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才强国：一位中国校长眼中的新加坡教育

我国对英才的培育必要且紧迫，但对此各界仍有不少讨论。将英才教育作为国家发展之重要战略的新加坡，其发展经验或可借鉴。无锡南外国王国际学校中方校长沈茂德，曾探访过新加坡多所学校，与当地教育人士有过深度交流。跟随他的脚步，我们可以一探新加坡英才教育高效发展的奥秘。

一个资源极度缺乏的国家，经济却能够持续繁荣昌盛；一个国土面积十分有限的国家，却能在国际舞台上产生重大影响，以上成就背后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其正确的教育体系设计与战略选择。

务实进取的新加坡人，基于现实国情，智慧地选择了国家教育的战略方向——国家精英教育，并在国家层面上，形成了体系化、制度化的精英教育运行体系。

2007年，笔者赴新加坡参加教育培训时，聆听了新加坡教育部多位官员的教育主张，先后参观了华侨中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启化小学、军港中学等学校，此后一直持续关注新加坡教育的发展情况。

2019年暑期，我有机会再次深度走访了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南洋小学、莱佛士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附属数理中学、南洋女子中学校等五所新加坡国内的高品质学校。

此次行程也让我有机会，一探新加坡精英教育高效发展背后的奥秘。

以“双语教育”的双文化浸润

助力国民“双翅成长”

新加坡人虽然以华人为主，但同时兼有马来族、印度族以及欧裔民族等不同种族。

1959前的新加坡教育系统，以不同的语言教育为标志，形成了华校、英校、马来文学校、泰米尔文学校四大类学校。

自1959年起，新加坡政府深感语言教育及语言背后承载的文化，对国家发展的战略意义，开始大力推动双语教育：

一方面，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

另一方面，以华文、马来文、印度文作为各种族的文化根基。

语言教育的价值不仅在于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引起接受者的情感共鸣。要求学生兼通英文与母语，是新加坡教育体制的独特之处。

我们可以看到以莱佛士书院为代表的“英校”体系，和以华侨中学、南洋女中等为代表的“华校”体系在新加坡并存。

英文和母语就像是新加坡教育给予孩子们的“双翅”：

英文让孩子们能够高效地学习世界的先进理念、文化，走到更前沿、更广阔的领域，

母语则让新加坡人保留了自身的传统文化根基，避免落入失去身份认同的窘境。

由于英语是新加坡的官方语言，所以历史上华文的推广和使用多次受到挑战。

1979年，新加坡政府意识到华校的衰落，提出要保留九所特选学校并招收国内前10%的学生，拨付额外的人力和物力，支持九所华校加强英文培养。

新加坡教育把英语作为第一语言，强化了西方文化的熏陶；另一方面不断改革母语教育，在侧重口语与阅读教育的同时，更强调母语教学中“传递文化传统，灌输核心价值”的作用。

学生在华校环境里，既可以受到中华文化熏陶，同时又能保证其英文水平可以和英校媲美。

据南洋小学的中文课程主任介绍，进入南洋小学的所有学生必须学习高级华文，中文课程体系既传授知识，更重视培育价值观，以帮助学生形成文化体验，促进知行合一。

南洋小学的社会科学、品德课程等全部由华人教师授课，重在讲授华人传统。

南洋女子中学校的才能发展部主任也表示，新加坡教育部要求学校教育要涵盖中西文化，形成以英语教学为主的西方文化浸润，和以华语教学为主的华族文化浸润，以“双语文化”培育“双文化精英”。

新加坡的华人文化应被看成中华文明的一次南下远播。

历史上，许多文明在沧海桑田间被湮没，在金戈铁马中被践踏，但幸运的是，东方儒家思想却在炎热的岛国生根，并代代相传融进了新加坡公民的血液，化成了社会文化的“遗传性基因”，成为规范公民社会生活的一种隐性制度。

