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抗战史记1928-1945年（中）
美国华侨妇女组织捐款活动
一．华侨主要捐款，捐献物资方式及贡献
由于抗战前，南洋各国的企业一般为欧美殖民地所控制。当地的中小企业，大都为华侨所掌握，这就造成华侨企业家大都拥资甚巨；甚至各地华侨商会可以左右和影响整个南洋的金额。尤其是华侨商业，约占南洋商业资本的60%以上。据1938年统计，仅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泰国5个国家的华侨财产，按当时国际汇率估计，合计近160亿美元之巨。故华侨抗战以捐款捐物为主，回国参战为辅。回国华侨除赴一线作战外，还从事后勤服务，如担任医护，司机，维修工，慰劳将士等。
请支持原创，转载注明史料来源：抗战史记
华侨抗日捐献方式非常多，本文仅介绍最重要的15种：（1）月捐，或称常月捐。华侨按月认缴。商店及富有者之按月认捐，商店员工，学校教职员及机关人员按月按比例扣薪，车夫，舟子及小贩之日捐或月捐。（2）认购债券：包括救国公债，金公债，国防公债，军需建设公债，节约建国储蓄券。（3）义卖：包括卖花，卖物，糕饼，纪念章，征诗售籖，画展，卖金银首饰。（4）义演：演戏，话剧表演，歌唱表演，舞狮，茶会游艺，足球比赛，舞蹈表演。（5）特别捐：包括捐出婚丧费用，筵席费用，祝寿献金，节约献金，救伤飞机慰劳金，救灾捐，救国捐，赈济捐，慈善捐，伤亡之友捐。（6）寒衣捐。（7）汽车捐：包括汽车，卡车，坦克车，铁甲车，运输车，救护车。（8）飞机捐：包括航空建设协会海外分会的会费，飞机捐，息票（存款利息）。（9）捐献物品：包括药品，军用物品（如雨衣，胶鞋），服装，毛毯，被褥，蚊帐，麻袋，捐血，捐米，防毒面具，凡士林油膏。（10）难童捐。（11）机工捐。（12）节日捐，包括“七七”献金，“双十”献金，新年筹赈金。（13）医药金。（14）货物捐。（15）节食捐。
1. 常月捐
七七事变爆发不久，马来西亚槟榔华侨筹赈会发表了《历募长期月捐宣言》，号召侨胞们“都来献月捐”，抗战一日不停，月捐就一日不断。1938年，新加坡华侨汇常月捐33次，其中9月份就认捐5次，总额达440万法币。越南海防公立中学从1937年9月起，即有教职员工开展月捐活动，自觉按时每月捐一日薪水及伙食费的五分之一，学生每日捐款1仙（越南货币）。该校师生为祖国抗战月捐越币300多元。从1938年7月至1941年4月，印度尼西亚爪哇，万隆华侨常月捐从未中断，捐款共折合306万法币。特别是南侨总会成立后，新马，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越南等地的华侨多以团体为单位认购常月捐，捐款近1.5亿法币。欧美各国华侨也都开展常月捐，欧洲各国华侨月款一般在薪金10%-20%。美国，加拿大，古巴，巴拿马等国家的华侨团体一般规定，18岁以上的华侨每人每月捐3至5美元。
2. 义卖和义演
华侨所举办的义卖，包括各种形式。售卖纸花和纪念品最为灵活，牵涉面最广。如八一三周年纪念日，新加坡2万多名华侨组成2000个售花队，一天竟卖出20多万朵花，当地华侨几乎半数购买了。
南侨总会成立后，曾议定每逢纪念日就组织卖花队，除了卖花外兼售其他纪念品，如蒋介石像章等。檀香山华侨妇女献金会卖花两日，就募得1.2万法币。武汉合唱团长夏之秋创作的歌曲《先生，买一朵花吧》曾传唱一时，大大促进了卖花活动。
1938年中秋节期间，新加坡一些华侨食品店为表爱国之心，以义卖的形式为国内难民捐月饼6600多包，各界侨胞踊跃义买，所得款项全部捐给国内救济难民。1939年2月19日，马来西亚霹雳华侨筹赈会召开执委会，决定每星期一晚为固定义卖日。从此，义卖在当地便成为经常性捐款活动。同年9月23日，马来西亚峇株吧辖华侨筹赈会设立的筹赈商店开业，筹赈店所卖商品比市价高出许多，但成千上万华侨踊跃参加义卖义买，一时门庭若市。1940年，“七七”抗战纪念日，马来西亚槟榔屿华侨筹赈会妇女部的58名华侨妇女发起义卖食品活动，将义卖得款全部资助祖国抗战。1939年夏，印度尼亚达维亚华侨举办义卖夜市，许多侨胞及一些政要前来光顾，轰动一时。
