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专精特新”企业离德国的“隐形冠军”有多远？

以下文章来源于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 ，作者赵向阳博士

导读

每当想起德国、日本、以色列和美国的时候，我们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隐形冠军”、“长寿企业”、“工匠精神”、“创业的国度”和“硅谷的优势”。而创造出这些名词术语的作者，例如、赫尔曼﹒西蒙、后藤佐夫、索尔﹒辛格和萨克森宁等，不仅为某个特定国家、地区或者公司创造了巨额的经济收益（tons of money），自己也名利双收。

文章来源

本文作者：赵向阳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由公号【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原创，数字化企业经授权发布。

01

管理类畅销书

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的巨大力量

管理学者、经济学家、特别是经管类畅销书作家，在塑造和营销国家品牌、公司品牌方面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

每当想起德国、日本、以色列和美国的时候，我们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隐形冠军”、“长寿企业”、“工匠精神”、“创业的国度”和“硅谷的优势”。而创造出这些名词术语的作者，例如、赫尔曼﹒西蒙、后藤佐夫、索尔﹒辛格和萨克森宁等，不仅为某个特定国家、地区或者公司创造了巨额的经济收益（tons of money），自己也名利双收。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经管类畅销书中的很多研究并不是建立在严谨的大规模调研的基础上的，难以经得起反复推敲。而更多的是建立在引人入胜的故事、有技巧的写作基础上的，当然，也依赖于成为畅销书的好运气和恰当的时机。

赫尔曼西蒙在《隐形冠军》第一版里就曾经承认，用严谨的研究方法，他并没有发现他所调查的这些德国中小企业样本（“隐形冠军”）相比其他企业有多么独特的、系统性的优势。但是，在深度访谈和长期观察中，他总是能感受到他们与众不同的精神气质和经营模式，所以，他在很大程度放弃了经济管理研究中对方法和数据的严谨性追求，而是一气呵成写了一本通俗易懂的经营管理书，把自己的洞见和感受直截了当地告诉读者。换句话说，《隐形冠军》是建立在强势的意义赋予（sense-giving）之上，而非严谨的科学推理。在他的自传《全球化之旅：隐形冠军之父传奇人生》一书中，他承认，这是他写得最顺，也是最成功的一本书。

当这些直击要害、抓人眼球的管理概念和理论开始流行之后，它会影响读者的心智模式和企业家的经营战略，它就开始塑造人们的行为，也显著地提升了公司的品牌溢价、产品和服务的价格、甚至公司被出售和被投资时的交易估值。这是典型的观念改变世界的例证（in a long run notion can change the world）。

正如《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利所言，我们更多地活在虚构的秩序之中，活在意义之网之中，而非简单的事实之中。所谓的事实，至少包括三种，客观事实（例如，重力，不依赖于牛顿的理论，它始终存在）、主观事实（例如，自己觉得头疼，但是，在医院做了各种医学检查之后，都没有发现没有任何异常的生理指标，但是，自己仍然觉得头疼欲裂）、还有互为主体性的、基于大量社会沟通和互动所构建出来的事实（例如，上帝、金钱、权力、秩序、观念、市场、公司品牌、原产地效应等）。

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大部分“事实”都属于第三者类型。在构建第三类主体间性的“事实”（inter-subjective）的过程中，威胁、奖励、承诺、宣传、故事、意义生成、意义赋予、想象、从众、认知偏见、社会规范等，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正如红楼梦里的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只要认认真真做戏，最后，很大程度上就可以以假乱真，所谓的事实，就是这么创造出来的。

在笔者看来，所谓营销，就是在那么一丁点事实的基础上，经过巧妙包装，选择性地呈现最靓丽的一面，而有意识地隐藏有缺陷的一面，让观众产生不切实际的好印象（印象管理），进而产生购买行为，以响当当的金钱来支持厂家。而那些有点责任心的厂家会在有销售收入之后，会对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做出进一步的改善，最后，一个本来名不副实的产品就变成了一个它所承诺的知名品牌，这就是一个社会建构和自我证验预言的过程（所谓的事实-话语修辞-社会行动-新的事实之间的迭代过程）。

