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父亲－先父逝世10周年祭（一段尘封的家族历史和回忆）

10年前的今天，2012年8月13日，父亲因病永远离开了我们。

10年来，一直想写一篇怀念父亲的文章，苦于终日浑噩、忙碌定不下心。前几天翻看日历，看看已临近父亲10周年纪念日，终于下定决心，静坐几日，梳理思绪，把零碎的记忆以及从父母闲聊中“道听途说”的故事整理于纸上，凑成这篇文章，留给自己，也留给我们家的子孙们。

父亲的身份证生日是1921年4月5日，实际上这个4月5日是阴历，查万年历，换算成公历，父亲的生日应该是1921年5月12日。但这个5月12日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父亲在世时一直是按照阴历4月5日过生日，限于当时的条件，也从来没有换算也不知道这个日子。

父亲出生于陕北一个小山村，陕西省佳县木头峪村。佳县（古称葭州，64年改为现名）－这个寂寂无名的陕北小县，很多人，包括陕西人可能都不知道。但说到她是文革中亿万人传唱的“东方红”的诞生地，可能会给大家的认知溅起一丝涟漪。

坐落在山顶的“铁葭州”

黄河边上的佳县香炉寺

木头峪村是陕北的一个极普通的陕北村镇，虽然村里距县城直线距离仅30多里，但如果从陆路抵达村子，交通非常的不便。我在1995年第一次带父母和孩子回乡省亲时，从县城到村里还没有一条正式的公路，只有一条简易的土路，翻山越岭须绕行50～60里。村子不通班车，是亲戚从村里开拖拉机来接的，走山路3个多小时才抵达。村子感觉与外界基本隔离且非常的闭塞。（前几年沿黄公路已通，县城到村里开车20分钟就可抵）。

1995年和父亲第一次回老家省亲

未回老家以前，脑海中老家的印象就是与世隔绝的小山村。黄土高坡，穷山恶水，靠天吃饭，种地为生。

回到故乡，到了村里，从看到的及与亲戚、长辈的“拉话”（陕北方言，意聊天）中了解到的村子与家族的历史，才见识到了真实的老家。这些涌入脑海的新信息，彻底颠覆了我以前的认知。

与所有的众多陕北山村不同，木头峪村虽然紧靠大山，但坐落在黄河滩上，是佳县境内，寥寥无几地靠河岸村庄。

黄河的源头在青藏高原，九曲十八弯在内蒙河套平原缓慢流出，呈东西走向的黄河，经过河口镇拐弯，急转为南北走向，抵达黄土高原，已是汹涌澎湃。黄河在这里左携吕梁，右襟陕北，深切于黄土高原之中，谷深皆在100米以上，构成了黄河干流上最长的连续峡谷—晋陕大峡谷。

晋陕大峡谷

而我的老家－佳县，就处在黄河边上，晋陕大峡谷的上半段。

佳县县城

佳县县城俯瞰

流经佳县段的黄河，两岸山高崖陡，上下百里皆处于大峡谷中，两岸几乎没有人烟，不见村庄。但老天眷顾，唯独在流经我老家木头峪村这段时，在右岸出现了一片长近千余米，宽约数百米的滩地，木头峪村就坐落在这背靠大山，黄河冲积形成的滩地上。

木头峪（浮图峪）古地图

木头峪村鸟瞰图

木头峪村，古名浮图峪，亦称浮图寨，坐落在秦晋峡谷西岸。村子坐北向南而建，长1公里余，宽数百米。全村200余户人家，1000余人。村庄大规模形成于明嘉靖年间，距今有500年的历史。

刚走进村子就被村子的恢弘与大气所惊艳到，这里完全不是我原先想的落后的陕北小山村。

木头峪村全景

村前牌楼

木头峪古渡口

村庄有南北两条街，街道被一排排四明头石窑院排列分成小巷。有许多明清时代建设的四合窑院，一户一院，砖木雕刻，明柱厦檐；错落有致，建造讲究。呈现出一派古香古色的艺术氛围。

村庄分前后村，村内有石牌楼、石洞门、木牌楼；有清道光十一年所建戏楼一座，戏楼对面有献殿、观音庙、文昌庙等。

有钱人家的标配-“明柱抱厦”-就是带屋檐和立柱的窑洞

在陆路运输不发达的古代及近现代，黄河晋陕峡谷的漕运一直是内蒙，山、陕地区之间重要的物资交流通道。西北地区及内蒙出产的羊毛、皮革、药材、烟草等土特产沿黄河顺流而下，驶抵陕西的佳县、吴堡，山西的保德、临县的碛口等地推销后,转而装上煤炭、瓷器、粮食逆水而返。

