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北京城建集团济青高速公路建设纪实

编者按

一个企业，浓缩着时代的精华。2018年是北京城建集团成立35周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从起步之时合同额刚过亿元，发展到跻身为中国企业500强的千亿级企业集团，35年砥砺奋进，北京城建集团以波澜壮阔的崛起与进步，折射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和辉煌成就，印证着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即日起，集团微信公众号开设“北京城建与改革开放40周年”专栏，精选13篇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带领大家追忆历史的激荡与争锋，感受城建35年的奋进足迹，体验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拼搏与辉煌，凝聚新时代再续企业发展新史诗的力量。本期推出《写在齐鲁大地上的辉煌》，讲述北京城建集团建设济青高速公路的故事。

作者：杨之 王燕

引 子

高速公路对于国防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作用不言而喻。资料显示，当今世界凡是经济发达的国家，都是高速公路多的国家。高速公路最多的国家，往往也是经济最发达的国家。

近年来，许多有识之士已看到,“我国要发展经济,非修高速公路不可。”有关专家也曾预言“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方向将是交通运输, 特别是高速公路……”

此预言为建筑家们提出了一个颇感兴趣的话题。优秀的、具有远见卓识的建筑企业家们,已经开始将目光投向高速公路，投向这个在我国刚刚兴起却又方兴未艾的全新的施工领域。“津京塘”、“沈大”高速公路的建成，更使建筑商们看到了远大前景。他们个个睁大双眼, 随时搜索来自各方的信息，养精蓄锐，伺机而动。

第一章 跨世纪的抉择

源于一份《 投标邀请书》的诱惑。标书郑重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向世界银行贷款，用于济南至青岛公路项目建设费用的开支。投标面向所有世界银行成员国通过资格预审的投标人。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国际招标公司受山东省交通厅委托, 邀请合格投标人对该工程各合同段进行投标。这份标书，使我国建筑业大大小小的老板们激情奔涌、热血沸腾 , 同时也使北京城建集团的决策者们夜不成眠。

不是有着“立足北京，走向沿海，打入国际”的既定方针吧？不是在机遇来临之前，有着一番苦苦地追寻和漫长的等待吗？现在机遇来了，胶东已靠近沿海了，而《投标邀请书》上白纸黑字又清清楚楚写着是世行贷款，投标面向所有世行成员国的通过资格预审的投标人。这样，“国际”因素也包含在其中了。还能到哪里去找这种正中下怀的幸运事？

但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在是否投标的问题上，集团上下意见并不统一。

主投者认为：“北京养不了那么多建筑队伍。从长远看，我们死守北京是没有出路的。济青公路是国际工程，只是地理位置没有在国外，但管理都是按国际通用的“菲迪克”条款，这一点在国内外没有区别。拿到了济青工程，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大学校，培养一批技术指挥专家，同时可以学习打入国际招标工程的经验，有了经验便可以由外阜打到国外去，投济青工程就是要为企业找出路......

反对者也有反对者的理由：“我们是北京建筑行业四大家之一，不愁没活干；我们过去没有干过高速公路，如果投下这一标，干不好，就会砸总公司的牌子；济青工程远离北京，外阜施工困难重重，说不定到时候会着西装出去，穿着裤衩回来......

主投者有远虑，反对者有近忧。

可以理解，一项重大决策的制定，关系着企业的生死存亡。所有关注企业命运的人，都不能不做审慎的思考。但是，机遇是个转瞬即逝的东西，它往往不能容人去细细地思考和抉择。

当时以李世祥，肖玉良等为首的主要决策者们都是有眼光有头脑的企业家，他们集大家的智慧并经过反复论证后，最终还是以历史的眼光选择了投标。

投标也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国际性投标的第一关是资格预审，过不了这一关，连图纸资料也甭想见到。

论建筑资历，城建集团有着一系列的重要工程施工记录。例如北京地下铁道一、二期工程。北京丽都饭店、港澳中心、奥林匹克饭店、京信大厦、燕山大酒店、燕翔饭店、北京电视台、松鹤大酒店、中国剧院、中国科技馆、北戴河8571工程、首都机场跑道、卫星地面接收站、水源九厂，还有获得鲁班奖的亚运会昌平自行车赛场、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田径赛场等等。或堂皇，或优雅，或精致，或雄伟，汇成浩大的凝固交响乐。业绩如此显赫的企业，难道连参加投标的资格还够不上？

只是，强中更有强中手。近年来，有多少建筑企业在奋斗中崛起？何况这是国际性招标，不仅国内的建筑骄子要争夺这个标，多家颇具竞争力的外国承包商业盯住了“济青”公路工程。

经过反复比较分析，北京城建集团总公司意识到筑路历史不长这一弱点很可能影响竞争力，而历史是不能伪造的。“可以组成联营体”，这条招标附加说明引起了他们的兴趣思索。于是，沈阳公路工程的部分人马就与他们珠联璧合，商定在联营体内承包四分之一的工程量，联营体的法人在“城建总”方面。

第一关资格预审通过后，标底又成为投标者所面临的一个魔幻般的洞穴。价估低了怕赔，估高了中不了标。当时大家都保密，谁也不知道谁的标价。竞争十分激烈。投标班子的成员沈祖澄、黄文豪、王义信、赵书生、傅国义、杨祖威等，都在标底的魔穴中苦苦探寻。经过一番荡气回肠、曲折复杂、短暂却又漫长的等待之后，他们终于中了第八合同段的标。合同书上表明：合同标价2.2亿，工期36个月。

时间不等人，快去接桩验桩。此时已是1991年1月13日，离合同签订开工日2月22日只剩下一个多月。刘王晋、张金元、赵海军、谢广树、陈光、杜宪义、张川等人组成的测量组急火火地坐上两辆吉普车上路了。

正是三九天，奔波在荒郊野地，找不到吃饭的地方，每天都是一早带着一包饼干、面包出发，夜晚挂着一身泥砂和冰渣回去。第六天，测量组成员刘水成得到老父亲去世的噩耗,他把对老人的愧疚埋在心里 ,直到接验结束才启程回家奔丧。二十多天里,这些人在取得各种精确数据的同时,也收获了寒冷,疲惫和一手一脸的冻疮。

大本营这边也热闹起来了。

济青高速公路青岛段开工奠基典礼

1990年11月集团组建了以郁志桐为总指挥、李竹书为党委书记、沈祖澄为总工程师的“北京城建集团济青工程总指挥部”。随后,工程总指挥部开始马不停蹄地进行入场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准备工作完成后,1991年1月8日集团召开了济青工程开工动员大会。会上,城建总公司的当家人、我国建筑业颇有影响的著名企业家肖玉良总经理作了一次颇有远见的讲话,他要求通过济青公路的施工实践,“修出一条质量最好的高等级公路；培养出一支熟悉高速公路施工的管理和技术队伍；拥有一批具有国内最先进水平的施工设备；写出一本可供后人借鉴和参考的高速公路施工的管理和技术方面的书。”同时他还以一个企业家的胆识和风度公开表示总指挥享有最高权力, 济青方面的重大问题可以“先斩后奏……”

前方指挥员虽然有职有权、调度自如, 但是责任更大了,肩上的担子也更沉重。出路只有一条：坚决完成任务。这种后方前方的心理活动和心理压力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无穷的力量。后来,郁志桐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济青公路所以搞得好, 百分之七十的功劳应记在‘大本营’身上。没有他们全力支持和信任, 要取得胜利,是难以想象的。”

决策者有他们清晰的大思路,可职工们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三年,对于绵延的历史有如沧海一粟,可相对一个家庭而言, 走的全都是家里的顶梁柱, 生活如何承受得起这份重托？

指挥部党委书记李竹书老伴儿身体不好，自己也是五十四、五岁的人了。 自己带头去济青不说, 还把大学刚毕业分配到企业里的儿子也动员走了。李竹书开玩笑说：“企业养我一辈子, 我拿企业给我的钱养儿子,儿子现在成才了我再还给企业，赔了赚了我也算不清这笔帐”。