当我们探讨诸如“中国的专精特新企业到底离德国的隐形冠军还有多远”这类话题时，一定要理解社会科学研究或者经管类畅销书对现实的建构作用，尤其是在缺乏大规模国际比较数据的时候。做出一个可能有点夸大其词的积极判断，与做出一个打击国人自信心的消极判断，它所产生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本身就有文化自信和品牌塑造的作用，而后者也可能让中国企业付出不必要的代价。

02

中国的“专精特新”

到底离德国“隐形冠军”有多远？

网络上流传着关于德国隐形冠军的各种文章和视频，有的文章吹嘘德国的产品质量如何精良，而中国产品如何被人瞧不起。其中有一篇配有图文、流传甚广的文章讲，参加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时看到欧美企业的展台如何高大上、产品多么高科技，而中国企业的展台面积小、位置不在中心展馆、展台面前冷冷清清，无人问津，因为中国产品大多数都是山寨的、抄袭的、黑大粗。仔细浏览这篇文章，笔者找不到准确的时间和地点，也缺乏具体厂家信息等。这种以偏概全、出发点有问题，过分情绪化的文章，经常会在读者心中产生不成比例的负面影响。

在企业参访或者产品推销的场景里，还有一种条件反射式的对话，“你们的机床是哪儿产的？”“进口的、德国的、日本的、美国的”。介绍人言词中的那种自豪感让有民族自尊心的人越来越感到不适应。或者当你因为滑雪或者骑摩托车骨折上手术台前，医生问你“你想用进口的钢板，还是国产的钢板？”如果你不是过于囊中羞涩，大概率会稀里糊涂选择进口的，虽然你压根儿就不清楚进口钢板和国产钢板到底好在哪儿。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一些高端制造领域，在一些特殊的应用场景里，德日的产品（例如，大型数控机床）的确比国产的要更智能，精度更高，稳定性更好。但事实上，中国企业迎头赶上的速度也很快，已经成为德日企业最强劲的竞争对手。

根据笔者粗略地估计，在70%的中低端领域中国制造已经可以和德国制造并驾齐驱，甚至全面超越。而在20%的高端制造领域可能相差10到15年，而在少数领域中国企业已经进入了无人区（例如，5G、消费互联网、移动应用等）。所以，客观系统性地比较中国的专精专新企业与德国的隐形冠军企业之间的差异和不同，有助于清醒地判断中国专精特新企业努力的方向。

根据工信部关于中小企业的梯度培育计划，十四五期间，我国计划培育100万家创新型中小企业、10万专精特新企业、1万小巨人企业和1000家单项冠军企业。从创新型中小企业、到各个省市的专精特新企业（以及培育企业），再到工信部中小企业司认定的“小巨人”，最后到工信部和中工经联评选的“单项冠军”，它们构成了一个金字塔形式的梯度培育体系。绝大多数企业只能一级一级地拾级而上，不能速成。

在以前的文章中，笔者认为工信部认定的“专精特新”小巨人，离德国的隐形冠军，还差一个欧亚大陆。而620多家单项冠军企业和单项冠军示范产品，约等于德国的“隐形冠军”。

接下来，我先简单地介绍德国隐形冠军的画像、它们的成功之道，然后从纵向水平上比较中国的专精特新企业离德国隐形冠军的差距，再从横向水平上比较它们之间的不同。纵向水平上，有实力上的差距。而横向水平上，更多的是类型上的多样性。类型上的多样性，为中国专精特新企业的发展提供了独辟蹊径、弯道超车的可能性。我们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尽快补齐短板，锻造长板，实现全面赶超。

03

德国“隐形冠军”的画像

德国“隐形冠军”企业林立在德国的城市和乡间，在行业内享有盛誉，但是，经常不为普通消费者所知，因为70%以上的企业都是做2B的生意，为龙头企业做配套。这些公司在所处的细分行业里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是世界前三强的公司，或者某一大陆上名列第一的公司。

