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会对我们的未来产生哪些影响？

数月之前，几乎没有人知道 SARS-CoV-2 的存在，而今这一病毒已经扩散到了全世界几乎每一个国家。COVID-19 对现代社会的破坏规模可能是现如今在世的很多人从未目睹的。

在世界范围内，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持续增长，疫情短期内得到控制显然已经不可能。这次疫情将会如何终结？它又将对社会造成怎样的深远影响？这篇来自《大西洋月刊》科学记者 Ed Yong 的特别报道，为我们描摹了疫情可能塑造出的未来。

数月之前，几乎没有人知道 SARS-CoV-2 的存在，而今这一病毒已经扩散到了全世界几乎每一个国家。COVID-19 对现代社会的破坏规模可能是现如今在世的很多人从未目睹的。

如此规模的全球大流行疾病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近些年来，数百位卫生专家撰写了许多书籍、白皮书和专栏，警告所有人很可能会发生下一场全球大流行病。比尔·盖茨（Bill Gates）一直都在告诫听得进劝的任何人，他那场 TED 演讲已经有 1800 万观看量。2008 年，我为《大西洋月刊》写过一篇文章，警示美国并没有为终将到来的下一场疾病大流行做好准备。而当下的确出现了这样一种病毒。

所以，现在该怎么办？此前在某个深夜，我与一位怀着孕的朋友谈了谈这一场全球大流行病，当时再过几天就到她的预产期了。我们意识到，她即将出生的孩子会是第一批踏入一个已经被 COVID-19 深刻改变的世界的新生大军之一。我们决定称这些孩子为“C 世代 ”。可以预见，人们在接下来几个星期所做的决定，以及我们所经历的失去之痛，都将重新塑造 C 世代未来的生活。

首先来简要回顾一下。《全球卫生安全指数》（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dex）旨在评估全球所有国家面对传染病大流行的应对能力，其中美国以 83.5 分的最高分位居世界第一。这个国家素来以富有、强大和发达的形象示人，被认为是准备得最充分的国家，而这种幻觉被打碎了。虽然在两三个月前，病毒在其他国家的扩散已经对美国发出了警示，但是当 COVID-19 最终真正席卷美国本土时，它失败了。

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的传染科医生纳希德·巴德里亚（Nahid Bhadelia）表示：“无论如何，即使是装备最好的医疗卫生系统，（像 SARS-CoV-2 这样的）病毒对它来说也是一次考验。”新冠病毒的传染性和致死率都高于季节性流感病毒，并且它更加隐蔽，在引发明显症状之前数日就悄悄感染了更多的人。为了牵制住这样一种病原体，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必须开发出检测手段，诊断出每一位感染者，进行隔离，并追踪他们的密切接触者。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都在积极深入地实施这些防疫手段，而这些正是美国没有做到的。

正如《大西洋周刊》之前的另一篇报道所言，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在今年 2 月开发并分发了一批存在缺陷的检测试剂盒。独立实验室开发出了新的试剂盒，却因为美国食品与药品安全管理局（FDA）冗长的行政流程而迟迟无法获批。在最关键的一个月内，美国的待检测人数迅速增加到数万人，可是仅有数百人得到检测。美国作为一个生化研究超级大国，竟然连快速开发出简单的检测试剂盒都做不到，这实在令人难以想象。

在疫情早期检测跟不上几乎令其他所有防疫手段功亏一篑。如果当初美国可以精确地追踪病毒的传播轨迹，医院就可以有条不紊地开展应对大流行病的工作安排。而且，医疗卫生系统的运作已经接近满负荷状态，并忙于应付严重的季节性流感，现在又突然要面对一种新的病毒。

美国的医疗系统没有预留太多应对危机的空间，而是寄希望于在紧急状态下，其他不受影响的州为受影响的州提供帮助。这种理念适用于应对飓风或森林大火等地区性灾害，并不适用于现在已经扩散至全美 50 个州的流行性传染病。

今天这一局面的出现，部分还因为白宫在科学专业素养方面极其匮乏。大流行病应急筹备办公室曾经是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SC）的一部分，但是于 2018 年遭到解散。今年 1 月 28 日，该团队曾经的成员露西安娜·波利奥（Luciana Borio）就呼吁政府“即刻行动，阻止疫情在美国暴发”，并且特别强调与私营机构合作，争取开发出能够快速诊断且便于使用的检测试剂盒。但是由于这一办公室已被解散，波利奥只能通过《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发出这些警告，而无法直接对总统说出建议。美国没有马上行动，而是继续坐视不管。

