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守护神”父女两代留学生归国记｜科学春秋
►“敦煌守护神”常书鸿（1904-1994）
撰文 | 王丹红
责编 | 程 莉
知识分子为更好的智趣生活 ID：The-Intelle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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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3日傍晚，纽约第七大道与55街交界处的一家法式咖啡馆，我坐在宽大的皮沙发里，读着先生从上海为我带来的新书《黄沙与蓝天——常沙娜人生回忆》，空气中弥漫着咖啡蛋糕的香气、温婉甜美的法语圣诞歌曲、邻桌法国小男孩子们的欢愉笑声……我仿佛穿越时空，看见1930年代法国巴黎的一个艺术之家：
画家常书鸿、雕刻家妻子陈芝秀，以及他们只会讲法语的小女儿沙娜……常书鸿在塞纳河畔发现《敦煌石窟图录》的电光火石、刹那永恒的时刻……
►敦煌之花常沙娜（1931-）
我第一次也是唯一次见到常沙娜是在15年前，2002年12月，在北京中科大厦6楼，由李佩先生（1917.12-2017.01）主持的欧美同学迎新年会上，李佩介绍：“今天我们的主讲嘉宾是常沙娜女士，她是中央美术学院前院长，她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父亲——留法画家、被称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先生…今天，我们请沙娜讲讲她父亲和她自己的故事。”
因此，在印象里，我一直将常沙娜与法国联系在一起——1931年在法国出生，6岁回国时不会讲中文。
最近，因为写建筑师林徽因的文章，我在查阅资料时才发现常沙娜本人是留美学者。她1948年10月赴美国留学，1950年12月回国，1951-1952年两年间，在清华大学营建系作为林徽因的助教从事工艺美术工作，直到全国院系调整，她才离开清华大学，到中央美术学院工作。
这一发现让我着迷。最近两年写李佩先生的文章，我对1950年代留美学者集体归国的这一段历史产生了深厚兴趣：当年，常沙娜为何在未完成学业之时就决定回国？
读完《黄沙与蓝天》，我才明白，这本书记录了父女两代留学生归国的心路历程；而且，在1949-1950年间，中国社会巨变、中美关系对立的严峻时刻，常家父女面临同样的命运选择：在中国，作为隶属于中央研究院的郭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应当决定去台湾还是留在大陆？在美国，常沙娜则面临继续学业还是和进步同学一块儿回到新中国的抉择。1951年初，殊途同归的父女在北京紫禁城里相见。
20年后的我今天才知道，尽管李佩和常沙娜同属于1950年代的留美归国学者，但她们在集体归国过程中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李佩是施加影响者，常沙娜是受影响者。李佩1946年底赴美留学，1956年10月和丈夫女儿一同国。其间，1949初北平解放时，李佩秘密回国，在北京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1950年中，她承担动员在美国学者回国的特殊使命，由专人护送返回美国。
今天，我们回顾常家父女在半个多世纪前的生命故事，追忆、反思那段历史。
巴黎画家家庭
►常书鸿1934年创作的油画作品《画家家庭》，以自己的家庭为模特，宝蓝色色调的背景上，妻子陈芝秀穿着中式旗袍，女儿沙娜依倚在母亲怀中，受宠之态惟妙惟肖，作为年轻画家的他则手持画具、脸上洋溢着踌躇满志的神情。这幅画在巴黎的春季沙龙获得银质奖章。
“
我的名字原本是为纪念我的出生地、纪念父母的一段经历而取的，源自那条法国的河流，但后来由于爸爸和我的命运都与中国西北大沙漠中的敦煌石窟联系在一起，许多人误认为'沙娜'即沙漠与婀娜多姿之意。尽管我十分清楚自己名字的来历，竟然也时常感觉'沙娜'二字仿佛隐喻着某种缘分，让我和爸爸走进了茫茫沙漠，走进了神奇的敦煌石窟。
读常沙娜的书，仿佛在听她叙叙道来，因为她在书中所写与她在主席台上所讲一样，连语气都一样。
常书鸿（1904.4.6-1994.6）1927年6月从家乡杭州只身自费到法国，考入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母亲陈芝秀于1928年到法国，开始学习法语和雕塑。常沙娜1931年3月在法国里昂出生。
