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所不用之极 – 生物战简史

生物战与核战乃人类战争两大终极武器，核战在二战末期的长崎广岛已露峥嵘，然而生物战迄今为止并没有真正进入实战阶段。从当年的黑死病到今日的伊斯兰恐怖主义，生物战依然是一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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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3年，金帐汗国以倾国之力，围攻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热那亚殖民地塔法。

事情的起因始于亚速海尽端的塔那，意大利商人和塔那当地的穆斯林之间因故发生争执，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冲突，导致一位穆斯林被杀。穆斯林求助于信奉伊斯兰教的钦察汗札尼别，钦察大军兵临塔那，大汗要求惩办凶手，被热那亚人拒绝后挥军攻城。热那亚人退守卡法，依仗坚固的城墙与蒙古人死战。

札尼别受狂热的伊斯兰化浪潮影响，希望借此将基督教势力赶出克里米亚，进而剑指西欧。可是热那亚人经过40年的经营，把卡法城墙修得异常坚固，而且背靠海湾，能够获得充足的供应，据城死守。

就这样经过4年的围城，蒙古大军于1347年撤退。当年10月初，一艘来自卡法的商船抵达意大利西西里的墨西拿。

一场被称为黑死病的瘟疫从这里开始，在三年期间起码杀死了2500万人，占1347年欧洲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使得西欧人的平均寿命只有20岁。其后将近三百年间，它像个幽灵一样一直在欧洲大陆游荡，继续杀死上千万人。

黑死病传播途径

根据一位名叫德·莫西斯的人描述，在卡法围城时，金帐汗国的大汗札尼别下令用抛石机将病死的士兵的尸体抛入城内，于是瘟疫便在卡法流行开了。

这个经不起推敲的孤证，使得札尼别汗成为生物战的开山祖爷。

黑死病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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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尼别的遗愿被奥斯曼帝国继承了，1453年，穆哈默德二世攻陷君士坦丁堡，西欧从此成了孤岛。

外有伊斯兰教的步步紧逼，内有黑死病的不断流行，基督教文明经过一场凤凰涅磐，从尚武的伊比利亚半岛出发，驶向大洋，发现并征服了新世界，从而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在征服新大陆的过程中，西班牙人得到了一个强援：有一位黑奴从非洲带来的天花。没有接触过天花病毒的印第安人患病后死亡率极高，一百年内人口减少90%。天花的威力和印第安人对天花的剧烈反应，让美洲殖民者产生了一种潜意识，在万不得已时，用天花力挽狂澜。

天花在美洲流行

1763年，印第安人围困了一支英军，北美英军总司令杰弗里·阿默斯特给守军司令亨利·保魁特写信，建议把天花传给印第安人。亨利便借着和谈的机会，把天花病人用过的毛毯送给印第安人首领，不久印第安人的进攻就停止了。这是史上第一次可信的生物战。

13年后，独立战争开始，英军放弃波士顿，华盛顿兵临城下，面对空城而不进。因为据可靠情报，英军在城里布下了天花，于是下令全军没有得过天花的人全部接种人痘，才挥军入城。

美国内战期间，双方都有用天花进行攻击的计划，林肯在葛底斯堡做那个著名演说时，一名南方的女间谍化装成烈属，和他亲吻了一下，结果林肯在回程的火车上出现低烧。据说这个女人正患有天花，但人算不如天算，也许是林肯原来接触过天花，也许是天花病毒的传播不那么尽人意，这次生物攻击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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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克制天花的牛痘苗已经问世，微生物学正在诞生，之后几十年间，各种烈性传染病的病原体被确认，1894年香港大鼠疫期间，黑死病的元凶鼠疫杆菌被分离成功，1910-11年东北大鼠疫之后，伍连德先生在蒙古大草原进行的流行病学研究，确定了旱獭是鼠疫菌的自然宿主。考古学家在伊塞克湖发现的证据表明黑死病与1339年始于此处，然后经商路东入大都，西去里海，不仅在西欧导致几千万人死亡，在中国和伊斯兰世界也导致了同样数量的死亡，是一场全球性的瘟疫。

