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中：要画，不要命

走近吴冠中

文/陶咏白

第一章

我认识吴冠中先生，是因为我和他夫人朱碧琴曾是同事。1976年春，我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调入中国文学艺术研究所（今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资料室工作，与我一起调进资料室的还有五人。

而朱碧琴可是这个资料室的老人，她教我们图书怎么分类，什么是善本书、孤本书……她矮矮胖胖的个儿，圆圆的脸，慈祥可亲，平时话语不多，十分敬业。我们都亲切地叫她“朱老太”。

她知道我爱油画，就让我整理油画方面的图书。那几年我成天抚摸着各种油画画册和理论书籍，还有那几柜子的旧期刊。从中知道了沉寂半个世纪的林风眠，知道30年代还有个搞现代艺术的“决澜社”……不仅开眼界长知识，也孕育了我对于油画史研究的兴趣。

“四人帮”垮台后，我被调入美研所搞研究，于 1987 年编写出了中国第一部油画史册性的画集《中国油画1700-1985》，受到了海内外油画家和美术史论学者的欢迎。我常想，如果当年不是朱老太热心帮我，我怎能走进研究的领域？每逢此刻，我对朱老太总心存感激。

和老太相识很长一段时间后，她才指给我看书架上明信片大小的《吴冠中风景画小辑》，这才知道她老伴吴冠中，是画油画风景画的。

说来也巧，中国文学艺术研究所设立在恭王府里，朱老太家就住在研究所旁什刹海岸边的一个大杂院里，我有时一抬腿就过去玩了。

他们的家让人挺好奇，里外间的屋子顶大，屋顶老高，我心想冬天靠烧蜂窝煤炉怎么取暖？那靠北的一面墻打了好几层的架子，像仓库似的，上面摆满着画框。

我还发现，居然有个与我家一样的大立柜。老太告诉我，那里面放的全是老吴的画。这太让人不可思议了。在当时，家里有个大立柜，是很“时尚”的稀罕物，而他们家的大立柜，不放衣物，却放的是画！我陡然醒悟，在他们家，老吴的画，是最最重要的，最最宝贵的物件了。

有时见到老吴，听他对艺术的评说，感觉挺新鲜。他振振有词地说：“搞美术，不搞形式是不务正业！”当时真的吓了我一大跳，在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年代，说这话可是“离经叛道”啊，但的的确确也为我打开了另类的思维空间。

听老吴谈艺术，真是种享受。他机敏而形象生动的比喻，把个深奥的道理说得很有趣味。他感慨一些有才华的青年出国后，不回来了，他们成了流浪的“吉卜赛”；他说自己是“苦瓜”，“只能结在苦瓜藤上，只有黄土地的养分适合我的生长。”

他可以把长城脚下那棵古松，比作“孟姜女哭长城”，你马上被那如诉如怨，悲天恸地的氛围所感染；他把泰山五大夫松，比作罗丹的《加莱义民》愤然扑将过来，从而画出了那运动不息、追求不舍的《松魂》。

和他交谈，看他散文，看他的画，总给你一种新奇，一种亲临其境的感受。他不光是把一幅作品当作艺术手工而已，他把画当作人的表情、人的情感、人的思想、人的精神，作品是他拟人化的载体，在人性化的生动表述中充满着生命情调。

第二章

粉碎“四人帮”后，老吴的作品频频在“新春画展”“北京油研会”等一些展览上亮相，我也紧跟其后，每展必去看热闹。看那些挣脱了枷锁后的艺术家，如何争先恐后地，展现自己的艺术风采。

有次老吴的作品集中在历史博物馆，看到他画的那些参天的大树、硕大的白皮松、巍峨的长江三峽……我明白了什么叫形式感、形式美。

1978年，老吴首次举办个人画展。观展后，我于 1979年写成了《吴冠中艺术初探》一文（发表却压到两年之后）。当时我还很幼稚，却不自量力地写了生平第一篇的评论文章，不过当时吴冠中还不出名，我也斗胆不断跟踪他的艺术行迹，写了一些评论。

改革开放之初，人们思想比较活跃。吴冠中连续抛出了《内容决定形式？》《绘画的形式美》和《关于抽象美》等文章，似一枚枚重磅炸弹，震撼着被禁锢了几十年的画坛。

试想在政治标准第一的年代，在把艺术形式视为资产阶级文艺观的时代，在把抽象主义视为西方腐朽艺术的时代，他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我真怕他不知何时又成为“反右”的牺牲品。