美国因为错误应对新冠疫情而导致的局面，要比每一个与我交流过的卫生专家所害怕的还要严重。曾经在 2014 年协调美国应对西非埃博拉疫情爆发的罗恩·克莱恩（Ron Klain）感叹道：“（这比埃博拉）要糟糕多了。全球免疫和疫苗联盟（GAVI）的首席执行官塞斯·伯克利（Seth Berkley）表示：“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吓坏了。在整个工业世界中，美国可能会面临最严峻的疫情。”

未来数月美国将如何抗疫

美国的反应已经慢了一拍，很难再追上疫情的扩散势头——但也不是全无可能。医护人员已经见到了令人忧心的迹象：防护装备紧缺、病人数量持续增加、很多医生和护士也被感染。

意大利和西班牙已经以残酷的现实警示了美国之后可能陷入的状况。由于医院床位、防护装备和医护人员严重短缺，医生没有办法治疗和挽救每一个人，他们要被迫进行一种无法想象的选择：理性评估后优先救治那些最有可能存活的病人，而放任其他人死去。美国的人均床位数要低于意大利。为了避免疫情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美国必须快速采取以下四项行动。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快速生产口罩、手套和其他个人防护装备。如果医护人员的健康都得不到保障，那么整个响应机制都会瘫痪。导致这种短缺局面的原因在于，医院向来按需订购医疗物资，这还依赖于复杂的国际供应链。可是这条供应链目前也正因为疫情影响而处于严重吃紧的状态。

一些制造商已经开始直面挑战，生产抗疫物资，但是他们的付出只是杯水车薪，而且物资分配很不合理。约翰·霍普金斯彭博公共卫生学院的托马斯·英格利斯比（Thomas Inglesby）表示：“现在亟需对全美的后勤物资供应进行大型统筹。”他提议，可以抽调美国国防后勤部来处理这些事务，这是一个拥有 26 000 人的团队，也曾经协助应对包括 2014 年埃博拉爆发在内的很多次公共卫生危机。

这个部门还可以协调第二项迫切需求：开发出大量的 COVID-19 检测试剂盒。目前的检测速度缓慢，这主要源于五类相关物品和人员的短缺：为检测工作人员提供防护的口罩、取样的咽拭子、从取样样本中提取病毒基因的试剂盒、试剂盒中的化学试剂，以及经过专业训练的检测人员。这其中的多数短缺都源于供应链的紧缩。美国主要依靠三家提取试剂生产厂家，这样部署正是为了防止其中一家生产困难，然而这一次三家厂商都无法满足全球的空前需求。与此同时，全球最大的咽拭子生产厂家之一正位于欧洲疫情最严重的地方：意大利的伦巴第大区。

一些短缺问题正在得到解决。FDA 现在正在加快审批通过由私立实验室开发的检测试剂盒。但是检测仍然必须被小心使用。哈佛大学的马克·利普西奇（Marc Lipsitch）建议，应当优先对医务人员和住院病人进行检测，这样可以让医院及时发现并控制院内感染。只有当疫情发展放缓的时候，才可以对更广泛的人群进行检测。

种种措施都需要时间，而在此期间，这场疫情可能会加速发展直至超出医疗系统的应对能力，也可能减缓到可控的程度。基于这样的两种可能，全美的命运走势就有赖于第三种行动：社交隔离。可以这样设想：把所有的美国人分成两组。A 组包括所有参与医疗响应的人员，包括救治病人的医护工作者、检测人员，还有防护物资的生产人员。所有不包含在 A 组内的人落入 B 组，这一组的任务就是为 A 组争取更多的时间。B 组现在必须在物理上进行社交隔离，以阻断病毒的传播链，从而“压平曲线”。鉴于 COVID-19 的缓慢蓄势，为了避免医疗系统后续崩溃，必须立即实施这些措施，不要等到看起来适合采取行动的时候，而且必须坚持几周时间。

