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女人，丈夫出轨后，她20年暴打8000个小三，成“抓三”专业户
如果遭遇婚内出轨，你是选择当鸵鸟，继续凑合着过，还是将另一半撕得丑事人尽皆知？
又或者，将家外的第三者暴打一顿？
这个问题在陕西女人张玉芬那儿，只有一个答案：
“拉住就打，先脱裤子，让她跑不了。”
“只要‘二奶’存在一天，我就会继续抓下去。
我要杀开一条血路，让‘包二奶者’和‘二奶们’闻风丧胆，无处躲藏。”
听到这些话，是不是以为有人在背台词？
只可惜，这不是台词，而是张玉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二奶”、“小三”咬牙切齿的控诉！
简简单单几句话，却无不透露出她对“二奶”、“小三”的恨之入骨和势不两立。
2002年，“包二奶”一词被收录进《新华新词语词典》，是指已婚男子在婚外供养女子，并与之保持性关系的行为。
随着时代的发展，“二奶”渐渐被“小三”所取代。
但不管是“二奶”还是“小三”，对任何一个有羞耻心的人来说，她们都是肆意插足他人情感，破坏原有家庭夫妻关系的“贱人”。
换句话说，她们就是道德意义上始终被喊打的“过街老鼠”。
而张玉芬，不止是那个“打老鼠”的人，更是组团带队群殴“老鼠”的人！
一个女人，到底在婚姻中经历了什么，会变得如此“杀气腾腾”？
到底下了多大决心，才带领一批批姐妹走上“抓三”的道路？
（张玉芬）
“你老公在外面有人了”
1997年的一天，一阵电话铃声在一栋单元楼的某间屋子里响起。
坐在电话旁边的女人正准备接起，只见男人一个箭步冲上去，粗暴地夺过电话。
电话那头随即传来另外一个女人娇滴滴的声音：“饭做好了，快回家吃饭。”
“是谁？”电话旁的女人冷冷地问。
“我在外头找的（人）。”男人没有任何掩饰，好似炫耀一般地回答。
短短几个字，一个真相昭然若揭：丈夫在外面有其他女人了。
至此，这个家庭表面上的平静，也终于被打破。
这个女人，就是张玉芬。
（戴墨镜的张玉芬）
张玉芬和丈夫在下乡插队时相识。
后来，丈夫去北京当兵，张玉芬也追爱到北京，把工作调了过去。
那时候，所有的假期，两个人都腻在一块“约会”：爬长城，逛故宫，去首都体育场滑冰……
1981年底，调期满了之后，丈夫跟随张玉芬回到西安，1982年，两人结婚。
婚后，张玉芬继续在工厂上班，并负责所有家务事。
丈夫在税W局做通讯员，后来变成了税管员，家里的条件也随之越来越好。
没想到，恰逢90年代国企改制，原本在工厂上班的张玉芬，拿到一笔买断工龄的钱后下岗了。
与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前通过她娘家关系才进入G税局的丈夫，则在事业上如鱼得水。
男人有钱就变坏，张玉芬的丈夫也不例外，他开始慢慢不回家了。
作为G税局的税管员，三五天不回家倒是常事。
只是不回家的日子越来越长，这就让张玉芬感觉有些不对劲。
一问到回家少的问题，丈夫就胡乱搪塞：“升到一线，要多跟师傅学一学。”
（张玉芬讲述过往）
直到有一天，她接到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你老公在外面有人了。”
这不是张玉芬第一次收到这样的提醒。
以前走在小区里，也有女邻居提醒她要看好男人，她不信，还骂对方“多管闲事”。
想想这次的电话提醒，再想到之前，她在丈夫衣服口袋里发现的两张景区门票，张玉芬信了。
丈夫，应该真的在外面有人了。
她急匆匆地带上儿子去单位找人，大概是碍于儿子面子，丈夫倒是回家住了一阵。
但时间一长，他又不回家了。
张玉芬真没想到，自己的丈夫竟然真的像歌中唱得那样，变成了一个不回家的男人，怎么办？
那一天，因为没钱交电视费，张玉芬又到税W局找丈夫。
两人谈着谈着，当场就举起凳子互抡了起来。
丈夫怕别人笑话，最后给了张玉芬500块。