得益于得天独厚的靠河滩条件，木头峪村成为该段黄河重要的水陆码头和商业繁荣的集镇之一。成为当时陕北的一个经济要冲、咽喉要地。

明清至民国年间数百年，这里是西口包头到潼关必经的黄河水运码头，每天有数十条载重货船穿梭停靠在木头峪河岸，船筏舟载，络绎不绝。村子里街道店铺林立，商贾云集，繁荣昌盛，为秦晋贸易的 “好渡口”。

小小村镇，有着完整的社会体系。村子建有商行、票号、客栈、镖局、戏楼、庙宇、祠堂，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城市。陕北的第一个税务征收机构——厘金局（税务局）就设在这里。在明清及民国年间，很长的时间这里是一个商品繁华的集散地。

繁荣的商贸及便捷的水运交通带来的与外界的交流，给村子的人们打开了眼界。人们纷纷外出创业、找财富。最盛时，村子有一多半的人走西口在内蒙经商。

商海中弄潮，人们渐渐富裕起来。有了钱，第一件事就是置产。木头峪村开始东一片西一湾地兴建“豪宅”。经过数百年，十几代人的努力，村子形成了宏伟壮丽的古民居建筑群。

我1995年回乡省亲时，村子还保存有较完整的古石窑民居40多座，均为明、清建筑。多数院落正窑座北向南，窑前抱厦，明柱鼎立，古朴典雅；大门建筑精美，每个门首都高悬匾额，书有“积德乃昌”、“诗书门第”、“荣业所基”、“慎修思永”等颂词，有功名的官宦之家，按品级增减门脊兽角。整个古民居群与村前黄河、十里枣林互相辉映，蔚为壮观。

“著名大院”的介绍牌

河滩的枣林

成熟的大红枣

伴随着经济带来的富裕，就是人们对文化和教育的追求和投资。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千年古训影响下。村子办起了私塾、学馆，整个村子，送孩子们上学、受教育之气蔚然成风。苦读书，考功名，也成了多数人的追求。短短数百年，木头峪不仅是远近闻名的富人、财主村。同时也成了陕北地区最有影响的文化村、秀才村。

几百年来，村子尊师重教，尚德崇文，更有书香之气的民风。村子先后涌现出许多政、学、商界和文艺界的精英。

明、清两朝，小小的木头峪村出了4个进士、2个举人、1个拔贡、6个知县、9个训导、教谕和七十多名贡生和秀才。建国后至文革前，木头峪出了省军级干部4人，地师级干部9人，大学教授8人。这样的教育成果在整个陕西省都是罕见的。

木头峪村的村民也酷爱艺术，出了许多戏曲爱好者。民国二十九年，村里的有识之士合伙创办了“木头峪俱乐部”，后改为“木头峪群众剧团”。43年，群众剧团到县城演出，受到普遍赞扬，经批准随改为“佳县文艺工作团”。最辉煌时，1947年，毛主席转战陕北来到佳县，恰逢白云山传统庙会，毛主席一行在真武祖师正殿的戏楼观看了该团表演的晋剧《反徐州》，从此，木头峪剧团更是名扬西北。木头峪剧团还为米指、绥德、延安和西安等地的戏剧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剧团涌现了一大批文艺界的精英。半个多世纪里，从木头峪村走出的导演、演员多达400余人。

木头峪村剧团照

道教圣地-白云山

白云山庙

毛主席看戏碑记

当年表演的晋剧《反徐州》的真武祖师正殿戏楼

查家谱，我的祖先一枝一直是读书人世家，上溯20多辈，在明朝早期即在京城与河南、南京、重庆做官。而最近的100多年，我直系上溯的祖先中有近十个人成为拔贡和州县廪膳生（享受国库俸禄的优等生员。一般一个县20个名额，一个州30个名额）。有多人分别在宁夏，甘肃和陕西多个县担任训导、教谕官职。最辉煌的则是从我上溯第六代（列祖）、第五代（天祖）祖先，分别在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和清光绪元年（1875年）在乡试中中举。

