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云江湖】一生四平八稳大佬，闯进“一大”，抓捕陈独秀的暗探

在中共党史的开篇中，有一个人，因为闯进了中共一大，从此注定不会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而只要写中共党史开始部分，他的名字注定一定会和毛泽东同时出现。

他，就是上世纪旧上海法租界政事治安处主任、督察长，青帮悟字辈成员程子卿。

右一薛耕莘（巧，我故旧之父），中间为程子卿

程子卿，字则周，又作泽周，1882年3月3日（光绪八年农历壬午年正月十四日）出生。江苏丹徒 （今镇江市）人。家庭贫困。在镇江私塾高功书院三年肄业之后，到镇江南门越城内何益顺米店当学徒。

1900年前后，从镇江来到上海，当时他的姐姐在上海福州路当妓女，由姐姐出资，程子卿在上海广东路满庭芳开了一家小栈房。由于生意萧条而关门，他不得不到上海十六铺码头做搬运工。他在那里结识上海帮会头子黄金荣，结拜为帮，人称“黄老大”（黄金荣）、“丁老二”（丁顺华）、“程老三”（程子卿）。又因为他的皮肤黝黑，绰号叫“黑皮子卿”，青帮悟字辈成员。

流氓有文化，名头满天下。虽然这是夸张了，但程子卿的确在码头工人中，因为有文化，头脑活络，又有一身力气，为兄弟们打抱不平时敢出头‘拉场子’，更加之有在帮身份，逐渐的，也是一块地皮上的‘小老大’。

如今的上海延安东路，在1914年前是一条黄浦江的支流，即赫赫有名的“洋泾浜”。川沙、南汇、奉贤等郊县的农民摇着小船，满载着农产品从浦江而来，泊在洋泾浜的郑家木桥畔，与两岸的居民交易。

旧时洋泾浜

这条也是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界河，因此形成了“三不管”的局面。最开始时，有一些上海话称之为“小瘪三”的混混在此乞讨、敲诈甚至抢劫，来做生意的农民大声呼救，若是法租界的巡捕赶来，这些小地痞就踏上郑家木桥逃到公共租界，反之，则从公共租界逃到法租界。

渐渐地，流浪儿、浪荡子、青皮流氓会聚于此。租界警方也曾合力遣散，甚至用拖船将他们“流放”到浦东。但没多久就恢复原样，而且愈发混乱污秽，简直是盗贼渊薮。因此，“郑家木桥小瘪三”成为了上海人家喻户晓的俗语，用来指称那些无耻无畏又屡教不改的小混混。

郑家木桥早已拆除，原址上建了石桥，今也荡然无存

正在租界当局为此烦恼的时候，一个法捕房的“包打听”（老上海人对便衣探员的俗称）将这事儿麻利地解决了，他就是黄金荣。

步入中年时期黄金荣

此时是1905年，郑家木桥周围的青皮已经结成了几个帮派。黄金荣当差十年，相当有破案经验，而且出手豪爽，善于花钱笼络“线人”。这样，没几天就了解到，这些小混混无论跟哪个老大，大都听一个叫程子卿的镇江人的号令。

据说程子卿虽然身材瘦削，却臂力过人，因此黄金荣见他的时候，带了好几个弟兄。程一听是巡捕找上了门，并没有反抗。不过令他吃惊的是，这个一脸麻子、颇有点矮胖的巡捕没把他抓到大自鸣钟捕房，反而进了法大马路聚宝楼（法大马路是旧上海俗称，当时正式名称是公馆马路，也就是今天的金陵东路）的一个小包间。在这里，黄金荣要和他谈一个交易。

条件很简单，黄氏承诺和程结拜弟兄，并介绍进法捕房当差，只要他把手下的徒众组织起来，不再敲诈抢劫，而是规规矩矩地向在郑家木桥卖货的农民征收管理费。当时黄金荣还并非帮会中人，但这一做法开启了上海秘密社团日后四十余年的行为惯例，那就是背靠租界当局的政治势力，在灰色地带以保护者而非掠夺者的身份出现，一方面维护市面安定，另一方面得以上下其手，大发其财。顺便也可以帮租界当局处理一些用法律手段无法解决的难题。