领导尚且如此, 何况那些房子职称还没有解决好的城建职工们！

难，也得去。“舍小家保大家”的道理无需再重复。

1991年2月17日,农历春节正月初三。北京城的大街小巷洒满了爆竹、烟花的残屑，烟火的浓重气味还弥漫在空气里。一辆辆汽车浩浩荡荡开出北京的街道，在通向山东的主道上汇合。没有汽车喇叭的喧嚣声。此刻时针才指向凌晨四点钟，人们在过节的欢乐中熟睡着，北京城还没有醒车上的人们深深吸一口寒冷的空气 ,仰脸望望天上的晨星，再回首看看离他们越来越远的首都，心里默默念叨一句“过完年啦”。

与此同时，北京站这天也接待了一大批城建人。初三本是春节期间客流量的低潮，可是，大过年的，月台上却涌出这么多人！送父亲、送爷爷、送丈夫、送妻子、送母亲、送子女、送恋人，家属们的叮咛声、抽泣声、盆盆罐罐的碰撞声，无不透出依依惜别情。职工们向亲人们表达感情的方式，就是在徐徐开动的列车上朝窗外挥挥手。

第二章 大路多歧

二月的青岛依然寒气逼人，给刚刚驻扎下来的“北京城建集团”的职工们来了一个“下马威”。

那阵子最冷时零下8度”，三公司副经理范培礼回忆说“腊月二十八房子才抹完灰，初五就住进去了，水泥墙潮湿得一捅一个窟窿，早上起来一看盆里的洗脸水，全冻上冰渣了。头俩月睡觉都不敢脱衣服。”政工部部长吴抗战也说“春节后的气温，青岛比北京还冷。刚去时没有炉子, 我们晚上睡觉一个个头上扎着毛巾、戴着帽子……太冷，就连棒小伙子也顶不住了。”

一个地区有一个地区的风俗。 当地的村子讲究过完正月十五才算过完年。所以这段时间里，商店、饭馆一律不开门，不开门就买不到粮买不到煤 , 连油盐酱醋也买不着。二公司领导急中生智, 拉着自己的人马进老乡家搭上了伙，算是暂时解决了吃饭间题。只苦了三公司九队二十八个人，家当全用汽车运输, 人员乘座火车，人比汽车先到三天，随身仅带来九床被子，夜里分两拨儿睡觉，屋外头的十几个人冻得跺脚，第二天居然还能笑着工作！就这么捱过了三个漫长的寒夜。

艰苦不怕，职工们早有准备，可人为麻烦却让他们大伤脑筋。

没几天，济青指挥部的领导们就开会了。为什么？职工情绪太大，活儿干得不痛快！施工车辆只要从村庄过总有几个老百姓堵住车伸手要钱。“要打此处过, 留下买路钱。”一点儿都不含乎！

这天, 几个职工捂着脸跑到指挥部报告“这儿的老乡打了我们！”

“还手了没有？”领导关切地问。

“你们早说了，不让还手，谁敢！”职工们眼圈都红了。

立即责令专人调查。几个小时后事情水落石出。原来青岛市某运输公司两辆运输车从工地旁边过，压坏了村民的一大片庄稼，司机开车扬长而去。村民们气红了眼。农民的生活是从地里刨出来的，这么明目张胆欺负人，说什么也得找人“讨个说法”。气愤的村民们误以为是“北京城建总”的车辆, 抓住道桥公司正在工地施工的三十名职工，无一例外，每人捆了一个嘴巴。职工们不明所以，怀着委屈，一边摸着被打肿的脸解释，一边派人来向指挥部报告。

很快，指挥部的领导帮助村民们找到了那两辆车。弄清真象的村民们不好意思了, 一再跑到工地上赔不是，交谈中吐出了他们的心里话。

原来村民们只见到修路拆了他们的房，占了他们的地，却不知修好这条路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好处。有的农民听说高速公路是全封闭，路面不能过人，担心路修好后，没法儿到对面去种地，所以对修路有怨气。

指挥部党委书记李竹书和政工部部长吴抗战与干事徐淑尧、李昌鸣，以及海清泉、曾伯明、王用超、华云高、黄枚本、张乃怀、谭国兴、王树山、纪学信等各项目经理部的经理、书记们,了解到这些情况后, 亲自登门上工地周围几个村干部家中拜访，请他们协同做村民的工作。

“你们是首都来的大干部，迈我家门就是看得起我们。没说的，以后你们北京城建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有啥麻烦事尽管找我。”和城建人交上朋友的村干部, 说话中透出山东人特有的豪爽。

农历正月十五，村里的人们正在欢欢喜喜闹元宵。二公司驻地忽然传来一个男孩儿的哭声。“小孩的眼睛让鞭炮炸伤了。”项目经理海清泉和总支书记曾伯明得知这一消息后, 马上派车将受伤的孩子送往三十多公里外的医院抢救。小孩的眼睛保住了, 孩子的家长感动地跪下了……

各公司领导对所在驻地的五保户、残疾人进行了慰问，为当地群众修路拉土、拉沙、修桥、支援水泥、钢筋……一位老农说：“我才听说你们原来是解放军，要不怎么这么好呢！”

破土动工

人心换人心，青岛的天空放睛了。

六月初，为了开辟路基工作面，需割掉大金家村十五亩已灌浆的小麦。瞧着即将到手的庄稼，职工们左右为难。割了吧，这小麦可是农民的命根子。不割吧，影响修路，工期又耽误不得。这时，村民金显堂找到指挥部：“先割俺家的。”一句话, 使城建人的心热了！没有这样的老百姓，还谈得上什么修路筑桥！

国际招标工程中的济青公路施工法规规定：“以监理工程师为中心，以菲迪克条款为基础”。菲迪克（FIDIG）这一“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的缩写译音，听起来优雅，实则冷峻威严，按国际通行惯例，凡使用世界银行贷款的工程施工, 都必须依据它制订的合同条件法则即菲迪克条款，来实施管理与监控。 执掌“生杀大权”的人员 , 是世界银行派遣与业主招聘的监理工程师。 这对于初次接触“ 条款”的城建人, 肯定是有着诸多不适应的地方。来之前, 虽然也请各大院校有关专家讲解, 进行知识培训，但理论还须与实践相结合, 否则只能是纸上谈兵。

远征的困难，工种的变异，菲迪克条款的制约，环境的干扰，诸多不适应 , 使各道工序后延。一连数月完不成任务，奖金发不出, 职工有情绪，业主有意见。本来就比别人晚进场、晚开工半年多的第八合同段，这回怕是真的要在山东栽跟斗了。

1991年7月26日, 一篇题为《济青高速公路何以进度迟缓》的文章发表在《大众日报 》内参增刊第一期上，毫不留情地指出“目前工程进度迟缓，全线8个合同段没有一家完成上半年计划任务……截止到6月30日, 全线共完成投资9108.59万元, 仅占半年计划的45.90%……最差的青岛段，只完成计划的15.39%”......

“最差的”！ 城建人何时有过这种历史？

“ 7.26”, “八段”人的耻辱日！

山东省副省长张瑞凤面对此种情况，在一次会议中又提出了要求：高速公路的通车期限不变、质量不变、设计要求不变。

真正一个骑虎难下。没人会听工地上那本“苦情帐”，工期、进度就是测量的标尺。“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劣者撤。”干得了干不了？不行走人。这里不允许存在对弱者的怜悯与客套。市场经济和国际工程接轨，也体现了严酷的淘汰法则。

大本营“北京城建集团”。那期复印后的《大众日报》内参台头上加了两行用钢笔眉批的小字“请国俊同志阅。我意找几位经理商量一下，近期咱俩去趟（青岛——笔者注），要有一点儿招术！肖玉良17/8。”

头年完不成任务，直接影响第二年的进度，千里迢迢就为了去打败仗？

多种矛盾和情绪交织的日子里，有人打起背包擅自回京了。凭什么高楼不住栖工棚？凭什么卖了苦力留骂名？山不转水转，这年头谁还在一根梁上吊死？

几个打“退堂鼓”主意的人还在西行的列车上，电话就到了总公司。正值党委开会期间，肖董事长当众指示：“动员他们马上回济青。如不听劝告，要坚决给以处分！”

