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PE巨头投资/退出变脸：凯雷仅投2个项目，KKR、高盛颗粒无收

外资机构在华投资，戛然而止？

外资PE巨头们在中国的投资，正在放缓。

据融资中国不完全统计，过去一年，包括凯雷、KKR、高盛、软银在内的外资巨头在投资端逐渐放缓，而在退出方面，其中一些巨头更是“颗粒无收”。

具体到投资端看，外资PE重点布局的领域主要是医疗、企服、房地产和物流。投资阶段上，大部分PE都在逐渐向前移动。

早在十余年前，外资PE被称为门外的野蛮人，“两头在外、不懂规矩”的诟病下，外资PE开始改弦更张，变换赛道、更改策略，入乡随俗多年，外资PE是否有了长进？

凭借雄厚的资金支持和国际化视野，外资PE却并未如想象中发展的顺利。业内一位PE大佬直言，“对政策、行业趋势的了解程度并不如本土基金之外，外资PE还有一个很大问题，就是独立决策能力。”

外资PE的中国之旅

追溯外资PE在中国的投资之旅，还要回到20年前。

2006年，高盛并购双汇彻底拉开了外资PE进入中国市场的序幕，此后花旗集团收购广东发展银行、华平控股哈药、英国私募股权基金3i创造了小肥羊、分众传媒等著名投资案例，一系列成功的投资案例，让更多外资PE开始重视中国市场。

外资PE们通过挖掘中国市场的机会收获颇丰。比如，2005年，凯雷斥资4.1亿美元投资的太保寿险登陆资本市场后，总计套现月51亿美元，获利高达43亿美元。

全球PE巨头们，诸如KKR、凯雷、黑石、华平、橡树、3i、德州太平洋集团都纷纷在中国设立办公室。

不过，来华掘金的外资PE也有烦恼。

虽然在太保寿险上一举夺魁，但与此同时，经过长达3年的谈判，监管部门未放行凯雷与徐工机械的合资，使其黯然出局。直到2010年，凯雷在北京设立人民币基金，开始对成长性企业进行投资。

而通过重仓小肥羊的3i在2008年，因金融危机导致集团财务压力，而缩减了在中国的投资，撤离在上海和香港的办公室，如今，在雄厚资产支持下，3i重新回归中国市场，但却错过了重仓中国的最佳时机，大势已去。

近几年，外资PE巨头们凭借雄厚的资本，开始在中国设立投资部门，并逐渐将股权投资从最初的“办公室”向更大规模发展。

从募资端看，这些巨头资金实力强，不会受到本土募资难的困扰；从投资看，由房地产到医疗健康，从互联网到消费，外资PE的关注领域十分广泛；从管理看，因有着全球化资源和视野，能够为出海的中国品牌带去更多背书和支持；从退出看，早年间诸如阿里巴巴这样的超额回报案例在减少，且退出不如本土的投资机构活跃。

当前，在中国的外资PE巨头不少，但相比于20年前，一些头部机构黯淡落幕，也出现了一些后来居上者。也有诸如KRR、淡马锡、高盛、华平为首的机构，20余年，表现活跃。

融中财经（ID：thecapital）甄选了8家机构进行数据分析，以飨读者。（以下机构按照拼音排序，数据来源：IT桔子）

1.General Atlantic泛大西洋投资

General Atlantic泛大西洋资本集团是一家全球成长型股权投资基金公司，资产规模高达200亿美元。

目前，泛大西洋资本集团遍布5大洲、超过10个国家。全球9个办事处分别位于格林威治、纽约、硅谷、北京、圣保罗、伦敦、杜塞尔多夫、孟买和香港。

IT桔子数据显示，2021年，泛大西洋在中国投资了5个项目，分别为北海康成、Patpat、健适医疗、叮咚买菜和普米斯，其中三家为医疗健康领域的项目，Patpat连投两轮。

从退出看，2020年，其投资的欧康维视实现IPO，今年，叮咚买菜于今年纽交所完成交易。

2.GIC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

GIC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进入中国的几年，一直十分活跃，尤其是在互联网龙头项目上的精准捕捞，让其快速跻身活跃外资机构之一。

2021年，GIC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先后投资了14个项目，方向主要是医疗健康、企业服务和消费。医疗健康方面，投资了西比曼生物、医脉通、兆科眼科、腾盛博药Brii Biosciences、诺辉健康、心通医疗。

