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演变新动向及中国应对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的战略之举。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和诸多风险挑战，要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切实做好今后一段时期的经济工作，推动中国经济稳健前行。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关权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近年来，中美关系的演变和突发的疫情带来的危害使各国趋于保守，逆全球化趋势明显，世界经济格局正在重组洗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宋华盛认为，面对新形势下我国外部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我们应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包括实施好“双循环”战略，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人力资本池优势，推进全面数字化改革，以高标准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

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挑战的关键举措

1、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增强发展内生动力，进一步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建立健全相关市场的法律法规，提升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良性互动。

2、大力促进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政策链“五链”融合，重视挖掘和释放“工程师红利”，推动科技创新成果的有效转化，让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推动力。

3、加强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数字化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建立健全产业链数字化治理体系，推动产业链整体性、智能化转型升级，助推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体系现代化。

4、重构我国对外开放的经济格局，积极参与全球贸易规则重构，推动区域贸易投资一体化，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推动更高质量发展。

5、积极关注新经济、新模式、绿色发展等国际治理领域中的重要发展议题，提升中国在国际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沿线各国的合作，将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提升投射到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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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总体走向变化

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阶段。纵观近现代，全球化主要是发达国家驱动的，而如今发达国家内部出现比较明显的反全球化浪潮，经济民族主义抬头。“脱钩”与“战略自主”成为美欧发达国家的战略重点，美国针对中国和欧洲发起贸易战，意在构筑美国主导的新的国际多边与双边自由贸易架构；欧盟领导层从2020年以来逐步构建“欧洲战略自主”的政策体系，涵盖产业战略、贸易政策、欧元区金融架构、处理美欧关系的战略和增强欧洲主体地位的全球治理构想等，强调确立欧盟自主掌控的“经济主权”与“技术主权”。重新抬头的资源民族主义或许会成为一种长期现象。多边贸易体系WTO上诉机构停摆，WTO改革谈判达成共识困难重重，全球贸易自由化谈判进程缓慢。

区域经济合作趋势增强。全球范围的多边主义转向区域多边主义或者双边主义。比如，作为当前最大的区域性合作组织，APEC海纳百川，横跨太平洋两岸，但是由于其成员国在经济、政治制度和发展水平方面差异巨大，成员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其经济合作进程中的利益冲突激烈，导致合作进程艰难。美国的竞争性多边主义也阻碍了全球化进程。同时，随着各区域内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全球治理方式出现相应变化，合作性、包容性的区域多边主义趋势增强，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区域合作协议正蓬勃发展。

全球新一轮科技变革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兴起。这一进程将催生更加丰富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并对全球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产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影响，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新一轮变革也提供了一个“机会窗口”，缘由在于新一轮的产业革命所依托的变革性新技术尚处于初期阶段，多种技术还可能处在摸索、交织和碰撞阶段，相关规则也仍在初建阶段，新的竞争赛道涌现，这将为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各经济体创造更多的新机遇，也将重塑各国经济竞争力和全球竞争格局。

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轨迹与前景。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在2020年上半年步入低谷，此后2021年下半年的经济复苏呈现了速度快、结构重塑、地区轮动复苏等态势。纵观我国主要贸易伙伴美国、欧盟、日本和东盟：对于美国，2020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下降5.0%，遭遇了自2009年以来最大降幅，第二季度按年率计算下滑32.9%，创20世纪40年代以来最大降幅；2021年增长5.7%，不仅高于世界经济平均增速，还创下其1984年以来最高记录。对于日本，作为外向型经济体，进出口贸易受疫情的影响首当其冲，连带影响其经济增长。据预测2021整年的GDP约为5.1万亿美元，和2020年相差不多，由于疫情反复、贸易收支出现逆差等原因，经济停滞不前。对于欧盟，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0年一季度经济同比萎缩2.7％，环比下降3.5％；德国一季度GDP环比下滑2.2％，创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大降幅；法国一季度GDP环比下降5.8％，成为自1949年以来最大季度降幅。根据欧盟委员会发布的2021年秋季经济预测，欧盟经济从新冠肺炎疫情中复苏速度快于预期，但经济增长前景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仍然很高，预计欧盟经济在2021年、2022年和2023年将分别实现5.0%、4.3%和2.5%的增长。对于东盟，2020年受疫情影响经济大幅萎缩，菲律宾和泰国分别收缩9.6%和6.1%，其他国家平均比疫情前低5%；2021年总体看，新加坡增长7.2%，是东盟中率先复苏的国家，其余国家仍然面临着较大的增长缺口，其中越南和印尼4个百分点左右，马来西亚和泰国5个百分点左右，菲律宾高达9个百分点。