“我还没有出生时，名字已经取好的。爸爸和同在里昂国立美专学习的两个好朋友吕斯百、王临乙商量：哺育里昂的两条河，一条叫LaSaone，一条叫LeRhone，孩子出生如果是男孩，就叫阳性的Rhone，如果是女孩，就叫阴性的Saone。所以，我的名字就和那条河流同名了。1998年，我67岁时有幸重访出生地，专程去看Saone河，看见里昂的路牌、公交车牌上都有Saoner字样，仿佛到处都有亲切的声音呼唤我的名字，激动不已。”
她的中文名字"沙娜"是Saone的中文译文，是根据吕斯百的建议确定的。
1925年，21岁的常书鸿在老家和陈芝秀结婚。常沙娜记得：“妈妈在国内没有学过艺术，初到法国时也不懂法语，但她天资十分聪颖，在里昂深厚的艺术氛围中，她除了拼命学习法语，还在爸爸的艺术家朋友的影响下学习做雕塑，她经常为爸爸的画作模特，爸爸最初的人像创作《乡愁曲》、《病妇》画面中的形象都来自妈妈。到巴黎后，妈妈考进了巴黎高等美术学校雕塑系。"在她的记忆里，"妈妈漂亮，打扮入时，非常爱我，而且非常能干，会织好看的毛衣......妈妈在雕塑系学得很不错，还拿了奖学金。”
1932年夏天，28岁的常书鸿以第一名成绩从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参加了里昂全市油画家赴巴黎深造公费奖金考试，他以油画《梳妆少女》获第一名，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在法国新古典主义国家、法兰西艺术学院院士劳朗斯的画室深造，全家随之迁居巴黎。
在劳伦斯画室，常书鸿成绩优异，深受导师器重，他加入了法国美术家协会，其作品《病妇》、《裸女》和《沙娜像》被里昂国立美术馆和巴黎近代美术馆收藏。他在巴黎第14区48号的家，成为在巴黎留学的中国学生的聚会场所，并在这里成立了“中国留法艺术家学会”。常沙娜说："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家里经常有不少客人，把我当宝贝，非常快活。我妈妈也很热情，经常做中国菜给大家吃。"
常书鸿在法国艺术界已崭露头角，并拥有一个幸福的家，但是，在赛纳河畔旧书摊的一次偶遇，他被命运之神击中，人生之路被彻底改变。
回祖国
►1934年，中国留法艺术家学会成员在常书鸿家中聚会，从左至右为常书鸿、陈芝秀、王临乙、陈士文、曾竹君、吕斯百、韩乐然
“
所有的东西被炸光了，我们一无所有，曾经拥有的转瞬间化为乌有，我们孑然一身，不知何为家。一切都像在梦中，美梦还没有开始，就被噩梦击碎了......我们成为货真价实的难民，好在人还活着，大难不死。
1935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常书鸿在塞纳河畔的一个旧书摊上，偶然发现了一部由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5.28-1945.10.26）编辑的一套六册《敦煌画录》，他十分惊奇中国还有这样一座艺术宝藏。经摊主指点，他在吉美博物馆里，又看到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收购的大量敦煌唐代绢画，受到极大震撼。他深刻反省自己对祖国传统文化的无知，下定决心要回国寻访敦煌石窟，那宝藏一千多年中国佛教艺术珍宝的神秘之地。
正在准备回国之际，常书鸿接到南京民国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的电报，聘请他为北平艺专教授。常沙娜说：“那个时候，国内要发展自己的教育，计划把在法国留学的一些人陆续请回来。那个年代，祖国灾难重重，爸爸也好，王临乙也好，留学生们都非常爱国，身为中国人，出国留学就是为了回去报效祖国的，在法国学了那么久，要回国介绍欧洲的艺术、传播西方优秀文化。于是，妈妈决定带我在法国再住一段时间，爸爸在1936年秋天先行乘国际列车回国了。”
常书鸿回国后，陈芝秀开始做回国准备，她喜欢把家里拾掇得漂亮、整齐，她不停地去商店，买了窗帘、床单、床罩等用品，她告诉女儿：“我们要回中国了，要到北平另立新家，爸爸的学校在北平西城，有一个四合院的家，王临乙爸爸也将成为我们的邻居…..妈妈的梦真的很美很美。”
1937年夏天，陈芝秀带着6岁的沙娜在马赛乘轮船，启程回国。然而，正是她们在海行的日子，1937年7月7日，中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中国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大人们是在船抵达新加坡时得知这一惊人消息的，北平突然沦陷了，日本在侵略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能到北平了。”