华侨义士—郑潮炯先生
南洋婆罗洲山打根华侨小贩郑潮炯义卖瓜子的事迹颇为感人。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后，郑潮炯义愤填膺，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在当地沿门义卖瓜子，为祖国受难同胞先后捐款7次共350元婆币（当地货币）。1940年，郑潮炯得知其父在广东新会遭日机轰炸遇难噩耗，悲痛欲绝；竟毅然将自己的第四幼子卖给他人抚养，得婆币80元，全部赠予打根华侨筹赈会捐给祖国。同年9月，他又抛弃赖以为生的生意，离家出走，走遍大小15个城镇，义卖筹款叻币5800多元捐给祖国。其爱国事迹得到国民政府嘉奖。
国内武汉合唱团赴南洋为抗战宣传募捐演出。1938年12月至1940年4月，武汉合唱团由团长夏之秋率领，从香港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各地巡回演出，得到侨胞热烈欢迎，并踊跃开展献金活动。据统计，仅在马来西亚巡回480天，售票及献金达230万元叻币，折合1150万元法币。南洋，美洲各地华侨也开始以表演方式来募款。1939年7月美国民铎戏剧研究会演出抗日短剧，筹款购买防毒面具，筹得3000元美金，创下当时美国话剧演出筹款最高纪录。
3. 节日献金
抗战期间，每逢各种节日，纪念日，诸如1月1日民国开国纪念日，孙中山诞辰或逝世纪念日，三二九黄花岗起义纪念日，双十国庆纪念日，尤其是九一八，七七，八一三等抗战纪念日，以及春节，中秋节等，华侨捐款热情很高。
1939年元旦，泰国华侨捐献7万多元法币给国民政府财政部。与此同时，马来西亚霹雳侨胞梁新南，刘伯群等发起七七抗战救济难民筹赈会，收入总数达60万元法币。1939年三一五童军节，五四青年节及双十节等，越南华侨均举行献金活动。七七抗战四周年纪念日，新加坡235个侨团举行献金活动，其中有45个华侨宗教团体。
1938年秋，马六甲华侨筹赈会举行双十节献金活动，提前两个就开始准备，发表《双十节献金宣言》。此次献金活动共收到10万元法币，金器22件。1938年元旦，美国旧金山华侨将历年元旦龙灯游行改为抗战捐款活动，并将春节制造爆竹费2万元捐给祖国。1942年七七纪念日，纽约华侨一周内捐献90万元法币，波士顿捐150万元法币，纽英伦（现新英格兰）中华公所抗日后援会捐105万元法币。
4. 婚丧献金
华侨平日遇婚，丧，做寿，生子都要大肆庆祝，但在抗战期间，侨胞倡行“结婚献金”，“丧葬献金”，“做寿献金”，“生子献金”，一切从简。
1940年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有6对新婚华侨青年捐献结婚贺礼，婚宴费共3万多元。菲律宾华侨青年吴清河，薛素丽结婚时将婚宴费全部捐给祖国；其义举受到侨委会嘉奖。马六甲华侨青年李新强把自己节省的结婚费1000元法币捐助祖国；其胞兄李新民和女友刘玫娇结婚，又节省婚宴费500元法币捐给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泰国华侨曾福顺捐其女儿结婚贺宴费5000元法币给国民政府财政部。美国纽英伦华侨余耀墀捐儿子结婚节省费用111美元（合2000元法币）给祖国。马尼拉市何纪常华侨老人老伴去世，他将丧葬费及亲友送的奠仪费合5000多元法币，全部汇寄广东省政府转儿童教养院。美国纽英伦安良工商会长胡恒忠去世，治丧从简，节约2万元法币捐给祖国救济难民。泰国华侨黄俊卿临终前嘱其家属捐献1万元法币给祖国。为国捐献丧葬费的还有印度尼西亚郑世深老人，印度尼西亚泗水赵天助捐其婶母丧葬费，马来西亚霹雳怡保华侨李瑞荣捐其母亲的葬礼费等等。