总体看，全球经济走向呈现“V”字型。疫情暴发伊始，各国经济形势迅速“恶化”，情况极为严峻，2020年全球GDP深度衰退幅度3.3%，遭遇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展望未来，全球经济整体上行进而回归中长期发展轨道，但仍面临着风险。虽然短期内，疫情给各主要经济体带来的创伤巨大，但随着各国防疫措施升级和应对疫情能力提升，疫情冲击对世界经济的损害明显减弱，各国快速采取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也推动了经济复苏。《世界经济黄皮书：202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2021年是全球经济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大幅度衰退以来进入快速复苏的一年。2021年的全球经济复苏是“强刺激”加上低基数等因素下的报复性反弹，经济增速达到6.0%左右。这意味着，全球经济总体收复失地，两年平均增长约1.3%左右。值得注意的是，奥密克戎引爆全球新一轮疫情，世界银行2022年1月《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1和2022年全球经济增速分别下调0.2个百分点，未来全球经济运行仍面临着风险。

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和调整。疫情在全球范围暴发后，世界各国普遍受到严重冲击，基于对安全的评估，多国采取边境、贸易等限制措施，严重干扰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分销网络。国际分工的专业化和细化，一方面导致部分产业链过度集中于某个区域，另一方面导致其分工布局逐步走向局部化和碎片化，进而在冲击面前暴露出全球产业链整体的脆弱性。受疫情冲击，一度造成严重的“断链”风险，出于保证供应链的安全和弹性以及分散风险的考虑，各国企业采取缩短供应链、扩大库存等方式应对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并且纷纷加快产业回流的战略部署。简而言之，诸如新冠肺炎疫情之类的黑天鹅事件冲击，叠加逆全球化思潮，以及产业链竞争在国家竞争中重要性的上升，原先基于效率优先的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的全球产业链布局模式将调整，转向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兼顾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韧性以及自主可控，全球产业链重构和调整，呈现产业链区域化、短链化、备份化趋势。未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更可能在全球不同地区区域化或集群化生产，如在美洲、欧洲、亚洲、非洲等地域聚集成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既能实现全球的水平分工，又能实现垂直整合的生产关系。

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演变新动向及中国应对

世界经济格局演变新动向

2008年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世界经济的走向，它给本来就十分脆弱的某些国家的经济造成了巨大创伤，包括出现了严重负债问题的欧洲部分国家，也包括长期处于低迷状态的日本以及周边国家和经济体，中国也未能幸免。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受影响的国家不得不增加财政支出，间接地造成了后来的产能过剩，而消化产能过剩则需要较长时间和成本。

到了特朗普执政的时代，美国开始调整战略：

第一，提出“美国优先”的口号，号召美国企业回归美国本土，尽管效果并不明显，但这种做法并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美国企业之所以走出去到其他国家投资，是依据国际分工的理论和经验选择的结果，它们选择其他国家和地区投资一定是看中了当地的收益高于美国。毕竟资本是逐利的，企业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组织，这一点作为市场经济代表的美国是十分清楚的。