船的目的地改在了上海，常书鸿在码头接到母女俩，看见她们随身携带的大大小小的箱子，他对妻子说：“你带回来这么多东西，我们现在要逃难了。”
陈芝秀还未走进北平的新家，就加入了向南逃难的征程。北平艺专转移到江西庐山的牯岭，又转到湖南沅陵、贵阳。在贵阳旅馆的餐厅遇到空袭，她一把将女儿拖到餐桌下，紧紧趴在她身上……这地狱般的一幕吓坏了母女俩，“妈妈吓得浑身发抖，她完全是凭本能把我拎起来，东倒西歪地朝着眼前一处亮光走去。”
突然间，整个家庭一无所有了。常书鸿将妻女送到法国在贵阳的天主教会，她们在那里得到安慰，陈芝秀诚心诚意地感谢上帝，带着女儿受洗，皈依了天主教。
随着学校的迁移，他们又到了昆明、重庆。1940年-1943年间，常书鸿将家安在重庆凤凰山顶的一幢房子里，儿子1941年在重庆歌乐山医院出生，他为孩子取名“嘉陵”，纪念他出生在重庆嘉陵江边。在重庆，他们的邻居还有同在法国留学的老友们：王临乙一家、吕斯百一家等，他们和徐悲鸿一道在位于重庆的中央大学美术系任教。常沙娜到凤凰山的磁器口小学上学，学会了一口地道的四川话。
就在家庭生活经过千辛万苦安稳下来后，常书鸿开始酝酿去敦煌的计划了。
守护敦煌
►常书鸿和女儿、儿子在敦煌
“
爸爸在家里遇到了顽强的阻力。妈妈和他争吵，'你疯了？我们刚刚安顿好，怎么又要到什么甘肃、西北去啊？在巴黎你是讲过的，可那不是想想的事吗？我们好不容易挨过轰炸活着出来，千辛万苦到了这里，才安定下来，沙娜马上就要小学毕业了，要成长，你怎么又想走？还折腾？不同意！'
1942年，在时任监察院院长于右任（1879.04.11-1964.11.10）先生的建议下，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担任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在重庆的梁启超早就听说常书鸿对敦煌念念不忘，对他说：“如果我身体好，我也会去，祝你有志者事竟成。"徐悲鸿也鼓励他"学习玄装苦行僧精神，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把敦煌工作做好。”
但在家里，妻子坚决不同意去敦煌。常书鸿拗不过妻子，于1942年冬天自己一人从重庆启程到兰州。1943年2月，他带着组织到的第一批研究人员到了敦煌。
1943年秋天，他回到重庆，再次动员陈芝秀带着孩子到敦煌去，他连哄带劝地对妻子说：“我们一定要去敦煌，你是搞雕塑的，不能不到那里看看，那里的彩塑漂亮极了，你一定会惊讶的，你是搞艺术的！”
陈芝秀有自己的难处，她对法国朋友说：“我真的不想去，从艺术上讲，他有他的追求，从我的角度，艺术也可以是考虑的一个方面，可那是佛教石窟啊，我们信的是天主教，怎么能跑到佛教的地方去？”最后没办法，她还是随了丈夫，全家在1943年晚秋乘上带篷的卡车，从重庆启程到敦煌。这一年，常沙娜12岁。
面对彻骨的寒冷和无边无际的戈壁滩，敦煌之旅给常沙娜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妈妈摩登惯了，回国后仍然保持法国的化妆标准，天天要描眉、抹口红、卷头发，长途跋涉去敦煌也穿着旗袍、高跟鞋，一路上冷得够呛，爸爸要她穿上老羊皮大衣和毡鞋，她嫌难看不肯穿。后来西北的老乡们看她这一身打扮，说她是妖精，弄得她很懊丧。她在路上不停地划十字架，祈求神的保佑。”
到了敦煌莫高窟，常书鸿激动地说：“到了，到了，看啊，看见没有？那是千佛洞，那是九层楼，还有风铃！”陈芝秀却没有明显反应，只是紧紧抱着2岁的儿子。全家的第一顿饭是每人面前一碗水煮切面，桌子中心间摆着一碗大粒盐、一碗醋。沙娜问：爸爸，有菜吗？他回答说这里没有蔬菜，今天就这样了，以后慢慢改善。
到敦煌后，陈芝秀只好面对现实，但她依然保持了每天化妆的习惯，每天在圣母像前祷告。她开始和研究所工作人员们一道工作，“研究所工作号令是敲钟，每天大家听到钟声就进洞了，或临摹或调研，妈妈也被敦煌艺术的独特魅力深深吸引，对历代彩塑产生了深厚兴趣，每天进洞，专注地临摹彩塑佛像，完成了一些作品。”
1944年春天，常沙娜到酒泉的河西中学读初中，借住在父亲同事的家中，学校放假时回到家中，然后进洞学习临摹，打下了一生的绘画基础。
艰苦卓绝
►1948年，常书鸿、常沙娜在南京大学校园内
“
重压之下，爸爸的情绪经常很郁闷、烦躁，妈妈来敦煌后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上不适应他也无暇顾及，更谈不上安慰、关心。他回到家里常常把在外面工作压抑下来的种种不快发泄到妈妈头上，为一点小事就跟妈妈吵，你怎么这样，你怎么那样......爸爸只顾发泄，妈妈也不让步，那段时间我对家里生活的印象就是他们不停地吵架，吵到一定程度，妈妈受不了，说'那就离'，爸爸也说'你走吧，你滚蛋吧！'......