劝导全美民众居家并不是一件易事。在白宫方面给出明确的抗疫指南之前，市长、政府官员、企业雇主都被迫各自行动。一些州已经明令禁止举行大型聚会，或关闭学校和餐馆，并要求人们待在家中。但是仍然有不少市民继续涌入公共场所。

这时候，全民的健康安全取决于大部分人做出一定牺牲，明确的协调就至关重要，这也是目前应该快速采取的第四项行动。必须让大众理解社交隔离的重要性，并且还要稳定他们的信心，同时确保信息流通。然而，特朗普反复淡化问题，在并没有控制住疫情的时候告诉民众“我们很好地控制了疫情”，在确诊病例数量持续上升的时候宣称“新增病例数量将会下降到接近于零”。就如他关于人们普遍能得到检测的说辞一样，他在一些情况下不切实际的鼓吹加剧了这场危机。他甚至还推荐了未经证实有效的药物。

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所长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从里根时代就开始协助每一任总统制定应对新发传染病的策略。现在，他作为 COVID-19 专家组的一员，几乎每隔一天就要与特朗普会面。但是特朗普似乎一直在摇摆。不少权威人士和商业领袖也都在使用同一套说辞，他们认为放松社交隔离可以保护如老年人这样的高风险人群，同时允许低风险人群回到工作岗位。这种想法很有诱惑力，但它是有缺陷的。它过于高估了我们评估他人风险的能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将“高风险”人群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这种想法还低估了病毒对“低风险”人群可能造成的伤害，如果年轻人也大量感染，那么医院将不堪重负。现在就中止社交隔离是愚蠢的。

如果特朗普遵循已经实施的防疫政策，美国民众也继续保持社交隔离，相关机构再广泛地开展检测，以及能够生产供应上足够的口罩，美国仍然有机会扭转 COVID-19 疫情最坏的发展势头，至少可以暂时控制住。没人知道这场疫情会持续多久，我们只知道不会很快结束。“可能持续四到六周，最长可能持续三个月。但是我对这个范围也不是十分肯定。”福奇这样表示。

新冠疫情将如何终结？

即使是完美的响应也无法终结这场大流行。只要病毒仍然存在于某处，它就有可能在防疫松懈的地方引起二次暴发。面对这些情况，存在三种可能的结局：一种不太可能，一种非常危险，而最后一种非常漫长。

第一种结局就是每个国家同时压制住病毒，就像 2003 年的 SARS 一样。鉴于冠状病毒流行病传播范围如此之广泛，许多国家情况如此之严重，全球范围内同步控制住疫情的几率微乎其微。

第二种结局就是病毒的发展和过去的流感大流行一样：病毒全球蔓延，留下足够数量、具有免疫的幸存者，最终它将难以找到新的宿主。这种“群体免疫”过程发生得很快，因此很具诱惑力。但这里的代价将极其可怕：SARS-CoV-2 比流感传染力更强，也更加致命，疫情肆虐过后很有可能留下数百万具尸体以及崩溃的卫生系统。英国最初似乎考虑过这种群体免疫策略，但在模型揭示出悲惨的后果之后，他们就退缩了。而美国如今似乎也在考虑这一策略。

第三种结局就是全世界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打地鼠”游戏，四处扑灭病毒，直到生产出疫苗。这是最好的结局，但同时也是最漫长、最复杂的过程。

首先，这取决于疫苗研发。我们没有现成的冠状病毒疫苗，所以研究人员必须从头开始。最初的进展很快，让人印象深刻。3 月中旬 Moderna 公司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合作研发的候选疫苗已经进入早期临床试验阶段。这标志着从科学家首次完成病毒基因测序到往受试者胳膊上注射入候选疫苗，中间间隔了 63 天。福奇评价说：“这真是惊人的世界记录。”

但这也是众多缓慢后续中最快的一步了。最初的试验仅仅告诉研究人员疫苗是否安全，以及是否能够激发免疫响应。随后，研究人员需要检查它是否能够真正预防 SARS-CoV-2 的感染。他们将需要进行动物测试和大规模的试验，确保疫苗不会引发严重的副作用。他们还要弄清楚需要多少剂量，人们需要注射多少次，疫苗是否对老年人有效，是否需要其他的化学物来增强效用。