中途后退者戒！溜号的重新回到岗位。他们明白了，集体绝不缺某一个人，但是集体也绝不允许在关键时刻出现松散现象。作为一个整体的企业，现在面临的是必须与命运抗争。

第三章 郁老总施法

八月中旬, 工地上骄阳似火。

总经理、党委书记肖玉良、副书记马于明，以及孔庆彬、李成林、佟永贵、郭国俊副总经理等带领集团一行人从北京抵达青岛。

济青的城建职工们心急如焚。人、财、物消耗不少，到头来还让记者指名道姓、有根有据地点了个“倒数第一”！钱没挣到，累受不少，家回不去，外面工作又干不好，典型的“费力不讨好”。集团几位主要领导人亲自出马，意味着什么，谁心里都清楚。

真得想个“招术”。事倍功半，必有原因。

郁志桐，北京建筑业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他在北京城建一公司任经理时，首次成功地推行了“项目法施工”，这项分别获得建设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的成果，后来在建筑业被广泛推行。此时他担任的职务是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兼济青高速公路第八合同段总指挥，职工们都称他“郁总”。这人虽然个头不算高，白白静静的一副儒相，但擅长于在逆境中奋斗，是位不服输的城建汉子。肖总经理的到来，对他而言，是压力也是动力。

工期迫在眉睫，经过详细地调查研究，这位前线总指挥不再犹豫——开始快刀斩乱麻了。郁志桐不同于别人的地方或者说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有办法。

这位“郁老总”决定在济青全面推行项目法施工了。这是他的“招术”，也是他的一个克敌制胜的“杀手锏”。本来，集团所以让他到济青挂帅，就是看上了他的这件“法宝”的。

何为“项目法施工”？简单地说，就是以某一个工程项目为对象的以项目经理负责的一次性管理的经济活动过程。它符合工程项目的内在特征和组织施工的特点。

自古以来，推行一个新办法或新措施，都需要付出许多艰辛和努力作为代价。 郁志桐的“变法”同样也没能省略掉那些“代价”。从舆论宣传到落笔成约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郁志桐为此付出的代价是“病倒三天，粒米未进。”

“打破终身制，实行动态管理。”残酷近乎残酷，但也真正体现出了“多劳多得”和“奖勤罚懒”。一旦真正刺激到人们的生存意识，也就最大限度地挖掘了潜力每个人身上的惰性都会不自觉地减去三分。

“项目法施工”入了国际工程“菲迪克”条款这本“洋经”。企业各二级公司领导和项目经理在项目承包责任书上签字划押，开始承担经济风险。当然，没有一个经理愿意自认工程完工后被称作是“破产经理”。

肖玉良的“现场办公”和亲自披挂上阵，自然“起了关键的第一推动作用” , 而郁志桐推行的“项目法施工”则“起到了在第一推动力作用下的加速作用。”就这样后方、前方合唱一台戏，一唱一各，形势很快出现了转机；工地上开始呈现出戏剧性的红火景象。

第四项目经理部，昨天一个路基队拉土200车，今天陡增到580车。推土机、五铧犁、平地机、压路机，轰鸣着全突上去，路堤最高处5米，每次填土只限30厘米厚，推、压、平、刮，来回 13遍，土层面都压出金光来了。“这才叫干活儿！”，项目经理王树山高兴地说。

第三项目经理部，初来时400多人，后压缩至295人，到桃源河特大桥开工时，已是 150人，工作完成一部分就撤走一部分人马，最后只留下75人的作业队也漂漂亮亮地完成了施工任务。“郁总的‘项目法施工’像一副良药，推行后，真是立马见效。”范培礼经理也显得很激动。

郁志桐的“项目法施工”，犹如一剂强心针，给停滞不前的济青工程注入了活力。人员精简掉一部分，工地上的进度反倒飞上去了。一个月干下来，职工们看着工资袋，欣喜之情洋溢在脸上；这个月的奖金比前几个月的总和还多，干的活体现出来了！

前方大干，还需解决后顾之忧。各参施公司都成立了外埠办公室，上至机械车辆、材料、人员进出场安排，下到买米买菜，替职工看望老人，解决孩子上学间题，都尽心尽力地操持。职工们这回是彻底轻装上阵了。

第四章 花渐好，月未圆

工地上彩旗飘飘，机器的轰鸣声震耳欲聋。当中午天空中出现袅袅炊烟时，工地上仍是歇人不歇工。监理们看着一天一个样的工地，脸上绽出了笑容。工、监双方消除了工作上的矛盾，进入了一个良好的关系状态，相知如密友。归根到底，都是同路人，魂系济青路。

西方有一种说法，叫做“上帝只拯救那些自救的人们。” 此时，北京城建集团终于显示出其卓越的自我解救能力，摆脱了沉闷的工作局面。

工人们自编了一幅“对联”：一三五不洗，二四六干搓。横批：先不要脸。

别惊讶，话虽说得粗些，但绝对“情况属实”。

四个月干出未完成的80%的工作量，艰难可想而知。每一分钟的时间都不能虚度。“时间就是金钱”，企业就是要创效益。已提交的保函额度与预付额保证金，共计人民币6870万元，另加3582美金，如果违约或到期完不成工程，这笔资金就等于白白丢掉，哪家企业受得住？

“谁英雄，谁好汉，济青公路比比看！”不知是哪个工人随口说出的一句话，被提倡成了口号，响亮地回应在齐鲁大地上。

构件厂李清和总工程师，患有慢性肝病，住过三年病房，这次修路，领导们都劝他不要去，可他还是来了。道桥专业是他的老本行。在厂长纪学信的领导下，他带着萧有功和杨晓宏两位年轻技术干部，对施工技术进行了大胆革新改造。第八合同段中有不少中小桥涵，绝大部分都采用先张预应力砼大孔板梁，四个人昼思夜想，采用新的全钢结构拼装式台座，在短短一年内，圆满完成了52座中小桥梁和1448块先张预应力砼大孔板梁的生产任务，把生产效率提高了一倍！这项发明，荣获91年度“北京城建集团科技进步一等奖” 。还是这位总工，于仓促中投建的构件厂，在他的技术指导下，产品居然仍能够实现两个百分之百：即预应力空心板的一等品率100%；产品优良率100%。

有梧桐树自会引来金凤凰。在北京城建集团这面大旗下，的的确确聚集了一批有实力的年轻技术干部，这些刚刚从象牙塔里走出来的年轻人，哪个不想在大好年华干出一番事业？在济青公路，他们把从书本上学到的理论知识和施工实践结合起来，三年后真成了“文才武略”集于一身的全才。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修完这条高速路，觉得没什么可以难倒我们的了。”

结束了春忧夏愁之季，收获的金秋时节降临了。

从十月份开始，第八合同段产值在全线扶摇直上，月产值突破1000万元，十一月份达到1625万元，人们的目光渐渐集中到第八合同段上。

看这样子，到年底争取全线进度第一名有望！

12月21日，担任全线副总指挥的山东省交通厅副厅长段璋银在济青公路工程施工协调会议上讲话，肯定了“第八合同段进度最快”！

职工们松了一口气，一年的汗水总算赢得一个翻身仗。领导们在欣慰之余亦喜亦忧，喜的是走出了低谷，得到了山东省政府的信任和赞誉，忧的是担子依然沉重，容不得一丝一毫的松懈。

花渐好，只是月未圆。

第五章 “粮草官”风采

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菲迪克条款”对工程所用的材料，均有严格细致的规定。业主在经济上对承包单位实行按月计量支付，每个月干多少合格的活才给多少钱。各种材料的成本都得由承包商预先垫付，而材料的来源与价格，是承包商自己的事情，业主除了把住材质关外，其它是不过问。

相对而言，在北京修条路要容易得多，起码有物资储备。退一步讲，就算没有仓储设施，这么多年的苦心经营，也建立起不少老关系，几句话递过去，不怕没人帮忙。可目前的局面实在不太好掌握，远在千里之外，他乡异地，初来乍到，北京人讲话“两眼一抹儿黑，谁认得谁！”从大本营往这儿派车吧，战线拉得太长。再说，成千上万吨的运输量指望三年源源不断送过来，实在不切合实际。怎么办？唯一的办法是就地取材。