这些企业生存时间都在30年以上，有的甚至已有百年历史。它们一般在一个狭窄的细分市场内精耕细作，直到成就全球行业内的“独尊地位”（Only-One Company），年营业额一般低于50亿欧元。超过50亿欧元的企业，例如SAP，被称为大冠军。

根据西蒙教授的调研，全世界够得上隐形冠军标准的有2700多家，其中德国1300多家。其他德语国家，例如，奥地利、瑞士各150家左右。另外，美国和日本各有366家和220家左右。

很多人经常把德日企业和隐形冠军、工匠精神联系在一起，而把美国企业与颠覆式创新、财富500强、或者华尔街联系在一起，而忽略了美国也有相当数量的隐形冠军的事实。

1920年到1970年之间，是美国大公司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美国的工业体系是全世界最完整的，就像今天的中国号称是全世界唯一的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从研发、制造到营销，美国制造业链条非常完整（请参考《清教徒的礼物》），其中也有相当数量专注于某个细分市场领域“隐形冠军”。

例如，被称为“工具之王”的史丹利公司就是其中一个。史丹利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43年，这是一个老牌工具制造品牌。发展至今走过了179年的时间，为全球工业市场提供了数以万计的产品，包括机工具、液压工具、紧固工具、风动装配工具。最值得称道的是，史丹利打造出全球首把卷尺，直接改变了我们工作的方式。十年前，史丹利公司和百得公司合并成立了史丹利-百得集团。百得成立于1910年，是全球最大的电动工具制造和销售商，品牌同样有着百年历史。史丹利-百得公司，去年全球销售额近千亿人民币，市值超过300亿美元。

04

德国“隐形冠军”的成功之道

德国隐形冠军的成功之道，我在以前的文章《普通中小企业如何走上“专精特新”之路？》里曾经借用山东豪迈集团的案例做了比较充分的解释。

概括地说，包括以下主要特点：

突出主业，聚焦缝隙市场。“一米宽，一公里深”，先做深，再做宽。

坚持长期主义，制定长远战略。虽然在创业之初，这些企业也曾经在黑暗中不断摸索尝试，但是，一旦选定目标，咬定青山不放松。

德国独特的“双元制模式”（学校+工厂）为企业输送了大批高素质的专业人才、领军人才。德国在高端制造业方面的优势也使得他们能支付得起足够有吸引力的高工资，而高工资与人才的培养和招聘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

德国企业特别强调参与制定行业标准，追求高品质，倡导极端制造、高强度研发投入。

不同于英美模式，德国经济体制被称为社会市场经济（Social Market），德国也认可政府之手和产业政策的重要性，强调有序竞争。德国的城乡差距很小，各个州发展比较平衡。因此，在长期的发展中，每个州演化出了有地方特色的产业集群。

德国特别重视技术组织的作用。例如，享有盛名的专注于应用研发和技术产业化的弗劳恩霍夫协会，以及从事技术转移的史太白技术转移中心（Steinbeis）。笔者曾经与史太白技术转移中心的中国区负责人进行过深入交流，在以后的文章里可以专门介绍他们的技术转移模式。

05

中国“专精特新”

与德国“隐形冠军”的差距

◉ 首先，中国企业年龄太短（单项冠军平均年龄20年，小巨人企业平均年龄10年），再加上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成长，一旦经济危机的苗头冒出来，中国政府就通过政府之手进行调节，尽量削平经济周期。因此，中国企业没有经历过非常严重的大风大浪的考验，相当一部分单项冠军企业还没有完成代际交接班。而很多德国隐形冠军企业，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也经历过一战之后魏玛共和国期间和二战之后1945-1947年之间的令人咋舌的通货膨胀，所以，有丰富的抗风险能力和永续经营的经验。