黄金荣更是把程子卿安排进法国巡捕房当了巡捕。他虽然不懂法语，但臂力惊人，抓人一抓一个准，又特别机警，办事能力超强。程子卿也没有忘记投桃报李。黄金荣还是青帮‘空子’的时候，因为势力在法租界已经无出其右，便冒天下之不韪，公开开香堂以青帮身份收徒。这就是后来江湖传说中他‘天字辈’由来。当然，若干年后，还是在青帮老人的压迫下，给大字辈张镜湖递进了门生帖子，成为了通字辈。

而当时黄金荣开香堂的地方，便是法大马路聚宝楼，这座聚宝楼黄金荣一分钱没出占了半座楼的股份，就是程子卿和丁顺华去‘谈’下来的。而且顺便替大哥收了这座茶楼的老板史少卿做徒弟。史少卿一跃成为帮会掌管上海城隍庙小生意人之人，得到的钱财何止一座聚宝楼。

旧上海城隍庙一景

辛亥革命时期，程子卿跟着大哥结识了孙中山，专门负责保护孙的安全，程子卿和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关系开始密切起来，后来干脆加入了国民党。他的简历中关于入党是这么写的：上海，入党为“孙总理代办”。程子卿从此靠山是青帮，又与法租界内的国民党来往密切，因此消息十分灵通，愈加受到法租界当局和黄金荣的青睐。

‘误闯’中共“一大”会场

当时，租界当局已经得到不少关于共产主义组织要在上海开会的情报，但时间和地点都不那么明确。陈公博就说：“在大会召开之前，外国租界就已收到了许多报告，说东方的共产党人将在上海开会，其中包括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朝鲜人，俄国人等。”法租界当局加强了警戒，还专门制定了一个条例，要求租界内的任何集会必须于48小时前取得警察局长许可，否则一律严惩不贷。

开会当晚，程子卿听到望志路106号（今上海新天地区域兴业路76号）里有外国人说话的声音，直接闯了进去，正是“一大”会场！当被询问时，他反应很快，说了声“对不起，找错房子了”，这也成了他在中共‘一大’会场上的讲的话。随后程子卿赶紧撤出来，回去喊人。趁着这个空档，中共嗅到危险气味，迅速转移到那艘游船上，这得感谢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她实际上一大的总务。代表住宿、会议材料整理等，她都出了不少力。另题外说，一大代表中，周佛海到了上海，但由于腹泻，没有进入会场。实则在望志路会场的加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就十四人，而程子卿那闯入的‘一分钟’，使他成为党史上一大第‘十五人’。

今天的一大会址

而针对‘误闯’一说，其实更确切的是祸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亨德利库斯.约瑟夫斯.弗朗西乌斯.玛丽.斯内夫利特），这个来头不小的“赤色分子”。1920年，马林作为印尼共产党（他是该党创建人之一）代表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1921年4月在奥地利维也纳被捕又获释之后，已经是各国警方密切注视的目标。马林在1921年4月动身来华。因为马林早已引起各方注意，所以他在途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时，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

马林（亨德利库斯.约瑟夫斯.弗朗西乌斯.玛丽.斯内夫利特）

1921年6月3日，马林乘坐阿奎利亚号（Acqulia）客轮抵达上海之后，密探们更是把马林的行踪查得清清楚楚，并记录在案。法租界巡捕房当年的“S”或“R”类档案中可查到准确的原始记录。

1921年7月23日当晚，马林进入一大会场时就已经引起了密探的注意。首先进入会场侦查的便是一向胆大的程子卿。

当时借用的名义是搜查一个叫‘全国各界联合会’的组织，这个组织总部设在法租界贝勒路口的树德里，门牌是望志路104号，以前还曾临时借用过106号办公。这个联合会支持孙中山，反对北洋政府，法租界就以此派出了程子卿。