物资部的人真的发愁了：天底下会算帐的，谁不懂降低成本最重要！材料就地购买，第八合同段邻近七个县市十八个乡的材料商们都精得很，眼瞧着你是“华山一条道”上来的，个体的、集体的、国营的，早盯住你，并且将价格抬高，一口咬死了。钢材、木材、水泥、油料、沥青、地方材料、大型成品及半成品好不容易觅得了、凑齐了，谁料想在价格上又卡了壳。负责筹集钢材的沙平居，此时急出了一身疹子。无奈，只好再度召开现场办公会，指望大家能在会上解决间题。

动工后一连数月，不仅第八合同段，全线都在产值上栽倒，建筑材料市场的矛盾也是无法回避的重要原因之一。青岛市交通局副局长谭志海、胶州市交通局局长徐德山的身影也出现在会场上。物资部副部长崔仲兰一五一十地汇报了目前的困难，谭局长看着崔仲兰急切、期待的目光，沉吟片刻，指示道：“与各级政府协商，政府要进行宏观控制，不准随意抬价。”听了谭局长的话，坐在这里的物资部的领导们心里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解铃还需系铃人”。地方问题就要依靠地方政府解决。商榷的结果非常痛快，“公对公，问题一说就通。”，青岛市人民政府直接介入，一边大力倡导“支持济青公路建设光荣。”，一边对地方材料市场的价格实施了宏观调控，及时卸掉了物资部门的一个大包袱。很快，物资部也做出相应措施统一计划、统一采购。以避免由各项目经理部多方出面而造成卖方市场借机哄抬价格的局面。

涝山的花岗岩，用于现代的路桥建设再好不过。副总指挥郝运凯、物资部部长田崇逵却无心欣赏这里的好山好水，几个人磨破了鞋底，勘察了沿线三区九县（市）的所有地材资源地，筛选出年产量在5000立方米以上的65个厂做备选厂家。

到涝山石料公司谈判，觥筹交错的背景下免不了一番唇枪舌剑。双方“软硬兼施”，结果在高低价格之间还真谈妥了一个略低于其它石料厂家的折衷价格，每立方米“砍”下两毛钱。回来的路上，四十好几的人欢呼雀跃像个孩子一样高兴。突破了一家，别的厂家也不再坚守阵地，纷纷同意按此价钱出售石料。本来嘛，用你们的料，你薄利多销，我降低成本，算来算去大家都不吃亏。别小瞧这两角钱不起眼，全段所需776500立方米的石料，最后算下来少扔出去15万！

该节约的钱，他们一分一分地“抠”，该花的钱他们也不心疼。只有高质量才能保证集团信誉，这一点物资部的人们心里比谁都清楚。高速公路对材料的要求严格程度是有目共睹的。当他们在筹划沥青备料时，发现只有新疆克拉玛依和辽宁省盘锦炼油厂的产品含腊量符合设计质量标准。可是，从克拉玛依到青岛，运距三千多公里，铁路运输对确保质量、按时供应把握不大。盘锦的产品是否能保证供应又事先确定不下来。开工在即，他们只好放弃国内市场，把眼光投向国外。几天后，外出进行市场调查的人传来一个好消息：新加坡的沥青质量好，且海运直达青岛港！核实清楚后，领导一锤定音：“就是它了！”

有人打比喻说前方施工是“船”,物资部的后方保障就是“东风”。后来的进度飞似地往前开，物资部这些“粮草官”们功不可没，缺少他们的“东风”，料供不上，以后的什么事全是空谈。但是功劳薄上却难找到他们的名字。这些人是城建集团第八合同段真正的幕后英雄。

第六章 大沽河作证

岁月之流冲淡了许许多多曾经发生过的故事，却也使一些故事更清晰更纯粹。

济青高速公路全线四座特大桥，第八合同段占了两座。其中大沽河桥规模排数第二。它的主桥长814米，宽27米。在大沽河施工的两度春秋中，如逆水行舟，波折不断。

1991年3月20日，大沽河桥开钻试桩。沉寂的沽河道上，响起了隆隆的钻机声。

虽然是春暖花开的明媚丽日，常文良的心里却感到阵阵不安。若说打桩，这位六十年代初就从事地质工作的高级工程师，什么样的工程没干过？什么样的桩没打过？但这次情况不同：在国内外监理们监督下工作，干不好，造成亏工影响工期不说，还要在洋监理面前丢份儿。

开工时无水无电，想方设法电的问题总算解决了，但电压不足，只有启动之力，却无钻孔之功。好不容易钻到9米深时，竟碰上了又粘又硬的令钻探人生畏的粘土岩，并且一下子就是 10米多深。

问题反映到指挥部，郁志桐、沈祖澄、黄永生等立即赶到现场，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案。

指挥部党委也迅速召开政工干部会议，要求大家立即行动起来，制定对策，做好施工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劳动竞赛。李竹书在会上强调说：“大家就是掉二斤肉脱一层皮，也要拿下这一仗。丢人不能丢到国外去……”

70多个小时的苦战，第一根桩终于拿下来了。测试结果，孔径、垂直度、沉渣度等指标均达到了要求。洋监理连说“OK”。

提起第一根桩的灌注，一经理部的职工至今仍记忆犹新。

第一孔直径1.5米、深20多米的桩基孔钻成后，就该是往孔内放置精心编制的钢筋笼子。笼子太长也太重，需先用吊车吊起来，才便于往孔内放置，吊起的笼子有点歪，现场监理人员指示调整，不然会破坏孔壁的垂直度。施工单位的老工程师遵命，爬上吊车，指导作业。笼子还是没有完全垂直，当然监理也就不允许下放。因为风大，悬起的钢筋笼子难以保持绝对垂直状态。工人说没有关系，先放下半截去，笼子会稳定的。监方说不可以，按条款中的明文细则办。这是第一次工监双方不大不小的冲突。

双方僵持着，从上午九时到太阳快落山，耗去的都是宝贵时间，都是金钱。老工长颜德元怆然落泪：为华堂大厦干过多少钢筋活，可从来没有这么窝囊过！

熬到下午六点，这第一副12米长的钢筋笼子终于进入了深深的基孔内。对于质量（而不是速度），监理人员很满意。而深知生产效率是个好东西的工人余怒未消，称桩孔内的家伙为“菲迪克笼子”。

当他们经过一番屈辱与勇气交织的争斗终于完成第一阶段的任务后，突击队长出身的王用超纵情叫喊：弟兄们，这些日子我对不住你们。今晚一醉方休！”总支书记华云高、总工程师杨文才也端起酒杯，向情同手足的工人们表示领班人的歉疚与谢意。杨文才这位创业老将，已在工程施工中闯荡了三十个春秋，像这样悲壮的经历还是少有的。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为尽快拿下钻桩任务，他们组织了崂山等几个单位的5台钻机，昼夜不停地施工。桩基施工进展顺利，眼看胜利在握时，一场意外的水灾使他们所有的辛苦瞬间付诸东流。事情发生得就是这样突然。简直让人猝不及防！

5月22日上午10点30分，一纸关于大沽河上游产芝水库放水的紧急通知送到了指挥部办公室。事情紧急，容不得过多地考虑。10点40分，指挥部就此事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李竹书宣布了三项应急措施：“马上向回北京参加大本营会议的郁总汇报情况；沈祖澄、邬浩中、周贵喜、武福美、赵书生、吴抗战等同志，立即奔赴大沽河施工现场，组织人员做好撤离准备；起草一份紧急请示推迟放水时间的报告，由黄永生副总指挥亲自送呈青岛市……”

李竹书，这位抗美援朝跨过江、铁道兵中走四方的老政工，确有一种临阵不乱、处变不惊的大将风度。

下午三点，下起了小雨，李竹书带领保卫干事陈永坤，冒雨前往水库方向勘察水情，探听放水消息。

工地上，监理和施工技术人员飞快地记录着每台钻机的进尺情况。经理部紧急研究方案，准备撤离河中心区。

夜12时，沈祖澄、李竹书站在指挥部三楼阳台上，遥望远处沉沉的夜空，心中态忑不安。他们在急切地等待着黄永生副指挥的归来。

阻止放水的希望完全破灭。一切努力都为时已晚。几百米宽的河道上浊水滔滔，一夜之间水淹七军。河中的临时道路，未及撤出的钻机、枕木泡在一片混沌之中。

上游放水为防汛，下游关闸为抗旱。自进驻工地未见滴水的干河床，如今河水奔腾而下，汹涌澎湃。

王用超、常文良站在河边，望着滔滔浊水，怆然落泪。本来，10天前他们在总指挥部发起的第一战役动员会上，立下军令状：6月15日前全部拿下144根桩。而今计划全部落空！红红火火的工地被这场意想不到的“水灾”浇灭了。