5.航空救国捐和捐献飞机
由于中国空军及防空力量微弱，全球华侨发起购买飞机及防空装备的捐款。七七事变后，全菲各类华侨商会，再次掀起捐款献机热潮，到1941年底捐购机款共约500万元，可购机50架，占整个抗战时期华侨献机总数的1/4，得到国民政府的嘉奖。越南南圻华侨李康先生，提倡每人每日1仙献机救国活动，南圻华侨约50万人，每月约可9万元，全部捐款给国民政府购买飞机。
缅甸华侨在抗战期间，共捐飞机19架。1941年9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蒋介石签发嘉奖令，向发动领导缅甸华侨捐款献机活动的中国航空建设协会仰光支会颁发金盾奖章。七七事变前夕，新马华侨捐献飞机款130万元，可购机13架。1940年初，马来西亚兰莪侨领陈永先生捐叻币4.1万元购飞机1架。印度尼西亚华侨捐款13万元，购买防空装备。沙捞越诗巫华侨先后8次共捐款叻币6万多元，购买飞机1架，命名为“诗巫”捐给祖国。
加拿大华侨捐献飞机
1940年夏，国民党中央委员陈庆云，戴愧生赴美洲各地募集航空救国捐，历时4个月，共募得630万美元。其中美国华侨捐款340万元，加拿大60多万元，檀香山20万元，中南美洲150多万元。特别是西雅图华侨仅半个月即募捐航空救国捐10万美元，受到蒋介石的嘉奖；旧金山美洲华侨统一义捐救国会筹募100万美元；芝加哥华侨救国后援会捐50万元；人数不多的纽英伦侨胞亦捐20万美元。牙买加华侨认捐航空救国款2万英镑。
美国华侨从1931年至1945年捐献各种飞机35架以上，其中有24架用于对日作战。古巴粤籍华侨捐献购机款14万元。斐济捐机3架，新西兰捐4.2万国币给广东省政府购买飞机。
抗战时期全球华侨共捐多少架飞机，没有确切的统计。从1937年至1942年，华侨共捐机217架，约占国内外捐机总数1270架的17%；华侨捐献飞机，加强了中国的空军力量。
南洋华侨捐赠救护车
6. 捐赠各种车辆
由于滇缅公路，是中国抗战最重要的国际通道；捐车也成为缅甸华侨支援祖国抗战，最主要的义举。1940年2月，缅甸华侨救灾总会在仰光举行捐献百辆救护车典礼活动，当时参加捐献的侨校15所，共募捐缅币145000盾，购救护车10辆，编为“缅华学生第1号—10号“。1941年，全缅华侨用1个多月时间捐缅币30多万盾，购买新式卡车150辆给西南运输处。捐献车辆活动深入缅各界华侨，各侨团合购”缅甸华侨号“卡车27辆，救灾技术委员会捐献10辆，缅华学生会捐献12辆，仅高聪敏1个就独捐2辆。泰国侨领蚁光炎先生曾捐2辆救护车给中共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
美国，加拿大侨胞也积极为中国抗战捐献各种车辆。加拿大温哥华侨胞曾发起“坦克车救国大运动“。1939年元旦，纽约侨胞举行“百辆救护车运动大会”，参加游行者达万余人，历时4小时，募得2万多元美金购车。至1940年，美洲侨胞捐献救护车200多辆，其中纽约华侨一次捐献百余辆。抗战胜利前夕，旧金山2万多名华侨购买公债7.5万元为祖国购买车辆。
据不完全统计，从抗战爆发到1940年10月，华侨捐献坦克车27辆，救护车1000多辆，运输卡车及其他车辆数百辆。这其中除美洲华侨捐献的救护车200辆外，马来西亚，缅甸华侨捐献的卡车分别为200辆和100辆。
7. 捐献服装被褥
1939年9月24日，蒋夫人宋美龄致函新加坡侨领陈嘉庚先生，恳请侨胞捐款，征募寒衣运动。10月6日陈嘉庚先生以南侨总会名义发出通告，分配南洋各地华侨捐衣数额，1个多月后就已募得500多万套，很快即达到预定目标。此项捐款汇交国府行政院转给重庆寒衣募捐会。
从1937年底到1938年，沙捞越诗巫华侨掀起三次大规模的募衣活动，共募集4.3万套捐给祖国。缅甸红十字会的华侨为祖国募捐衣物麻袋52万多件，其中服装33万多件。还有越南海防华侨捐衣被5000多包，泰国华侨捐衣620包，印度尼西亚华侨捐衣6万件，菲律宾华侨捐衣4万件。
