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差点被改写——晚清，一次功亏一篑的刺杀慈禧行动

慈禧太后

前言

康有为一直将慈禧太后视为维新变法的重大阻碍，必除之而后快。戊戌政变前夕还曾有联合袁世凯“围园劫后”之计划，而戊戌政变后，康有为逃亡海外之初，仍然不放弃派人暗杀慈禧之举。甚至到光绪三十年（1904）还派梁铁君入京行刺，但由于康、梁年谱都语焉不详，并未能道出真相。只有章士钊在一九六一年写的《吴道明案始末》（按：吴道明为梁铁君之化名）一文，有较详细地谈及此事，只因章士钊见过梁铁君之子梁元及其所藏梁铁君遗札四封并有康门弟子徐勤、罗普、伍庄、唐恩溥等人的题跋，当然可掌握更多的史料，也呈现出一些历史的真相。而此珍贵书信于数年前为香港收藏家翰墨轩主人许礼平先生所得，蒙其提供照相复印件让我展读，我做出释文并蒙其校对，心铭感激。又见康有为文孙康保延家藏梁铁君之遗札（见《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册）及学者孔祥吉所发现一封梁铁君给康有为的信，笔者据这些信函重新梳理此段史实，并参照康有为的诗集，梁启超的书信，康门弟子徐勤、伍庄等人的亲见亲闻，而详其此事之颠末。而康有为在新、马的行迹还借助新加坡学者李庆年、张克宏的研究著作，其他如学者李永胜找出当年《中华报》对梁铁君被捕后的报道，都是极其珍贵的史料，对于还原历史真相，有莫大的助益。

担任暗杀慈禧之举

据《梁启超年谱长编》云：“庚子年勤王运动失败以后，南海先生便筹谋暗杀计划，他的主要对象当然是西后，其余如荣禄、李鸿章、刘学询、张之洞等都曾在谋刺之列。这个主张发起于南海，以后便成为党中重要事业之一。他们以为西后是变法维新保皇救国的最大阻力，其余如荣、李、刘、张等，也都是保皇运动的妨碍者，所以不惜以巨资收买侠士，谋刺他们。数年以来，以经营此事，费去数万元之多，但是，结果毫无成绩。”保皇党人陈国镛在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致美国侨领、保皇党的骨干谭张孝（良）信亦云：“至募死士刺杀贼党一层，为极难事。自去年至今日，以日日注意于此，已费许多金钱招致此等侠士，惟总未见一施诸实事耳。”（见《康梁与保皇会：谭良在美国所藏资料汇编》一书）

而到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九月三十日，梁启超给康有为的信云：“……革命难行，先生之言固也。然樱田之事，弟子以为舍钱买侠士者，其人必不可用，故力不主张，非谓此事之不宜行也。如现在所谓林侠者，弟子未见之，不能断其人，而何以数月不往，惟日日挥金如土，致使先生苦于供养，然则此等人供养之，果能为用乎，非弟子敢言矣。数年来供养豪杰之苦况，岂犹未尝透耶？日日下气柔声，若孝子之事父母，稍拂其意，立刻可以反面无情。故弟子常与勉、云等言，今之供养豪杰，若狎客之奉承妓女然，数年之山盟海誓，一旦床头金尽，又抱琵琶过别船矣。故用钱以购人之死力，此为最险最拙之谋也。……弟子之沮是议，非沮其宗旨也，沮其手段也。”另外，同年九月初七日徐勤给康有为的信也表示：“今日中国欲行荆、聂之事（本是第一要事），苦无其人。”（见《康有为与保皇会》一书）

这迫使康有放弃招诱死士之法，起用党人担任暗杀之责。于是光绪三十年（1904）梁铁君东渡日本，与梁启超商讨再次刺杀慈禧的计划。同年九月十七日梁铁君给康有为写信。

该信是要康有为速筹款项汇来，否则会前功尽弃。而梁启超在同年十月五日给康有为的信说：“铁老来此后所商各节，前曾略禀。今铁老有一书详言，不必再赘。现铁、默、刚皆已行，朴亦日间决再往。铁、英一枝，刚、朴一枝，合办必得当也。惟现据铁老所预算，最少为办至明年四月实行时止截者，约须一万元（为最省之数），而此间既已无存，现罄《丛报》所有，交彼诸人为行费，许以一月以后陆续接济。盖弟子苟不许之，则令办事人寒心也。然虽许之，而实一文无存。……今日骑虎难下之势弟子实属焦虑，无法可施，惟望先生有以善其后耳。至此次，以如此之布置，如此之人才，实有可以成功之道，不成则真天亡中国而已。”虽经济条件十分艰难，但大家仍然踌躇满志，要奋力一搏。