这场水灾使各道工序拖后，也使324片大梁预制整整推迟了6个月。作为全线咽喉工程的大沽河桥不能按期完工，93年底通车的计划也将落空。

指挥部下了死命令：“92年5月31日前大梁桥预制必须完成。”

他们都是军人出身，深知命令的轻重。为扭转被动局面，只得再花20多万元资金，在东岸增建搅拌站。另外，雇一条木船摆渡，以便运送施工人员和物资。

熬过6、7、8月，顺心的日子还是来了，产值突进。记录：两天一片，一天两片、三片、五片。

没想到，1992年元旦，本来是干涸的冬季河床工地又被大水淹了。施工再次受挫。

本来，他们是第八合同段的先锋。全段第一组混凝土试块，是他们超前行动的结果。为了这组试块的论证与成功，李晓平与杨永进两位年轻的技术尖子，详细分析菲迪克条款，不远千里奔赴外地求教。在迎春的爆竹与焰火中，他们连续七天吃着大葱和方便面，忍受着远在异乡的孤独，度过了他们一生中都不会忘怀的新春佳节。第一家试钻打孔的是他们，第一家采用孔壁回声仪的是他们，第一家试桩灌注的也是他们。

起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指挥部一位副总指挥说：“你们扮演了踏地雷的角色，是我们的开路先锋！”

第七章 桃源河无语东流

山东半岛最古老的县——即墨市，地方不大，碧海青天，显出一派安谧和谐。市东部一片山峦叠翠，境西是宽阔的田野平原，仿佛世外桃源，画中仙境。

1991年4月19日，宁静的桃源河上突然响起了机器的轰鸣声，村庄往日的宁静被打破了。

这里要修一座桥。这所大桥是济青公路全线318公里中的四座特大桥之一，也是唯一的一座既跨铁路又越河流的高架桥。它将跨越古城南部与平行南下北上的兰烟铁路，并和桃源河相交。

济南至烟台的火车每半小时一趟呼啸而过，要求火车一分钟不能中断运输，还要保障施工、保证安全。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施工任务由第三项目经理部承包完成。

桃源河特大桥可谓是全线的咽喉工程，而这座桥修建的关键之关键，就是吊梁。吊梁首先得有梁。

这担子并不轻。梁，在北京很容易生产，可现在远离大本营，受野外条件限制——按常规是28天制10片梁，规定24个月如数完成280片大梁的任务，偏巧91年底碰上青岛多年不见的多雨天气，工作面水多，道路泥泞，场地有限。制梁可是有严格条件的，必须在零上5摄氏度的条件下才能过质量关，除去冬季低于这个温度的日子外，还有7-8两个月的汛期和大梁的养护时间，所剩之日，几名技术人员算来算去，每年的实际施工有效期仅为七个多月，一下子被砍掉10个月，这280片大梁如何造出来？技术人员挠头了。

桃源河特大桥完不了工，1993年底全线就通不了车。全桥28 跨，每跨10片“T”型梁怎么“变”出来，可是当务之急。每片梁重约50吨，此时像全压在几位技术人员头上。怎么才能缩短时间，提高生产效率？体力劳动解决不了的问题，就留待给脑力劳动者。

就此项技术问题，他们花费四万元人民币买来了技术转让权，采用国际上先进的二次张拉技术。这项工艺只是一个正探索的项目，特别是在野外制梁施工, 还没有纳入施工规范，更没有推广应用，这是要担风险的。果真不负重托，到了 11月12日，大梁试制成功。记录被打破，10片梁现在只需7天就可以完成，效率提高了4倍。后来，因速度的需要，要求现场一天制3片梁，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儿，工人们像上紧的发条，不停地转。政工部部长吴抗战谈到当时的情况，眼里还透出对工人们的赞赏。他告诉我们：“桃源河大桥包给三项目经理部以后，工人们都非常自觉。那些日子是早上7点半开饭，可我连着好几天都在饭堂见不到人影。我以为工人们太累了，睡懒觉起不来，就去叫。到了宿舍一看，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屋子里空空的，人早去工地了。为此，我同食堂管理人员商量，六点就开饭，不能让我们的工人饿着肚子干活儿啊。”。

同时，济青指挥部又抽调了最强的砌石队伍支援桃源河桥台砌石会战。砌石量4000多方。桃源河东西桥台质量是济青公路全线最好的，成了全线的样板。

经理部总工程师王秉云自大桥开工，跨铁路架桥的方案就在头脑里酝酿着，有时梦里惊醒起吊未成，列车中断运行。又有时梦中顺利起吊成功，大桥像玉带飘在铁路上空。为使铁路吊装万无一失，王秉云总工程师两上济南铁路局，汇报施工设想，三回北京大本营查找资料，制订方案，四下烟台工务段，征求意见。青岛铁路局指示：同意5月17日起吊装。

17日,烟台工务段五位技术人员进驻工地，进行现场监督，沿铁路上下行线了望，与车站联系列车通过该处运行情况。同日上午，经理部书记张乃怀主持召开施工现场动员会，成立临时吊装领导小组，经理范培礼、总工王秉云任组长。下午，六台40—80吨各型吊车就位，机械安全员又一次检查机械运转情况。

对讲机传来兰村和烟台方面指令，吊装可以开始。每台吊车司机小心翼翼地拉着操纵杆，列车上几千人的生命现在就捏在他们手中，要求起吊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只要有一块石头掉到下边飞驰的火车上，都可能会造成车毁人亡的事故。六台吊车像六只巨手，用接力传递的方式，慢慢将一根导梁放到铁路之上两侧的桥台上，又将根根大梁导向就位。

5月23日上午11时，大梁上飘起了彩旗，鞭炮声驱散了工地上几天来的紧张气氛，也使几百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现场外籍监理斯汀用生硬的中国话说：“这个工地的工程师是优秀的！”

桃源河大桥历时一年半竣工，比原计划提前半年。即墨市医院在这期间接待了十五名城建职工，全是来此做盲肠手术的。连大夫们都说：“你们修桥，我们都闲不住。一座桥搞得你们命都不要了！”

又是一程风风雨雨，一番磕磕碰碰。酸甜苦辣城建人都尝尽了。桃源河特大桥就在这样的日子里一天天增高。

一年半后，工人们望着完工的大桥，深情地道别：“再见了，我的桥！”

第八章 山重水复与柳暗花明

1992年3月3日，一个到处都是鲜花的日子。济青高速公路工程91年度总结表彰大会在济南召开。领奖台上，山东省副省长张瑞凤把“守合同信誉杯”竞赛第一名的奖牌和奖金，颁发给了第八合同段——北京城建集团。当总工程师沈祖澄和副指挥李建刚把奖杯高高举过头顶时，台下响起了潮水般的掌声。消息通过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传出后，第八合同段所有参战将士的眼睛都是湿润的。

短暂的兴奋和激动之后，“八段”人冷静下来。他们在思考一个现实而严峻的间题：奖杯捧回来了，它的份量真是那么十足吗？

据有关资料显示，91年全线八个合同段没有一家是圆满完成任务的。他们的产值虽然比全线平均值高出40个百分点，也只完成年计划的82.26%。

在他们的历史上大堆大堆的第一中，哪一个不是100%超计划的第一？

显然，这个第一名不是很硬气的。善于从失败和胜利中寻找不足，这是他们取胜的法宝，可贵之处也在于此。

1992年是整个济青工程最为关键的一年。1993年底通车计划能否顺利实现，全看这一年。

但是残酷的现实摆在面前：不是只完成82.26%吗，剩下的百分之十几的任务量怎么办？而92年的形势又是极为严峻的：1.2亿元。就是说要比91年完成的计量产值6343.55万元再提高一倍，就是说要在超出极限的基础上，再达到一个新的极限，在筋疲力尽到达一个顶峰之后再攀一座更高更险峻的山峰。这无疑是一种新的考验和严峻的挑战。

另一种更为严峻的挑战也在等待着他们：

1992年整个济青工程的形势已冲出低谷。激烈的竞争在1991年就有一触即发之势。3月3日，山东省召开的济青工程表彰动员大会，点燃了1992年大战的导火索。91年壮志未酬者开始向追赶的目标逼近。

有“沂蒙铁军”之称的临沂地区公路局李方瑞处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声称：我就不信赶不上北京城建集团。

同是来自首都的北京市政总公司一位领导也表示：1992年我们决不会落在北京城建的后面。

一家铺路架桥、战功赫赫的专业筑路队伍的总指挥更是毫无掩饰地讲：92年要瞧我们的......