◉ 其次，从产品创新水平、产品品质和可靠性、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研发强度、市场领导力上来看，中国的专精特新离德国的隐形冠军也有显著的差距。只有少部分企业参与或者主导国际、国家和行业标准的制定和修订。

例如，从研发强度来说，德国隐形冠军的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5%左右，而且在绝对数量上远远超过中国企业。经常是每年上千万欧元与每年两三千万人民币之间的差距。更何况德国隐形冠军在此之前已经保持了几十年的高强度研发，积累了大量的专利，布局了密不透风的专利陷阱和壁垒。

虽然工信部某官员曾经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入选“小巨人”的企业研发强度超过7%，但是，明眼人都知道，这个数据不太可靠。根据我个人的估计，专新特精“小巨人”的研发强度大约为3-4%之间。

举例说明，根据安信证券的研究，科创板、创业板、中小板和主板的专精特新公司，2020年平均研发/收入比例分别为6.44%、6.91%、4.77%、2.58%。研发人员方面，2020年，全部A股公司的研发人员占比平均为17.64%，中位数为13.51%。专精特新上市公司的研发人员平均占比为22.11%，中位数为18.31%。因为已经上市，这组数据相对更为可靠。而且上市公司的研发强度大概率要比还没有上市的小巨人企业要大。

再举例说明，根据浙江省经信厅的数据，浙江省470多家小巨人企业的研发强度大约4.5%左右，我估计除了北上广深之外，中国其他省市的专精特新“小巨人”的研发强度，不太可能比浙江更高。这种研发强度的虚报和虚增，主要是因为参评“小巨人”时填报材料的需要。某地方的经信局局长就曾私下向笔者咨询，“如何准确地识别出企业的研发强度？”

类似的问题也存在于申请材料中专利注水现象中。具体来说就是：1）外部受让专利来凑足专利数量，而这并不代表自身研发能力；2）企业的专利技术方案可能并未实际研发或实施；3）企业专利尽管获得授权，但技术不一定领先（请参考方圆研究院孙高岭《从科创板的要求看专精特新企业的创新能力》）。

◉ 第三，就国际化程度而言，专精特新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处于起步阶段，绝大多数停留在进出口贸易阶段，只有少部分企业走出去在海外设厂，或者直接参与国际并购。而德国的隐形冠军的海外分支机构大约在30个左右。

在中国企业里面，华为的国际化程度是最高的。华为在全球160多个国家都有分支机构。如果我们把华为的国际化程度比喻成100分，那么，绝大多数小巨人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只能勉强得10~20分左右。

◉ 第四，缺乏富有工匠精神的高技能人才是制约专精特新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在工信部《关于为“专精特新”企业办实事清单》中或者《“十四五”中小企业发展规划》中，对如何发展职业教育，培养高技能人才方面，一笔带过，所谈甚少。

在一篇在谈到《为什么顶级的机床都是欧美日，而中国造不好呢？》的网文中，该文作者采访了几位业内人士，其中吐槽最多的就是人才问题。

其中一个专家认为：“中国造不了高精度机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是缺乏工人和一般企业培养不了高技能人才。

举个简单的例子，培养八级钳工耗资就不是个小数字，而且时间也很长。并且，8级钳工也不能止步不前，也需要时不时去进修一下。另外还要经常给他高难度的工作（小工厂根本培养不起），不然技术会生疏的。培养出一个高水平工人，没有5～8年的时间根本办不到。即使培养出了高水平的工人，如果企业制度不能提供优越的条件，也留不住这样的人才。这就造成了很多工厂不愿意花资金去培养优秀工人。其次，是没有精力去设计生产高水平的机床。有时候一台机器造下来要花两三年的时间，以德国为例，以前加工一根卧式铣床的刀具轨需要的工人数为一名工程师，两名技师，3～5名高级工人（大约相当于国内刚拿到8级钳工证的人），而且也非常耗时间，大约要半年（包括精加工和表面处理，以及修配）。这样下来，除非是大规模企业，小企业根本负担不起这样的开支和时间。”