《情义与隙末：重看晚清人物》

蔡登山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

同年十月廿三日梁铁君回复梁启超信（见《梁铁君遗札》）并请转康有为。

此信谈到未来将在京部署之情形，用了许多暗语，如设置子刚花园，学者李永胜指出那是暗杀的机关，其主要任务是“备朴兄一切制造及进退之路”，即为人员活动和弹药藏匿之处。光明、东洋车公司均为梁铁君所设机关。“若洋车不成，即荐人入小火轮，如朴兄者亦可成功”，实际是说暗杀慈禧的地点和方法。“洋车”何指，尚难解，或指慈禧所乘车。小火轮乃慈禧乘坐的豪华游艇。而章士钊曾问过朱启钤此小火轮为“日本三菱公司所承造，马力大，吃水深，仅能驶至高梁桥闸而止，自高梁桥以达倚虹堂，需换另一小火轮赓续驶行”。从信中，我们可以了解梁铁君及其他暗杀团体成员的一些活动情况。梁在武昌、天津、北京等地设立多处机关，对宫内帝后行踪也了如指掌。信中还谈到了在筹款方面所费周折。“电港不应，我不能不行”，章士钊认为当指香港华益公司，并说：“揆厥词意，尔熙贯通南北，大展经纶，大有捉襟见肘、钱不应手之感。”

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初梁铁君又有给康有为信（见《梁铁君遗札》）。

信中“朴池”乃指罗璞士，说他在研发炸弹，已有头绪，只是尚未试验。而梁子刚则计划用十月时间办成秘密机关，等罗璞士试验成功，将炸弹运往北京藏匿。但若试验不成功，则让罗璞士回广西（罗为广西会党头目）“觅好手数人来津，入子刚花园住，以为常久办法”。是梁铁君采用双管齐下的办法，除以炸弹炸之，还要招侠士伺机行事。关于罗璞士，梁启超在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下旬（按：《梁启超年谱长编》将此信误为光绪三十年，今从学者李永胜之说更正）给蒋观云信中说：“顷有一大失望之事，友人罗璞士者，前曾与涣卿言其人，想公间接闻之。此公去年来东学爆物及催眠术，学成归，方将实行。而此公昔本在广西运动占势，近在粤与西党中一重要头目通电，为吏悉，客月初间被逮，此间极力营救无效，于月之廿三，继两浏阳（按：指谭嗣同和唐才常，两人皆湖南浏阳人也）而去。弟为此事苦痛不可言状。此才真不易得，蓄志十年，一事不就，竟以此死，彼苍之虐，一何甚耶。公闻之，想亦为一哭也。”罗璞士在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因通电泄露在粤被捕牺牲，这对在京同志来说，损失之巨，实在难以估量，而炸弹也可能没有制成。

为掩人耳目，梁铁君开办东洋车公司，频繁展开公关工作，甚至与那拉小火轮之管带沈庆亭都有密切往来。

案发前的最后消息

而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下半年起到次年五月间，由于目前没有书信等材料出现，因此无法得知详情。

梁铁君通过北京警厅西分厅四区区官范履祥（信中称朗秋）的帮助，来与流亡在外的康有为、徐勤等人通信，并报告行动进展的种种情况。他通过照相及贿赂等方式结交姚焕卿、王汉章、冯仲平、建如、金蔚九等太监，与内廷沟通消息，了解慈禧的行踪。金蔚九甚至还可以用德律风（电话）和他联系。只是自昨年八月后，门禁加严，使得计划不得不一再推迟。其时北京人对于照相这个新玩意儿最感兴趣，宫里的太监更喜欢拍个真容挂在房间，留为自己欣赏。香港掌故大家高伯雨说：“不知有什么人向颐和园一个尚衣监马总管（尚衣监是宫里管皇帝衣服的一个单位，其总管为四品）吹嘘，说开在灯市口那家新的照相馆技术最好。马总管亲往拍照，甚感满意。铁君便竭力巴结马太监，几乎要义结金兰。两人往来渐密，并由马太监带他入颐和园四处拍照。”

而五月二十四日梁铁君又有信给康有为（见《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册）。

此信甚至连皇帝诊病的药方都可开列齐全，足见他已经和宫中太监联系之密切。信中有关光绪皇帝生病的情形，一定令康有为心情澎湃不已，所以康有为在《哭亡友烈侠梁铁君百韵》诗云：“圣主起居注，一一来报商。”也显示梁铁君掌握一手消息。