中原逐鹿，群雄争霸。千帆竞发，谁主沉浮？

1993年10月30日的《济青公路报 》一篇题为《艰辛铸成的奖杯》的文章中有一段这样的文字：1992年初，连续两天冒雪长途跋涉的集团总公司总经理肖玉良、党委副书记马于明、副总经理孔庆彬、总工程师汪学斌、党委常委张景元、董长林和有关部门领导20多人，一大早踏着积雪，顶着寒风奔往各工点看望职工。“同志们辛苦了！”脚手架上，驾驶室里，高高的桥柱上，张张笑脸热泪盈眶。

在二经理部机运队驻地，马于明副书记握着张家茂的手连声说：“干得很好！ 干得很好！要继续努力。”肖玉良总经理走到一位正在擦试“815”太拖拉的司机面前，司机急忙将满是油污的手向工作服上擦，没等他擦好，老总的双手已握住了那双冻得发红的手……

1992年1月10日，北京城建集团总公司党委扩大会议在黄岛召开。肖玉良、马于明、孔庆彬、李成林、郁志桐、张景元、汪学斌、严复民、岳宜友、马德才、贺长峻、吕基敏、王江、蔡济华、刘洪顺、刘传文、肖景贤等大本营大大小小的首领以及李竹书、沈祖澄、武怀金、黄永生、郝运凯、李建刚、田崇透、徐英海、吴抗战等指挥部领导和各项目经理部的头头脑脑们分坐在会议室里。这是北京城建集团新年伊始第一次重大活动：听取济青指挥部1991年工作汇报和1992年计划安排，研究和制定1992年保“杯”策略。

马于明代表集团党委讲话。这位在思想政治工作战线上摸爬滚打多年的老政工，对其魔下将士所取得的辉煌战果表示祝贺。然后，话锋一转：“92年是济青工程关键的一年，各路大军都铆足了劲儿，要和我们一比高低。对手都是同行中的劲旅，我们切不可等闲视之。党委要求济青广大职工发扬北京城建集团敢打硬仗的好作风，继续拼搏，全力奋战，打好1992年攻坚战！家里的人时刻都在关注着你们，期待着你们的好消息。祝你们马到成功！”

接着，指挥部领导开始表态。各经理部领导也先后表态。此时的口径达到了最高形式的统一：“没问题”、“保证完成任务。”。

黄岛会议不久，郁志桐又在兰村中学阶梯教室主持召开 1991年度总结表彰暨1992年任务动员大会。要求各经理部领导认真贯彻和领会黄岛会议精神，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牢固树立“以条款为中心，以监理为中心”的思想，创出国际工程国内打法的经验，干净、漂亮地拿下“攻坚战”。

从1991年冬开始，凡是能施工的项目，都未因寒冷而停工。山东省指示“六不停”，郁志桐又加上了“菲迪克条款学习不停”。元旦春节期间，多名职工放弃和家人团聚的机会，坚持奋战在工地，桥梁预制、路基台背回填、挡墙砌石……凛冽的寒风和舞动的雪花都没能阻止为92年决战而筹备粮草的远行者。海上运来3000吨新加坡沥青、陆上进了2000吨钢材，崂山山脉大小石厂送来6万多立方米石料，维修保养好的机械车辆整队待发。沥青搅拌站在站长陈子健带领下加快了新购“日工”、“玛连尼”搅拌机的组装和调试，确保按时供油。

“4.30”会战打头阵的是二经理部，为按时打通西元庄道路，经理海清泉把机运队分成两大班12小时作业制。工人一天三顿饭吃在工地。张家茂既是队长又是驾驶员，哪个司机有事他就顶哪台车，工人们顶一班，他常常要连轴转，眼睛熬得又红又肿。最后经理部总支书记曾伯明只得下令让他下工地休息。

4月29日，路基完工那天，张家茂大声喊着：“弟兄们，明天放假一天，痛痛快快地睡上他24小时！”

中基验收完了，工人们躺倒一大片！鏖战之后的场面，多少有些悲壮色彩。

路面施工的技术方案递给了监理，但是展转多日杳无音讯。虽然几经磋商最后总算批复下来了，但工期却被拖延了下来。为抢回被延误的工期，四经理部只能加班加点。直到4月29日下午，工地上还在拚抢。

本来29日一天，4.30工程计划就能划上句号。可3次停电一次下雨，影响了搅拌，到30日晨7时15正负线合拢。“4.30”总算大功告成。

接着，第二个攻击点“5.31”计划顺利实现。

“6.30”计划也圆满完成。

这是全线唯一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合同段。

1992年7月山东济青公路上半年总结会议在八段召开。竞争激烈，容不得人们喘口气。八段虽然上半年最早实现双过半，但是在七、八、九三个月，由于资金等多种因素影响，他们在路面工程上失去了一子：形象进度在全线八个合同段中排名第七。这就为年底争第一布下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工程进展迟缓的日子，城建集团的老板们又来了。 肖玉良、马于明、郁志桐、孔庆彬、郭国俊等先后多次到济青现场办公。研究对策，解决问题。

“有问题，大家商量着解决，不要着急。” 肖玉良抽着大烟斗，乐呵呵地说。真不愧是全国优秀企业家，关键时刻总能这样沉稳、果决。

办法有了，问题自然不难解决。在经过了七、八、九三个月的山重水复之后，从十月下旬开始，整个42公里的带状施工点便出现柳暗花明的好势头。

奉献者的辛苦终能得到最为公正的报答。截至12月20日，八段超额19%完成年度产值计划。工程质量合格率100%，监理工程师初评优良品率为87%。主要 工程形象进度全面完成。完成稳定层25公里，中面层23.5公里，超过年度计划 4.5公里；特大桥2座，分别提前一个月和两个月完成——他们又一次夺得了本年度全线的第一名。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通讯员徐淑尧）北京城建集团总公司在济青高速公路建设中，严格按国际标准化菲迪克条款施工，创造出了良好的信誉，提前两个月完成今年工程计划，在济青公路全线八个合同段中显威扬名，被中外监理誉为信得过的承包商。”这是1992年12月6日的《新华社每日电讯》上一篇题为《北京城建集团享誉济青公路》的消息中的一段文字。《新华社新闻稿》、《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经济日报》、《北京日报》、《大众日报》、《中国建设》、《中国交通报》等几十家报刊同时在显著位置予以报道……

建设部施工管理司司长张青林一行，专程到第八合同段考察总结推行项目法施工的经验。他们回京后，一份关于国内工程国外打法的报告递到了国务院；北京城建的经验值得推广。

交通部工程管理司张之强副司长检查了青岛段后说：“要把你们的经验介绍到交通系统去。”

山东省副省长张瑞凤说：“北京城建文明施工程度非常之高，机械设备和技术力量雄厚，突击力量最强，重点工程需要这样的队伍……

第二个奖杯，分量十足！

第九章 1993，最后的辉煌

微笑的日子尚未走远，巨大的阴云便呼啦啦一下子笼罩了上来。

资金，这个商品社会中使用频率颇高的名词，差点将“八段”人急疯。

在济青公路三年的施工中，资金问题一直是业主和承包商们共同面对的敏感 而棘手的问题。

标书上明明白白地写着，济青公路的资金由世行贷款15%，剩下的85%由业主自筹。

世行贷款的15%没问题，那个85%的自筹资金却难煞了业主。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由于基建规模过大，所带来的“经济过热”现象，是造成济青工程资金紧张的主要原因。