谁知当天晚上快11点的时候，这个男人居然回家了。
不过，他回来只为了告诉张玉芬五个字：“我们离婚吧。”
相守15年，有钱后就动歪心思，想离了婚跟外面的人女人过潇洒日子，张玉芬怎么咽得下这口气。
于是，她像只斗鸡一样，高扬起头，掷地有声地告诉丈夫：“休想！”
你不让我快活，我也不让你快活，张玉芬就是这样刚性的女人。
两个人吵得正凶，电话响起。
于是，那个娇滴滴的女声出现了。
放下电话，丈夫继续骂骂咧咧，头也不回地走了。
（90年代的西安）
后来，丈夫借口请儿子吃饭，张玉芬以为他要回心转意。
于是，她给了丈夫一次机会，一家三口一起去吃饭。
但吃饭的中途，丈夫出去了，而且再也没回来过。
等回到家，张玉芬才明白，丈夫是趁自己和儿子出去吃饭的时间，把家里所有的股票、钱，以及烧水壶、洗衣机等都顺走了。
就连张玉芬单位买断工龄的一万多块钱，也被他拿走了。
中年下岗，丈夫跑路，儿子还在上学，没有了经济来源的张玉芬一下子被逼上绝境。
生活的重压，内心无法排解的怨气，逼得她才两三天竟长出许多白头发，人也瘦了20斤。
人心，果然善变，也不过15年的时间，曾经的枕边人就变成伤自己最深的人。
而张玉芬更不会想到，从此，自己的人生骤然间改变航向，驶向一个“复仇的世界”。
“一定让他们付出代价”
丈夫抛妻弃子，跟别的女人快活去了，这往后的日子，怎么过？
张玉芬即便再不想面对，也得先让自己和儿子活下去。
她开始学中医理疗，去给人推拿；
还去卖保健品，推销蜂王浆；
学着做税务代理，卖保险，帮气功协会卖票……
只要能挣钱，不管苦不苦、丢不丢人，她都去干。
生活越苦、越惨，张玉芬对丈夫的背叛就越是咬牙切齿！
她发誓：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丈夫和小三，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张玉芬最终决定用起诉重婚的方式报复出轨的丈夫，维护自己和儿子的权益。
其实，在丈夫彻底离家后到正式起诉之前，张玉芬是发动过包括丈夫的同事领导、亲友等一切关系来劝他回家的。
她甚至还在媒体上登广告寻夫，盼望他能回头。
但张玉芬越找，对方就越躲。
眼瞅着这个背叛感情的男人，不仅毫无回头之念，还强硬表态，就是要跟外面的女人在一起。
张玉芬彻底绝望了，绝望之后，便是深入骨髓的恨！
（新闻报道中的抓小三场景）
她把渣男和贱女人的工作单位名称、照片四处张贴示众。
甚至大年三十，还跑到“小三”娘家，警告说要把对方父母一块告到法院……
“我不能就这样一抹黑，我不能白白地让人欺负。
我还不知道我的对手是谁，我必须要把这个查清楚。”
“这个事情不处理好，我其他什么事情都没法做。”
“我要让法律办他们重婚罪，非把他们送进监狱不可！”
告是可以告，但由于涉及个人隐私，很难取证。
J方和妇联都无法帮她，她只有自己取证。
从此，这个女人变身“福尔摩斯”，展开了一场长达十年的“复仇”。
她跑到丈夫担任科长的税W局，在门外的大树后蹲守、观察他的行车路径，以每天300米的速度一点一点接近目标。
她一次次找到丈夫和小三的居住地，又一次次眼见丈夫听到风声，在她到来前火速搬家。
张玉芬毫不气馁，继续搜集证据，要证明渣男与“小三”以“夫妻”名义同居。
其中，包括他们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录音、两人同进同出的录像……
1998年，张玉芬以重婚罪将渣男告上法庭。
但当她把这些证据拿去法院的时候，则被告知“证据来源不合法”。
此后，张玉芬仍不死心，继续收集证据。
（被驳回的文件）
2001年，也就是渣男正式和小三住在一起的四年后，新《婚姻法》颁布了。
张玉芬经过一番研究，意识到丈夫虽未与小三办理正式的结婚手续，但长期生活在一起，已构成事实上的重婚，她一纸诉状递交至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