第二，美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开始回归保守，接连退出或者威胁退出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协议，即使是盟友也由于利益关系而撕破脸皮，更不用说针对中国这样的非盟友关系甚至对手关系了。对于中国，美国认为巨额贸易逆差是不公平贸易的结果，于是针对关税问题对中国进行打压，并且不断加码，其理由其实冠冕堂皇，根本经不起推敲。重要的是，美国这种做法不仅不合理，而且对其自身也没有好处。自2018年开始增加关税以来，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并未减少，只是美国已经不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了，而中国的贸易总额则在不断增加。换言之，中国并不完全依赖美国市场，可以选择欧盟、东南亚等地区。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结果并不是美国想要的，因为在贸易摩擦当中美国消费者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它们需要面对上涨的物价，也就是一部分关税需要由美国人支付。另外，特朗普政权下美国挥舞的“关税大棒”并非专门针对中国，对其他国家也同样，这就导致了美国整体的贸易逆差进一步增加，其损失是巨大的。

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力图扭转特朗普时代的不利局面，开始拉拢盟友，试图恢复过去的关系，从而集中精力对付日益强大的中国。这是值得高度关注并且需要小心应对的，因为一个孤立的美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个以美国为首的集团：这个集团集中了当今最发达的国家，它们占据着各种有利的位置，掌握着有效的“武器”，包括科学技术、金融、话语权、价值观；不可否认，由于历史原因和政治经济原因，这些发达国家对众多发展中国家有较大的影响；这些国家习惯了在世界范围内的霸权主义，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和势力范围，它们会动用一切手段对对手进行围堵和打压，绝不会手软。

拜登执政以来，除了努力修复与盟友的关系，重点就是打压中国。在这一点上，他与特朗普的政策没有什么差别，不同的是“单掐”还是“群殴”，对中国而言显然后者更难对付。值得一提的是，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都把中国作为头号竞争对手进行打压，尽管它们没有明确提出“新冷战”的口号，但实际上都在做这件事。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在大张旗鼓地做，包括在中国周边建立新的军事同盟，如美英澳的奥库斯（AUKUS），也包括在印太地区谋划新的经济伙伴关系，如谋划建立印太经济框架。总之，美国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另起炉灶，在东亚地区建立一个排除中国的多方经济合作组织。

第三，2019年底突发的疫情作为“黑天鹅”事件给世界带来了巨大影响，不仅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导致了超4亿人患病，近6百万人死亡，而且给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2020年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都呈现负增长。国与国之间不得不进行封锁，货物贸易、人员交往都受到了严重阻碍。这次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远远超出疫情本身，因为它不仅对人的健康造成危害，而且导致世界经济的严重下滑和国与国之间的割裂。更值得重视的是，一些国家正在利用疫情制造新的矛盾：

首先，个别国家一直想把疫情暴发的原因嫁祸于中国，不惜动用各种宣传机器、国际组织，甚至谍报机构。即使WHO组织各国专家在中国开展了溯源工作，它们依然不满足，想方设法追究所谓的中国责任。其次，疫情导致了货物贸易的中断或滞后，给各国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很多发达国家开始主张本土企业的回归，这当中就包括美国和日本。事实上，这些国家在疫情之前就开始做这些工作，至少希望生产不要过于集中在中国，于是推动企业从中国转移出去。如果是按照国际分工原理，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为一部分行业在中国已经没有了比较优势，转移到成本更低廉的国家（如越南）是正当的行为，但现实是这当中不免夹杂着某些意识形态，以及对中国这个新兴大国的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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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化与挑战

出口增速或将面临回落压力。2020年下半年以来，一方面中国工业品部门强劲复苏，另一方面欧美国家供给和需求缺口维持在高位，虽然有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但是我国出口仍逆势增长。随着欧美各国疫苗研发推进和接种率提升，以及各国不同防疫政策的有效实施，疫情第二波冲击对世界经济的损害明显减弱。世界卫生组织在2022年1月19日举行的第十次针对COVID-19讨论国际突发事件的会议提出，各国应该取消禁令和限制。自2022年2月1日起，欧盟27国全面开放边境，取消入境限制政策和入境隔离政策；2月1日后，美国不再统计新冠病毒感染人数。欧美等世界各国相继宣布疫情结束全境开放。各主要经济体加大政策调整的方向与力度，全球经济呈现复苏趋势，各国生产逐渐恢复。因此，欧美国家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其需求复苏对中国的出口提振作用反而可能比较有限，出口增速或将面临回落。