在古代，乡试三年才一次，一个县多少年都很难出一个举人。而我们家族连着两辈出了两个举人，这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美谈。村里一般古院落门首高悬的匾额，多为“尚德者昌”、“忠孝持家”等颂词，而我们家大院的匾额则是霸气的“文魁”。由朝廷颁给。

我们家祖屋院

我们家祖屋窑洞

张家大院已成旅游名片

我们家大门门匾

同治皇帝颁给我列祖的圣旨

父亲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父亲出生时，祖父、曾祖及高祖还都在世（天祖，即小举人，头一年刚去世，家族遗憾与“五世同堂”擦肩而过）。

祖父、曾祖及高祖虽没有天祖的名气大，却也个个都是饱读诗书的贡生、秀才。我父亲为我们这一支的长子、长孙。家族对他寄予了无比的厚望。据奶奶讲，父亲自幼就聪慧、善学，在几个祖辈高师的循循善诱下，三岁即开始认字，五岁入书馆启蒙。

父亲幼时的启蒙课本

但不幸，天灾突降，民国十五年（1926年），一场鼠疫疠疾席卷蔓延佳县40多个村镇。限于当时的条件，瘟疫所到之处哀鸿遍野。“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死者十七八。

在这场瘟疫中，我家族的诸多长辈未能幸免。我的祖父、叔祖父均20余岁即夭厉。曾祖、高祖也相继染病离世。传承几百年，人丁也算兴旺的书香家族一下子陷入了绝境。

劫后余生的我们家只余下我曾祖母、我奶奶和最大7岁的4个儿女。那一年我父亲才5岁。我奶奶—一个仅20多岁的小脚女人就被迫挑起了继承大统，养活一家人的重任。

30年代我奶奶照片（右1）

由于我祖上十多代都是以读书、治学、做官为业，坐食官廪，岁岁相承。重文化、轻商贾，两袖清风，不善理财，也不懂农桑。家里几无田产，更无钱庄。家族男人们的殁世使得家里一下子就失去了顶梁柱，没有了收入来源，生活困顿，陷入绝境。

孤儿寡母，为了生活下去，奶奶将仅有的几亩薄田典当了出去，换得少量银两。这点钱维持不了几天的日子。好在我奶奶是村里有名的“巧媳妇”，有一手巧夺天工的针线活手艺，裁、剪、纳、缝、补、绣，无所不精。奶奶就靠着这手艺，常年给有钱人家做针线活维持家用，养活一大家人。细针密缕，行行泪花。

家庭没有了收入，吃饭都成了问题。加上家里的读书人全部夭殁，父亲也就没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小小年纪就开始为生计奔忙。父亲在村小学读到初小未毕业就辍学回家放羊。稍大，十一、二岁就开始靠耕田、种地养家糊口。

痛惜！延续几十代的书宦、文化人家，到了我父亲这一辈变成了耕地为生的一介村夫。

父亲从小懂事，知道奶奶的不易，少年时即用双肩，负起了家中男子汉的担当。但无资产、无资金、加上无文化的条件，种田、耕地成了生活的唯一出路。

陕北地区土地贫瘠，沟壑纵横，干旱少雨，种田基本上是广种薄收，靠天吃饭。加上漫长低温的冬季，一年只能耕种、收获一季。土地单产产量非常的低。正常年景，平均一垧地（垧是当时陕北地区通用的土地计量单位，约合今三亩）也就能收毛粮3～5斗，平均亩产仅30～50斤。

祖上留下的只有几垧地，不够吃也不够耕种，父亲无奈只能通过伙种（陕北的一种土地出租形式）别人的土地为生。辛勤一年，需要把收成的一半交给土地出租人。就是在这样困顿的条件下，父亲毫不气馁，不惜汗水和付出，铢积寸累，经过数年的打拼，慢慢地使生活有了好转，省吃俭用，且有了结余和少许积累。用这些原始资金父亲开始少量典入（典入土地户只拥有土地的使用权。一般典入价格为土地价格的一半）别人的土地。典入的土地再不用交租，收入全部归自己。精耕细作，日子渐渐好转。每年的收成除了维持家庭支出还有一定的扩大再生产的能力。随着逐年滚动，最盛时，家里有了二十多垧地，我们家也由最初的佃贫农上升为富裕中农，成为了拥有土地的“殷实”人家。

