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深圳国资“出圈”背后：国企如何在市场化环境中崛起？

记者|戈振伟

编辑|林腾

“原来我们是处于潜水状态，最近潜不下去了。” 深圳市国资委主任余钢说。

2021年3月30日，深圳市国资委主任余刚在一场媒体通气会中，罕见地提及了深圳国资声名鹊起的现象。

就在一个月前，深圳国资在一片争议声中，横空出世，斥资148亿，营救濒危的苏宁易购。一个月后，深圳国资又参与重整了多年都处于混乱状态的北大方正集团。

2020年底，华为遭遇美国芯片限制之时，深圳国资还在千钧一发之际，营救华为消费电子业务的的子品牌荣耀。

以上只是冰山一角。

从出手万科（000002.SZ），再到驰援中国恒大（03333.HK）、入主中集集团（000039.SZ/02039.HK），深圳国资纾困了一大批上市公司。

但让人意外的是，屡次关键出手的背后，深圳国资又以惊人的数据傲视整个国资圈。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年来，深圳市属国有经济以年均28.9%的速度增长，总资产突破4.11万亿元。截至2020年底，深圳国资委旗下共有30家直管企业和30多家上市公司，还有多家战略参股企业。

比规模庞大更关键的是，深圳国资直管的30多家企业中没有一家亏损，全系统没有一家僵尸企业，旗下深投控还成为深圳第8家世界500强企业。

正如余钢所说，深圳国资潜不下去了。

低调多年的深圳国资，正式出圈了。

国企管理智库副理事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李锦对界面新闻大湾区频道记者表示，深圳的国企改革出现了一个马鞍形，从最初的市场化改革，到后来把市场交给民营企业，再到现在国企重新进入市场，这个马鞍形的变化，对全国影响是很大的，即国企应该搞市场经济，而不是只把市场交给民营企业。

“国企不应该放弃市场，而应该在市场竞争中崛起。”李锦说。

在市场化环境中崛起的深圳国资

深圳国资的成长，也正是从脱离市场，到参与市场的周期中进行蜕变。

早期，深圳国资主要是以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服务等非市场化资产作为基本盘。

直到2012年，深圳国资提出了“一体两翼”产业布局战略。“一体”即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领域，“两翼”则指金融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据了解，深圳市属国资承担了全市100%的管道燃气供应、近100%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99%的供水和原特区内全部的污水处理、80%的果蔬交易、70%的公共交通服务、66%的粮食储备、60%以上的高速公路运营、一半的集装箱年吞吐量。

目前，深圳国资77.7%的净资产集中在 “一体两翼”领域。

“一方面，以金融投资作为国资重要利润来源，做强市属金融机构实力，加快迈进行业龙头企业；另一方面，以新兴产业作为国资新增长点、引爆点，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海洋经济、绿色低碳、新材料等领域做精做深，发挥国资在新兴产业建链补链中的引导放大作用。”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金融与现代产业研究所副所长余凌曲对界面大湾区记者说。

余凌曲认为，深圳国资在保障城市建设、城市发展的同时，也以质量、效益为导向不断优化国资产业布局，整体国资经营效益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不可忽略的一点是，深圳国资的发展壮大与深圳政府的注资有直接关系。

2014年开始，深圳政府直接向旗下几家国有企业注资，三年时间，注入资金达3200多亿元。

例如，深圳地铁年度报告显示，2014－2016年，政府以“拨入”的名义，向深圳地铁分别注入资金224亿元、736.65亿元、291.62亿元，三笔共计1252.27亿元。2016年，深圳计划向市人才安居集团投入现金1000亿元作为公司资本金。

深圳国资真正走向市场化的转折点，发生在2016年。

那一年，深圳国资委将其定调为“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全面落实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年。