外部政策溢出效应输入风险。大国的经济政策存在国际外溢效应。因此，主要发达经济体为维持增长、刺激复苏、应对通胀而出台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对其他国家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如果其政策失当或者采取不负责任的政策，将会给其他国家带来政策溢出效应输入风险。中国如今与各大发达经济体紧密相连，因而无可避免地受其政策变动影响。严佳佳和何梅蓉（2021）的研究表明，美国的货币政策会引发我国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波动，吴安兵等（2020）发现美国财政政策对我国实体经济存在动态溢出效应。疫情初期，为实现经济复苏，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采取非常规、大幅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包括注入巨大体量的流动性、极低利率和大规模纾困的财政刺激政策。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各国经济将逐渐向常态回归，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存在收紧的可能。随着美国和欧盟货币政策可能出现的转向，全球流动性从极度充裕逐步转变为充裕或中性，导致利率中枢上移，全球金融市场或面临重大调整，乃至发生市场动荡。英国通胀率上行压力增大，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桑德斯表示要为“大幅提前”的加息做好准备。对于中国，由于他国政策的外溢效应，央行可能跟随缩减货币政策刺激，带动金融条件收紧，融资环境受到影响，中小企业、低评级企业融资成本将增加，信用违约与破产风险加大，进而抑制投资与经济增长。同时，扩张性财政政策受到掣肘。

产业链重构和调整带来冲击。经济全球化高潮进入停摆阶段，全球供应链出现收缩趋势，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各国采取各种产业和贸易政策措施保证供应链的安全和弹性，全球产业链重构呈现区域化、短链化、备份化的趋势。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成品生产中心，是全球供应链的核心环节，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影响，而且很可能成为全球供应链和生产布局调整压力的主要承受者。一方面，疫情会加速中国部分产业链的外迁步伐。疫情前，基于中美经贸摩擦、中国劳动力等成本上升的背景，中国本土一些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链、资源密集型产业链、代工型产业链已经开始外迁进程，主要的外迁目的地是劳动力成本和关税较低的东南亚各国，同时还考虑开拓欧洲、非洲等新市场以寻求替代性的需求，以及邻近美国但关税较低的美洲国家以规避关税冲击。疫情后，受产业回流战略政策导向的影响，各国会降低在中国生产的产业链比重，中国的中低端产业链可能继续外迁。另一方面，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产业链呈现区域化趋势的背景下，中国面临被排除在某些区域产业链之外的风险。比如，由发达国家主导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美欧日等近年来签订的若干高标准自贸协定，如《美墨加协定》（USMCA）、《欧日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EPA）等，这些中国并未参加的高标准区域性协定会进一步强化北美、欧洲和亚洲三大板块的区域化属性，也会导致中国的产业链面临被排除在外的风险。

技术引进难度增加，科技脱钩风险加大。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发展，引进、消化、吸收来自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新形势下，一方面，随着全社会研发投入的快速增加、产业集群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突出作用，以及科研创新生态的不断健全，我国科技研发和创新能力得到整体提升。因此，能够从发达国家引入的技术领域和范围逐步缩小。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对于我国在技术上的防范心理和措施加大，导致很多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面临“卡脖子”问题。在“技术危机感”蔓延于美国政界的背景下，和中国科技挂钩紧密的美国很可能会在权衡贸易利得、本国产业利益的基础上，收紧对华技术出口管制，有选择性地遏制中国科技发展，甚至在局部领域推动技术“脱钩”，比如在一些中国急需却又无法实现自给的核心技术上，尤其是在与中国存在较大竞争的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三大重要领域。一旦西方发达国家实施限制性措施，科技脱钩效应显现，我国众多关键技术面临“卡脖子”问题，这将给我国科技和产业发展带来巨大挑战，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将受影响。