听奶奶说，1946年，那一年风调雨顺，地里的庄稼获得大丰收。收获的小米、土豆、南瓜、花生堆满了院子，家里第一次从粮食不够吃，变成了余粮户。我们家也能像别人那样因时吃饭，按季穿衣。较之以前的窘迫，温饱问题终得到解决。而父亲也成了闻名乡里的劳动模范，成了一个人人赞许的勤劳致富楷模。

百福并臻，这一年，我父亲迎娶了我母亲，成了家，完成了人生的一个重要跨越。

好日子没过几天，家庭又迎来了新的变故。

佳县“闹红”（闹革命）的时间非常早，1925年佳县就有了第一个共产党组织，1928年冬，中共佳县特区委机关曾迁移到木头峪村以村小学为掩护工作。1934年，佳县特委举行了震动陕北的“木头峪暴动”，拉开了佳县农民武装革命斗争的序幕。为创建佳、吴、绥边区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合作抗日达成协议，共产党地位合法化。1937年，陕甘宁苏区改称陕甘宁边区，佳县成为了属边区管辖的23个县之一。边区各县陆续建立了共产党的政府机构，但原先的国民党县长和政府官员仍然存在。1940年，陕甘宁边区政府自行成立绥德分区，并驱逐国民党原政府人员，绥米佳吴清5县成了共产党管理的“革命老区”。

抗战时期，出于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需要，革命老区也未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激进的土地革命政策。还基本维持着传统的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现状。

随着抗战的胜利，国共合作破裂，1946年下半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开始实行和平土改政策。以公债赎买形式征购地主和长余土地的农户田地，由无地少地农民承购，解决农民土地问题。

本来赎买征购的对象主要是针对地主、富农，但因为过左的政策解读与过低的赎买价格，使得我父亲这样的富裕中农利益也受到了很大的侵犯。我父亲当年辛苦劳作用银元典入的几十垧土地，被用公债借条或不值钱的“边币”悉数赎回。只留下了几垧祖上留下的自有土地，一夜之间，家庭又回到了从前。47年开春，我父亲面临着耕地不足，无活可干的窘迫局面。

无路可走，就要找出路，我父亲萌生了参军当兵的想法。

1947年，国共内战全面爆发，残酷的战争需要巨大的兵源支持，地方政府广泛动员，发动农民参军、参战。我父亲曾有一个小弟，在一岁多就夭亡了，因此我父亲是家里唯一的独子，本不用当兵。按照当时的当兵死亡风险与传统习俗，站在任何角度思考，参军当兵都不是积极的选择。但是不知是什么样的理想支撑，我父亲居然逆势而上，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一条新的人生道路。

当时，国共两党大战正酣，形势变幻莫测，尚未分出高下。未来天下，花落谁家、未有定数。但父亲能毫不畏惧，毅然看好共产党，并且得到了奶奶和母亲的全力支持。这确实是走出了一招远瞩高瞻的好棋。这一睿智决定，彻底改变了父亲后半生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们家族的命运，改变了我们家所有人的生命轨迹。

1947年10月，父亲从佳县镇川入伍，成为了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的一名战士。父亲入伍时还有一个小插曲。

父亲报名参军时，由于当时我两个姑姑已出嫁，家中就父亲一个男丁，父亲若走了家中就无劳力，村干部不同意父亲参军，不给开介绍信。父亲就拿了我二姑夫李文祥的介绍信，冒名顶替参加了军。父亲在部队一直顶着李文祥的名字用了7～8年，直到1955年才给组织正式打报告说明，更正了过来，恢复了自己的本名。

参军后父亲先后在西北野战军第二野战医院，西北军区第一陆军医院，第五陆军医院，兰州军区第三陆军医院服役，跟着部队先后两次挺进山西，四渡黄河天险，参加了榆林、宜瓦、扶眉战役及兰州解放等重大战役。

父亲在部队的培养熏陶下，逐步成长，历任上士、事务长、管理员、服务社主任、后勤部主任等职务。由于工作负责，功绩卓著，先后荣立两次三等功，並多次受到通报嘉奖。

父亲早年在部队照片

1949年秋，父亲随部队进驻兰州，第二野战医院也改为西北军区第一陆军医院在兰州筹建基地。父亲东征西讨，戎马倥偬的生活也安顿了下来。随着全国解放，我母亲和奶奶也从老家投军来到兰州，分别三年，一家人暂时得到了团聚。