“即使疫苗有效，要想大规模生产也并不容易，”GAVI 的伯克利说。Moderna 使用新的 mRNA 疫苗技术，这一方法在动物体内奏效，但在人体内尚无证明。也有许多研究团队在基于更加成熟的技术研发疫苗。但无论哪种策略更快，伯克利和其他专家估计，研发出经过验证的疫苗仍将需要 12 到 18 个月的时间，然后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制造、运送以及注射入人们的手臂。

如此一来，新型冠状病毒很有可能会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徘徊至少一年，甚至更久。如果目前采取的社交隔离措施有效，那么大流行病可能会退去，让一切看似回归正常。办公室可以坐满员工，酒吧能够重新喧闹。学校能再次打开大门，朋友们也能再度欢聚。但是，随着常态的恢复，病毒也会卷土重来。这并不表示社会必须持续封锁到 2022 年。但是“我们需要准备好经历多个社交隔离时期”，哈佛大学的史蒂芬·基斯勒（Stephen Kissler）说。

关于未来几年的情况，包括特殊管制的频率、持续时间和时机，都取决于病毒的两大特性，目前我们对此一无所知。第一就是季节性。冠状病毒多为冬季传染病，在夏天会减弱或者消失。这对 SARS-CoV-2 来说可能也是如此，但是有着这么多免疫力低下的宿主可供感染，季节变化可能不足以放缓病毒的传播速度。哈佛医学院和波士顿儿童医院的玛雅·马朱德（Maia Majumder）说：“全球大部分国家都在焦急地等待，想看看夏季对北半球的病毒传播有怎样的影响，如果有的话。”

第二个特性就是免疫持续时间。当人们感染了较温和的人类冠状病毒，会引发类似感冒的症状，他们能够保持不到一年的免疫力。然而，少数曾经感染 SARS 病毒的人，他们的病情严重得多，并且免疫力持续了更长的时间。假设 SARS-CoV-2 位于中间位置，那么感染后恢复健康的人可能会有一两年的免疫保护。要确认这点，科学家将需要研发出准确的血清检测，即寻找赋予免疫力的抗体。他们还需要确认这种抗体确实能够阻止人们感染或者传播病毒。如果真是如此，具有免疫力的市民可以复工，照顾弱势群体，在社交隔离的回合战中稳定经济。

无论是因为逐渐累积的群体免疫，还是因为最终姗姗来迟的疫苗，病毒的爆炸式传播将会越来越困难。病毒要完全消失也不太可能。随着病毒的变化，疫苗可能需要更新，人们可能需要定期重新接种疫苗作为基础，就像如今的流感疫苗一样。模型表明，病毒可能会全球暴发，每隔几年触发流行。基斯勒说：“但我的希望和预期是严重程度会降低，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更少。”在未来，COVID-19 可能和如今的流感一样，成为冬日顽疾。也许它最终变得极为平凡，即使存在疫苗，大部分年轻人将来都懒得去打，忘却了他们的世界当年是如何被疫情改变的。

被疫情改变的世界

要达到这一点，还要尽可能减少死亡，代价将会相当大。经济受到了极大冲击，在美国，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减少了工作时间或失业。不平等也将会加剧：低收入人群由于社交隔离措施而遭到最猛烈的打击，他们也最容易出现慢性健康问题，这又增加了严重感染的风险。疾病曾经多次破坏城市和社会的稳定，“但在这个国家很久没有发生过这种事了，或者没有到达我们现在见过的程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医学史专家伊莲娜·科尼斯（Elena Conis）说，“如今我们城市化和大都市化的程度高得多，我们有更多人进行远距离旅行，生活在远离家人和工作的地方。”

在感染开始消退之后，第二波心理健康问题的流行病随之而来。在极度恐慌和不确定的时候，人们会切断正常的人际交往。拥抱、握手和其他社交礼仪，现在都有了危险的意味。焦虑症和强迫症患者倍加感到挣扎。老年人早已被排斥在大部分公共生活之外，他们被进一步要求疏远他人，这更加深了他们的孤独感。亚洲人正遭受到种族歧视的侮辱，总统坚持给新型冠状病毒贴上“中国病毒”的标签更是火上浇油。由于人们被迫待在家里，家庭暴力、儿童虐待的事件有可能激增。儿童可能会遭受精神创伤，一直伴随他们步入成年。

