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园区吹响改革再出发号角
东湖高新区“光谷量子号”有轨电车图片来源于网络回顾即将过去的2018年,作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先行军和“领头雁”,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高新区用实际行动书写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新故事。中国园区,已成为我国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的重要策源地,成为转方式、调结构,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改革,是这一年中国园区转型力量的底色,它塑造了园区辉煌的过去,也吹响着再出发的号角。晋级“国家队”保持前进,是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方式。2月28日,国务院新批复12家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升级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使得国家级高新区阵营扩大到168家。伴随着“创新驱动”战略的深入人心,包括河南、湖南、广东下辖的多个三四线城市纷纷加入争创“国家级”高新区的行列,在进取心之外,他们为何对“国家队”趋之若鹜?7月9日,科技部火炬中心在北京召开部分国家高新区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座谈交流会,会议透露的数据给出了部分答案:“稳中有进、稳中向好”,是上半年国家高新区经济的整体特征,相应的数据支撑是:今年1—5月,156个(不包括新晋者)国家高新区共实现营业收入12.35万亿元,同比增长8.13%;新动能不断成长,推动国家高新区走向高质、高效。比如,1—5月,中关村六大高新技术领域实现总收入15630.4亿元,同比增长17.3%,占园区总收入的比重达81.6%;济南高新区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86%。此外,放管服改革释放了国家高新区创新创业的活力,今年1—5月,扩容前的156个国家高新区新注册企业13.6万家,同比增长25.3%。一句话,国家级高新区已经成为我国区域创新发展的核心载体和重要引擎。改革生动力创新创业生态,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国家高新区的走势。6月,南京市公布《国家级开发区全链审批赋权清单》和《赋予高新园区全链审批权限指导目录》,分别将220项、165项审批权限赋予两个国家级开发区和15个高新园区。今后,这些园区将以扁平、标准、便利的全链审批,实现开发区“园内事园内办”。曾经,济南高新区做什么事情都要到市属部门“绕圈”。为打破桎梏,济南高新区把区内的所有部门压缩到17个部门,实行大部制。比如所有与二产相关的部门职能整合,组成“科技经济运行局”;所有与三产相关的职能整合,组成“服务业促进局”……大部制的整合,解决了“九龙治水”难题,更使得项目从拿地到开工的时间,从300天缩减到10天。国家级高新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试验田,理应站在国家和社会的改革潮头。人们还记得,30年前,中国第一个科技企业孵化器在东湖高新区诞生;如今,最新发布的《中国光谷2035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纲要》又成为全国高新区、自主创新示范区首个发布的面向2035的创新驱动发展纲要。是改革激发的内生动力,让光谷实现了“从概念到现实,从白纸到画卷,最终因光纤光缆产量世界第一而闻名全球”的跨越,成就了一个传奇。回顾30年国家高新区发展史,历数其先行先试的一次次创举,可以看到,正是以改革精神破解时代命题的魄力和智慧,才得以在挑战中积蓄拥抱未来的崭新力量。比拼软实力“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走访各地园区,不少人都对这句话印象深刻。在苏州高新区的中科苏州地理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里,中科院院士周成虎领衔的“遥感大数据协同计算与产业化应用”课题团队正忙着进行数据分析处理。有了地理信息大数据,就如同给人们装上了“火眼金睛”。在烟台园区,荣昌制药公司董事长王威东亮出了自己的“招数”——变“招人才”为“找伙伴”“聘CEO”,即高端人才只要带着技术过来,不需任何出资便可持股,与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海归博士的加盟,也让迈百瑞抗体药物外包技术取得了国内居首、ADC药物大规模产能亚洲第一的辉煌战绩。有高大上的硬件,更需要以人才为核心的软实力去驾驭。