在退出上，2020年是GIC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的退出大年，实现了多达9个项目的IPO，包括诺诚健华、燃石医学、农夫山泉、云顶新耀、荣昌生物、德琪医药、京东健康、华润万象、和铂医药，收获可谓盆满钵满，且项目质量极佳。如燃石医学、云顶新耀都是美股上市的热门中概股，在港股上，京东健康上市后的超高市值，更是带动了一批互联网医疗项目提交招股书的大潮。

2021年，GIC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的退出速度慢了下来，但仍有收获，其投资的医渡科技在今年1月完成IPO。

3.KKR

今年以来，KKR在国内投资了5个项目，分别为电子商务领域的兴盛优选、MOODy，医疗领域的全亿健康，消费领域的认养一头牛和教育领域的核桃编程。

其中，兴盛优选项目不仅有KKR的投资，还吸纳了红杉资本、腾讯腾讯、淡马锡、DCP、春华资本等。

从退出看，过去，KKR的退出并不活跃。2020-今年，尚未有退出项目。

团队方面，KKR合伙人、大中华区总裁为杨文钧，前任前KKR全球合伙人、KKR亚洲私募股权投资联席主管兼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刘海峰则创办了德弘资本创始人，是国内最早的私募股权投资掌舵人。

4.Tiger Global 老虎海外

Tiger GlobalManagement 成立于2001年，旗下管理有两支基金，一是私募股权基金，一是公众股权基金，前者主要投资于全球互联网和科技行业的成长型公司，后者主要专注于技术，电信，媒体，零售及消费行业的长期发展趋势。

老虎基金近几年声名鹊起，今年，在中国投资了5家企业，分别为企业服务项目易快报、消费项目虎头局和区块链项目Amber Group、Babel贝宝金融。这也是这几家中，唯一在今年投资了区块链项目的机构。

2020年，老虎基金投资的蛋壳公寓完成IPO，但今年未有项目退出记录。

5.淡马锡

淡马锡成立于1974年，是一家总部位于新加坡的投资公司。公司在全球共有10个办事处，主要分布在新加坡和亚洲。

淡马锡投资组合涵盖广泛的行业领域，如：电信、媒体与科技、金融服务、交通与工业、消费与房地产、生命科学与综合农业，以及能源与资源。投资活动围绕着淡马锡四大投资主题及其代表的长期趋势：转型中的经济体，增长中的中产阶级，强化的比较优势，新兴的龙头企业。

淡马锡的投资十分活跃，今年，淡马锡先后投资了37个项目。投资节奏相对频繁，投资轮次则偏向于B轮后的成长及后期阶段。

从投资领域看，医疗健康是淡马锡重仓的领域，投资数量看，本地生活、汽车交通、企业服务的投资案例较多，而从金额看，物流则是淡马锡重仓加持的方向。

医疗领域，淡马锡投资了精锋医疗、三叶草生物制药、艾康特、艾博生物、麓鹏制药、东方启音、瑞科生物、Exegenesis Bio嘉因生物、海莱新创、京东物流、弈柯莱生物、泰邦生物、瑞尔集团、纽脉医疗、和誉生物。

物流领域，投资了极兔速递、跨境好运、鸭嘴兽、滴滴货运。

本地生活则投资了小红书、元气森林、Wonderlab美丽营养、喜茶HEYTEA、Manner咖啡。

2020年，淡马锡投资的一起教育、药明巨诺、嘉和生物药业、欧康维视完成了IPO退出，今年1月，其投资的亘喜生物完成投资。

可以说，无论是投资节奏，还是退出，淡马锡的活跃程度都是较高的。

从团队看，目前，淡马锡中国联席总裁为谢松辉 (CHIA Song Hwee)。在加入淡马锡之前,谢松辉原任格罗方德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首席营运长。在格罗方德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与特许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特许)合并之前, 松辉在2002年6月至2009年12月之间担任特许的董事, 总裁兼首席执行长。

6.高盛

成立于1869年的高盛，总部位于纽约，并在全球所有主要金融中心设有办事处。2021年，高盛在中国投资了12个项目，主要围绕医疗健康、企业服务两个方面进行投资。

以医疗健康为例，投资了翼思生物、数坤科技、博动医学、推想医疗、浦易生物；在企业服务方向，投资了第四范式、本森、弘玑Cyclone。

2020年，高盛投资的陆金所、波奇宠物和甘李药业完成IPO。但2021年，尚未有项目退出案例。

7.软银

最近几年，软银算是走在风口浪尖之上的“明星”。但不同于其他私募PE、大资管的定位，软银是一家爱重仓的VC机构。

从2000年成立以来，通过重仓互联网、高科技企业，软银下注的阿里巴巴、分众传媒、万国数据等明星项目，为其带去了丰厚的回报。

而背后的掌舵者孙正义，也凭借豪迈的风格，在全球投资市场树立了极具个人风格的投资名片。而这种鲜明的风格，虽然让软银在短时间内迅速打响了自己的招牌，但同样也深陷危机。