关于后来搜查的细节，陈公博的那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回忆比较详细：

“不想马上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哪一国人？我答他说是英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箧，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那个侦探告诉我，他实是误认我是日本人，误认那两个教授是俄国的共产党，所以才来搜检。。。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

后来，陈公博在他1944年所写的回忆文章《我与中国共产党》又补充了一个重要情节：“(密探)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里的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军械罢，或者他们注意在隐秘地方而不注意公开地方罢，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薄纸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认为是一张无关紧要的碎纸罢，连看也不看。。。”

陈公博

整个过程，陈公博自称曾不停地抽烟，竟然把整整一听长城牌四十八支烟卷全部吸光。（这个我个人认为是夸张很多，作为老烟民，抽一支烟是多少时间，3到5分钟，而且，连续抽人肯定受不了，我个人在极其郁闷之际，估计最高纪录也就不停抽了十来根儿。更况且，以前没过滤嘴的，更醇更浓烈）

在中共一大结束后不就，黄金荣和程子卿还两次同时抓捕同一个人，谁？中共领袖陈独秀。

1921年10月6日《申报》 第14版报道：

住居法新租界地方之陈独秀，迩因编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工党主义、劳动主义、新青年等书籍，被特别机关探目黄金荣、包探程子卿侦悉，以其有过激性质，于前日偕同西探至该处，抄出是项书籍甚夥，当即将陈及其妻林氏并牵涉人褚辅成、牟有德、杨一生、胡树人等，一并带入捕房。

1922年8月10日上海 《时事新报》 报道：

陈独秀氏寓居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二号，昨（九日） 被法总巡捕房特别机关西探目长西戴纳，会同监察员黄金荣，华探目程子卿，李友生，包探曹义卿等捕获，带入芦家湾（引者注：即卢家湾）总巡捕房，候请公堂讯核。

陈独秀

1927年，程子卿参与了“四·一二”政变，获得“青天白日三等”勋章。胡汉民、汪精卫分别赠他亲书字轴一幅，着实让他激动了好几天。

后来，程子卿也为中共、进步人士以及国民党左派帮过一些忙。比如，他给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提供过保护；帮忙疏通、释放过共产党员；为农工民主党领导人邓演达通风报信等。这些，可能与他入教有一定关系，但很快引起国民党右翼分子的不满。他曾在五年之内，先后收到7次匿名警告信，有时信封里还附有子弹。

新中国成立后，程子卿留在了上海，因政治问题受到政府审查，遂求助于宋庆龄，经宋庆龄出面向有关部门作了说明后，方才避免被捕的命运。程子卿以后回忆说：“由于他对人民做过一些好事，解放后被审查时，幸蒙宋庆龄先生力保，在年老患病期间，才未予关押。。。也没有被怀疑是帝国主义买通的间谍。”

宋庆龄年轻时

而宋庆龄能为程子卿作证明，有个很大还情之由。曾经国民党特务机构一直监视宋庆龄，但只能在外围，无法深入，得知宋庆龄身边保姆李燕娥单身，便选美男特工与李燕娥恋爱，以求打入宋庆龄家中。程子卿把那美男身份悄然告诉宋庆龄，使宋庆龄及时识破这一“美男计”。

程子卿的太太叫杨景德，两人一起加入了天主教，育有两女一子。他原在上海建国中路（薛华立路）137弄建造4幢三层新式里弄住宅。除了其中一幢自住之外，另外3幢出租。在程子卿晚年，靠着收取租金，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只是后来消化道、泌尿系统患病，在病痛之中度过最后的日子。

今建国中路137弄和平里弄口

1961年9月27日，程子卿病逝于建国中路私宅，终年79岁。

1980年， 程子卿太太杨景德因患肺炎离世，终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