更多更严苛国际规制壁垒的挑战。发达国家未来可能联手制定更高的规制标准应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包括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把非碳化与国际贸易挂钩等。数字贸易方面，一方面，我国数字贸易蓬勃发展，逐步巩固数字贸易大国地位；另一方面，用户隐私安全、互联网络安全、技术标准等领域的相关规则还不尽完善，统一的规范性的细化文件还有待完善，跨境电商实体对规则的认知参差不齐，且网络技术和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绿色经济方面，发达国家将全球气候问题与贸易、投资和金融等挂钩，成为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手段，并以此协调单边主义，如欧盟建立的碳边境调节机制，试图通过征收“碳关税”来解决“碳泄漏”问题。在我国正处于从高碳经济增长模式向低碳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关键阶段，发达国家的此种做法不仅加大我国低碳经济转型的不确定性和成本，而且严苛的绿色壁垒也给我国未来在国际绿色非碳产品中的贸易管理带来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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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挑战的措施

实施好“双循环”战略，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良性互动。从国内大循环角度，经济规模和服务业比重越大，国内循环的比重越高。我国幅员辽阔、规模庞大，潜在内需巨大，可以更多依靠国内消费。因此，要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增强发展内生动力，一方面，收入分配中增加劳动要素报酬份额，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另一方面，要继续深化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改革，减少消费者后顾之忧。从而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庞大市场可为国内产业发展升级提供广阔空间，为不断开展技术创新提供持续的市场支撑。进一步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建立健全相关市场的法律法规，提升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从而推动国内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角度，提高对外开放和“走出去”的水平和质量，以国内巨大需求市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以高质量的企业、产品、服务“走出去”打造“中国制造”品牌特色，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建设并服务于国内市场，全面重构内需与外需的关系，推动中国未来的高质量发展。

以创新促发展，充分发挥超大规模人力资本池优势。创新发展方面，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发展势头强劲，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我国排名第12位，是前30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并且，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发明专利申请量等指标位居世界首位，研发经费投入快速增长。高质量人力资本方面，我国“工程师红利”初现，基础教育巩固发展，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据统计，我国受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高技能劳动力已超过1.7亿人，每年高等院校毕业生保持在800万人左右。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改革开放早期，我国优秀年轻人出国留学，学成后回国的比例很低。但现阶段，留学生中毕业回国比例逐年上升，并且有一部分早年出国学有所成的群体也加入回流队伍。因而，如果说在早年国人担忧年轻人出国留学造成人才流失（Brain Drain），那么现阶段进入海外人才收割期，国外将成为我们的人才银行（Brain Bank）。这些都为创新发展积蓄了丰富的人力资本池。因此，要推动教育改革，提高人口质量，扩大人才蓄水池，重视挖掘和释放“工程师红利”，为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创造有利的人才条件。大力促进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政策链“五链”融合，从而推动科技创新成果的有效转化，让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推动力。

推进全面数字化改革，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高级化转型升级。数据作为继劳动、土地和资本之后又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将带来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根据有关测算，到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将达到32.7万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11.3%。针对数字化改革，要加强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其普及水平；并加强网络安全、隐私保护、数字标准等相关规则的制定，规范化市场主体行为。关注大数据时代衍生的消费者新需求，借助数字化互联网平台建设和推广，大力推进数字化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充分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经济管理领域的应用，建立健全产业链数字化治理体系，推动产业链整体性、智能化转型升级，助推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体系现代化。

以高标准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重构我国对外开放的经济格局，在扩大和优化开放过程中对资源配置进行整体重组。积极参与全球贸易规则重构，积极推进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进程，充分发挥在RCEP协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中的主导地位，通过参与高质量协议，推动区域贸易投资一体化，有效利用和更好地参与亚洲产业链价值链，逐步提升自身的亚太地区分工地位，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推动更高质量发展。

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绿色发展、全球价值链深化和调整等全球化重构的背景，新规则与政策的出台与完善迫在眉睫，中国应积极关注新经济、新模式、绿色发展等国际治理领域中的重要发展议题，并积极参与新规则的构建，提升中国在国际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同时，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沿线各国的合作，选择重点领域进行突破，维护更为稳定、互利共赢的双边和区域经贸关系。将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提升投射到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在未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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