新加坡“外儒内法”的社会运行机制，让我们得以静下心来，重新温习儒家的思想精华，思考如何借鉴中华民族的古老智慧，来丰富和完善我们的教育实践。

以国家制度性设计

确立英才培养体系

在笔者37年的教育生涯中，教育决策者们在“公平普惠”和“英才培育”两点之间的摇摆使我感触颇多。

在我参加过的各类教育论坛和校长研讨中，耳边总响起关于“呼吁公平”与“呼唤人才”的争论，这种无休止的形而上的争论淹没了理性思考，极大地阻碍了英才培养的进程。

对于“拔尖人才”培养，我们似乎一直走在重建教育理论之路上。新加坡之行，为我解开了多年来有关英才培养的困惑。

新加坡将英才教育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

首先，新加坡教育部设立了专门的课程规划与发展司高才教育处，

开发英才班课程，负责统筹全国的英才教育工作，如英才学校的认定、英才教师的培养、英才教育课程与教学的监督与指导等。

其次，在制度设计上保障英才发现与培养的连续性，

如通过“英才教育计划（Gifted Education Programme）”“直通车学校计划”“自主学校（课程设计自主、教师招聘自主、财务自主）奖学金计划”等，从制度上保障英才培养的可持续性。

再次，认定英才教育学校，鼓励英才教育课程开发。

例如：直通车学校的快捷课程、华侨中学的“领袖训练计划”、新加坡国立大学附属数理中学的“达·芬奇计划”“伽利略计划”“爱因斯坦计划”等。

新加坡教育部推进的“英才教育计划”中，通过对小学三年级起的学生进行数学、英文、能力测试等，挑选全国范围内智力与能力排名在前1%的孩子进行特殊培养，达到筛选高精尖人才的目的。

能力测试题由英才局组织九所学校联合命制，实施全国性统一考试。

新加坡目前共有九所小学，被教育部确认为“英才教育计划学校”。通过英才教育计划选拔的学生会进入这九所英才教育计划学校学习，学校以每班约25人（普通班每班40人左右）的规模进行小班化教学。

英才班重视对学生学习能力、思维方式、研究技能、公共演讲能力等综合能力和领袖气质的培养。只有经过教育部为期三年在职培训才能上岗的“英才班”教师，不断更新的教学讲义，以及大量的课外活动，为学生提供最优质的教育。

小学三年级可以说是新加坡孩子成长中的第一次分流。

在小学六年级时，新加坡学生会迎来第二次全国性分流考试，俗称“小六会考”（Primary School Leaving Examination）。

小六会考直接决定了孩子未来进入中学的层次。根据小六会考的成绩以及学校的面试情况，总体成绩最优秀的孩子会进入“中学直通车计划”（Integrated Programme）。

18所“直通车学校”是全新加坡最好的学校，学生跳过“O水准考试”（类似国内中考），直接参加高中的“A水准考试”（类似国内高考）。

我们在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听课时，恰好遇到一位来自江苏镇江的优秀学生，他告诉我他是通过新加坡奖学金计划录取的外籍学生。学院将学生按能力分班，他们这个年级有8个班，其中有1个科学班，1个人文班，其余则为普通班。学校还会依据学生的能力进行灵活调整。

学院不仅十分重视孩子的学业质量，还会为学生创设在科技、艺术等多领域进行实践探索的机会，如发现学生在某个领域展现出特长，学校会对其进行个性化培养。

新加坡学生的成长竞争是激烈的，连续的分流是紧张甚至是“残酷”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尊重差异才应是教育的最基本原则。天赋优异的孩子应该得到专属的、更优质的培养，因材施教是一种更高水平的公平。

新加坡政府为中学生设置的各类奖学金、助学金制度，提供各种就业和服务机会，培养了助力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大批优秀人才。精英治国政策也催生了更多的精英教育行动。

以“全人发展”课程体系

实现英才培养愿景

无论东方教育还是西方教育，培养人、发展人都是通过课程来实现的。也可以这样说，高品质学校的根本是高品质的课程体系，而最好的课程又需要优秀的教师通过优秀的教学方法来完成。