就这样，从区人民法院一直告到最高人民法院，从西安告到北京，她不停地上诉。
张玉芬就像一个屡败屡战的勇士，一直“锲而不舍”地致力于将“渣男”和“小三”送进监狱！
然而，并不是每件事都能事在人为，毕竟道德归道德，法律归法律。
“赶快离婚，越快越好”
想证实丈夫与小三构成重婚罪，就必须得证明两个贱人“长期公开以夫妻关系生活在一起”。
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张玉芬想到了“抓奸”。
2002年9月17日，在渣男生日的头一天晚上，张玉芬破门而入，截住了丈夫和小三。
“他搬一次家，我就挖他一次窝点。
10年里用坏了3部照相机、2架望远镜和4台录音机，终于拍到他俩一丝不挂同床共枕的画面。”
随后，她又对小区居民进行暗中录音，确证了丈夫和小三在小区确实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
就在张玉芬觉得这次铁证如山，一状就可以告倒丈夫时，
她没有料到，当法官就录音内容深入小区调查取证时，没有人愿意向法官指认一对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人犯了重婚罪。
“私下都说实话，到了作证的时候，谁都不愿意多管闲事。”
最终，张玉芬的诉讼再次被驳回。
（奔波在路上的张玉芬）
前前后后11次状告丈夫事实重婚，但得到的结果却都是“驳回”、“不予立案”或者“证据不足”。
事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张玉芬如此回忆：
“明摆着他在婚外跟小三过着夫妻生活，但法律就是治不了他的重婚罪！”
深感无助的张玉芬，最终不得不面对现实，接受离婚。
2007年6月5日，宝鸡市陈仓区人民法院正式向张玉芬下达判决书，判决张玉芬与结婚25年的丈夫离婚。
而同时，法院基于对张玉芬靠低保维持生活的困难现状，和她在造成夫妻感情破裂方面并无过错的考虑，将婚内现存唯一的财产———一套单位住房判归张玉芬。
离婚官司尘埃落定，但这个过程还是让人深感悲哀：
哪怕张玉芬向法院提供了近一尺厚的书面证据，但渣男却一直未曾露面，就连最后的判决结果也是通过刊登报纸进行公示的。
十年光阴、无数恨意，数地奔波、一场复仇，终以分得一套单元房收场。
事后，拿到离婚判决书的张玉芬表示：
离婚对自己而言，既不是一种解脱，也不是自己服输了，有的只是对法律认定“事实重婚”的彻底失望。
失望之后，张玉芬疲态尽现，但她不知道，有一个人比她“更累”、“更惨”。
（拿到离婚判决书的张玉芬）
张玉芬一天天奔走在“搞证据复仇”的路上，他的儿子也在一天天长大。
看到自己的爸爸勾搭别的女人，然后人间消失。
再看着自己的妈妈，“锲而不舍”地要置爸爸于死地。
夹在中间的儿子，成为这场婚姻悲剧的全程目睹者和受害人。
对儿子，这是不幸、悲哀？还是痛心、崩溃？
不止如此，他还不得不出现在法庭现场，向法院提供证言：
“父亲因婚外情，于十年前离家出走至今未归。
我妈含辛茹苦一手把我照顾带大，他们俩没有必要再守着名存实亡的婚姻。
赶快离婚，越快越好，我和我妈想过平静的生活。”
一个孩子都看穿了一切，想要妈妈收手。
可妈妈呢，却浑然不知孩子内心的渴望。
也许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儿子成为了重度恐婚族的一员。
对张玉芬，这是魔怔、执念？还是自私、自利？
如果事情能到此为止，似乎一切都将迎来一个新的开始。
但一个人的执念，又怎会轻易消散？
“打二奶是我人生使命”
十年漫漫诉讼路，状告丈夫重婚虽无果，但这期间张玉芬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在上诉期间，她不死心、也不放弃，对所有当地的、北京的乃至国外的媒体采访，都来之不拒，并“慷慨激昂地呼唤正义”：