在戈壁滩上保护敦煌石窟，重重困难超过了常书鸿的想象，作为一所之长，他承担着巨大压力，从业务指导到研究所生存经费，却忽略了家庭。
1945年4月的一天，陈芝秀以到兰州看病为由，离开了敦煌城。这一走，实际上是她与研究所新总务主任策划好的私奔，她永远离开了自己的家。
常书鸿获知消息，气得悲怆欲绝，策马上路，拼命想追回妻子，结果晕倒在戈壁滩上，被玉门油矿的地质学孙建初和一位老工人救起，三天以后才清醒过来。陈芝秀到兰州后，立即登报宣布与常书鸿脱离夫妻关系、离婚……
家中突然失去女主人，生活一下子全乱了。万般无奈之下，常书鸿要14岁的女儿退学回家，照顾年仅4岁的弟弟。常沙娜从酒泉退学回家了，她说：“我已经懂事了，非常听从爸爸，他说什么我都一定听的。”
“没妈的孩子早当家”，一家三口相依为命，在千佛洞艰难地生活，沙娜一边承担家庭重任，一边在父亲的指导下在敦煌洞里学习临摹，同时完成初中学业。
1945年8月15日，在美国向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终于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常书鸿欣喜若狂，激动万分地跑到九层楼，把大佛殿敲响二十一响。
然而，在此前一个月，教育部发布命令：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停发经费。常书鸿奋起抗争，坚决要把研究所继续办下去。他致信梁思成、徐悲鸿、张道藩、于右任等，终于，抗战胜利喜讯传来的同时，他收到了由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接管敦煌研究所的通知。
但是，由于抗战胜利的复员潮，敦煌研究所诸多研究人员先后申请离开返家，常书鸿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同意他们的离去，但工作怎么办？
“萧瑟的秋风中，爸爸独守空巢，失落至极，他该怎么办？”
常书鸿思前想后，决心不管千难万险，与敦煌艺术终生为伴。1945年冬天，他带着一对儿女，从千佛洞到敦煌，骑着毛驴出发，中途换了一辆又一辆的卡车，到重庆中央研究院述职。
途经兰州时，为扩大敦煌的影响，应五省检察院高一涵等人士建议，常书鸿在兰州双城门举办了一个《常书鸿父女画展》。画展非常成功，常沙娜的画引起一位加拿大籍犹太人叶丽华（Reva Esser）的关注。
叶丽华当时是离兰州不远的山丹县国际“工业合作组织”办的“山丹培黎学校”的印染老师，近五十岁，她看见常沙娜和她的画，很喜欢，就对常书鸿说：“你的女儿很有才华，画的东西多好！可她这么年轻，老待在山沟里不行，应该让她到外面去见见世面。我建议你把女儿送到美国学习，我会给你联系，你考虑一下。”
常书鸿觉得这个建议不错，但和叶丽华素不相识，不知是否可行，于是含糊回答说：“好，好，她还小呢，过几年再说吧！”叶丽华在培黎学校的聘期是三年，她也说再等三年吧！
在重庆，他们一家寄住在老朋友吕斯百、马光璇夫妇家，吕斯百夫妇为两个孩子的学业担心，建议将孩子留在重庆，由他们照顾读书上学，但常书鸿坚决要将孩子们带回敦煌。
常书鸿找到了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那时傅刚从延安参观回到重庆，代表中央研究院的朱家骅，作为留守重庆本院的负责人。傅斯年对常书鸿孤军奋战、坚守戈壁滩保护敦煌文物的精神十分钦佩和赞赏，他同意将敦煌艺术研究所作为隶属中央研究院的一个所，增加人员、同时购置图书资料相机等，并拨了一辆美制十轮斯蒂贝克牌大卡车。
常沙娜说：“爸爸的奋斗终于有了结果，在过去的一年里，他承受了足以使普通人崩溃多次的沉重打击，不仅没有被压垮，还以惊人的力量背水一战，绝地奋起，终于取得了胜利。他有超常坚强的神经，有杭州方言称为'杭铁头'的倔强性格，更有与敦煌艺术融为一体，生死不离的不解情缘。”
天赐良机
►1948年圣诞节，常沙娜和叶丽华在她女儿家中
“
我知道吕斯百爸爸曾经责怪爸爸：'你不好好培养沙娜，光叫她画画，让她变成一个画工、画匠，这样不行。'
回到敦煌后，常沙娜集中精力在石窟里临摹壁画，扎扎实实地画了两年，同时，也在父亲的指导下坚持法语和文化学习，在大漠荒烟中修行着她的艺术人生。她说：“我虽然没能正规完成学校教育，但我学完了爸爸为我量身定制的一套课程，这段没有学历的学业为我一生事业奠定了基础，我终身受益。”
1947冬天，常书鸿和李承仙结婚，常家有了新的女主人。