深圳国资委拟重点做好市场化改革、产业布局、资本效能做大国企规模、发挥协同作战效应等五方面工作。

在这一年，深圳国资委首次提出实施“大国资”战略，开展“走出去”并购重组，推动国企做大做强。

也正是在2016年，“宝万事件”持续发酵，深圳国资旗下的深圳地铁集团出手终结战局，2017年成为了万科的第一大股东。

在此之后，深圳国资多次扮演“白衣骑士”的角色，在险恶的商战中果断出手。

“深圳国资大幅进入市场竞争领域，方法主要是当上市公司遇到困难的时候参股，这让深圳国资体量快速扩张。” 李锦说。

但即便快速成长，深圳国资其实跟深圳这座城市的成长速度比起来，实际上并不匹配。

“深圳国资总体规模小，综合实力不强，与做强做优做大国资的要求有明显差距。” 2018年，深圳市委巡察组对深圳国资委党委进行巡察后，提出了更高要求。“市属国企总资产仅为北京的57%，上海的16%，与深圳城市地位、经济体量不相匹配”。

2019年7月，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正式批复《深圳市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验实施方案》，深圳成为全国率先开展综改试验的两个城市之一。

方案提出，到2022年，市属企业总资产达到4.5万亿元；推动85%以上的国有资本集聚到“一体两翼”领域；力争形成1～2家世界500强企业。

两年之后，深圳国资距这个目标越来越近。在前进的同时，深圳国资也开始逐渐探索出自己的一套“打法”。

余钢在回应入股苏宁易购等头部公司的投资逻辑时表示，深圳国资投资遵循“三个原则、两化路径”。

“三个原则”指坚持战略上匹配，任何收购必须要匹配深圳的城市发展战略、深圳国资的战略布局；坚持实现国资保值增值的目标；坚持合作共赢。这是深圳国资进行资本运作和收购相关行业头部企业着重考虑的问题。

“两化路径”即在遵循“三个原则”的基础上，遵循市场化、法治化的路径。

“深圳国资尊重被投资企业的独立法人地位，坚决在商言商，遵守契约精神。”余钢说。

深创投：深圳本土VC的异军突起

目前，深圳国资主要有四大股权投资平台：深创投（综合性投资平台）、深投控（国有资本投资）、深圳资本（国有资本运营）、鲲鹏资本（战略性基金管理平台）。

在业界，这四大平台被称为“四大金刚”。然而，在创投投资的细分领域，深创投则可以堪称“扫地僧”。

截至2021年4月30日，深创投投资企业数量、投资企业上市数量均居国内创投行业第一位：已投资项目1261个，累计投资金额约646亿元，其中186家投资企业分别在全球16个资本市场上市，包括腾讯音乐、美团点评、宁德时代、迈瑞医疗等，356个项目已退出（含IPO）。

1998年，深圳市政府在筹备“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的过程中，意识到资本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重要作用，于是借宏观层面的政策利好和产业升级的市场需要，国资背景的深创投应运而生。

1999年，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深创投”）成立，由此掀开了中国本土创投的历史帷幕。

从成立之初，深创投对公司的股权结构便保持开放态度，坚持在国有控股的前提下，吸引更多民营资本的加入，当时注册资本7亿元，深圳市政府特地为民营资本预留了2亿元。

天眼查显示，民营企业星河地产目前在深创投的股份占比达20%，而深圳国资委注册资金占比已从最初的71.43%下降到28.2%。

20年之后，深创投堪称中国本土创投的一个缩影，也创造了一次又一次的纪录。

2009年创业板首批上市的28家企业中，有4家来自于深创投的投资。随后的2010年，深创投所投资的企业中共有26家IPO上市，创下了全球同行业年度IPO退出世界纪录，至今无人超越。

