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垮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其实是中国人的老朋友

《军武次位面》作者：捷联初制导

8月31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病逝提问。

发言人赵立坚表示，戈尔巴乔夫先生曾经为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作出积极贡献，我们对他病逝表示哀悼，向他的家属表示慰问。

在前面我们的文章《苏联亡了，但戈尔巴乔夫不伤心》里，我已经写过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成了“人生赢家”这事儿，大家对他的印象也基本上停留在“此间乐，不思蜀”的层面。

那么，他为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作出积极贡献又从哪儿说起呢？

来自北方的威胁

20世纪60年代末，张家口宣化人总能听到远处的黄羊山传来隆隆的爆破声，没过多久，黄羊山主峰西北侧的半边山阴坡上部便被齐刷刷地削去数万立方米，露出了白色的石壁。

与此同时，各式的军用重型卡车满载着各种设备、仪器、人员，忙碌地往返在山下的道路上，他们在岩壁上凿出一个巨大的平台，然后安装了了一面奇怪的“墙”。

而从那时起，山的周围开始有重兵把守，普通人再也无法靠近，那面神秘而巨大的“墙”便留在了很多人的记忆里。

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这就是中国第一代超远程预警雷达——7010相控阵雷达，这儿也是号称是“亚洲最大的相控雷达阵地”。

这座雷达的平面阵列天线宽40米，高20米，阵面为蜂窝玻璃钢材质拼接在山崖之上，远远看去十分壮观，当年为了装配这个雷达，足足调用了500个火车皮。

中国为什么要搞如此庞大而复杂的雷达？其实看看这个雷达的阵面方向就知道了，顺着雷达阵面法线的方向望去，覆盖范围正是苏联三分之二的国土。

像1981年苏联向太平洋方向以低弹道方式试射的多弹头导弹，和1983年苏联坠落的宇宙1402号核动力卫星，都被7010雷达准确跟踪并预报落点。

之所以要这么干，就是因为当年苏联给中国的压力实在是太可怕了！

要知道，自从上个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后，苏联就已经不再是那个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马列主义的理想国了，而是变成了切切实实顶在脑门子上的一把“猎枪”。

当时苏联的战略军团可执行的任务纵深能达到700余公里，而从蒙古边境到北京也不过500多公里，在中国东北、西北与华北这三个方向开阔的平原上，一旦中苏开战，中国根本抵挡不住苏联的钢铁洪流。

而且，不光是苏联的洲际导弹覆盖到中国全境，就连部署在边境上的中程导弹，都能把中国的重工业基地掀个底朝天。

这座超远程预警雷达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反导工程——640工程的一部分，它存在的意义的目的就是要为中国最后的反击争取宝贵的时间，而这又只是当时为了防备苏联的各项工程中的九牛之一毛。

1969年，珍宝岛事件和铁列克提事件相继爆发，中苏关系直接降到冰点，根据美国透露关于苏联要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情报，让中国领导人有充分理由相信苏军迟早会越过边境挥戈一击。

在如此紧张的局势下，中央下达了紧急战备命令，疏散中央机关主要领导人，北京各大高校也疏散到全国各地。

其中，毛主席去了武汉，周恩来总理去了西山指挥中心，林彪去了苏州，朱德、董必武去广州，总之就是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各位领导人随时准备成为主要领导人。

由于东北和东南沿海集中了我国的大部分工业设施，遭到战争破坏后将严重影响我国的军事和人民的生活。

因此，国家决定将工厂、设备和原材料向三线腹地集中。由此，掀开了长达15年、多达1100个建设项目、先后投入人力超千万的三线建设。

而为了迟滞苏联的进攻，中国在中苏边境部署二百万兵力，与原有的内蒙、新疆驻军一起形成第一道防线。与此同时，还在太行山到燕山一带部署了第二道防线，依托大量“人造山”，形成交叉火力网，为中央机关转移争取时间。

由于几乎不能对苏军新型的图—22、图—22M轰炸机形成有效反制，全国范围内成立了各级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广泛地开展了群众性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的活动。

毛主席更是在之后提出著名的九字方针：“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像北京、上海之类的一线城市，防空洞已经成为规模，而在南方地区，有不少山都已经被挖空。

时至今日，这些当年为了防备苏联而建造的各类工事仍然在各地随处可见，可想而知苏联对中国造成了多么大的心理阴影，不过随着戈尔巴乔夫的上台，情况开始有了改变。

1985年10月9日，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访华，邓小平在热情款待他的同时，也请他给戈尔巴乔夫捎了个口信，说的是如果苏联同中国达成谅解，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够办到，那就可以破例去苏联跟戈尔巴乔夫见面。