1948年春天，叶丽华如约来到敦煌，商量将常沙娜带到美国学习之事。她有两个女儿，都已长大成人，大女儿在南美波多黎各，小女儿和丈夫均在美国波斯顿哈佛大学工作，她准备让常沙娜到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的附属美术学校学习（Boston Museum Of Fine Arts School），并负担其国外读书的费用。
犹豫之际，常书鸿带着一对儿女来到南京，和老朋友吕斯百商量。经过了解，他们认为叶丽华是可信赖之人，可让常沙娜跟随她到美国学习。通过律师，双方签定合同，叶丽华在美国成为常沙娜的监护人；同时，叶丽华提出，常沙娜赴美时要随身带上她临摹的一百幅敦煌摹本，常书鸿同意，但规定摹本回国时随身带回，不得在美国出售。
1948年9月底，常沙娜和叶丽华从上海乘飞机飞向美国，弟弟嘉陵被送往杭州大伯父家寄养。在波斯顿机场，叶丽华的小女儿迎接她们，并告诉她们已办好常沙娜入学波斯顿艺术博物馆附属美术学校的手续，房子也租好了。
叶丽华和常沙娜住在位于254 Comewelth Ave上的一幢五层女生公寓的顶层房间，常沙娜记得：那条街两旁全是红砖白门窗的楼房，一派波士顿风情，我们的房子里有两张床，一个小小的卫生间，公寓楼下有一间小客厅，公寓提供早餐和晚餐，做饭的是黑人妈妈，每到开饭时间，房东太太就大声喊：It's time to have breakfast！
常沙娜开始了在学校的学生生活。第二年夏天，叶丽华到南美波多黎各大女儿家，安排常沙娜到一个慈善儿童夏令营打工，“在这个夏令营工作我得到了300美元的报酬，开心极了，英文生活用语也得了锻炼和提高。”
叶丽华还安排常沙娜作品在纽约展出，带她到地方现场画画，请人看她默画敦煌壁画。
“我印象最深的是1949年6月28日的一次现场画画，地点在波士顿一个环境非常幽雅的庭园里......那天我的好朋友露丝陪着我，还有不少中国留学生来看我画，他们都很惊讶，非常赞赏，所以兴致很高。”
也是在这一天，常沙娜结识了赵元任的女儿爱丽丝（应该是赵元任杨步伟的三女儿赵来思Lensey），并应邀到了赵元任家，“过了很久我才知道自己多么幸运，那天我被带进赵元任家，也就是被带进了当时进步的中国留美学生的圈子，进入了一个新天地。”
赵元任（1892.11.03-1982.02.24）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家、哲学家、音乐学家，被誉为“中国语言学之父”。那时在赵元任家还住着赵家女儿的朋友，包括在哈佛大学读书的陈秀煐、李滢等。这是常沙娜到美国后第一次接触到中国留学生。
通过陈秀煐，常沙娜又认识了她在纽约哥伦亚大学读书的姐姐陈秀霞，以及她们的大哥陈一鸣。一年多后，当常沙娜在学业与回国之间犹豫时，陈家兄妹起了关键性的说服作用。
何去何从？
►1950年12月，穿着红毛衣、牛仔裤的常沙娜在威尔逊总统号船返回祖国途中。
“
在进步同学的鼓励下，自小对父亲的话百依百顺的常沙娜，违背了父亲的意愿，决定回国，她说："我考虑再三，也征求了陈一鸣的意见，在他的鼓励下，我终于下了决心，不去波多黎各，尽快回国，并马上开始着手准备。"
当时在美国有一个最大、最有影响的中国学生团体——北美基督教中国学会，以及“留美科协”，常沙娜结识的这些年轻人正是积极参与这些组织活动的进步留学生，比如冀朝铸、冀朝鼎、何光乾、丁儆等，"他们有的还是地下党员，他们做了许多工作，把周围的留学生们团结组织起来，"她说，“还有金诗箴大姐，当时已在联合国工作，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在波士顿参加Sunday Meeting（周日聚会）时认识的侯祥麟，他个子不高，是石油化工的博士，回国后做石油部长。聚会时他带着我们跳Folkdance，就是美国的民间四方舞，他领着节拍'一、二、三、四'，大家就跟着一起跳，他现在已经去世了，但他当年跳舞时的生动神态我至今忘不了。”
“陈一鸣是我进步思想的重要启蒙者，他回国后在上海宗教事委员会工作，当时就是地下党员，去美国前已经加入共产党了。陈一鸣在大家眼里就像大哥哥一样，非常亲切，他曾带我们去纽约的哈得逊河玩......”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国内局势动荡，国内外的中国知识分子面临何去何从的命运选择，包括常家父女。
1948年8月，在准备常沙娜出国留学之际，常书鸿在南京举行了“敦煌艺展”，展出八百多幅敦煌壁画蓝本，画展中还专门报道了“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十七岁就在敦煌临摹......”，开幕时还请了驻华外交使节，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高级官员纷纷前去观看。20年后，“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展览成为常书鸿的罪证，批判他利用敦煌展览为国民党粉饰太平，以假繁荣掩盖即将垮台的真相。