1911年，伍连德在哈尔滨

蒙古旱獭导致东北一带鼠疫不断流行，1931年918事件之中，关东军接管了伍连德先生经营20年的、当时国际鼠疫研究尖端机构东北防疫总站，并成立731部队，从预防和控制鼠疫开始，进行生物战研究，苏联方面也有同样的举动。

抗战期间，中方多次指控日方进行细菌战，战区确实有鼠疫流行，日军也确实在研究用鼠疫杆菌作为生物武器，但是日军是否有目的地进行成规模的细菌战，还没有可信的直接的证据。

关键之处，一是存在着鼠疫的自然流行，二是日方没有预防和治疗鼠疫的招数。虽然磺胺已经问世，二战期间青霉素问世，但这两种抗菌药对鼠疫杆菌无效，而且崇尚武士道精神的日军对抗菌药物看不上眼。

但是，在生物战上，日军绝对不是无辜的。

1939年，受731部队长官石井四郎派遣，日本军医林一郎来到美国，拜访洛克菲勒研究所。洛克菲勒研究所一直研究被称为黄色瘟疫的黄热病，林一郎希望能得到一株剧毒黄热病毒的样品，FBI发现此事后，阻止了林一郎的企图。此事上报陆军医学总监，加上其他迹象，美方认定日军在进行生物武器的研究。

美国必须有所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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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0月，国务卿亨利·斯坦森要求国家科学院成立专门委员会，对生物武器进行评价。1942年5月罗斯福总统给斯坦森下令，成立战时研究服务处，在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建立秘密实验室，进行细菌战研究，作为预备手段，不首先使用。战时研究服务处是非军方秘密机构，负责人是默沙东公司老板乔治·默克。

1942年，据情报表明敌国生物武器研究已经很成熟了，FBI在东京的间谍听到醉酒的德国人说正在教日本人使用生物武器，包括炭疽和斑疹伤寒。另外一项情报警告日本在研制使用斑疹伤寒和鼠疫菌的生物武器。还有几项关于德国人研制和使用生物武器的情报，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

美国的细菌战研究虽然以防御为主，但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服务办公室要求战时研究服务处推荐三种以上的生物武器，战时研究服务处推荐了炭疽菌和结核菌。

不管是敌国使用生物武器，还是己方使用生物武器，都存在一个如果为己方提供防御手段的问题，对付鼠疫菌、炭疽菌和结核菌等潜在的细菌战武器，磺胺与青霉素都不是很有效。

然而，由默沙东公司独家资助，罗格斯大学瓦克斯曼团队已经研制成功链霉素，对鼠疫菌、炭疽菌和结核菌有特效。

在生物战上，美国已占了先手。问题在于，默沙东公司会追求最大利益，垄断链霉素的生产和销售，那样的话依然来不及。

1944年夏天，更多迹象表明德国要开展细菌战，总统下令成立美国生物武器委员会，由乔治·默克任主席。

在巨大的财富的诱惑和一腔爱国的热血之间，乔治·默克面临艰难选择。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乔治·默克毅然放弃链霉素的垄断权。

乔治·默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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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一架飞机在苏格兰坠毁，机上所有人死亡，包括49岁的乘客、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雷德里克·班廷。

因为胰岛素的研究，班廷以32岁成为迄今为止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最年轻者。班廷是大英帝国的忠实爱国者，认为生物和化学武器是帝国赢得下一场战争的关键。二战开始后他开始大力研发生物和化学武器，以图拯救英国。这次在去英国是进行一项秘密使命，由于飞机失事，班廷的生物武器计划无疾而终。