“小三本身就冲击着婚姻法，在挑战着婚姻法，在玩弄着婚姻法，同时又在侮辱（这个）合法妻子的（一个）人身权利，都必须得杀。
我张玉芬这一辈子，就是要与‘婚外情’、与‘二奶’斗争到底。
如果能把‘二奶’消灭，能彻底打击‘婚外情’，我就是把牢底坐穿，也心甘情愿。”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婚外情终结者”、“二奶杀手”等头衔落到了张玉芬身上，张玉芬一战成名。
我把西安弄得天翻地覆，报纸上到外都是我戴着墨镜的照片。
连税W局都怕了我，因为我把前夫说的话告诉了每一家媒体：“我们单位人人有情人，我要没情人多没面子。”
（张玉芬和姐妹们的合影）
一时间，张玉芬成了出轨者的噩梦，但同时，她也成为同病相怜的女人们的救命稻草。
很多人给张玉芬打电话，有安慰她的、赞扬她的，还有鼓励她的，当然还有向她求助的。
就这样，一桩破碎的婚姻，让张玉芬和全国各地有着类似命运的姐妹们走到了一起。
都曾被枕边人背叛，都被婚姻逼到过绝境。
这群姐妹们互倒苦水，给彼此提供情感抚慰。
逢年过节，她们就聚在一起吃饭。
期间她们齐举杯，唱国际歌，以排遣心中抑郁。
不止如此，长期奔走在“捉奸”第一线的张玉芬，也开始将自己多年的调查经验慷慨授予其他姐妹。
对于插足婚姻的第三者，张玉芬始终有自己笃定的看法：
“在一个房檐下哪有不碰碰磕磕的，但那不是离婚的理由。
即便是夫妻关系再好，只要有第三者插足，这个家不破都得破。
只要一有第三者，男人就变心，变得特别快。
男人一变心或者有二奶，就会对妻子心狠手辣。”
简而言之，张玉芬认定第三者就是众多出轨事件的“罪魁祸首”。
作为受害者，必须得让她们得到惩罚、得到报应。
初听这话，好像没什么毛病，但慢慢地，也有人间清醒者开始提出质疑：
把小三打了，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了？
如果小三活该被打，那么那个在外面找女人的男人呢？
（张玉芬讲述往事）
但那时，被仇恨填满的张玉芬，哪儿听得进去这些声音。
她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正义的裁决者，有责任替更多的受害者主持公道。
2003年，张玉芬和另外9位女性成立了火凤凰女子侦探社，开始专抓破坏家庭的第三者。
“从这天起，打二奶已经成了我人生的使命。
我们要一块儿把中国的二奶赶尽杀绝，能保住一个家就保住一个家。”
是泄愤？还是伸张正义？
“侦探公司”开起来后，张玉芬几乎24小时都有来电。
最多的时候，一天接过163个电话。
当时，手机还没有普及。
张玉芬跟姐妹们每人配备一个“小灵通”；
没有车，她们就坐公交、骑自行车；
她们协同“跟踪”，分散蹲点。
对于跟踪，张玉芬也有独门绝技：
把目标人的衣服、鞋、袜都记下来，防止跟丢；
有时候，带两身完全不同的衣服，以混淆视线；
跟踪时要保持距离，最好是在目标的左后方……
来到大街上，看到目标人物出现，张玉芬一招手，一群人“呼啦”全部拥上。
七八个人分工明确，有人扒衣服、有人录音、有人薅头发、有人拽胳膊，然后一顿拳打脚踢。
（张玉芬讲述打二奶）
当然，看到有人当众被打，也会有人出来阻止。
这时，张玉芬就会义正严辞地把女人干的龌龊事说出来。
一般情况下，大家在得知是“二奶”后，就不会再说什么。
如果遇到那种极少露面的目标，她们蹲到窝点后，就直接上门找人。
张玉芬教会姐妹们“卖保险”式敲门，一户一户地敲：“你好，我们是卖保险的。”
一开门，就往里面瞅，看到要找的人，就迅速冲进去，把人围起来。
这其中很出名的一桩案子，是张玉芬帮助一位上海女性查出丈夫竟然养了17位情妇。
“抓三”这活儿，听起来相当“豪横”，但其实也相当狼狈，且苦逼。
更苦逼的是，无论交通费、住宿费，还是吃饭，都要花钱，并不是每一个求助者都支付得起。
因为有一些家庭破裂的女性，甚至连自己吃饭的钱都没有。
