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2日 星期五

中国“数字一族”主要聚集在哪些城市,给当地经济带来哪些影响?

来源: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丁雅栀】编者的话:近日,彭博社、香港《南华早报》等不少媒体对中国的一个特殊群体——“数字一族”进行报道,称当下中国很多精通互联网技术的从业人员选择性价比较高、风景更宜人的地点生活和工作。国外的这个群体发展由来已久,而对中国这部分人的关注是在近两年全球远程办公浪潮下才有所提升。这部分“新鲜”群体目前主要聚集在中国哪些城市?给当地经济又带来哪些影响?《环球时报》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1997年,日本日立公司前任首席执行官牧本次雄首次在其著作中前瞻性地设想了一个远程办公的世界:电信技术将人们从固定的工作环境中解放出来,工作与休闲之间的界限被模糊。他给这群人取了一个名字叫“数字游民”。20多年后的今天,数字化催生了新的工作形态和生活方式,孕育了大量远程办公的场景,也增加了大量的“数字一族”,使得书中畅想正成为现实。

统计机构Statista数据显示,目前全球“数字一族”的人数超过3000万。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蕾切尔·沃尔多夫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这种生活方式将在未来就业中占据更大份额。

今年年初,在线旅游平台马蜂窝发布的《2021中国旅居度假白皮书》显示,超六成中国年轻人渴望选择办公地点不固定的工作方式,在工作的同时享受度假生活。

中国“数字一族”主要聚集在哪些城市,给当地经济带来哪些影响?

云南大理,是当下中国大多“数字一族”的首选目的地。从事配音行业的童童加入这一行列已久。每年夏天,她会开着房车,在有苍山洱海的大理待上一段时间,等到北雁南飞时,她又继续南下,在海南度过温暖的冬天。“我很喜欢现在的生活方式,像候鸟一样在大理和海南之间‘迁徙’。”童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

当被问及为什么选择大理作为目的地,童童表示:“这座城市最吸引我的是独特的文化底蕴和新鲜的人与事。”多年来,涌入大理的“背包客”和游客让这座城市积淀了深厚的社群文化。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也能够满足这些年轻人的工作、生活需求,生活便利且成本低。在童童看来,大理是中国目前“野蛮生长”出来的最适合采用远程办公生活方式的地方,她也建议喜欢这种生活的伙伴不妨将大理作为第一站,“有社群的存在,你会在这里找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除了大理,浙江安吉、海南陵水、广西柳州等地也成为这些年轻人的聚集地。“这些目的地折射出人们对绿水青山的向往。除了自然风光,当地也为人提供了单身公寓、流动工位、休闲娱乐等设施设备,整体散发出‘自由、高效、闲适’的气息。”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教授、北京京和文旅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齐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道。

所谓“志同道合的朋友”“聚集地”,这些词汇反映出社群文化对远程办公爱好者群体的重要性。“我在国外每到一个新地方,就会在社交平台上寻找移动办公的社群。基本每个城市都会有,比如伦敦、巴黎这样的城市。在这些社群里,你会找到很多为远程办公服务的社区,它们在硬件方面能提供相对成熟的共享办公空间,这是我们的重要‘据点’。”目前定居在大理的霍桦对《环球时报》记者介绍道。在欧洲及加勒比海地区等高度依赖旅游业且互联网发展较为先进的国家和地区,“数字一族”社区成为它们在疫情冲击下重要的经济保障。

目前,中国“数字一族”社区运营还处于起步阶段,仅有少数社区能够盈利。在浙江安吉运营一家“数字一族”社区的负责人许崧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这种生态会像有机的生命体一样缓慢生长,配套的支持性基础设施和政策都将随之而来,为当地经济生活带来活力。

什么样的城市吸引“数字一族”?齐骥表示:“一些更加开放、创新和包容的城市,一些自然风光、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甚至是一些目前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都有可能成为他们心向往之而后居住于此的选择。”

“自由的时间也孕育着企业员工、自由职业者或其他个体的无限创意和可能,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数字化的经济形态发展和弹性化的社会运转。‘数字一族’正成长为一股参与经济运转和社会发展的力量。”齐骥表示。

但与此同时,围绕“数字一族”产生的劳动力贡献、流动障碍、“地理套利”(他们借助地理位置自由,选择去生活成本更低廉的地方生活,这是一种空间层面的套利行为)等问题也引发社会关注。