母亲刚到兰州时在部队服务期间的照片

在兰州生活安顿了两年多，父亲就奉调到陕西宝鸡，参加筹建西北军区第五陆军医院。医院边筹建，就开始大量接收抗美援朝战争受伤的伤病员。听母亲说，在接收伤病员任务的两年多时间里，父亲昼夜都呆在单位，经常数月不归家门。因为父亲的任劳任怨与斐然工作成绩，父亲多次立功，受到通令嘉奖。

1952年，全国经济情况好转，部队由供给制转为薪金制，吃穿用由公家全包，改为按干部级别享受工资津贴。军队干部按照参加革命工作的年限、历史贡献、所任职务等综合因素，评定级别。由于父亲工作努力，多次受到嘉奖，评级时父亲被破格评为正营职干部。

1955年，部队实行军衔制度，由于父亲当时在军人服务社任职，属于非业务部门，因而与军衔擦肩而过，后来十多年，父亲一直在部队担任文职干部。

父亲与同事合影-后排右2为父亲

从我7～8岁记事起，父亲好像就属于单位的人，除了周末，父亲平时是不回家的，吃住都在单位。不知是工作需要？还是责任所在？

跟着父亲。我们享受到了多数地方干部家庭享受不到福利。比如，每周至少可以看1～2场电影，可以在单位的澡堂洗澡，所有的军人家属可以免费看病、住院，无需掏一分钱。

全家照-50年代末在宝鸡

由于我小时候比较调皮，一到放寒暑假，我就被母亲赶到单位与父亲同吃同住（父亲有一间带床的办公室）。因此，我感受到的军旅氛围比一般的孩子更多。三顿饭吃在部队食堂，听着军号起床，听着军号入眠。小小的我的生活完全与部队同步，甚至玩具也是真枪（父亲办公室有一支无子弹的制式步枪和一支马步枪）。

日月如梭，平稳的生活，转眼即逝，66年，我父亲45岁，被通知专业，要离开工作了近20年的部队到地方工作。

父亲转业到了西安工作，被分配到了西安市卫生局。

我们全家也跟着父亲从生活了十多年的3等小城来到省城西安。

大城市的繁华、热闹，令人兴奋。对我们这些几同来自乡下的孩子来说更多的是新奇和惊喜。选房子，领家具，打扫，收拾。我们很快地在新城市安了家，融入了新的生活。

67年初刚到西安全家合影

来到西安半年多，全国即开始了影响数亿人生命轨迹的“文革”运动。

66年底，随着造反派上位夺权，全市的各局委机关全部停摆。文革早期是派性斗争，单位里不同观点的两派打打杀杀，后期机关被军宣队接管，走资派被关进牛棚，一般干部被集中起来办学习班。

不参加造反，不参加两派斗争，忙惯了的父亲一下子很难适应闲下来的生活。

可能确实是无所事事，父亲一把斧头、一把锯子和刨子，开始了无师自通的木匠技能研习。感觉文革几年，父亲的业余生活几乎全部都投入到了做家具的兴趣里。记得每天父亲一下班回家就一头钻入他的小木工房忙碌起来，每每到深夜才收工。折叠桌，多用柜，双层床……，一件件新家具从父亲的“木工房”抬进了我们家。

父亲做的家具虽然粗糙，不够精美。但对于家里没有一件私人家具（全是借用单位的）的我们家来说，还是感觉有一种美美的幸福和骄傲。

69年，随着“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最高指示”的传达，我父亲和文革中众多的基层机关干部一样被通知要离开西安下放到农村去。

因为，我母亲没有工作单位，按照政策，全家都要一起跟父亲迁到农村去。

那时我已记事，记得好多波造反派干部轮番到我们家给我妈妈做工作，要我们一起下放。做工作的人吹嘘：“农村空气新鲜，可以自种蔬菜，生活支出少……”，等等诸多好处。作为孩子的我们，不明就里，整天傻傻地问妈妈：农村这么好，我们什么时候走呀……。

有天眷顾， 69年初，我母亲偶然怀孕了我小弟。这成了我们家暂不下放的挡箭牌。我母亲给做工作的干部说，农村医疗条件不行，等在城里生完了我弟弟我们再走。69年10月，在欢送的锣鼓中，就我父亲一人下放先走了。而下放工作告一段落，原单位解散。再无人关顾我们了。就这样，我们家逃过一劫，留在了城里，避免了诸多下放人家的悲剧。