另外一个专家则认为：“在中国制造业，工艺远比制造难度要大的多，如钛合金焊接技术，大型弹射器的气密技术等等，中国缺的不只是技术工人，更缺的是工艺师。可以说，中国机床严重缺少各方面专家、人才，许多关键性技术(如刚性、热变形、振动、噪音、精度补偿等)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还有就是材料、模具、数控的人才缺乏，没有这方面足够的人才，中国的机床产业要赶上国外先进水平又谈何容易！”

06

中国“专精特新”企业

与德国的“隐形冠军”的不同

因为政治制度不同，国家文化不同，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中国专精特新企业表现出与德国隐形冠军非常不同的一些特点。

◉ 首先，“专精特新”企业的评选表现出明显的政策导向，主要是为了解决“卡脖子”，工业强基问题。某些市场占有率很高的企业，或许可以入选德国的“隐形冠军”（例如，做假发的），而不一定能入选中国的“专精特新”企业。

◉ 其次，专精特新企业的评选特别强调制造业导向，比较缺少高端服务业。例如，知识密集型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或者特殊类型的金融服务公司。而德国的隐形冠军中，服务业至少占据15%左右。

◉ 第三，全世界不同国家的产业发展都表现出产业集群的特点，但是，类似中国这种高度人为设计的工业园、科技园等，除了台湾和新加坡以外，几乎绝无仅有。不同于德国的城乡差别小、地区发展程度差别小，中国的产业集群的地区分布非常不均衡，地区差异非常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度集中分布在辽宁、山东、江苏、浙江、广东等东部沿海一带。特别是宁波、常州、潍坊、青岛、东莞这些城市。越是中小企业发展好的地方，贫富分化和收入差距越小。所以，发展中小企业，包括专精特新企业，本身就是与共同富裕紧密相关的问题。

◉ 第四，相比德日企业，中国“专精特新”企业获得初步的成功之后，很少再满足于某个细分市场，而是表现出更强的成长导向，更强的多元化经营的冲动。很多日本长寿企业，上百年来一直在经营祖上传下来的老店老铺，或者某种酱油清酒、农产品和海产品，或者几十年如一日做某种类型的螺丝或者基础材料。而这种对既有业务的长期坚守、持续改善的特点，在中国企业身上极少出现。

例如，光电企业领域的单项冠军——宁波舜宇光学——在2014年就提出，苦干十年，争取在2024年达到1000亿营收。为此，他们不断地丰富自己的产品线，特别是改变商业模式，从单纯的生产产品，变成服务型制造业，提供系统解决方案。

再例如，另外一家从事精细化工和新材料的隐形冠军企业江苏强力新材，在光刻胶产品线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并没有停步在原有的细分市场，而是在资本的加持下，沿着产业链上下游进行纵向整合。

这种多种经营和对高速成长的渴望，可能与中国市场的特点有关。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普通消费者对产品品质的要求并不高，而更看重价格。

过去十年里，淘宝和拼多多等电商的快速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延缓了专精特新企业的发展速度，缩小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因为发展“专精特新”需要需求端的强力支撑，需要有下游企业和客户需要高品质的产品，愿意支付高价。也就是到了最近三四年里，当中国的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即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内消费升级之时，同时美国对中国在技术进行脱钩，对中国企业进行制裁，动不动列入实体清单，禁止出口一些关键技术和关键零部件，这一切倒逼中国不得不走“专精特新”之路，企业的发展的气候和土壤才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07

破解德国“隐形冠军”

不上市的迷思

在比较中国的专精特新企业与德国的隐形冠军企业时，很多人都发现中国企业比较高调，热衷于上市，成为“显性冠军”。而德国的隐形冠军非常低调，对资本市场敬而远之。

根据西蒙教授的研究，最近二十年来，德国隐形冠军上市的比例也在不断提升，但是，也只有20%左右。在西蒙教授看来，低调的“隐形冠军”有助于避免竞争，不受制于资本市场的短期波动，而专注于核心技术和产品品质的提升。所以，他对中国专精特新企业热衷于上市，不太理解，也不太认同。