所以，张玉芬不得不垫钱“抓三”，但这是个无底洞，怎么可能填得满。
到最后，张玉芬开始有筛选性地进行帮助：事情叙述不清、逻辑不清楚、立场摇摆不定、说假话的，一律不帮。
只可惜，经济条件骗不了人。
一年后，张玉芬不得不注销“火凤凰”。
从此，这群姐妹们以民间联盟的形式，继续进行“抓三”事业。
（求助者讲述的资料）
直到2007年，“侦探”故事遇上了转折点。
在一次“抓三行动”中，由于和“小三”当面撕扯，张玉芬收到了传唤证，被指打人、扯项链等。
尽管后来传唤证撤销，她也逐渐意识到了取证的危险。
再加上，在这些年的行动中，她们也被出卖过、被报复过。
况且，当众打三并拍照的行为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反感和质疑，张玉芬似乎逐渐意识到：
拳头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被出轨者遭受的心理创伤，需要用更和平的方式解决。
2013年，张玉芬在北京郊区租了一处院子，创办“情感驿站月亮湾”。
在那里，她收留了很多无家可归的婚姻受害者。
在“月亮湾”里，张玉芬和姐妹们讲述各自相似的婚姻困境，彼此慰藉、支持。
可月亮湾要想继续存续，钱依旧是难题。
张玉芬开始想办法筹钱，勾十字绣，还尝试写书……
5年后，一对好心夫妇免费借给张玉芬一处地方。
自此，“月亮湾”搬到了更偏远的北京大兴区。
再后来，也许像媒体报道的“二奶杀手老了”那样吧，张玉芬开始慢慢放下取证工作，转而想办法去实现办养老院的梦想。
在她的畅想里，养老院里有救助站，还有托儿所，大家一起群居生活，彼此照应……
（图为“月亮湾”）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时光步入2022年，张玉芬已经64岁了。
她出行不再戴墨镜了，人似乎也变得平和多了。
张玉芬如今的生活，看起来也和大多退休老人没什么差别。
时不时去附近的公园跳广场舞，也偶尔和老朋友一起去听听国学。
（张玉芬近照）
认识一年多的国学班成员只知道：张姐性格直率，能做大事，常有北京的记者前来采访。
但他们却不知道，这个师姐就是媒体上曾经赫赫有名的“二奶杀手”。
时间向前，旧事总是容易被忘记，但历史也总是有记忆的。
张玉芬虽然淡出了大众视野，但她的故事，一直被人们当作茶余饭后的市井故事一再传诵。
而她也时常被人们架在法律和道德之间，不断被讨论。
有人说，她不讲求职业道德、“替天行道”的行为，就是最低级的以暴治暴。
也有人为她拍案叫好，贱三就是贱三，贱人自有天收，天若不收，那就自己动手。
更有人提出：作为女性，何苦为难女人？为了一个贱男人，搭进去后半辈子至于吗？
因为一桩婚姻悲剧，走到如今的结局，恐怕是张玉芬自己都没料到的。
不知道张玉芬，在被逼成“抓三”专业户后，是否有后悔过。
也不知道“张玉芬们”，是否因为去“抓三”而真正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作者：朱小鹿&棒棒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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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是朱小鹿博士，是90后，也是武汉大学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后。
主业一门心思搞科研，副业用零碎时间写稿。
用动人的笔触，写走心的真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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