大院大所的人才带给园区的财富,不能以单纯的经济效益来评估,更多的是集聚和裂变效应形成的创新“涡轮增压”,让地方创新驱动势头越来越强劲。如今,这句话已成为中国园区的共识,各级园区正争先恐后地加入到“打造人才高地”的潮流中。年初,成都高新区推出以“金熊猫”为名的重磅人才计划,立志通过新政的力量打造“人才跨区域流动的节点枢纽”,乃至未来全面融入全球人才资源网络;作为国内县级市中首家国家级大学科技园,常熟国家大学科技园通过与省内外20多所重点院校建立专业合作联盟机制,有效探索了高校科技优势与地方产业需求高效对接,基层科技资源加速集聚的创新模式……以人才为核心,强化创新创业生态,中国园区里的科技型企业正循着“创意—创业—瞪羚”的成长路线走下去。装上新引擎一排蓝色的机械手一出手,四方形的铝合金板和其他零部件就牢牢焊接了起来,完成了可升降电脑桌的安装。接着,它们“手”一挥,产品又排着队送往智能视觉系统检测,准备打包出货运往海外……在“用工荒”频现、人力成本高企的当下,以办公家具研制为主业的佛山迪赛纳公司已尝到了智能制造带来的甜头。传统企业迪赛纳的“机器人替代”行动,正是中国园区寻找“新引擎”计划的一部分。通过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有效提升园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中国园区正谋求新的腾飞。除了传统的产业平台,广东清远高新区也不乏当下时髦的新型研发机构。比如广东聚航新材料研究院。这是一家以研发为项目产业化服务,同时以项目产业化收益反哺研发的运营思路实行双轨项目制运营的孵化器。两年前,在第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广东赛区总决赛中,该院的红外热成像传输材料团队荣获新材料行业一等奖,以91.67分的成绩居首位,成为清远高新区打造“新引擎”的载体。把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优化产业结构作为主攻方向,这是中国园区长久以来的坚守。方向正确,自然事半功倍,如今国内园区智能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的经济形态不断涌现,已成为我国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的重要策源地。人工智能、量子通信、新材料等新经济形态正在国家高新区蓬勃发展,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增长极、增长带正在加快形成。如果我们再扩大一下视野,盘点中国园区中那些实力雄厚、名声在外的“名片”,无论是被称为“中国光电信息摇篮”的武汉光谷,“中国大数据计算中心”的贵阳数谷,还是“中国量子通信技术高地”的济南量子谷,他们的成长壮大,无一不是心无旁骛,深耕主战场的结果。“绿西瓜”逻辑“180天之内拒绝400亿的投资”,听上去有些疯狂,但聊城高新区却有自己的逻辑。在坐拥近千亩的湿地“九洲洼”的聊城高新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备受青睐,节能环保产业、电子信息产业、新材料及新能源产业、高端制造业、生物科技产业等由此被纳入“棋局”,而在此之外的投资,则全被拒绝。这是聪明的选择。门口的人工湖底是地源热泵,楼顶铺满了光伏电板,还有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站……让人吃惊的是,苏州协鑫工业研究院8万多平方米的建筑体内超过50%的电能可以自给自足。而它所在的苏州工业园区清洁能源消费占比达75%以上,成为国内清洁能源利用比例最大的国家级开发区。污染物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在兴发集团宜昌精细化工园,一箱箱有机硅新材料正等待装车,谁能想到,生产有机硅的原材料多来自化工产品的污染物、副产品。高科技的介入,让企业内能实现小循环,区域产业链也实现了大循环。舍弃400多亿元的投资,又争取到400多亿元的新项目落户,表面上看,聊城高新区得失相抵,但丢掉的是落后产能的“黑芝麻”,招来的却是新兴产业的“绿西瓜”,这种做法被当地人称为“绿西瓜”逻辑。这种逻辑,已经成为国内园区的共识和坚守,成为“环境变现”的生动演绎。“减肥”出效益作为工业大区,如何破解低效用地、低端产能、低效企业,盘活闲置土地和厂房,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是摆在国内不少园区面前的问题。合肥经开区的破解之道是出台促进工业企业增效升级、工业企业绩效综合评价、低效闲置用地清理处置、闲置厂房管理等四个方案,细化“创新转型升级”的制度设计,在安徽省率先建立以“亩均效益”为核心的企业绩效综合评价制度,力图打造“亩均效益第一区”。“瘦身”,显然是瞄准了积弊。长期以来,中国园区要从粗放型走集约型,土地利用率不高,投资强度不够,产业集聚度不高,产业配套服务环境不优等问题必须解决。“坚持‘一县一区’原则,每县(市、区)只保留1个省级开发区;允许市(地)直接管理的开发区‘一区多园’,但每个区不能超过三个园,且每个‘区中园’应各具主导产业。”