山东省也曾动员社会力量积极为济青工程筹款，支援济青公路建设。但是由于建设项目多，资金紧张，济青公路虽然是“一号工程”，其资金的投入仍然显得“底气不足”。

另一方面，济青公路实行的是按月计量。就是将整个工程视为无数件商品的组合，承包商生产出多少件合格商品，经业主签证认可后于48天内付给工程款。 承包商生产一件商品单位时间内所用多少造价不是业主所考虑的，标书上对每件商品早有定价。业主考虑的是工程质量和最后的总工期。但是由于所需工程款金额巨大，业主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法筹足。“48天内付给工程款”的《条款》内容也成了一纸空文，没有钱，只好再往后拖延。

一连数月，工程款兑现不了。

拿不到钱，下一步工程怎么施工？施工人员吃什么？这就需要承包商们自己“克服一下”，想办法熬过困难的日子。

另据一份资料显示，北京城建集团总公司及其所属各二级公司，在1991至1992两年中共贷款垫资1.2亿多元，用于济青工程。

1.2亿元，即使对于北京城建总这样的大型企业，也是个伤筋动骨的数字。

“我们是花点钱买鸡，买鸡下蛋。”肖玉良抽着大烟斗从容地说。

“甲方资金紧张，我们不投入不行啊。”，郁志桐的话多少透着些酸楚和无奈, 其实也更实在。

时间进入1993年，形势更加严峻，资金问题显得更加突出。由于工程款兑付不下来，各种矛盾接踵而至。讨债者接连不断，法院传票一张接一张，材料费、运输费还不上，民工工钱、工人工资和奖金发不出，材料供应紧张，工程频频停工。

真个是内外交困，危机四伏！

“1993年是济青公路的决战年。工程进度、质量、效益如何，将直接影响城建总在青岛、山东乃至全国的声誉，影响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是对三年来奋战在济青工程全体“八段”人的总考核、总检阅。我们能否实现“第一、第一、最早”的目标,能否在向山东人民交出一条优质高速公路的同时向大本营交出一张比较满意的经营答卷就看大家的了,拜托了！”动员大会上“八段”新任党委书记严复民如是说。

两个第一都拿下来了,两年的孤独、寂寞都忍受下来了，难道却要在这最后一年里栽了不成？

事情往往让人哭笑不得。就在他们袜马励兵，准备决战的前夕,第八合同段第一次成了被告：

胶州市人民法院民事厅的一纸传票送到了城建总指挥部，传询指挥部负责人。原因是胶州兴华厂状告四经理部拖欠其11万运输费用。法院认为，四经理部不是主体,故传讯其上级单位城建总指挥部。

北京城建指挥部领导责成徐英海、黄家善、刘万里等出庭。法庭上原、被告双方各执己见，法院调解无效，决定于四月一日开庭判决。结果是城建总一次性付给原告7万元,其余4万元在两个月内还清……

无疑是雪上加霜。或者是伤口上撒盐！但又没奈何。

原告告得合理,法院判得合法。只有被告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屈也罢，冤也罢，时间不等人，工程还是要干的。没钱买料，只能再找大本营。事已至此，到时候赚不回来，罢官降职由他去。

钱要回来了,150万,可暂解燃眉之急。

4月5日晚，桃源河、大沽河、胶莱河等三河之间的路基连片会战拉开了序幕。这是1993年的第一场大的会战，也是1993年第八合同段最大的障碍。严复民、田崇逵、李生贵等指挥官们亲往现场动员、督战。四经理部调集了路面队、路基队所有车辆连同二经理部增援的共54台车,在“三河”之间展开了土方会战。

整整四个昼夜，近二十公里的带状施工线上，机声隆隆，灯火辉煌，54台车辆往来穿梭，场面十分壮观。9日晚，路基接通,共拉运土方225000立方。

西线底基层基层的会战在土方会战结束的同时也打响了。这又是一场硬仗,也是第八合同段业主——青岛公路局最为关注的焦点。因为，底基层基层抢不出来，就铺不了油，就会影响主线按时通车。

此前,业主曾专此召开会议,要求参施单位领导、四经理部经理李树柏表态，并把李树柏的上级——城建总指挥部的老总们也请去了。这就有些骑虎难下的意味了，李树柏左右为难，说保证完成任务，资金不足、材料供不上，巧妇也难为无米炊呢！谁能保证得了？退一步说，现在保证了，到时候完不成，影响通车，如何交待？

不表态也难。领导们都在这瞅着呢，完不成也应该有个决心嘛！四经理部不是敢打硬仗吗？怎么，现在要临阵退缩了？当逃兵？

没办法，只能背水一战。

当抢工处在最紧张最关键的时刻，资金问题，再次使他们陷入囊中羞涩以至捉襟见肘的困难境地。由于工程款兑付不了，欠款还不上，原供料单位只好终止供料。连续几日，全线停工待料。眼瞅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李树柏、罗先国快急死了，可是着急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他们只得硬着头皮，再次找到了供料厂家，请求继续供料。但是整整一个上午，没有满意的结果。没有结果回去，问题还是解决不了。他们只好在厂领导办公室“泡”上了。

来了就是客，厂家领导中午只得款待这位“赖”着不走的负债人。几杯酒下肚后，李树柏突然跪下了：“大哥，这料你说供是不供？”厂方领导看到这架式，心软下来，噗通一声也跪下了：“兄弟，快起来。我供还不行吗！”

水泥问题，在一个颇具江湖意味的情节中得到了解决。

水泥供料保证了，资金问题仍未解决。

到哪儿筹钱去？李树柏着急，指挥部领导更着急。

副指挥李建刚和指挥助理徐英海连夜赶到济南，向山东省交通厅副厅长段璋银和山东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刘玉忠局长汇报情况，争取资金。段厅长和刘局长表态，先预支500万元材料调价费，解决燃眉之急，并交待由青岛方面尽快拨付。 应该说，山东省和青岛市各级领导是尽了力的。但是，由于青岛方面资金紧张，银行多次退票。后经青岛交通局谭志海局长及有关部门领导多方努力，才筹集到了200万元。

200万，仍然是杯水车薪。

没办法，只能再次回京筹款。严复民、李建刚又驱车火速赶往大本营，向肖玉良、郁志桐汇报情况，请求解决资金问题。

一面筹集资金，一面组织抢工。一支队伍，两个战场。

6月下旬，西线底基层基层基本完成。比李树柏保证的日期提前了半天！

西线底基层基层完工后，东线底基层基层及大沽河桥、桃源河桥、引黄济青桥等桥面工程也相继完工。至此，第八合同段整个42公里路基已连成片，初步具备中下面层黑色路面施工及路面铺油的条件。

但是，第八合同段由于受资金和两座特大桥上游放水的影响，工程进度仍然比其它合同段晚了一个多月。一个月意味着什么，八段人最清楚，八段的业主——青岛市也最清楚。

不能眼瞅着工期拖延却视而不见，青岛交通局谭志海局长紧急照会北京城建指挥部领导，要求立即制定计划，加快工程进度，确保正线通车。

不久，工程计划会召开。会上决定从6月26日晚决战100天，实现山东省第三个控制目标。“团结苦干一百天，为争取9月底正式开通,10月份全部完成拼搏、冲刺。”严复民书记在会上提出口号。参加会议的业主代表谭志海也表示每月保证1000万元资金。

7月1日晨，郁志桐急飞青岛，立即召开各经理部领导会议，听取汇报。提出在目前工作被动、资金紧张、工期落后的情况下，要稳定好职工队伍，统一思想，加快工程进度。同时强调“要继续争夺第一，确保三连冠。”。

会后，各经理部立即行动起来，筹料筹款，积极备战。

正在这接骨眼儿上，崂山法院传讯指挥部和三、四经理部：该院经济庭开庭受理沧口湾头村石料厂状告北京城建拖欠材料款一案，北京城建又一次成为被告……

在青岛市济青工程指挥部召开的上半年工程总结动员大会上，青岛市有关领导要求市属各地、各单位、各部门在“决战百日”内，要积极配合、大力支持北京城建。同时“建议法院不要轻易受理北京城建拖欠工程款的案子……”