事泄被捕及鸩杀狱中

六月十九日梁铁君就被捕了。据康有为在跋文中说：“君易姓名为吴道明，而戴文诚为君至戚，乡士夫多识之。以诡姓名被疑讶，为怨者贪功被捕。”而据梁铁君之子梁元的说法：“顾尔煦有旧识粤人朱祺（按：当为朱淇），在杨以德（按：天津探访局长）部下任侦探，偶于天津衢市，彼此相遇，朱甚骇异，苦加诘问，尔煦语塞，因据实以告。夫尔煦者，一心无城府人也，朱既佯和其说，尔煦亦竟与嬉游无间。以致朱得乘间抵隙，搜出尔煦密码电本及其他秘件，为卖友求荣地，闻尔煦在京骤尔被捕以此。”此说是根据梁铁君六月十二日写给康有为信中提到菉荪，即朱淇，因此把梁铁君的被捕与朱淇告密联系起来。但据章士钊后来访问当时任北京外城警厅厅丞朱启钤，朱启钤说：“朱淇经营《北京日报》，以贪诈知名于时，其时与杨以德有所酬酢，自在意中。顾杨以德虽充天津探访局长，其时未能大露头角，赵秉钧帐下一小卒而已。谓彼与朱淇合从，搜出吴道明密件等，似不可能是事实。”而梁铁君死后不久，梁启超在同年十一月给康有为信还说：“铁事是否紫阳（按：代指朱淇）所构，今尚难断定，然据秉三（按：熊希龄）言，确是一店伴告发，似未必由紫阳也。”

但据章士钊访问朱启钤得知：“查吴道明之被捕，由提督衙门侦缉队，怀疑宫监与照相师行踪过密而起。时九门提督为那桐，案送南衙侦讯，又往灯市口照相馆搜检证据，发见履祥有同党勾结之嫌。外城警厅初知案连本厅之严重性，而开始认真侦查。履祥（按：范履祥，即梁信中称朗秋者）供称：与吴道明朋友往还是实，平日知其为康门弟子，至真实姓名为何，委实不知，供词十分狡展。寻于粪坑内觅得残余半毁信件，知吴、范彼此投递缄札甚密。又外国通过客邮到达北京之书函，大抵由范经手，谍报嫌疑，轩豁呈露，而履祥与吴道明并案发落支局以定。”

梁案发生后，京津各报怕得罪朝廷，都不敢报道，唯独彭翼仲的《中华报》独家采访报道，后来彭翼仲也因此获罪。学者李永胜根据《中华报》的报道，结合朱启钤说法，理出事情经过：梁铁君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十九日被捕。第二天，范履祥被捕。先在提督衙门审讯三日，然后，交外城巡警总厅。六月二十七日，两人被押往天津韩家墅讲武堂内审讯。七月五日，两人被解往天津，由袁世凯亲讯。然后，二人被分别解往马厂陆军第四镇和沧州淮军巡防营。七月七日，袁世凯进京。七月十三日，二人被处死。

据《中华报》的报道，袁世凯亲自审问。梁铁君在堂上侃侃而谈，说到紧要之处，袁世凯竟汗流满面（按：袁世凯怕梁铁君揭出他自己与光绪帝及维新派人士秘密交往的旧事），赶快停止审讯，命人把他架了下去，解往马厂陆军第四镇。报道云：“七月十三日上午十钟，该镇忽接到京中密码急电。着将吴某（按：吴道明，即梁铁君也）处死，限一点钟事毕复电。四镇执法官陆某知吴豪杰之士，断不用他人动手。当将来电示吴。吴云：既如此，速拿毒药来，以了君等公事。陆以他种毒品均不能速死，乃向人和镇药铺购红矾三钱（人和镇即马厂首村，统制衙门在焉。药铺名生春堂，铺东刘姓）。铺果因系毒品不敢出售。后经护兵告以原委，始敢卖给护兵。回镇后，当即研开，吴一饮而尽。腹中不受，当即吐出。吴云：可急速多买，复买五钱，饮下不过数分钟，即疼痛难忍，就地乱滚。不到一点钟，七窍流血而死。于十二钟复电：吴已处死。执法处乃饬人买薄棺一口立即殓埋于马厂南围门外乱土内（该处有官地一段，专埋正法兵丁及由津解往处决之盗犯）。外边则咸云得急症死。而范在沧州，亦同时处死。”

——摘自《情义与隙末：重看晚清人物》，北京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