二战没有动用生物武器，而接下来的韩战，中方指责美方开展细菌战，并组织专家在东北和朝鲜进行调查，写出调查报告，同时在北京昌平设立流行病学研究所，进行相关研究。

对于中方的指控，美方坚决否认，并有国际专家的背书。

苏方对此态度暧昧。

中方的一些专家也隐晦地表达了不同意见。

支持中方指控的西方专家只有一位，牛津大学的李约瑟，为此他无法获得科研资助，只好写中国科技史，可是无法出版，幸得同门师兄伍连德帮助，由新加坡李氏基金会资助，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前四卷，之后便由中国方面接手了。

关于韩战细菌战，看来美方的说法是对的，因为辽东一直有自然发生的鼠疫流行。

当然，美方也不是无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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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7月初，一架美军运输机降落在阿拉斯加州诺姆市。运输机直接降落在该市的墓地附近，飞机上先下来一队全副武装的美军，将墓地用铁丝网围了起来，严禁外人进入，诺姆居民的行动也受到一定限制。

这是军方的一项被命名为乔治计划的秘密项目。因为阿拉斯加是永久冻土，军方运来了最先进的挖掘机器，一切安排好后，先对墓地进行勘查。

勘查结果令人震惊：大约在十天以前，有人在此进行过挖掘。

此事的起因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收到一份基金申请，在阿拉斯加永久冻土中挖掘1918年大流感毒株，首选诺姆市。由于在韩战期间，这份申请被转给五角大楼，军方认为，如果能挖出导致5000万到1亿人死亡的大流感毒株，美国就有可能掌握一种强大的生物武器，于是制定乔治计划。

申请基金的是爱荷华大学的瑞典进修生乔汉·赫尔汀，他老板的妹夫是国会议员，打听到乔治计划，爱荷华大学干脆自己出钱，由赫尔汀和其他两人抢先去诺姆挖掘，发现因为河流改向，永久冻土已经不复存在了。几经周折，他们在布鲁维格挖到了保存良好的患者肺部，拿回实验室后并没有分离到病毒。

军方的乔治计划自然也是一无所获。

46年后，已经是一名退休的病理学家的赫尔汀在《科学》读到杰夫瑞·陶本伯格的论文，后者从美军病理数据库保存的大流感死亡者肺部切片中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复制成功大流感病毒片段。

于是赫尔汀自告奋勇，只身赴阿拉斯加，在布鲁维格再次挖掘，陶本伯格得到样本后，和病理库的其他样本一起，成功地复制成功1918年大流感的病毒株。

但大失所望，这株病毒看起来那么平凡，找不到一丝能够在短短10个月内杀死几千万甚至上亿人的迹象。

也许生物战就是这么可望而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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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灭绝后，只有美俄两国存有这个世界上仅有的天花病毒。但是不能排除有些国家秘密地保存着天花病毒。这个可能性非常大，大到可以肯定的程度。

世界卫生组织决定于1993年底销毁这些剩余的病毒，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因为有萨达姆可能使用天花作为武器的情报，世界卫生组织把天花毁灭的期限一再延长，最后定位2002年。期限到来之前，2001年4月，美国政府购买了4千万份天花疫苗，将现有储备翻了两番。

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遇恐怖袭击，2001年11月，布什总统下令不得销毁现有的天花毒株。2002年1月，世界卫生组织将天花病毒销毁期限无限期延长。美国政府继续加大天花疫苗储备，足以应付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

冷战时期，苏方生物战押宝在鼠疫上。每当专家们提出新的生物武器方案时，苏联生物武器项目负责人尼古拉·尤拉克夫少将就会让他们闭嘴：搞那么多花里胡哨的干什么？我就要一株！一株就够了！

他指的那一株就是引起黑死病的剧毒的旱獭鼠疫菌株，依然隐藏在大草原的某个地方。

生物战也许只是个传说，因为微生物不是人类饲养的牛羊猪狗，并不受人类所驱使，它们以某种不可预测的规律，影响着人类的过去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