在常沙娜到美国后，展览从南京移到了上海，这时，常书鸿接到教育部长朱家骅手令，要求他从速将全部摹本送到台湾展出，但常书鸿已下定决心：在这个混乱时刻绝不能去台湾。他在回忆录《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中写道：“为了防止国民党教育部取走敦煌全部摹本，我连夜将摹本包扎好分别交给上海李承仙的姐夫朱惠康和杭州我大哥常书林帮忙隐藏起来，第三天，我通过朋友搞到一张去兰州的飞机票，离开了上海......”
新中国成立后，常沙娜有一段时间收不到父亲的信，焦急不安，中国留学生及时组织了“读家信”活动，一些收到家里来信的人把信中讲述的国内情况读给大家听，她才知道全中国已经解放了，国民党战败逃到台湾，五星红旗代替了青天白日旗......“当时，我们在国外就是通过这些家庭亲笔写的家信了解国内真实情况的。之后，我们又以读书会形式学习了《社会发展史》《大众哲学》，陈一鸣从中一点点启发我们，幼稚无知的我才懂得了一些过去闻所未闻的道理，渐渐有了进步意识，立志要回到新中国，用学到的知识报效祖国。”
“在这批留学生中，陈秀煐和其他一些人也是地下党，她们对我都特别热情，当时我和上海姑娘陈国凤是年龄最小的，像大家的小妹妹一样，陈国凤小我一岁，她的外公是名中医，所以她也学医，后来，她和我一样没有学完就回国了。”
在波斯顿学习了一年多后，叶丽华离开了波斯顿。1950年下半年，常沙娜搬到纽约，住在叶丽华姪女Olga家，做Baby-sitter，帮助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同时继续到"纽约艺术学生联合会"（Art Studnets League）学画。在纽约，通过陈一鸣、陈秀霞等，她结识了更多的进步留学生，他们鼓励她尽早回国，但叶丽华要求她到波多黎各继续学业。在犹豫不决之际，Olga夫妇的好友爱泼斯坦（Iseael Epstein）劝她说：“你们国家现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你应该回去，就不要再到叶丽华那里去了。”
多年后，陈一鸣、陈秀霞兄妹在《情系祖国心系人民》一文中写道：“从1949年9月起，到1951年6月美国当局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止，约有二十批留学生回国，每批回国的人数从十人到一百数十人不等（不包括转道欧洲等其他回国的）。”
据统计，1950年代，在美国的留美学生、学者大约5500人，其中约1200人归国，常沙娜是其中一员。
“圣诞礼物”
回到舰舱后，萧光琰激动地说："沙娜，你干了一个好事！"常沙娜一头雾水，他接着说："这可是真正的礼物，你给我们中国带来了最好的、最需要的礼物！"后来她才知道，那份经她的手避过检查的"圣诞礼物"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化学研究方面特别需要的资料，是当时美国严格保密、禁止出境的。
奥尔加夫妇积极支持常沙娜回家，为了挣钱买回国船票，他们介绍她到一个陶瓷工场打工。一个月后，她挣到了300多美金，买了一张1950年12月威尔逊（Wilson）总统号轮船的三等舱船票，并用剩下的钱买了两条牛仔裤，从洛杉矶登船起程回国。
在这次航行中，常沙娜意外为祖国带回了一个“圣诞礼物”。
这艘船在海上航行了28天，在同船的归国青年中，小个子的萧光琰（1920-1968）给她留下深刻印象，萧光琰的妹妹萧光珍也是“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成员。萧光琰曾在美国美孚石油公司工作——1949年该公司建成世界上第一套固定床单铂催化剂重整装置，应用这套装置可生产芳烃和高辛烷值汽油，他参与了这项工作。回国前，他刚结婚，妻子甄素辉是美籍华人，不会讲中文。夫妻两人在回国问题上有过争论，最终妻子跟随丈夫回到了中国。
轮船在太平洋上日夜航行，到日本横滨才停泊下来，那天刚好是圣诞节，允许乘客带着护照下船走动，这时，萧光琰对她说：“沙娜，我在横滨有个朋友，你陪我上岸吧，今天是圣诞节，我们去买些节日礼物。”俩人兴致勃勃地上岸，进了一家华侨开的商店，萧光琰和店主打招呼：“圣诞快乐！我们来了。怎么样，礼物准备好了吗？”店主回答：“准备好了!”然后，把一个打着蝴蝶结、包装得很漂亮的礼盒交给了他们。上船时有人检查东西，萧光琰让常沙娜抱着礼盒，教她：“你带的是圣诞礼物，是人家送你的，拿好了，等上了船再开。”上船检查时，检查人员问她抱的是什么，她高兴地告诉是Christmas gift，就顺利通过了。