我们走访的这五所新加坡高品质学校的共同使命是“培育英才”，它们不仅有为国培育精英的办学使命，更有与之匹配的课程体系以及教学方式。

新加坡小学、中学以及初级学院的核心课程都是“生活技能”，其中包括课程辅助活动、公民与道德教育、心理与职业辅导、国民教育、体育以及专题作业等，但这些课程是不考试的。

新加坡原科技署副署长林保圣解释到：“这些课程太重要了所以才成为核心课程，而就是因为这些课程是核心课程所以不能考试。”

听完此言，我油然想起一直回荡在心中的那句至理名言：“人需要盐分，但不能叫人直接吃盐。”有些东西可以用考试来检测与强化，而有些东西却不行。

或许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先生的一段话能给我们一些启示：我们得少教一些，让学生多学一点。成绩纵然重要，但成绩不是生命的唯一大事，在学校里，还有许多生活上的事物，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此次所走访的几所学校的课程目标设置十分清晰，其目标指引下的课程实施也十分高效。

莱佛士书院的办学使命是“培养具有高尚品德及服务精神的思想者、领导者和开拓者”，其课程目标是“全方位发展”，涵盖了“运动与健康、认知能力、艺术与美育、品格修养与领袖才能、社区服务与公民意识”五个板块。

莱佛士书院还根据学生的不同培养方向开设了不同的学院，如专门培育未来科学领域的领导者和开拓者的“莱佛士科学专科学院”，其课程资源涵盖开放式实验室、丰富的课程设置以及校外合作实习活动，并与新加坡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有合作。

再如“莱佛士领袖专科学院”设置有领袖课程和工作坊，为学生提供公共政策课程以及到政府部门实习的机会。

该学院还设置了为期一学期的学生驻校活动，给学生提供担任学生会领袖、学助会领袖、课外活动领袖、年级学生委员会领袖等的机会。

新加坡国立大学附属数理中学以“培养面向未来，造福世界的开拓者、人道主义者和创新者”为学校愿景。

学校设有11个供教学使用的实验室，包括生命科学、分析化学、应用技术、清洁能源、合成化学、设计与工程等在内的六个研究专用实验室。这些实验室设备设施的先进性、实用性与国内有些学校的实验室偏重的“展示功能”形成极大反差。

陪同我们的几位高三学生正在进行药物研制、工程研究、机器人制造等项目研究，他们的研究内容均基于现实问题，研究过程有专家指导。与他们交流，我们可以真实感受到他们澎湃的科学激情、坚韧的科学精神以及对项目成果的热切期盼。

行走在这些实验室之间，听学生们热情的介绍，看他们正在进行的科研项目，我更加确信一流考生和一流学生是截然不同的。

本次走访，新加坡教育部一份材料中的表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们的学校为学生提供全面性的教育，不论是学术或非学术方面，我们都非常重视。我们希望学生能够拥有丰富的生活体验，使他们从校园生活中受益，并能通过和朋友的交往，建立坚固的友谊；

在学生的成长岁月中，我们愿为他们提供充分的机会，让他们学习终身受用的生活技能和价值观。除了考试成绩，我们也会使用其他评估方式，更全面地评价学生各方面的表现。”

相比这样的理性思考与实践，反观自身，我认为我们的教育确实存在一些亟待调整的偏差。如：

在儿童的早期教育中

片面重视艺术技能的培养，而忽略了让孩子拥有自然成长、真实成长的生活体验；

片面强化学生的知识学习尤其是学科知识学习，而忽略了诸如专题作业、社区服务、课外活动等体验性学习，

对孩子的思维方式、独立研究能力和沟通技能等关键素养的培养与评价。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对德育的真实性与实效性也认识不足，

这体现在对孩子价值观与关键素质的引导与培养不够，对孩子道德素养的培育力度不强等。

回想起此次新加坡之行，“钱学森之问”又开始回荡在耳边。

我希望中国教育人能在争论中明晰英才培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更能在实验和实践中逐步构建英才培养的连续性机制和课程体系。

遥望新加坡的英才培育战略，我们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