除了南洋之外，其他海外华侨团体也积极为祖国抗战捐献各种服装被褥等。1939年，加拿大华侨为祖国将士捐献高级羊毛毯3000条。巴拿马华侨演剧筹款9万多法币，分三次寄给宋美龄购制棉衣。大洋洲新西兰华侨仅3400人，却为祖国捐款献物达37次，其中5次共捐献毛织品30大木箱，重达10吨，经香港运回内地。非洲毛里求斯华侨为祖国捐献服装50包4000件，麻袋1.8万条。
8. 捐献药品和医疗用品
抗战期间，中国物资缺乏，尤其是各种医疗和药品。造成国内药价奇高，大大增加了国军官兵死亡。
金鸡纳霜（奎宁）是印度尼西亚的特产，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也是抗战前线和后方紧缺药品之一。七七事谈后，印度尼西亚各地华侨多次捐献金鸡纳霜，合计达1亿多粒。缅甸华侨也捐献100箱金鸡纳霜。菲律宾华侨捐凡士林油膏15万镑，防疫浆苗100万剂及大批防毒面具，华侨妇女团体捐献救伤袋10万个，新加坡华侨捐阿司匹林药片350万粒。越南华侨捐药棉40箱。
南侨总会成立后，曾经捐出250万元的医药用品。南侨总会曾委托侨领西反先生等为国内前线捐赠阿司匹林药片350万粒。菲律宾华侨捐献防疫浆苗100万剂，救伤袋10万个及许多防毒面具。
宋庆龄先生创办保卫中国同盟
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先生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曾经为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募集大量捐款，药品，医疗器材和其他物资，还在中共占领区建立国际和平医院。史料来源任贵祥《华侨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北京中央编译社2005年版第339-340页。
欧美包括非洲华侨为祖国抗战捐献药品也很踊跃。人数不多的瑞士华侨在1940年捐献药品5大箱共1146包，医疗器械183件。非洲毛里求斯华侨捐X光机1台及一批药品。从1937年夏至1940年夏的三年内，美国华侨共捐药品1600个单位，每个单位计有药品50多种，可供500名受伤官兵1个月服用，美洲华侨所捐献药品可满足国内80万伤兵1个月之用，其中大部分为美国华侨所捐献。
为保证药品的长途运输，部分侨领侨商遂出资在国内外建立伤兵医院或制药厂。
9. 特别捐
特别捐批为抗战某种用途特设的专项捐款。如祝捷捐，难民捐，救灾捐，筑路捐，寒衣捐，伤兵之友捐，难童捐等。
“伤兵之友运动”在国内设有“伤兵之友总社”，海外华侨也设有分支机构。1940年3月，国民党中央海外部成立征求伤兵之友海外队总办事处，统一组织华侨参与。按规定，凡捐款1元以上者，即为伤兵之友。华侨积极响应，各地华侨团体纷纷组织伤兵之友队，发动侨胞踊跃捐款。截至1940年12月底，海外队捐款达400余万法币，是国内捐款总额的3倍以上。
1939年，美国侨领李国钦先生闻第一次长沙大捷，电汇10万美元劳军；1941年10月，第二次长沙大捷，李国钦先生再捐50万美元慰劳前方将士及救灾第9战区难民。侨胞朱守玉得知广东被敌机轰炸时，特捐5万元法币救灾。1940年纽约华侨筹款总会为重庆大轰炸难民捐款5万元。马来西亚有华侨妇女90多万，一些富有的华侨妇女发起“认儿运动”，每人自愿养育国内保育院孤儿若干名，并按月给“儿女”汇寄生活费。法国华侨妇女在巴黎组织中国难民献金会，会员50多人，她们为祖国举行每种捐款达4万法郎。还组织捐款认养祖国难童活动，认捐分为720，360，180法郎三种，认养难童分别为1年，半年，3个月。认捐者成为祖国难童的海外母亲。
10. 其他捐款
值得一提的是为祖国伤病员献血活动。1940年秋，侨居印度的中国海员和侨胞有13人，先后为祖国伤病将士献血1750毫升；其后还建立“中国血库”，为中国远征军伤员之用。1943年6月，美国纽约建立“华人血库”，当时参加献血的侨胞和留学生有14人。