黑龙江发布《关于促进黑龙江省开发区优化整合的实施意见》,拉开了园区“减肥”的帷幕。效果很明显,看得见的“美丽”使黑龙江省“老”字号生产经营企业有50%落户开发区,“原”字号深加工企业有40%在开发区投资建厂,“新”字号已经引进了哈飞空客复合材料、中航科工钛产业、奥瑞德蓝宝石、机器人智能装备、汉能太阳能薄膜电池等大项目。瘦是为了壮。这些大型产业项目的引入,无疑促进了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层次提升。三十年聚变1988年6月,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正式成立。十几个人,两台车,就这么干起来了;1993年,李光耀来到苏州考察,决定在苏州城东打造另一个“新加坡城”。依靠42所高等院校,50多个国家、省部级科研院所,东湖高新区演绎着“科技变现”的神奇:脱胎于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的烽火科技集团,成了“会赚钱的实验室”;长飞光纤在武汉邮科院的支持下改变世界光纤光缆格局……30年间,上世纪80年代末的“电子一条街”也渐渐演变成了一座意欲媲美硅谷的科技新城。在没有任何可借鉴、可参考的先例下,苏州工业园区在产业与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和管理、社会治理等领域,先后编制实施了近100项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在全国首创了充分授权的一站式服务中心,首创空陆联程通关模式,设立了全国首个综合保税区……如今,既是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又是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苏州工业园区,已成为一座发展现代化的产业新城,吸引着全球的高端人才、创新资源在这里碰撞、汇聚……经过30年发展,国家高新区总数已达168个。这些国家高新区集聚全国近40%的高新技术企业,全国互联网百强企业中96家诞生于国家高新区,形成了以中关村、深圳、杭州等为代表的全球创新高地,诞生了一批如小米、华为、阿里巴巴等有世界影响力的高新技术大公司。同时,国家高新区的聚集与辐射效应彰显。截至2017年,国家高新区集聚研究院所2900多家、各类大学800多所、企业技术中心11000多家。与此同时,156个国家高新区中,高新区GDP占所在城市比重超过20%的44个,超30%的20个,超50%的8个。瞄准“世界一流”30年来,高新区在中国各地百花齐放,涌现了一批如中关村、上海张江、杭州滨江等高水准的国家级高新区。这批高新区也成为了冲击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的中坚力量。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旨在打造代表国家科技发展最高水平,全面参与全球竞争的先锋园。2006年,确定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深圳、西安、武汉东湖和成都等6个国家高新区作为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的试点园区;2015年,杭州、苏州工业园纳入建设体系,建设体系扩大至“6+2”。2018年,合肥高新区和广州高新区双双入选。至此,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的试点和示范单位扩大到10家。中国要培育世界一流的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一流的高技术产业,必须要建设一流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张志宏说,国家高新区特别是先进的高新区,要围绕一个主攻方向和特色产业,通过有效组织方式,把国家重大专项,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和创新平台组织起来。一句话道出了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的群体特征。比如今年的新晋者合肥高新区已形成了涵盖设计、制造、封装测试、设备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集聚各类集成电路企业129家,其中设计企业约占全国的1/6。2017年,合肥高新区集成电路产业完成营收235.6亿元,复合增长率位居全国前列。同时,“中国声谷”是全国唯一的人工智能领域国家级产业基地。在新的时代,摆在中国园区面前的使命是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发展培育新兴产业,当好排头兵。他们也是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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