彭博社在最新一篇文章中表示,在中国“数字一族”还面临多种其他选择,比如,很多人仍偏爱有保障的政府部门工作,部分“数字一族”还面临医疗保险和养老金支付问题。

“我的第一站是云南大理”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马林夕】晚上8时30分,云南大理,烨烨结束了当地“数字一族”一起举办的社群活动。对她而言,在一天工作后,有选择性地参加社群活动已是生活常态。

烨烨是一位在全球各地游走多年的“数字一族”,身兼在线口语教学与一家公司远程项目管理的工作。2018年之前,烨烨其实已经是一边工作,一边做“背包客”的状态,但彼时她还不知道自己的生活与工作状态可以被定义为“数字一族”。一次偶然的机会,她从另一位中国朋友那里了解到“数字一族”这个概念。在她看来,“数字一族”这一身份认知与所谓的自由职业者、远程办公人员还是有很大的区别。“首先,你的工作需要与互联网息息相关;其次,你有权利选择工作的地点,并在地理上呈现出移动的状态。”烨烨说。

在此之后,烨烨通过社交平台,在不同城市、乡村找到了自己的“同类”。在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她第一次参加了当地“数字一族”的社群活动。“当时也不曾想到会有这么多跟我有同样情况的人。”烨烨说道。

烨烨告诉记者,她去过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很少,更多的是乡村,“首先,网速对于工作来说很重要,因此我也不会选择到深山中去居住;其次,目的地的风景要好,环境安静;第三,物价要低。”在她生活、工作过的诸多目的地中,印象最深的是格鲁吉亚第比利斯以及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烨烨说:“城市特质很重要。第比利斯‘数字一族’社群文化比想象中成熟很多,对我们来说十分友好;布宜诺斯艾利斯则是在风景和便利性上极大满足游民们的需求。”

2020年,烨烨回国。“我的第一站是云南大理。大理气候好,交通也方便,更重要的是社群文化相对成熟。”烨烨告诉记者。回国两年时间里,烨烨也去过很多地方,比如浙江安吉、海南万宁等地。在她看来,中国仍有很多地方适合“数字一族”前去工作和生活。“海南的万宁,福建的泉州,广西的柳州等地都有发展‘数字一族’社区的土壤。成都对于‘数字一族’而言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宜居且有浓厚的社区文化。”烨烨说。随着冬天即将临近,烨烨计划再过段时间就到相对温暖的海南开启另一段新的生活。

“数字一族”看中新加坡什么?

【环球时报驻新加坡特约记者 辛斌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马林夕】只要有网络,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理论上都可以成为“数字一族”的落脚点。在英国“迅即科技”公司6月份公布的“‘数字一族’最佳城市”排行榜中,新加坡位列第31位。根据咨询公司Instant Offices的统计数据,新加坡对全球“数字一族”的吸引力在亚洲城市中排名第11位。

与其他低成本城市相比,新加坡其实并不能算得上“数字一族”青睐的城市。尽管该城市具备良好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交通便利、犯罪率低,但居住成本却相对较高,能够活动的范围也很小。据《环球时报》驻新加坡特约记者了解,在新加坡市中心租一套一居室公寓的租金约为2885.51新元/月(1新元约合5元人民币)。

从事区块链工作的“数字一族”瓜子于20天前抵达新加坡,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新加坡的城市居住成本很高,这是让大多数“数字一族”望而却步的原因,但食物相对便宜。当然,这也取决于“数字一族”愿意在食物上花多少钱。

那么,前往新加坡的“数字一族”究竟看中了新加坡什么?瓜子向记者表示,这部分“数字一族”其实主要看中了新加坡开放的数字技术、金融发展环境。“我身边很多从事Web3.0(一个运行在区块链技术之上的“去中心化”的互联网)相关工作的朋友会选择短暂停留新加坡,主要是为了获取前沿信息。但在成本较低的泰国曼谷、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等地,我们就会停留时间长一些。”瓜子说。

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IMDA)中国区司长庄庆维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新加坡目前已经诞生了不少“数字一族”社群,市中心的共享办公空间也为全球“数字一族”提供了办公场所。

截至目前,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都推出了相应签证,以吸引投资者与高素质技术人员。尽管新加坡政府尚未推出这种签证,但庄庆维表示,新加坡一直对国际化人才和初创企业抱有开放和欢迎的态度,并且鼓励人才加强与新加坡科技领域的合作,共同培育新加坡的科技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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