他的文章搅动了人们的定式思维，直接触犯了固有的艺术品评规则。自此争论纷起，老吴也成了一个被争议的人物。

当时我正在写《吴冠中艺术初探》，就有朋友告诫我：“做当代人的评论比较危险。万一这人出问题了，你不也跟着要倒霉吗？”我相信并尊重了自己的真实感受。

当时吴冠中经常被邀到大专院校、文化宫等单位去作报告和讲座，我也常跟着去听。1980年他在中央工艺美院食堂兼作礼堂的会场演讲时，听众挤得水泄不通，连饭桌上也坐满了人。第二天发现，饭桌上厚厚的油污，竟被学生的屁股擦干净了。

10年后的1990年4月12日，他应邀回到曾在 40 年前被调离的中央美院去作报告，平时开会稀稀啦啦，坐不到半数的礼堂里，竟然客满。老吴带有宜兴的乡音，语速急促，激情洋溢地讲着“我们的路”这个主题。

他说：“新观念不等于新艺术。艺术与观念并不同歩，艺术的成熟期很长。蒋南翔说过，‘给我条件培养 50 名科学家没问题，但培养一个艺术家就不能保证了。’”，他说：“我们不能老跟在别人后头跑，否则别人说我们是‘二道贩子’”。

他不搞现代派，他说：“外国的眉毛，不会使我的脸蛋更漂亮。”还慷慨激昂地说：“中国的巨人只有在中国的土地上成长，只有中国的巨人才能与世界巨人较量！”他那机智、诙谑的语言，使台下不时爆发出阵阵笑声和掌声。

回想那情境，至今还让人感动。那时他的一篇篇檄文、一次次演讲，给求知若渴的美术青年似注射了强心剂，成了新艺术诞生的催化剂。可以说，他为美术界的开放改革杀出了一条血路。人们称他是美术界冲破禁区的“先锋”，是中国现代美术的“擎旗手”。

第三章

20 世纪80年代，他的创作与理论齐头并进，也进入了黄金时代。他的油画相对画得少了，却画了大量的水墨画，他说这也是“逼上梁山”。

当初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只拿出去展览“国粹”水墨画，从没有油画的份，他不服气。心想：我也能画水墨画。

早年在杭州艺专，他曾师从潘天寿学过中国画，而他的水彩画在当时已很出色。甚而他的老师蔡威廉，还要用她的油画或给他画肖像，来换取他的水彩画。此事因蔡师产褥热而过早去世，没有实现这一令他终身遗憾的约定，但他始终未闲置水彩画的创作。

水墨与水彩同以水为媒介，其过渡到水墨画也顺乎自然。从 70 年代中期开始，他就在油彩和水墨之间来回“走动”，互相借鉴、移植。循着“移花接木”的写生方法，借水墨酣畅淋漓的运笔，来表达油画难以企及的效果。

1980年为香山饭店所作的《长城》，脱离“写生”，趋向抽象。他画出了与众不同的“长城”，既超越自己也超越了他人。

此后的《狮子林》《补网》《汉柏》《松魂》等，看得出他在中国画走向现代的探索中，完成了艺术观念和艺术形式上的突破，他走出了一条中国画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可行性道路，开创了一代新风。

我认为他在中国画的革新成就，其价值不亚于徐悲鸿。

徐悲鸿用西方写实手法，改变着中国传统绘画的造型观；吴冠中用西方现代艺术造型的形式规律这把解剖刀，从传统的笔墨观中解放出来，把中国画推入现代艺术的大门。之后跟随者众多，新水墨、实验水墨等渐成气候。

我于1991年写的《矻矻水墨十余载，开创一代新天地——吴冠中水墨艺术谈》也被多家杂志转载，可见人们对他新水墨的兴趣。但吴冠中的新水墨，遭遇了传统画家们的种种质疑和非难，说他的画不是中国画。

直到1992年他的一篇《笔墨等于零》的文章，掀起了轩然大波，引起旷日持久的“革新”与“守成”观念的争论，或许这正是推进艺术前进的动力。

第四章

“85美术新潮”汹涌而来，吴冠中一时被“冷落”了。有人说，吴冠中的理论可以，画画不行。也有人说，青年人起来了，他被淹没了。更有人说，他是“叶公好龙”……吴冠中在国内似乎沉默了。

然而，境外却悄悄地掀起了一股“吴冠中热”，1988 年香港的吴冠中真迹展，开馆40分钟就销售一空；1989年吴冠中画巴黎的油画、墨彩画及速写约40余幅，在日本展出时，也在开展一小时内抢购一空。

同年5月，吴冠中的彩墨画《高昌遗址》，在苏富比拍卖中以 187万港元（折合美元 21.8 万元）的高价，创出中国在世画家的最高价，此后，他的画价屡创佳绩。

当时在太平洋东海岸，对吴冠中的作品的狂热势头有增无减。那么，西海岸又怎样呢？1989年 6月吴冠中应美国多家博物馆之邀，举办个人作品巡回展。有位在美国的华裔鉴赏家说：“美国人能接受的中国画家，目前只有吴冠中一人。”