此举使北京城建人大受感动。没说的，即便是赔上家底儿，我们也要最早通车，也要对得起山东人民。

8月4日，上面层试验段黑色路面开铺。到8月13日，第八合同段42公里正线中下面层黑色路面全部完成，上面层铺油正加紧进行。

为保证路面质量，指挥部组成路面攻关小组，制定了路面施工试验方案。在试验段施工的关键时刻，大本营又火速派了以总工程师刘国琦、高工王炳云、程社基等组成的路面专家小组赶赴一线指导施工。此外，为充分调动职工积极性，指挥部还开展了路面摊铺红旗竞赛活动，与一线工人签订了承包责任书，奖罚严明，加强了质量监控手段。

肖玉良、马于明、孔庆彬、李成林、郁志桐、郭国俊等在施工最紧张的日子,也多次到济青现场办公。现场办公不是走走形式，而是实实在在地解决间题。

责任落实了，问题解决了，工程进度也突飞猛进。到9月22日上午12时,四经理部承担的4公分上面层段铺油率先完成。

25日晚，三经理部铺油完。至此，第八合同段由北京城建承担的32公里正 线路面全部完成。

次日，北京城建调集所有人马开始支援联营单位——沈阳公路公司。此时“沈路”还有近5公里的路面没有铺上，这又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鏖战。

“27日晚，5公里的路面上灯火通明，几十辆装满沥青的太拖拉排成长龙，压路机往来穿梭，机声哨声连成一片，场景十分壮观。”严复民介绍说，“那天晚上，天气雾蒙蒙的，阴得很重，当地气象台预报有雨，别的地方都掉点儿了，我们的施工现场愣是没有下雨。‘沈路’的书记跟我说,‘你们北京城建的气魄就是大，感动了老天，雨点儿掉下来，硬是不往你们头上落！”

“‘沈路’的工作面是第八合同段最后的一点工作量了，大家辛辛苦苦干了三年，谁不希望看到最后的胜利！”李树柏说：“那天晚上，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车辆全压上去了，不让谁去都不行。黄河车队队长王然一晚上跑了十多趟,往来路程约720公里，相当于从青岛回了趟北京。

28日早上5时，5公里路面全部铺完压实。当时在现场督战的青岛交通局谭志海局长激动地对即墨市局于局长说：“老于，你知道吗，今晚他们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4.7公里路面无接缝，平整度均方差只有0.83（技术要求是1.0——笔者注）！”

9月28日，一个金风送爽的日子。上午10时30分，第八合同段正线通车仪式在西元庄桥隆重举行。这是全线最早通车的一段。山东省和青岛市有关领导都来了，欢庆锣鼓和彩旗、彩球将会场渲染得如同节日。所有的人都将喜悦挂到了脸上。

鞭炮声中，当肖玉良、郁志桐手持剪刀，面对鲜红的缎带时，不知他们心里做何感想？是庆幸当初力排众议做出的正确选择，还是为三年苦战换取的三个第一而欣慰？也许他们只是在想——作为共和国建筑企业家，有责任把路修好，中国的高速公路绝不能让洋人来修……

短暂的庆祝活动之后，“八段”人又向最后的目标——12月20日全线通车——发起了总攻。

经过伸缩缝抢工和西元庄桥、西元庄收费岛、南泉桥等辅助工程的几次大会战，11月1日胜利完成了第八合同段全部的工作量。时间比合同工期提前了四个月。三载苦战，一朝凯旋。

12月8日，在参加完山东省举行的通车典礼仪式后，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驱车到青岛段视察，在二经理部承建的西元庄收费岛，邹副总理笑容可掬地走下车，与职工们亲切交谈，并称赞青岛段质量好，速度快。

不是一番寒彻骨，哪得春风第一枝！从当年的决策到今日的辉煌，漫漫42公里路，遥遥4条大河，巍巍35座桥梁，幽幽133处涵洞和交叉工程……济青公路的一灰一石，无不铭刻着济青人的光辉业绩。他们把足迹留在这里，把丰碑树在这里，把美名传遍在这里。

通车典礼那天，当郁志桐作为有突出贡献的代表，第一个接受少年儿童献花时，第八合同段几千名参战将士的眼里，再次噙满了喜悦的泪花，当晚的山东电视中的许多观众也再次认出了郁志桐：“他是北京城建的……”

1995年，我们到济青采访时，接待我们的青岛市公路段领导说出这样一幅对联：

“齐鲁大地哪个不知北京城建总，青岛上下谁人不晓儒商郁志桐。”

事后我们向郁志桐提到这幅对联时, 他习惯地推了推眼镜，然后笑着说“太夸张了吧？”

对联可能有些夸张，但却说明一个问题：北京城建在山东、在青岛确实打出了名气。

第十章 长路奉献给远方

济青高速公路全线通车了。

这是一条带动山东经济迅猛发展的腾飞路！这是一条摆脱贫穷走向富足的小康之路！然而它又确是一条凝聚着北京城建集团及所有建设者心血和汗水的艰辛之路。

从1993年12月济青高速公路通车至1995年7月我们接受采访任务之日,时间的列车已滑过了600多天，600多个星转斗移的日夜，足以淡化世上的一切事物。

在我的采访对象中，最具资格的“济青”的人，也很难把那段悲壮而神奇的经历说得完整。所有的回忆，几乎都是零零散散支离破碎的。然而，大浪淘沙，却使最闪光的金子留了下来。

透过那些追忆的目光和阵阵升腾的烟雾，我们记录下了这样一些济青人的故事：

沈祖澄，北京城建集团总公司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也是济青指挥部第一任总工程师。这位优秀的齐鲁之子，从济青工程一开工就来到了青岛，连年的春节都是在工地度过的。年初，沈总感到身体不适，经检查，发现结肠恶性肿瘤已扩散到肝部……在住院期间，当张瑞凤副省长专程赴京看望他时，他握着张省长的手说：“省长，我没有完成任务……”，“老总，你为山东人民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代表8400万山东人民感谢你!” 张副省长说，“希望你安心养病，等路竣工时，我陪你从济南看到青岛。”沈祖澄点着头说:“ 那好，那好。”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大路尚未修好，沈祖澄就先走了……他走的是那样匆忙，以至于来不及回头再看看他曾倾注了心血和汗水的济青路……

工人于泽彦1991年春节没能回河南老家，1991年收麦时又没能回家，他只给家寄去了300元钱，可是两次寄出的钱两次都给退了回来。汇单上写着查无此人。怎么回事儿？后来，他的妻子来信称：“你还是没有这个家。我不缺那点钱，我要你回来……”

徐贱云，留日博士，现任北京城建集团总公司副经理。当年组建济青队伍时， 他听说缺少一名熟练的英语翻译，便毅然报名来到济青。他工作泼辣能干，许多外文资料都是他完成的，通过他的努力，在洋监理面前解决了不少难题。

李昌鸣赴济青时，4岁的儿子问：“爸爸，你啥时回来？”，“过两个月回来。”“两个月是多少天？”，“60天。”他走后，儿子每天在墙上写一个数字，等待他回来，并把自己的小牙刷和他的绑在一起，妈妈问：你这是干吗呀？儿子说这表明我和爸爸在一起......

施工队长张英江，70岁的老父亲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为了工作，他把父亲接到工地，白天雇人代为照料，下班后他端屎端尿侍侯尽孝，每每老人看到从工地满身尘土回来的儿子还得为自己忙里忙外时，便说：“江儿，是我连累了你，我还不如……”，“爸，瞧您说的啥，侍侯您是应该的。这里条件不好，工作又太忙，让您老跟着受苦……等这活完了，回北京我再好好服侍您老。”可谁曾想到老人再也不能回北京了，老人在工地上去逝了。火化那天，张英江捧着父亲的骨灰盒，泪如雨下：“爸，儿对不起您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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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青”有着太多的故事，太多的传说，太多的传奇和诱惑……它足以使它的主人公不朽。

在这个世界上，人总会忘掉许多东西的。但路总会有人走的，并且会一直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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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者，文明之母也，财富之脉也，试观世界今日最文明之国，即道路最多之国，此其明证也。中国最繁盛之区，即交通方便之地，此又一证也。故吾人欲地方自治以图文明进步，实业发达，非大修路不为功……道路一通，则全境必立改旧观，从此地方进步必有不可思议者矣！”——民国初年二月一日孙中山先生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