父亲下放在陕西省宝鸡地区陇县，开始是几人一组分在各个公社。说是劳动，其实也没有人监管。在公社基本闲待了1年多，后又统一抽调到县里集中学习。晃晃两年，算是完成了“……重新学习的好机会”任务，开始重新分配工作。

71年，父亲被分配到了宝鸡市外贸公司工作。老天开了个玩笑，兜兜转转五年，父亲又回到了转业出发的原点。而家则在数百里的西安，父亲一个人在宝鸡，过起了单身生活。只有逢年过节才可以探亲回家。

父亲一人在宝鸡整整待了7年。随着文革结束。各地开始重点解决“文革”以来的干部政策问题，改正错误，平反纠偏。78年1月31号在我拿到高考录取通知书的同一天，父亲在我们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坐单位的卡车，满载行李回到了西安。福无双至今日至！分别多年的一家人又团聚了。这一年，父亲57岁。

调回西安，父亲分配到了卫生局下属的市中心血站。一晃三年过去，父亲到了退休年龄。

当时干部退休，开始对解放前参加工作的干部执行“老干部”离休政策。父亲是1947年10月参军，本只享受49年前参加工作离休待遇。但经一老乡提醒，我父亲在1944年春即加入了村群众剧社，后该社升格为县文艺工作团，成为“公家”的正式单位，我父亲也算是在那时就吃上了公家饭。几经周折，经当时的文工团团长证明，我父亲的参加革命时间就上溯到了1945年9月，抗战胜利前，可以享受45年前参加工作离休待遇。这一迟来的荣誉和待遇，对我父亲的晚年生活可以说意义非凡，一直成为了老爷子退休后逢人便炫耀的精神资本。

对于在外上了一辈子班，当了一辈子甩手掌柜的父亲不知是否有适应回归家庭生活的准备。但新的家庭变故带来的生活重任则迫使他必须尽快的融入和被动的承担。

文革最落寂时，我父亲、我大姐及我都在外地或下乡，二姐出嫁，家里只剩下母亲和妹妹、弟弟三人。

早年，我的奶奶一直在兰州和姑姑生活，晚年因气管疾病，在80岁那年来到气候相对温润的西安，加入了我们的大家庭。后来我大姐也从宝鸡调回了西安，带着外甥和母亲同住。家里一下子变成了7～8口人的大家庭。

一大家子，仅每天的吃喝洗涮就非常大的工作量，加上多病的老奶奶和幼小的外甥需要照顾，母亲一人无法应对，退休回家的父亲则成了她唯一和依靠的助手。

父亲不辱使命，转变身份，放下身段，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这繁琐、繁重的重任。

82年春节全家合影

在退休的头7～8年里，父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终日无休。每天买菜、做饭，买煤、买面。扶侍奶奶，照顾小外甥。后来又加上帮我带孩子，每天过得比上班更辛苦。没有享一天退休的清福。

孝是一切道德的基础、是至善的美德。在服侍照顾奶奶这方面，父亲的孝子牺牲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

奶奶晚年多病，几乎每天都要打针吃药。父亲端屎端尿，洗脚、喂饭。任劳任怨，不辞辛劳，以诚敬的心情精心伺候。父亲的言传身教为孙辈们树立了孝老敬亲的榜样，而且也延续、传承，成为我们家的家风。

日子虽然过得辛苦，但也不乏幸福和快乐。

78年，我和妹妹成为恢复高考后不多的第一届大学生。因稀缺和唯一，这件事成为当时家族和父母的骄傲。

82年，大姐夫因公出国，归来时带回了国内家庭还罕见的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立体声收录机等洋家电。我们家一下成了整个家属院人人羡慕的“首富”，这又成了我父母亲对外人自豪的谈资。

84年，锦上添花，（我）儿子降临，父亲当上了爷爷，张家有了新一代传人。当时奶奶还在世，家族四世同堂！那一年整个春节，父母和全家都沉浸在幸福的喜悦中。

……

四世同堂（84年春节）-中间我奶奶被中怀抱的是我刚出生10天的儿子

喜讯连连，日子在艰难和幸福中相伴而行。像所有的同时代爷爷、奶奶一样，父母不但养育了我们，而且帮着带大了大姐的儿子，妹妹的女儿和我的儿子。在每个儿女困难的时候，父母都伸出援助之手，帮衬支持。