还有其他各种捐献。1938年初，泰国华侨冲破亲日政府的阻挠，秘密发动捐米活动，1周内捐献大米10万包，用船运回国内。菲律宾华侨为祖国赈济大米250万包，低价卖米5000钇。1939年春，国内某大剧团到新马宣传演出之际，当地华侨除大量捐款外，还捐献各种首饰400多件。檀香山华侨妇女成立献金会，会长黄冠寰女士带头捐出结婚钻戒1套，金锭1只，其他华侨妇女积极响应。非洲毛里求斯妇女陈琼珍率先捐献首饰，其他华侨妇女争先恐后地捐献，共捐献200多件金银首饰。有的金手镯，金钻戒相当珍贵，她们就折兑现款寄回国内。南美洲的智利华侨，还曾为祖国捐献首饰，瓷器，古玩字画等。
厦门集美大学陈嘉庚先生雕像
（二）华侨抗战主要领袖
华侨富商是领导侨胞组织抗日团体并带头捐款捐物的主要领导者。最著名的有陈嘉庚先生，胡文虎先生，李清泉先生，蚁光炎先生，陈守明先生，司徒美堂先生等。其中，新加坡侨领陈嘉庚先生名望最高，为南侨总会的创立和统一组织做出卓越贡献；而捐款总数最多的是胡文虎先生。
新加坡侨领，富商陈嘉庚先生，1874年9月12日诞生于福建同安县，早年曾加入同盟会，在新加坡经商致富。1912年以后致力于厦门的教育建设，推动集美建立中小学教育 ，创办著名的厦门大学。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侨于1937年10月10日成立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亡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或星华筹赈会），陈嘉庚先生被推为主席。他先征得叶玉推先生捐献10万元，李光明先生10万元，周献瑞先生，蔡汉亮先生，林文田先生各捐2万元；他自己认月捐至战争结束止每月2000元，先交1年24000元。所有捐款作义务捐献，不收政府公债券。
次年10月，陈嘉庚先生领导南侨总会，促成全体南洋华侨大团结。此后，陈嘉庚先生的善举难以估量。如1938年底，武汉合唱团在新加坡为抗战捐款演出，陈嘉庚先生以5万元购买入场券1张。1941年，陈嘉庚先生为桂林儿童教养院捐资6万元。国民政府发行救国公债时，他立即认购10万元首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和侨领侯西反先生联合出资50万在重庆建立制药厂。
除此之外，陈嘉庚先生还动员一大批华侨青年回国参战，通过南侨总会发动组织3000多名南侨机工到滇西公路抢运战略物资，还动员服务团，救护队，义勇队回国参战。
1940年春，他亲自发起组织南侨慰问团回国“慰劳前线将士及后方同胞”，并不顾年迈体弱，毅然亲自率团回国，奔波大半个中国，进行战地慰劳考察。实际在抗战期间，陈嘉庚先生个人事业已宣告破产，不再是富商，但他仍以华侨领袖的名望，为祖国的抗战募款，其所领导的“南侨总会”对中国抗战胜利作出卓越贡献，实乃全球华人之楷模。
缅甸侨领，著名爱国华侨—胡文虎先生
万金油大王，缅甸华侨富商胡文虎先生，祖籍福建省永定县，缅甸仰光出生。因制造虎标万金油等成药致富，号称“万金油大王”。从七七抗战爆发到1939年春，胡文虎先生捐款和购买公债合计达300万法币，还在国内设立残废军人疗养院和阵亡烈士遗孤教养院，一次性捐款200万元。1940年至1941年他捐资1000万元，设立修建100间医院的基金。另外，他还认购救国公债250万元，购买数万筒纱布及大量药棉等转运各地救济团体使用。
菲律宾侨领，华商李清泉先生，原籍福建晋江县，13岁随父赴菲律宾。1919年至1924年连任马尼拉中华商会长，1936年再次当选第33届会长，1925年发起闽侨救乡会。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后，持续募捐以支持抗日。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菲律宾华侨于7月16日联合组成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李清泉先生任主席，他领导菲律宾华侨开展募款工作，自己带头购买40万元公债。由于患病，1940年秋前往美国就医，遗憾不治，弥留之际，将遗产中10万美元捐作抚养中国难童之用。1940年病逝于美国。