回国后，萧光琰被安排在化学物理研究所工作。“文革”中他被诬陷为“潜伏的美国特务”，作为“牛鬼蛇神”被工人阶级宣传队抓进单位的“牛棚”，在巨大的压力下，夫妻俩最后商定，由妻子找来毒药，1968年12月11日，48岁的他在“牛棚”中服药自杀，几天后，妻子和16岁的女儿在家中服毒自尽，一家三口就这样毁灭了。
十多年后，常沙娜才从陈秀煐之处听到萧光琰一家的悲剧，心痛不已，她写道：“我忘不了那个大哥哥般的萧光琰，每当忆起年轻时我们手捧精美礼盒欢天喜地地返回舰舱的情景，我就久久不能平静......”
在林徽因身边
广州是常沙娜回到中国的第一站，当时广州“中国留学生归国接待处”的领导接待了同船返回的一批人，并安排了一系列的活动：参观广州市、中山大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印象最深的是在中山大学，迎面而来的的除了'打倒美帝国主义'、'抗美援朝'等大幅标语，还有不少象征美国、作为反面教材的牛仔裤吊在树上摇摇晃晃，这阵势吓得她再也不敢穿牛仔裤了，赶紧买了当时流行的列宁装换上。”
►以敦煌壁画为终身事业的父女
1950年12月到广州后，常沙娜和父亲联系上了，获知他在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的安排下，要配合“抗美援朝”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北京举办大型“敦煌文物展览”，当时正在北京筹备。因此，分别两年多后，父女俩在北京重逢，并共同在故宫午门城楼上为展览作准备。正是这次“敦煌文物展览”，常沙娜遇见了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并在梁思成的提议下，入职清华大学营建系，成为林徽因教授的助理。
1951年春季的一天，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如约来到了午门，常沙娜和父亲一起去接他们。
“初次见面，林先生很亲切地和我聊了聊，她说我在敦煌住的那些年一定学了不少东西……我们慢慢走着，一路走一路聊，梁先生也不时播话，谈得挺投缘的。”
常书鸿原计划让女儿到中央美术学院继续学绘画，但在梁、林参观后的一天，他告诉女儿：“沙娜，梁伯伯他们看敦煌展览很受感动，回去后有很多想法，梁伯伯跟我说，想让你去他那里，梁伯母身体不好，梁伯伯希望你在她身边，向梁伯母学习，可能需要你在敦煌图案方面配合她做些工作。”
就这样，常沙娜的命运再次被改变，她开始在清华大学林徽因身边工作，两年多后，中国教育体系学习苏联模式，全国院系调整，1953年她离开清华大学，到中央美术学院工作。
“我至今还记得林徽因先生那无奈惜别的神情，但我当时哪里想到这惜别竟是永远的别离。"常沙娜写道，"我到清华时刚20岁，对梁先生、林先生只知其名，了解极少，直到生活在他们身边，耳濡目染，才领略到了两位先生渊博的学识、深厚的修养和崇高精神，尤其是林徽因先生作为中国著名的一代才女那独特的人格魅力。林先生明知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仍在病榻上呕心沥血地工作，无私地贡献着超凡的聪明才智，我亲眼目睹她生命中最后的风采，也是获得亲自教诲的幸运者。”
归去来兮
►旅法画家熊秉明雕塑父亲熊庆来像。
1950年3月，在从美国旧金山乘船回国途经香港时，数学家华罗庚通过新华社发布一封《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信中写道："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在留学生中引起相当共鸣。
“归去来兮 田园将芜 胡不归？”1950年决定回国与否的留学生们，从此有了迵然相异的事业、人生之路。
2013年，常沙娜写道：“他们的劝阻对我的前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加上陈一鸣大哥等中国留学生朋友回国的决心，促使我作出了提前回国的决定。我听从了大家的劝告。试想，如果当时我跟着法律监护人叶丽华去了南美波多黎各，后来会有什么样的经历呢？具体情况我想象不出，但那条路很可能造就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我，一个和今天的我完全不同的常沙娜来。”