父母与4个（外）孙子

爷爷与大孙子

85年奶奶去世，后小弟上学参军，父母搬到了单位分到的新房子，老房子留给大姐住。父母亲的负担才一下子减轻了，终于迎来了相对舒适、清闲，颐养天年的晚年生活。

闲不下来的父亲开始种花、养鹦鹉，养鹌鹑，有时也做些小木工活，聊度闲日。收获虽不丰，但自得其乐。近70岁，父亲还被聘用到小区紧邻的西安海关做了几年值班、传达工作。

父亲在西安海关工作时

受父母熏陶，和谐、团结，孝老敬亲成为我们的家风。

每到周末，儿孙们从各自的家中齐齐聚集来到父母身边，老少三代，欢聚一堂。这是父母最期盼和高兴的时刻，早早就准备好可口的家乡特色饭菜，欢迎孩子们的到来。慢慢随着生活的好转，也避免父母的辛苦，晚上外出就餐，就成了我们家的约定成俗。每周我们都精心为父母换选不同的口味，十多年，我们吃遍了周边上百家饭店的美食。在佳肴美馔，觥筹交错之中，共享天伦之乐。

早期的家中聚会

在酒店聚餐

全家为母亲庆生

吃饭餐费开始还是我们姊妹轮流做东，有一天，母亲说，父亲涨工资了，以后你们都不用出钱，饭钱我来出。已有儿孙，本该反哺跪乳的我们又开始享受到了年迈父母的舐犊之恩。

88年春节全家合影

父母和5个子女

父母和疼爱的三个女儿、女婿

最小的儿媳也加入了大家庭

晚年父母物质生活丰富，精神生活也同样精彩。

最早在90年代，每年春夏，我们一大家就定期不定期的带着父母外出野餐、郊游。后来有了车，则走遍了西安周边和更远的地方。

早期郊游

在九寨沟

漂流

92年，我到黄山开会，带着父母第一次来到江南，小弟（在南京军校毕业留校任教）领着父母游遍了南京、上海，苏锡杭。后来父亲还随单位组织的老干部活动，两次到云南度假。

在南京

在苏州

在无锡

在云南

2004年，我们一大家子还带着80多岁的父亲开车往返千里，回到阔别多年的老家，祭祖、访亲。离家时孤身一人，归来后儿女满堂！“荣归故里”，父亲心绪澎湃，感慨万分。

丰收的喜悦-在枣林打枣

与堂叔全家合影

在祖屋前合影

父亲还差一点圆了出国的梦。外甥女到新加坡上学、工作，我们给父母办了出国护照，本是让二人一同出国观光，后因父亲身体有恙，可惜只母亲一人成行。

在新加坡

在新加坡

父亲晚年还有一项最中意的休闲活动就是同三个女婿周末打麻将，这是每周聚会父亲最期盼的固定节目。这个保留节目，一直持续了20多年。陪着父亲玩，让父亲高兴，是所有儿女的心愿。从老爷子赢钱时的笑声，可以感受到他发自心底的快乐。

父母亲虽是民国年代生人，可思想时尚不守旧，对所有的新生事务都积极接纳，与时俱进，毫不落伍。前面说过，80年代初，我们家就在院里最早用上了电冰箱、洗衣机。微波炉、电磁灶，刚面世，他们又是第一批吃螃蟹者。再后来，移动电器兴起，母亲很快又学会了使用手机和平板电脑，他们一直都是同时代老人的佼佼者。

96年，我因公出国，临走母亲就给我了5000元钱，叮嘱我回来时一定买一台家庭摄像机。那时，对于刚摆脱温饱的多数家庭，特别是只有父亲一人退休工资收入的父母，5000元可是非常大的一笔钱，需要拿出多大的勇气做出这个决定呀！可追赶时尚的精神驱动，父母毅然决然。

感谢父母亲的高瞻和远见，这小小的摄像机为我们家记录下来了许许多多的早年生活倩影和无数的欢歌笑语，也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父母慈祥音容。

小时候，我们家是母亲扮演着家庭管理者的角色。父亲性格内向，沉默寡言，经常不回家，即便回来在家中与孩子们也很少交流。

父母对孩子们的管理一直采取民主、包容和无为而治的态度。在我们家中只有尊重，没有权威。父母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尊重，平等对待每一个孩子。孩子们长大稍懂事，所有需要决定的事都是相互协商。在每个孩子的上学、婚姻、工作等人生节点，父母只是给出忠告和建议，不干涉、不越俎包办。正是这种氛围，培养了我们家每个孩子的独立、担当精神，教会了我们执着和坚强，为我们铺垫了正确的人生之路。走向社会后，大家基本都事业有成，家庭和睦，姊妹间和谐，融洽，儿孙们快乐，阳光。