但也因为大手笔的投资，让软银深处危境。尤其是wework一案，让华尔街开始重新讨论整个互联网投资的安全性和估值体系。

2021年，因信息安全等问题，一度让软银暂停了对中国市场的投资，不过，过去一年，软银仍然投资了近18个项目。

值得注意的是，一改往日对互联网的重仓，软银对先进制造开始进行布局，20个项目中有6个项目都是这一领域，包括芯启源、迦美信芯、拜安传感、赛昉科技，这类项目大概都以半导体、芯片为核心。

除了先进制造，在医疗健康、企业服务、物流领域，软银亦有所布局。

在退出方面，2020年，软银投资的趣活美食送和芯原微电子IPO，而今年未有退出案例记录。

团队方面，目前，软银中国的执行合伙人为薛村禾。薛村禾是UTStarcom Inc的创始人之一，并曾同时出任公司董事及高级副总裁。在创立UTStarcom之前，薛村禾曾任StarCom Network Systems, Inc 副总裁。2000年，薛村禾创立软银中国，担任主管合伙人至今。

8.凯雷

凯雷投资集团是一家全球性另类资产管理公司，资产管理规模为1620亿美元，拥有287个投资基金。凯雷于 1987 年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创立，目前已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投资公司之一，拥有 1550多位专业人员，在北美、南美、欧洲、中东、非洲、亚洲和澳大利亚设有 31个办事处。

根据IT桔子数据显示，今年，凯雷在华投资了2个项目，分别为怪兽充电、和誉生物。投资轮次皆为D轮。而在退出方面，2020年，凯雷投资的完美日记成功IPO，但今年，则未有IPO退出动向。

作为较早一批进入中国的PE巨头，凯雷如今在中国的节奏开始放慢。

放弃互联网 转投重仓医疗、物流、企服

从以上几家投资情况看，几乎所有外资PE的投资领域都较前几年有了很大的变化，转变最大的就是，他们都开始放弃互联网领域的布局，转向医疗投资。

医疗，已经成为每一家外资PE都会选择重仓的方向，不仅投资案例多、金额也极高。

疫情后，医疗领域的估值水涨船高。一些大机构不差钱，用重金砸向了头部项目，击鼓传花，这也导致了行业内的项目价格都在翻倍，每一轮融资都相差数倍，而项目本身的成长、发展，并没有太大变化。

今年，K12歇火之后，就有投资人直言，教育领域的钱将流进医疗。这使得医疗赛道成为当之无愧的“黄金坑”。

在投资方向上，除了药、器械等领域，互联网医疗从去年开始就吸引了大量资本的青睐。京东健康顶着互联网医疗的光环上市，市值突破千亿，财富效应之下，业内的头部项目都开始计划着上市。

除此之外，AI+医疗影像、AI+医疗数据类的项目也开始竞相走向IPO。业内对于互联网医疗赛道的争议很大，一部分下注者愿意相信趋势的机会，但另一部分投资人则认为，短暂的趋势将很快关上大门、风险巨大。

但无论如此，医疗，都是2021年，投资行业关注最多的一个赛道，外资PE也不例外。

第二大热门的领域则是企业服务。这与国内的行业趋势相关，近几年，企业级服务赛道日益火热。

过去十年，美国风险投资从企业服务商身上赚的钱，远远超过消费互联网。

截至2021年11月17日，全球企业服务领域本年度共计2501起投融资事件，总融资金额约11364.75亿元。其中，国内企业服务领域投融资达1236起，总融资金额约1934.73亿元。有在海外成功的投资经验，这一次，外资PE进军企服赛道，或许有更多的底气。

投资频率降低 巨头们退出几近颗粒无收

除了医疗、企服，外资PE在金融、地产、消费等领域亦有所布局，不过从投资节奏看，今年以来，外资PE的投资数量降低。

过去几年，国内的投资机构因募资问题曾短地收缩投资羽翼，而外资PE则手持大量子弹，但今年，几家头部外资PE投资案例数量并不高，且投资阶段也在前移，退出上，更出现了大批机构发生“颗粒无收”的局面。