2015年7月1日, 中飞股份登陆创业板，深创投成为国内第一个投出100家IPO企业的机构。

一位资深创投圈人士对界面新闻大湾区频道记者表示，从成绩、规模来看，深创投是中国创投界是当之无愧的领军机构。

他认为，从体制内机构转型角度，深创投从体制内单位，逐步转型为市场化机构，为国内其他政府主导的创投机构转型提供宝贵经验。

但不为人知的一点是，深创投远远不止创投业务，还是深圳之外的各大政府引导基金的管理机构。

2007年，深创投率先与全国各地地方政府引导基金共同设立子基金，形成了庞大的基金网络。这层地方政府关系成了深创投能够在全国各地拿项目的关键。

公司官网显示，深创投已成为诸多大型政府引导基金的管理机构，包括3支中央级、21支省级、40支地市级和12支区县级政府引导基金。

如今，深创投已发展成为以创业投资为核心的综合性投资集团，注册资本100亿元，管理各类资金总规模约4122亿元。

但令人惊讶的是，一个规模如此大的投资集团，员工才几百人。

深创投年报显示，截至2019年12月，公司在册员工人数共计448人。在选人及培养人才方面，深创投也自有一套。

由于投资科技类项目居多，深创投对入职员工学历背景的要求很明确：理工科本科背景+法律/财务/金融背景的硕士教育。这样才能形成创投行业所需要的复合型人才。

同时，深创投在2004年就设立了博士后工作站，是国内创业投资行业第一家。多数博士出站后就留在公司服务，主要从事行业研究，对行业趋势进行预判。

被许多企业视为高度机密的投资决策会，在深创投却是面向全员开放，大家都可以列席旁听。

深创投每年平均投资项目约150个，上会项目数量更是几倍于此。这不是课堂教学，而是真金白银的投资决策会，投或者不投，机会与风险，各种观点都将在会议上激烈碰撞。

在市场化运作机制下，深创投虽然是一个国资背景企业，激励机制却远比一些民企还灵活。提升了其在创投行业的人才吸引力。

比如深创投特色的强制跟投机制：

所有投资经理（包含其下属所共同组成的投资小组）必须跟投所投资项目投资额的1%，并在项目未来盈利落地（股权退出）时有权获得投资收益4%；

如果投资项目亏损，投资经理也需要按比例承担亏损，最坏的情况是，如果投资项目出现资金打水漂，投资经理不仅要承担1%的投资金额损失，还要追罚2%的罚金。

深创投董事长倪泽望曾在一次分享上透露，这个制度在历任董事长手里不仅没有因为国资背景而收缩，反而是随着外部投资行业薪酬激励体系的变化而在放大激励比例。这也是其他内地国资创投机构只能看，不能学的原因。

一位深创投的员工对界面新闻大湾区频道记者表示，事实上，国内很多机构现在也有这样的一个激励方式，但是很少能兑现，因为一级市场的投资周期比较长，你在一个机构如果干不了五六年的话，基本上是等不到项目退出的，所以大部分机构，真正等到退出的时候，很多就不兑现，那些提成就没有了。

“深创投在这一点上还是很好的，基本上都能兑现，这也是它能留住人才很重要的原因。”上述员工说。

深投控：对标淡马锡的世界500强

深圳国资的另一个明星成员是“深投控”。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称“深投控”）成立于2004年，现已发展成为以科技金融、科技园区、科技产业为主业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2020年，深投控进入《财富》杂志排名的世界500强，排第442位，这是深圳国资系首家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

深投控的数据显示，2016-2020年，深投控总资产从4006亿元增长到8439亿元，净资产从1748亿元增长到3531亿元，营业收入从428亿元增长到2135亿元，利润总额从151亿元增长到275亿元，增幅分别达111%、102%、399%、82%。

2016年开始，深投控陆续并购天音控股（000829.SZ）、怡亚通（002183.SZ）、英飞拓（002528.SZ）等上市公司，并成为中国平安（601318.SH）的第二大股东。

除了高速增长，深投控有个特点备受外界关注：对标新加坡的淡马锡。

2016年，深圳国资委对旗下深投控提出对标淡马锡的要求，打造国资监管运营的“深圳模式”。

淡马锡是新加坡的国资，主宰着新加坡经济命脉，掌控着包括电信、航空、地铁、港口、电力等几乎所有新加坡最重要、营业额最大的企业。自1974年成立以来的46年间，淡马锡复合年化股东总回报率为14%。

淡马锡管理的资产来自于政府早期的注资，然后通过自身投资运作、盈利，向“股东”政府提供回报。

事实上，淡马锡模式，一度成为中国国企混改的一种潜在发展方向。国务院国资委首位主任李荣融，在2004年赴新加坡考察，表达出对淡马锡模式的强烈兴趣。

但中国国有企业规模庞大，结构复杂，利益交错，淡马锡模式是否可行，也受到了诸多质疑。

2007年、2010年，深圳也多次组团前往淡马锡学习考察，并开展专题研究。

2019年10月，深圳国资委通过了《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对标淡马锡，打造国际一流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实施方案》，在资本运作、产权变动、借款、担保等14项事项上提出授权改革举措。