父亲兴许是天下脾气最好的爸爸。记忆中，从小到大父亲从未对我们发过火，也从未有过厉声和呵斥。任孩子们在家中吵闹上天，父亲也难得讲一句话。经常是母亲“教唆”和“怂恿”让父亲发脾气管一管，父亲则还是一言不发，常常一笑而过。

就一次，我大概7～8岁时和姐姐闹矛盾，父亲正在旁边正做事。我一直哭闹不止，场面过于不堪，在多次口头制止无效的情况下，父亲在我屁股上打了两巴掌，这是我一生中，父亲唯一一次打我。

父亲不善辞令，对孩子的爱鲜有表达，但真实的怜爱都体现在默默地奉献中。

父亲下放在宝鸡陇县，县里盛产酥梨、柿饼等水果、土产。因为交通不便，东西运不出来，梨在当地才一、两分钱一斤。老母鸡一元一只。记得父亲过春节回家探亲时背回了整整一麻袋的梨、柿饼，7～8只鸡。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那一年春节，我们家实现了水果自由，吃鸡自由。过了一个幸福满满的春节。但小孩们全然不知父亲为这个自由付出的艰辛。

长大了才知道，从父亲下放的山村回西安要走很长的山路，需要倒三趟汽车、一次火车。而且中间无人送站接站。为了孩子们，父亲当时是要克服多么大的困难，付出何等的艰辛才能将近百斤的东西从大山里弄回到西安。

另一件事，父亲在宝鸡工作时，有一年母亲回老家探亲。那一年我们几个孩子都到父亲那里团聚过春节。在父亲那里吃住了约一星期。那时全国粮食定量，父亲是一般干部每月就30斤的定量。我们4～5个孩子（都已成年），去时也不知道给父亲带些粮票。几个人吃住一星期，几乎将父亲一个月的口量吃完。断粮后的父亲没有从家里拿一点粮票，而是每天晚上去附近火车站月台上排队买不要粮票的烧饼度难关。

父亲虽性格内向，不善言辞，但异常聪慧。年轻时也是文艺细胞满满。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自学拉胡琴，是村剧团的文艺骨干。跟着剧团参加过上百场的巡回演出。其中最辉煌的就是1947年，在佳县白云山寺戏楼为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的演出。当时亲眼见到了一众中央领导和毛主席本人。对20多岁的父亲，这确实是一段不能忘怀的经历。

早年因时代、环境及过重的生活压力，虐杀了父亲的爱好和才华。到晚年，父亲才慢慢有了机会释怀和拾起。晚年的父亲成了体育迷，尤爱好NBA、网球、拳击等现代体育运动。对世界联赛的转播，场场不落地观看，对诸多世界明星说起来如数家珍。不知他是如何无师自通弄清那么复杂的计分和裁判规则的。

父亲前半生吃了无数的苦，在晚年都得到了补偿。

庆父母60年金婚

父母60年金婚照

退休后，父亲一直身体很好，未患过大病，虽然可以享受“老干部”医疗待遇，但很少住医院，生活质量一直不错。但在2012年初，一次意外摔倒，造成股骨头骨折，在91岁高龄，挺过了置换人工关节的手术难关，但在后续治疗中不幸肺部感染，在同病魔搏斗了5个多月后与世长辞。

回顾父亲的一生，是艰辛的，是平凡的，但又有许多鲜明的个性和特点。父亲能在那种极其艰辛的困苦中挺直腰杆，勇敢地面对种种人生困境，顽强而不屈。再大的困难，不轻言放弃对生的希望和对子女们的抚育，对生活充满自信和乐观。

父亲用那特有的品质和宽大的胸怀默默地奉献着深深的父爱。承受苦难与压力，最终迎来了曙光和晚年的快乐。

父亲是一本书，今天我才真正读懂他；父亲是一盏灯，在我生命的长河中给了我光明；父亲是一座山，高大而威严厚重……

纸短情长，笔拙意远！尽管时光斗转星移，但父亲那刚强、无畏、无私的精神，正直、勤劳、奋发的品行，会永远地留在儿女们的精神世界里，融入流动的血脉之中。并将成为我们毕生的追求。

2022年8月13日

于浙江温州

不朽的老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