人生没有如果，但可以有对比。
当美国的常沙娜在学业与报效祖国之间犹豫时，一位在法国的艺术学生——28岁的熊秉明也面临回国与否的选择，与他同在巴黎的父亲、云南大学前校长熊庆来鼓励他深入学习，父亲认为没有学到真才实学，就匆忙回国是不可取的。儿子听取了父亲的忠告，留在法国继续深造。
1949年10月3日，熊秉明在日记“朋友的离去”中记载了与顾寿观、王道乾、刘文清的告别：“到里昂车站送行，寿观、道乾、文清三人启程同路东返......我自己则觉得学习尚未告一段落，决意留下。在他们看来无疑是一错误，是怯懦和割断的表现，我们近来的讨论与争执，当然并不能得出什么结论，因为归根结底，这是个人抉择问题。他们现在离去了，带着奉献的心，热烈的大希望。我呢，目前最重要的是自己充实，我的心情应该静下来，过几天就要开始下学年了，还想到幻蒙那里再做一段时期。”
1983年，熊秉明重读这篇日记，感慨万端：“三十二年过去了，这三十余年的生活就仿佛是这一夜谈话的延续，好像从那一夜起，我们的命运已经判定，无论是回去的人，还是逗留在国外的人，都依了各人的才能、气质、机遇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以不同的艰辛，取得不同的收获。当时不可得的、预感着的、期冀着的，都或已实现，或已幻灭，或者已成定局，有了揭晓。醒来了，此刻，抚今追昔，感到怦然与肃然。”
华裔作者张纯如在2003年出版的《华裔美国人》中写到1950年代在美国中国学者的情况：1949年10月，中国北京，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12月，蒋介石放弃大陆飞到台湾……在美国，共产党革命震撼了学术界，大约5000多中国学者因国内局势变化而处于无法可倚状态，其中的大多数——约4675名，是分布在全美大学和学院的学生。
在2013年4月出版的《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中，作者王德禄在书中写道：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留美高潮戛然而止。这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6200人左右，其中学习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者约占80%。”
关于留学生人数，我们是根据中美两个官方文件估计的。美国的文件提到，截止到1954年，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共5400人。1954年日内瓦谈判第204文件（1954年5月31日，华盛顿）提到：“……现在在我们看来，目前在美国的5400名中国学生中，想回到中国大陆去的不会超过一打人……”
1956年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一系列文件中有一份题为《关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情况的报告》，其中说，“从一九四九年八到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由西方国家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多达1536人，其中从美国回来的就有1041人。”
参考资料：
1.常沙娜著《黄沙与蓝天---常沙娜人生回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第一版;
2.王德禄杜开昔访问《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4月第一版;
3.IrisChang:TheChineseInAmericaPublishedintheUnitedStatesofAmericabyViking2003;
4.熊秉衡熊秉群著《父亲熊庆来》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教育出版社2015年8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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