当时，制约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有“三大障碍”：一是苏联屯兵蒙古，二是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三是苏联出兵阿富汗。

所以，即便是在1979年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即将失效，两国想把关系正常化提上日程的时候，强硬派一直在苏联高层中占据主流，“三大障碍”核心问题上仍然难以达成共识。

不过，随着阿富汗战争久拖不决，加上国民经济持续低迷，内忧外患的苏联不得不重新考虑同中国的关系了。

在戈尔巴乔夫接到口信后，在1986年7月28日于海参崴发表重要讲话，公开表示在1986年底以前从阿富汗撤出6个团的苏联驻军，从蒙古撤出相当数量的苏联驻军，并愿意同中方讨论减少中苏边境驻军的具体步骤，确认两国的边界线正式走向以主航道为界。

戈尔巴乔夫还表示同中方合作开发黑龙江资源，合作培训中国宇航员，合作兴建从新疆到哈萨克的铁路。

尽管这次讲话并没有消除“三大障碍”，但是这却是中苏交恶后，苏联领导人第一次公开做出的妥协性发言。

其实，戈尔巴乔夫一直是苏联高层中的“缓和派”，这个“缓和派”并不是说戈尔巴乔夫“亲华”或者是“亲美”，他只是基于实际情况，认为苏联应该缓和与中国的紧张关系而已。

在他从1983年主管经济开始，中苏经贸就明显升温，1983年中苏贸易总额为6.7亿美元，比1982年增加了175%，到了1984年则达到11亿美元，比1983年还增加了60%。也正是在1984年年底，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访问中国，两国签署了多项涉及经济、贸易、科技交流的协议。

而到了戈尔巴乔夫正式执政的1985年，中苏经贸往来持续爆发性增长，总金额达到18亿美元，比1984年增加了73%。

可以说，中苏关系正常化最初就是从戈尔巴乔夫主政的经贸往来开始的。

1987年1月，苏联开始从蒙古撤军，苏联终于做出了实质性的动作，中苏关系的坚冰开始消融。

为了体现想跟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诚意，戈尔巴乔夫多次公开表示愿意同中方领导人会面，具体地点可以由中方定，无论是在苏联还是中国，在陆地还是海上。

他还宣布从1989年起，两年内在亚洲地区单方面裁减军二十万人，撤销中亚军区，太平洋舰队也要裁掉十六艘军舰。

有鉴于此，两国外长于1988年底和1989年初完成了互访，并发表了中苏关于柬埔寨问题的九点声明，双方还商定了戈尔巴乔夫访华日期。

▲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与邓小平握手

在戈尔巴乔夫访华前，邓小平对其访华的细节进行了详尽的安排，其中特意交代了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

之所以要这样，就是要给已经“发热”的中苏关系打了一针冷静剂，中苏睦邻友好合作，而不是以前那种“拥抱成团”（结盟）了。

1989年5月16日上午10点钟，戈尔巴乔夫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两国领导人时隔20多年终于再度握手，事后有人掐表算了算，两人握手时间足足有35秒。

在访华期间，面对俄中关系三四百年的风风雨雨和苏中关系三四十年的恩恩怨怨，戈尔巴乔夫表示：

一、对俄中、苏中关系中某些问题的成因，苏方有自己的看法；

二、对两国间在不太久远的过去所产生的某些问题，苏方“也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

三、同意过去的问题就到此为止。

访华结束时，中苏双方在北京发表了《联合公报》，“山重水复”二十多年的中苏关系，终于迎来了“柳暗花明”。

戈尔巴乔夫为中国带来了什么

随着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实现，苏联从阿富汗和蒙古撤军，削减太平洋舰队军舰，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中苏就边界问题达成共识并举行边界谈判，中国南北边境的军事威胁大大减轻。

中苏对峙时期，中国出于苏联安全威胁和国际形势的判断，国家发展战略方向从和平建设转向“备战备荒”，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步伐。

而随着边境威胁的减弱，中国的战略重心逐步转向经济建设，安宁的国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环境，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宽松的条件和推动力。

在这一时期，一方面中苏间的经贸、技术、科学交流得到加强，在经济、能源、交通等多方面的合作也逐步进入日程，中国国内改革和建设的环境进一步改善，改革步伐加快。

另一方面，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推进，减弱了中国与周边邻国间的军事安全顾虑，为中国实施新时期的外交战略提供了稳固的环境。

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影响下，印度总理拉·甘地和蒙古外长相继访华，此前一直作为苏联反华制华马前卒的两国，开始寻求改变与中国的关系。

▲李鹏和拉·甘地互致问候

随着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中越关系也出现了正常化的可能性，印度支那半岛的和平也提上了日程。