事实上，这是一个需要破解的迷思。

德国隐形冠军企业不轻易上市的神话，需要放入过去两百多年德国金融体系的大历史中去，才能看得比较明白。上市不上市，并非“专精特新”或者“隐形冠军”的本质特点。“隐形冠军”这个概念最重要的不是“隐形”，而是“冠军”。上市或者不上市，有利有弊，各有千秋。条条大路通罗马。

在《金融的谜题：德国金融体系的比较研究》一书中，张晓朴、朱鸿鸣两位金融专家把德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1800-1870年的大孕育阶段，1870-1915年的大发展阶段，1915-1947年之间的大逆转阶段，1947-1997年之间的大稳定阶段，1997-目前的大转型阶段。

特别是，在1870年-1915年之间，德国发展出了以股市为主的资本市场和以三支柱银行（私人银行-公立银行-合作储蓄银行）为特点的银行体系都很繁荣的双高型金融体系。在这个阶段，德国上市公司的数量和美国上市公司的数量一样多，将近400家左右。只是到了二战以后，因为各种原因，德国的金融体系才转向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强调稳定大于一切。与此对应，德国企业的发展也主要是内生式发展为主，融资方式也主要是以公司利润的内部留存为主的自我融资，和银行债务融资为主。

2019年9月，在《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从以英美为师，转向与德日同行》一文中，笔者写到“令我最困惑的问题是：在这个世界上，是否存在一种完美的模式，能把市场导向型金融和银行导向型金融结合在同一个经济体内，而且运转自如？悖论整合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看看过去二十年里中国的发展，尤其是在房地产价格不断高企、P2P不断爆雷和“双创”大跃进情况下，赚快钱的欲望总是战胜做实业的耐心。能否在同一个体制里，建设双高型的市场导向型金融和银行导向型金融，很难，需要未来的实践证明。”

《金融的谜题》一书，非常好地帮助笔者回答了这个困惑。就金融业增加值与制造业增加值之间的关系来说，全世界的国家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种类型。1）小金融、大实体，以德国、日本为代表。2）小金融、小实体，以西班牙、法国为代表。3）大金融、大实体，以中国、韩国为代表。4）大金融、小实体，以英国、美国、意大利、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为代表。大金融和大实体相互支撑，这是中国应该坚定不移走的发展道路。

以史为鉴，德国在1871年到1915年的金融体系实践，给了我们重要启示和信心。而深入分析1997年以来德国金融体系大转型不成功的原因，也会给我们重要借鉴。学者曾经对此提出了三种归因，包括工业化模式论、机构代替市场论、大陆法系论等。而《金融的谜题》两位作者则提出新的解释，也就是实体经济“大逆转”论。

简单地说，最近三十年里，德国在很大程度上错过了互联网的上半场，在新经济方面没有诞生多少创新型的公司。《GEM全球创业观察》历年来的统计数据表明，德国创业的活跃率很低。在18岁到60岁的工作人群中，打算创业或者正在创业的只有不到3%，远低于中国的12%左右或者美国的8%。

1997年到2004年之间，德国也试图模仿美国的纳斯达克市场开办了新的股票市场“新市场”（Neuer Market），但是，因为缺乏足够多的、优质的、可以上市的企业，所以，这个新市场失败了，德国所期望的金融体系大转型步履艰难。但是，也正是因为转型没有成功，所以，比较幸运地躲过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损失比较小一些。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波澜壮阔的创业创富创新活动一浪接着一浪，好公司层出不穷。而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结构已经基本搭建完毕（沪市-深市-京市、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各地的股交所等），风险资本市场投资和并购活跃，退出方式多样化，越来越方便。随着关于股市的治理机制不断完善，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双高型的、有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指日可待。如果专精特新企业能合理利用资本的力量，快马加鞭，同时又不忘初心，始终坚持聚焦和创新，一定会更上一个台阶，成为全球市场上的单项冠军。（本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