2020年6月，深圳国资委公开表示，深投控对标淡马锡的改革方案主要集中于授权机制、法人治理机制、选人用人机制、激励约束机制、投资管理机制、风险管理机制等六大机制，具体举措体现为：

市国资委对公司、公司董事会对经理层、公司对下属企业三个方面，加大授权放权力度；优化董事会成员结构；推动商业类国企经营班子整体市场化选聘和契约化管理等。

在对标学习新加波淡马锡上，深圳国资并不是个例。此前在多地国企改革中均提及对标学习淡马锡。

为什么深圳能成功？

余凌曲表示，深投控长期作为市国资委辅助履职平台、资产处置整合平台，2014年被市委市政府、市国资委确定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这新定位下，一方面深投控靠制度、靠契约、靠市场完善下属企业公司治理，而不是靠行政指令和层层审批来管控约束下属企业，充分激活下属企业经营活力；另一方面深投控以基金投资等市场化资本运作手段实现外源式快速增长，优化产业布局，做大企业规模。

另一位业内人士指出，第一，深投控本身可运作的资金量比较大，有条件去做纯市场化的运作；第二，深圳国企历史遗留问题早些年基本上都已经解决完了，深圳市域内范围内的国有企业更多可以轻装上阵进行市场化投资，这些都是很多地方国有企业不可类比的。

市场化，深圳国资崛起的内在基因

“深圳国资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市场化改革是关键原因之一”，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秘书长刘正山对界面新闻大湾区频道记者表示，国有企业并不等于低效率，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也有不少国有企业，而且经营效益良好，主要原因在于将国有企业真正办成了市场化的企业。

一定程度上说，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城市，市场化是其内在基因之一，这一基因也天然地根植于深圳国资之中，这也是让深圳国资国企改革，规模不断发展壮大，脱颖而出的秘诀。

在国有资产统一监管改革方面，40年来深圳国资持续探索。在产权、监管、经营机制上走出了一条深圳特色的国资国企改革道路。

深圳国资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推动国企成为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让国企不再有“等靠要”思想，而是创新思路和模式，参与市场竞争。

2019年，深圳成为全国率先开展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验的两个城市之一。

目前，深圳已形成市国资委直接监管、“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运营公司+基金群”辅助履职、产业集团市场化运作的国资监管运营体制。

“国有企业并不等于低效率，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也有不少国有企业，而且经营效益良好，主要原因在于将国有企业真正办成了市场化的企业。”刘正山说。

对于其他地方国资，深圳国资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深圳国资的意义在于，止住了全国各地的国有企业退出竞争领域的趋势。但目前不能一下子说得太满，它还在探索之中。如果未来企业形势普遍好转，这对于深圳经济、对于大湾区会有明显的拉动作用，对于全国来讲也有一个示范作用。”李锦补充说。

附：深圳国资大事表

1987年，深圳成立国有资产专门管理机构——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探索建立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

1993年，深圳取消国企行政级别，实行企业分类定级制度；

1994年，深圳在全国率先开展现代企业制度试点；

1995年，颁布地方国资立法《深圳经济特区国有资产管理条例》；

1997年，编制国资预算，建立起国资收益预算制度；

2004年，深圳市国资委成立；

2005年，深圳在全国大中城市率先完成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阶段性任务；

2006年，启动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将372家原各委、局、办所属转企经营性事业单位、所属企业集中统一纳入国有资产监管体系；

2007年，率先实现包括国有金融资产、文化资产在内的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

2008年，深圳在全国率先完成国企劳动、人事、分配制度的改革；

2010年，深圳出台深化国企领导人员选拔任用改革意见，试行董事会直接选聘、考核总经理、副总经理；

2012年，深圳提出打造以基础设施公用事业为主体、金融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两翼的“一体两翼”国资特色产业体系；

2016年，提出实施“大国资”战略，优化资源配置，开展“走出去”并购重组，推动国企并购重组做大做强；

2017年，深圳构建以《关于深化市属国有企业改革促进发展的实施方案》为统领的新时代国资国企改革“1+12”文件体系；

2019年，深圳成为全国率先开展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验的两个城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