在汽车二团一连任班长。川藏公路通车后，他和战友负责将军用物资从成都运送至昌都、拉萨，跑一趟要15天。翻越二郎山时，山下穿短袖，上山就刮起鹅毛大雪，寒风呼呼地吹，金沙江在脚下咆哮。在部队几年间，蒋印生先后荣立一、二、三等功，还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万里行车安全奖章，被西藏军区授予在“八一”军旗下照相的殊荣。

1958年部队精简，蒋印生转业到四川省汽车运输公司永川汽车25队任驾驶员（现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从永川到南充、潼南、成都，跑起了客运，40座的峨眉客车，开起来得心应手。开了20多年客车，车门开开闭闭，迎来送走一批又一批乘客。还被评为国家特级驾驶员。大家都爱坐这位笑容和善，技术过硬的司机师傅的车，却很少人知道他的过去。蒋印生心中一直有一个遗憾。由于战争，他与家里通信中断。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家里托一位来中国的朋友寻找，正好那个人开始寻找的第一站就是昆明，遇到一个从二十五队调到云南省交通厅的人，告诉他“我们那里就有一位蒋华侨啊！”蒋印生这才与家里有了书信来往，一封信往往要走一个多月。 图为1947年蒋印生（右）在贵阳，南侨解散后拍摄的照片。

改革开放后，蒋印生实现了多年的理想——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又实现了多年的心愿——成为第一批回国探亲的华侨之一。1980年，蒋印生带着妻子和小儿子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少年时的家乡已完全变了样。打车到了信里的地址。侄儿看到蒋印生后，愣了几秒钟，赶紧撒腿朝里屋跑，大声喊着，“中国的二爸回来了！”白发苍苍的老母亲颤巍巍地迎出来，喃喃道，“我的印生儿啊……”话没说完，已是老泪纵横。他跪在妈妈面前，母子俩抱头痛哭。 当年，直到去中国的船开了，才有人跟他家里人说，“你娃娃上船走了，回中国了。”父亲和哥哥都过世得早，蒋印生却无法陪伴在家人身旁尽孝。 “妈妈，我对不起您……”蒋印生哭得像个小孩子，自觉没有尽到儿子的责任和义务。他愧对于家人。但他对得起国家。 母亲劝他留在印度。蒋印生轻轻地摇摇头。“妈妈，我得回中国。我想一直守在这片战友们献出了热血和生命的土地。”图为1954年在西藏昌都立一等功拍摄的照片。

全国政协委员、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历史研究会会长林晓昌介绍，目前全世界在世的南侨机工只剩三位。张修隆，101岁，海南。罗开瑚，103岁，云南。蒋印生，91岁，重庆。林晓昌是已故南侨机工林福来的义子，一直在为这个群体不懈奔走。“所幸南侨机工被越来越多人缅怀，有了纪念碑和纪念馆。希望更多人了解这一段历史以及南侨机工为抗战做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图为1968年，蒋印生一家拍摄的合影，寄给国外的亲人。

蒋印生老人目前在青城山镇一处幽静的旅居养老中心安享晚年。每天早上，他会喝一杯加枫糖的牛奶，下午2点半，亲手冲泡一杯咖啡，搭配几片吐司。那是他在南洋养成的习惯。在电视里看到印度电影，还会情不自禁蹦几句印度话。“南侨机工归国服务团”绶带、“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胜利纪念功勋章”，是老人最珍爱的东西，盒子被裹了好几层塑料布，平时别人碰不得，老人有时会小心拿出来轻轻抚摩。

2015年，他受邀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在礼宾方队护卫下，在天安门广场观看阅兵仪式。这一天，蒋印生心情很不错，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和《在太行山上》，并用手打着拍子，这是南侨机工们最喜欢的行军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唱着唱着，老人取下眼镜，背过身擦拭。韩红珍知道，他又在思念战友了。

中国侨联、云南侨联准备明年组织三位南侨机工和相关人员再聚滇缅公路，那时，蒋印生又能见到战友们了。活着的，和死去的。昆明有一座“南侨机工抗日纪念碑”。底座上书写着四个大字，或许是对蒋印生和战友们最好的注解，“赤子功勋”。图为位于昆明的“南侨机工抗日纪念碑”资料图片。

上游新闻记者 纪文伶 邹飞 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