1990年6 月15 日，法国政府授予他文化艺术最高勋位。1992年英国伧敦博物馆举办“吴冠中——20 世纪的中国画家”展。随后，法国巴黎塞纽齐东方艺术博物馆举办“走向世界的中国画家——吴冠中油画水墨速写展”。

“墙内开花墙外香”，吴冠中频繁的国外展览，画价不断升，但国内似乎对他的近况了解不多，谬传则不少。

为此，我多次到劲松他那时的住处访问过他，想了解在世界“吴冠中热”中的吴冠中所思、所想、所为，并写出了《“吴冠中热”中的吴冠中》一文。

他在大洋两岸的连续奔波，一身风尘，一脸倦容，没有笑容，更见憔悴。我心想：已进入 70 高龄的老人，名利已登上高峰，该歇歇了。他却说：过两天就要动身去黄土高原。

我惊异，他不要老命了。劝他“保命”为重。他深有感触地说：“这几年，西方走得多了，该清醒清醒头脑，吹吹寒风了。这几年，我全世界跑遍了，看得多了，可以说看破红尘，该写自己的‘红楼梦’了——画自己真正的感受。”自此就有《高原人家》《黄土高原》《黃河》等佳作问世。

1990年夏，他又突然画起搁置了四十年的人体画，他说，学生时代的人体画已毁于“文革”，不甘心在自己艺术生涯中留下这一空白，要重温旧“梦”画人体了。

他作画，被他称作“鸡生蛋”，说：“我的蛋，都带血，分娩之痛，不让看。”而我有幸破例目睹了他画一个女人体的全过程。两天时间，他画了一幅油画和数十幅速写。

他画画就像打仗，全身心投入，一站就是半天，从不休息，模特休息时，他仍在画，感觉到他每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连我这个旁观者半天下来已十分疲惫，何况他已是 70 开外的老人，还是在大热天，更何况他已连续苦战快一个月了。

我见他拎着画完的画，歪歪斜斜腿脚无力地走下楼梯时，才恍然感到，他真的是累了，不过明天他依然还会这么紧张地，开始另一幅画。

数十年来，他经常戴顶破草帽，揣一包饼干或两个老玉米，象行脚僧似地走遍了天涯海角。只要一画画，他就不吃不喝全身心地投入。为了画，从广州到北京两天两夜的火车路程，他可以把座位让画“坐”着，而自己一路站到北京！他是把画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人。

1990年新加坡出版了他的散文集，书名叫《要画，不要命！》这五个字，形象地概括了吴冠中对待艺术的循道精神。海外有人说：“吴冠中的成功，简直是个奇迹。”

固然，吴冠中侥幸在几次政治风暴中幸免于难，然而，如果没有对艺术殉道士般的信念，没有那种压不垮的坚强，没有那种超人的刻苦勤奋，没有那种孜孜以求的执著钻研，那么也没有今天的吴冠中。

第五章

随着吴冠中画价的升，吴冠中的假画、伪作、赝品泛滥了，有时我发现刊物或图录上，疑是他的假画给他看，他却拿出一大摞假画的照片给我看。有时我受朋友之托请他鉴定他作品的真伪，开始他还相告真假，以后他拒绝鉴定了。

他是个黑白分明、眼内不揉沙子、认真负责的人，是把画看得比生命还重的人，岂能容忍作假？他被这些假画弄得心绪烦闷，直到 1993 年《炮打司令部》吴冠中假画案的爆发，他才忍无可忍，希望靠法律手段来解决。

结果，官司一打就是三年。

三年，对他这位正处在艺术创作旺盛期的老人来说，将是个怎样的残酷打击？他伤感地说：“一寸光阴一寸金，75 岁晚年，实在远非黄金可补偿，黄金万两付官司，我低估了人的生命价值！”

法律竟然如此无力，竟难以制胜行规。身为政协常委的他，也无力为自己作品正名，真伤透了他那颗纯净透亮的心。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顾不得许多了，要“真话直说”，他抨击美协体制的弊端，提出了“以奖代养”；他揭示当前美术院校的许多不切实际的做法，这都是他经多年的实践和思考的肺腑之言，真诚忠告。

但是他的真话又激起了一些既得利益者们的强烈反击，他总是没有“明哲保身”的意识，坦坦白白、真真实实地做人是他的原则。他这才成为美术界最具有自由思想、最具有社会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品格的第一人。

我知道了，他为什么如此崇拜鲁迅，是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在召唤他，而他不就是当代美术界鲁迅式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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