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大教授评论：新加坡会吸取这次疫情的经验教训吗？

没有人希望出现危机。但“不要让一场危机造成的损失平白浪费”这句话让我们直面当前的新冠疫情。截至5月20日，新加坡有近3万新冠肺炎病例，是东南亚确诊病例数最多的国家，同时新加坡也是人口最少的国家之一(585万)，当地政府应该反思这些问题。

疫情大流行的一个受害者是新加坡的全球品牌。在我2018年出版的《新加坡模式：城邦国家建构简史》(Singapore: Identity, Brand, Power)一书中，我提出，新加坡的国际声誉是建立在其治理模式的成功基础之上的，而不仅仅是新加坡航空(Singapore Airlines)和樟宜机场(Changi Airport)等引人注目的商业品牌。

疫情大流行的一个受害者是新加坡的全球品牌。在我2018年出版的《新加坡模式：城邦国家建构简史》(Singapore: Identity, Brand, Power)一书中，我提出，新加坡的国际声誉是建立在其治理模式的成功基础之上的，而不仅仅是新加坡航空(Singapore Airlines)和樟宜机场(Changi Airport)等引人注目的商业品牌。

作为一个地缘政治上脆弱、自然资源有限的小国，新加坡的品牌价值不仅体现于经济方面。还在于可以赢得更强大国家的尊重、喜爱和支持。

新加坡对2019冠状病毒的最初应对措施被大肆赞扬。世界卫生组织肯定其在实施检测、接触者追踪和隔离方面的贯彻性。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甚至将新加坡的检测能力描述为“黄金标准”。

一个廉洁、任人唯贤、务实的政府是新加坡政府治理模式的核心。新加坡的政治领导人和专业精英资历和收入水平很高，负责在政策和技术层面上解决问题。通过吸取总结2003年非典防治的经验教训，新加坡已经建立了应对新冠肺炎初期阶段的体系。

然而，到3月中旬，大量在海外工作的新加坡人回国，他们大多来自疫情控制不力的国家地区。新加坡防治初期劳动密集型、调查式的接触者追踪方法很难继续维持。

许多回国公民无视要求在国内自我隔离的规定。新加坡疾病暴发应对系统并未被提升到最高级别。取而代之的是使用“断路器”等委婉说法，而不是“封城”。

避免极端措施符合当时的科学认知水平，也符合提振公众情绪和尽量减少对企业的损害的目标。政府同时在准备举行议会选举。所有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众对问题严重性的认识。

随后一段时间，新加坡每天新增病例超过1000例。其中绝大多数病例来自20万客工群体，大部分是孟加拉籍人士，他们住在43个私人经营的宿舍里。90%的印度籍人士病例住在外籍工人宿舍。

客工们的房间十分拥挤，通风不良，卫生状况堪忧。每个房间最多能容纳20名工人，他们共用厨房、厕所和盥洗区。在这些情况下，对新冠疫情控制至关重要的个人卫生和社交隔离措施难以实行，政府法规没有得到遵守和执行。

为了控制传播链路，各客工宿舍被划定为隔离区。客工被隔离在宿舍里，他们的焦虑随着劣质的食物、无助感和单调的隔离生活加剧。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加坡数以百万计的外来务工人员从事着许多建筑和垃圾管理方面的低收入工作，建设这座熠熠生光的全球城市，保持她清洁和绿色的面貌，这是新加坡标志性品牌形象的物质基础。在这个以商业和金融为导向的国家，他们也是最脆弱的群体，经常遭受剥削、社会歧视。

在这个焦虑的时代，本地社交媒体上经常充斥着仇外和种族主义的言论，在一个习惯于被奉为多种族和多宗教和谐典范的社会中，人们也时常表现出不宽容、相互指责和社会欺凌。

然而，新加坡人的善良、慷慨和公民行为也屡见不鲜。多年来，诸如非政府组织“客工亦重”（Transient Workers Count Too，简称TWC2）和“客工援助组织情义之家”（HOME）等社会组织一直在坚持游说政府改变政策，为无数被忽视的客工群体提供必要的援助。

事实上，在宿舍疫情爆发的前几周，TWC2在当地报纸上发表的一封信中警告说，客工很容易感染COVID-19。这些警告被忽视了吗?

新冠肺炎触动了普通新加坡人的同理心。然而，调动人们的正义感和团结感，无法掩盖新加坡模式深层次的结构性缺陷。这次教训应带来必要的根本变革。如果新加坡在疫情结束后，仅仅把它当作应对未来流行病的防疫案例研究，那将是一场悲剧。同样，在恢复正常工作之前，通过修建一两个世界级的标杆宿舍，来表面上改善民工的生活条件也不是根本解决之道。

作为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新加坡必须扪心自问，为何在其集体决策过程中，如此难以包容来自基层的多元、另类、甚至是对立的声音；为什么在飞速发展这么多年之后，整个经济体系和社会仍然如此依赖于低薪的客工，政府却不愿给予工人所期望的尊严，充分保护和对待这些工人。

为什么新加坡标榜自己是一个“聪明的国家”，但它的经济却迟迟没有通过投资和采用提高生产率的技术和诀窍来减少这种依赖。创造性破坏应该是答案吗？

新加坡高条件的社会福利政策是否为受经济和社会转型影响的人提供了足够的保障？

如果新加坡继续回避这些和其他必须面对的问题，那么一场非常痛苦的危机肯定会白费。

（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2020年5月8日的《印度商报》上。）

文：陈思贤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英国剑桥大学哲学，社会和政治科学博士。2013年至2017年担任李光耀学院第四任学术事务副院长。2000年至2007年，曾在国大的大学学者计划和政治学系任教。2009年，获得国大的杰出教育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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