大流行之后，那些痊愈的 COVID-19 患者可能被回避、被污名化。医护人员也将需要时间来恢复：在 SARS 袭击多伦多一两年之后，与疫情打过交道的人们仍然更消极、效率更低，也更有可能出现职业倦态和创伤后应激。经历长时间隔离防疫的人们将会带着经历造成的伤痕。

但是，“我们度过这次创伤之后，也有可能迎来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的理查德·丹齐格（Richard Danzig）说。社区已经在寻找团结的新方式，哪怕他们必须保持距离。卫生观念也可能会变得更好。正如艾滋病的攀升使现代年轻人形成了更加安全的性行为那样，洗手 20 秒这一习惯过去甚至在医院里都难以贯彻，“如今可能是在本次疫情中我们习以为常的行为之一，这点我们根本都没想过。”科尼斯补充说。

大流行病还可能促进社会变革。人们、商业和机构都非常迅速地采取或者呼吁采取他们以前认为可能会拖后腿的措施，包括在家工作、使用电话会议、适当的病假以及灵活的育儿安排。

COVID-19 之后，美国国家认同的方面可能需要重新思考。在疫情期间，这个国家的许多价值观似乎在与国家处处对着干，它的个人主义、例外主义，将为所欲为与抵抗行为等同起来的倾向，导致当需要拯救生命、待在家里的时候，某些人反而涌向酒吧和夜店。

孤立主义多年来的言论也产生了后果。美国人一直把中国视作与美国十分不同的遥远国度，因此他们没有想到自己将会是下一个，或者说他们没有准备好。经历过去流行病的老兵们长久以来一直警告说，美国社会陷入了恐慌和漠视的循环。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COVID-19 这场灾难可能导致更彻底、更持久的改变。

COVID-19 大流行直接影响到每个人，改变了日常生活的本质。这不仅将 COVID-19 与其他疾病区别开来，也与我们时代的其他系统挑战区分开来。一个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各种搪塞，我们在几年内都不会感觉到后果，甚至直到感觉到后果时也很难细究责任。而当总统说人人都能获得检测，然而一天之后谁都不能检测，这又不同了。疫情也消解了特权：通常情况下，有权有势的人能够更好地保全自己，但现在也要面临隔离、检测阳性、甚至失去心爱的人。

911 事件之后，全世界聚焦反恐主义；COVID-19 之后，焦点将转移到公共卫生。期待看到病毒学和疫苗科学基金赞助的激增，学生蜂拥申请公共卫生项目，美国国内医疗物资的生产增加。也期待大流行病成为联合国大会的首要议程。安东尼·福奇现在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这样的改变本身可能保护世界免受下一场不可避免的疾病侵袭，正如经历过 SARS 的国家和地区在疫情中作出了更好的响应那样。

目前很难预测美国会从这场经历中吸取怎样的教训，尤其是考虑到如今在线算法只提供符合受众先入为主观念的新闻这一事实。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对外政策专家伊兰·格登堡（Ilan Goldenberg）说，这种动态在未来的几个月内发挥关键作用。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者 911 事件之后的系列转变，并不是出现一堆新想法。那些想法原本已经存在，只是在事件之后的几个月内，由于局势的变化和美国公众接受大规模改变的意愿，争论会更加尖锐。”

不难想象这样一个世界：大多数国家相信美国打败了 COVID-19；特朗普尽管犯了许多过失，却成功地把责任转嫁出去，支持率一路飙升；在其第二任总统任期内，美国进一步向内转，退出各个国际联盟，建立真正有形的城墙，从其他国家撤资；随着 C 世代的成长，“外国瘟疫”取代了恐怖分子，成为了新一代人的威胁。

人们也能想象美国吸取另外一番教训的未来：通过保持社交距离，人们反而诞生了团体精神，让人们向外转，结交外国和本国邻居；2020 年 11 月大选标志着对“美国第一”政策的摈弃；像二战之后那样，国家从孤立主义转向国际合作，充盈着稳定的投资和最聪明的头脑；卫生护理队伍不断壮大，C 世代的孩子们写学校作文时，都表示长大后成为流行病学家，公共卫生成为了对外政策的核心；全球合作起来，致力于解决类似大流行病和气候变化等挑战。

2030 年，SARS-CoV-3 不知从何而来，但短短一个月就乖乖就范。

来源： the Atlan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