泰国侨领，著名爱国华侨—蚁光炎先生
泰国侨领，富商蚁光炎先生，出生于广东潮州澄海县，1936年当选泰国中华总商会第15届主席，1938年又主导成立潮州会馆。全国抗战期间，泰国政府采取亲日排华政策，积极限制，干涉，甚至镇压泰国华侨抗日救国活动。蚁光炎先生运用中华总商会发起和领导泰国华人抵制日货，抗日募捐和出售爱国抗日公债行动。据1939年底重庆出版《华侨先锋》1卷16期披露：抗战开始，蚁光炎先生领导泰国侨胞捐献总计600万法币以上。还曾委托将2辆救护车和大批药品交给中共香港办事处廖承志；多次从曼谷汇款到广东，重庆，作为抗战经费，也汇款给香港的宋庆龄和廖承志，转交给八路军和新四军。黄兴夫人徐宗以女士到泰国，蚁光炎先生陪同她宣传抗日，动员捐款。1938年春夏之交，广东省军政长官余汉谋和吴铁城派丁培伦，丁培慈兄弟到南洋向华侨传达广东抗日情形，并募捐，蚁光炎先生给予接待和协助。
1935年5月蚁光炎先生回广东参加广东省参议会，他在广东期间一面慰问战士，一面到灾区视察灾情。1939年6月在香港，他又将一笔捐款和物资亲自交给廖承志，转交给八路军，新四军。随后在重庆，晋见蒋介石及侨委会委员长陈树人等人。1939年11月12日，蚁光炎先生在曼谷遭到汪伪76号特务暗杀，引起南洋华侨的愤怒。史料来源蚁锦中《蚁光炎传》，中国香港半岛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6-10，97，101，120-137，151-155页。蚁锦中先生为蚁光炎先生之子。
泰国侨领，著名爱国华侨—陈守明先生
泰国华商陈守明先生，担任中华民国驻泰国商务委员会办事处商务委员，由于战前中泰间并无邦交，故商务委员办事处是国民政府设在泰国半官方机构。战时，陈守明先生受国民政府委任组织泰国华侨祖国难民筹赈会，并出任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常务委员，又担任海外节约建国储蓄团泰国分团长，且是第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筹赈会在陈守明先生领导下，发挥极大的作用。1939年陈守明先生回国参加国民参政会时，个人即捐款85万法币。不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泰国与日本合作，陈守明先生被迫出任日本控制下总商会主席一职，一度被视为头号“汉奸”，抗战胜利后第二天被杀害。根据国民党官方史料，陈守明在担任所谓总商会主席期间，秘密捐助国民党地下组织，并在1944年曾参与筹划迎接盟军登陆反攻的计划。他过世后，国民政府特颁“忠诚爱国”匾额，可视为国民政府对其平反。史料来源李道缉：《泰国华人国家认同问题，1910-1945年》中国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1999年第161-163，169，186-187，193-195页。
美国侨领，著名爱国华侨—司徒美堂先生
美国洪门致公堂（据称始创于清咸丰、同治年间，天地会海外分会—笔者注）领袖，安良堂创始人之一司徒美堂先生，广东开平县人，少年赴美国打拼，加入洪门致公堂。1905年在纽约成立安良总堂，支持孙逸仙先生革命。是美洲华侨抗日救国团体的领导人。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他亲自发动美国纽约和美东地区的华侨，建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简称筹饷总会），各洪门人士热烈捐款，支持抗战。据《美国华侨年鉴》记载，司徒美堂先生是纽约地区捐款最多的17名华侨之一；他领导的安良堂是纽约华侨社团捐输最多者之一。