外资PE进入中国之后，由尝试，到大举投资，再到今年放缓频率。或许与政策有相关性。

今年6月份，滴滴递交上市招股书，并于7月1日在纽交所上市交易。从成功赴美上市到近日启动在纽交所退市工作，前后只是五个月的时间，滴滴也成为了近年来赴美上市后最快退市的中概股上市公司。因信息安全问题，包括KEEP、喜马拉雅在内的企业都暂停或暂缓赴美上市的计划。

另一方面，美国《外国公司问责法案》正式推进实施、要求在美上市中资企业披露更多信息的消息之下，让中概股的2021年，备受挑战。

如果项目上市遇阻，对于投资机构而言，就很难退出。这是外资PE今年退出业绩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

更值得一提的是，外资PE的另一个痛点——内部流程较长、独立决策较难。

谈到外资PE布局中国产业时，业内一位房地产基金大佬直言，“外资PE并没有太大的优势。”

“首先，他们对政策、行业趋势的了解程度并不如本土基金。”上述人士表示，“对于业内一些政策，我们常常和监管部门开会讨论，对于行业动向自然也更加了解，而外资PE则不然。”

除了对风向掌控程度弱，外资PE还有一个很大问题，就是独立决策能力。

“一些外资机构在中国设立的投资办公室，但独立程度有多少?”一家人民币PE机构的负责人表示，“在一些特大项目的并购、投资上，如果还需要向总部层层汇报，那效率显然是没有优势的。”

不懂中国规矩的隐形闭门羹

早在2010年前后，外资PE就受制于“两头在外”的掣肘。无法按中国规则办事是其隐形的“闭门羹”。

最著名的案例当属凯雷。

尽管其在中国的投资江湖已混迹数十年，但也不能完全摸清中国的水有多深：最初，凯雷在金融、机械、地产等资源型行业，面向经营不善的中小型国有企业频频出手。然而，在2004年至2007年间，凯雷对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广东发展银行和重庆商业银行、山东海化集团的收购计划皆纷纷折戟。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审批层面遭遇到障碍，因为监管方担心外资PE并购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比如历经三年的“凯雷收购徐工机械”一案，由于触及到外资并购中最敏感的民族主义情绪部分，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商务部最终以沉默的方式否决了这一机械行业的大宗并购案。

同年的一次人民币基金研讨会上，一位曾参与凯雷并购的律师如此感叹：“我处理过到目前为止PE界投资最复杂的两宗案子：一是凯雷投资太平洋，一是凯雷投徐工。两个项目里能遇到的问题都遇到了。如果是内资介入的话，则远远没有这么复杂。”

2009年前后，黑石集团的创始人史蒂芬.史瓦茨曼曾谈及其在华并购无奈地表示：“中国是一个如此不同的市场，我们没有尝试去求异，而是尽量依照中国规则行事。”

此后，被称为“门口野蛮人”的外资PE也开始调整策略。比如，2007年，凯雷的在华政策由并购转战民企和审批门槛不那么高的行业，行业调整为消费品等行业集中度不高的领域，且不再绝对谋求企业的控股权。

外资资管巨头凭借强大资金优势在华投资，但这种优势正在逐渐减弱，国内股权投资市场飞速发展至今，已经进入平稳的增长期。诸如红杉中国、高瓴在内的头部机构开始进行多元化发展。

除了固守原本的VC投资优势，国内的龙头机构开始向早期、向后期进行业务延展。

成立于1995年的中金资本，其投资策略包含创业投资、成长投资、并购、母基金、房地产等等；招商资本的投资业务则包含了成长期投资、并购、母基金、房地产、夹层与信托等业务；高瓴资本从一级市场的早、中、后期投资，扩容至二级市场的证券投资；成立于2002年的鼎辉，涵盖了创业投资、并购、房地产、基建、证券投资、夹层与信托、第三方财富管理等等。

时代的机遇，让中国大资管机构开始平台化发展。

而回到外资PE身上，想要在华成功挖掘更多机会，入乡随俗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中国视角，更独立地进行决策。

过去，外资PE在中国，进行了让人叹为观止的资本运作，但他们会需要面对“水土不服”带来的问题。但毋庸置疑的是，在基金运营管理、资源整合和杠杆运营等资本运作方式上，他们仍是鼻祖一样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