与此同时，新加坡也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种睦邻友好关系的全方位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周边环境。

而其后，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并导致苏联解体，更是让中国受益匪浅。

想当初，沙俄从清末开始，从中国攫取了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当苏联强大的时候他们根本不搭理中国的领土诉求。

但是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国家陷入了混乱和衰落，中国通过谈判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坦手里，分别重新收回了300、1300、1158和119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尽管这只是中国历史上丢失的领土很小的一部分，但要不是戈尔巴乔夫和苏联解体，怕是连这些都收不回来。

随着苏联解体，中国还打通了通往欧洲的陆空走廊。

苏联还活着的时候，从鸭绿江沿国界向西到瓦罕走廊，国界之外就是苏联势力范围，从中国去欧洲要走空路，就要经过苏联势力范围，受政治因素影响很容易中断。

想走陆路，那欧亚大铁路的中段又在苏联境内，运输的货物量很小，而苏联一垮，空中航线从新疆经过中亚到欧洲一路畅通无阻，中俄欧班列货运业务搞得如火如荼，简直天堑变通途。

由于苏联是个重工业国，轻工业极其不发达，解体后，工业体系被原来的各加盟国切得稀碎，一方面他们对轻工业品的巨大需求为中国提供了市场，另一方面他们由于经济急速倒退，能源过剩，又反过来为中国提供了能源支撑。

像后来，中国与俄罗斯建成的中俄原油、天然气管道，与中亚五国建成的四条天然气管线，都对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有重要意义。

▲中俄原油管道路线示意图

除此之外，苏联解体后形成的人才和技术“红利”，更是让中国赚的盆满钵满。

由于经济困难，原来几个加盟国只能靠变卖祖宗留下的家产度日，中国趁机从他们手中购得的了不少当时苏联不愿出售的先进装备，进行研究和仿制。

例如，中国从乌克兰以2000万美元的地板价买的“瓦良格”号航母，还有乌克兰的“野牛”气垫船、航空发动机、舰用燃气轮机、TK-10舰载战斗机原型机，白俄罗斯的重载运输车，俄罗斯的“现代”级驱逐舰、“侧卫”系列战斗机等等不一而足。

这都让中国的军工技术在短时间内获得了长足发展，而最让中国闷声发大财的则是苏联遗留下来的人才。

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各国动荡不安，人心惶惶，工厂、机构大量倒闭，军工领域许多专家、教授失业，收入锐减，特别是一些尖端行业，大量一流的工程师陷入赤贫。

中国当时的基础技术比较落后，刚开始技术交流的层次比较低，规模也比较小。后来，中国用轻工产品交换先进设备，乌克兰专家开始大规模赴华。

这些专家大多是斯大林时代的老布尔什维克，重视中苏友谊，生活要求不高，工作严谨，有问必答，技术、材料很爽快地提供，甚至掏心掏肺。

为此加快人才引进步伐，中国专门上马了一个“双引工程”，全称是“引进技术、引进人才”，就是要大量地从前苏联加盟国引入前苏联时代积累下来的先进技术和优秀人才。

主抓这项工程的是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他坦言：这是一批穷十年之力都无法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对中国而言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一定不能错过。

在这段难得的时期，中国主动出击，目的性很强，直奔军工领域的关键技术，用海军专家李杰的话说，就是中国人坐一个星期的火车，从满洲里出去，穿过西伯利亚，取道莫斯科，再到乌克兰等独联体国家，进行摸底、契合，很快知道了对方有哪些技术可以进行合作。

中国为“双引工程”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资金成本，向技术专家提供丰厚的物质待遇和良好的科研环境。

据不完全统计，从1992年到2002年，通过官民并举，多渠道、多层次地开展“双引工程”，从俄罗斯以及其他独联体国家大约引进上万名专家，2000多个技术项目。

同时，为服务于“双引工程”，国务院还授权国家外国专家局于1991年正式设立国家“友谊奖”，用来表彰外国专家为中国所作的贡献各省随后相继设立不同地方政府友谊奖。

正是这些苏联解体后遗留下的人才和技术，为中国在21世纪军工领域的井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盖棺定论

俗话说，盖棺方可定论。

戈尔巴乔夫终于走了，中国对他简短的评价似乎没说什么，但似乎又说了很多。

当初他提出“新思维”的时候，目的是要完善社会主义，但最后却葬送了社会主义，葬送了苏联，对于苏联来说，他是个罪人。

出于朴素的意识形态，也许我们应该唾之弃之，但也要承认他推动的中苏正常化及其后的苏联解体，在侧面上对中国的巨大帮助。

不管怎么说，还是愿戈尔巴乔夫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