除上述杰出的侨领外，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侨领叶玉维先生，李光前先生，陈六使先生，陈永先生，侯西反先生，印度尼西亚侨领丘元荣先生等，甚至个人捐款高达50万元法币。还有美国旧金山侨领邝炳舜先生，周崧先生，芝加哥侨领谭赞先生等曾积极带头捐款捐物。另外安南华侨张振帆先生个人捐献5万元。正是在这些侨领的带领下，全球华人华侨，留学生成为祖国抗战最强有力的后盾，实乃华人之光，民族之骄傲。
（三）普通侨胞义举
华侨底层的华工，虽收入微薄，生活清贫，但在困难的情况下仍为祖国抗战贡献绵薄之力。1938年春，法国参战华工总会发起多次捐款，由于各种原因造成大量捐款数据未能保存；以下仅为3次捐款情况：第一次有143人捐款，共捐7955法郎；第二次有102人参加 ，共捐4195法郎；第三次参加者有101人，共捐3730法郎。新加坡许多华籍商行受到为祖国捐款而业务大减，但也在所不惜；当地20多家华人理发店曾参加献金活动。英国利物浦，曼彻斯特等地的一些华侨工人，将自己每日薪金抽留一部分捐给祖国。
爱国华侨，中国第一位女飞行员—李霞卿女士
华侨妇女也积极投入；海外建立大量华侨妇女团体，开展各种形式的捐款活动。如加拿大多伦多成立了海湾街华人妇女会和大学街华人妇女会。维多利亚华侨妇女专门组织一个舞狮队，频频举行推销公债表演。檀复古山华侨妇女献金会，有会员2700多人，全国抗战8年共为祖国捐款达15万多美元，约合法币49万元。美国华侨妇女李霞卿早年是上海名噪一时的电影明星，后到美国学航空成为1名华侨飞行员；1940年，她驾机飞往南美洲一些国家进行飞行表演募捐，遐迩闻名。她将募捐的4万元全部献给祖国，不幸的是在一次飞行募捐表演时，失事遇难。缅甸华侨妇女叶秋莲为祖国捐款，不惜将所有的金银首饰及家产拍卖殆尽，得款3万元全部捐给祖国，最后因无以维生，遂削发为尼。
华侨老人，儿童因无收入，但也尽其所有参加捐款活动。侨民南非40多年75岁高龄的华侨刘浮切，将自己全部积蓄900英镑（约5万多法币）捐给祖国。其事迹获得国民政府褒奖。澳大利亚美军华人服务营内的1位元老华侨，也将多年积蓄300金币捐给祖国。缅甸美拖埠1位月薪仅6元的煮饭佣人刘瑞芝老人，一次捐款20元给当地华侨筹款员。美国有5名侨童李锦麟用英语进行抗日宣传，吸引不少中外听众，他将演讲募集的5万元全部献给祖国。华盛顿侨童谢妙龄，出售自制玩具得1000元，捐给祖国救济难童，宋美龄得知为特复函赞扬其爱国义举。英国4岁侨童约翰为祖国捐款1英镑14先令。印度尼西亚孟加锡侨童曾宪谋和姐姐为祖国伤兵捐款101元，并致函宋美龄。
海外文化界，特别是侨校师生原本收入微薄，但也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捐献活动。越南海防公立华侨中学从1937年9月开始，即有教职员长期救国捐，每月捐薪1日并扣膳费1/5。学生推行每日1仙运动，每月共捐越币300多元送交侨委会。1939年双十节，全校师生捐献越币600多元，演剧筹款越币2400余元，捐给祖国前线的将士制作寒衣。马来西亚霹雳埠各华侨学校捐款非常踊跃，组织诗歌助阵，体育义赛。新加坡华人足球队与槟榔屿槟华足球队曾多次为国举办比赛筹款。1939年-1940年，沙捞越侨胞举行三次大型男女篮球义赛，共筹款2913元献给祖国。南洋地区还多次出现华人教徒祈祷捐款，如1940年8月，菲律宾马尼拉基督教徒举行响应医药捐款音乐大会，得门票菲币5271.5元，合4万7000多法币，全数献呈国民政府购买药品。“七七”三周年纪念日，天主教徒为祖国阵亡将士举行献香礼募捐1000法币。佛教徒蔡梅溪素食节约300法币献给祖国。
“商女不知亡国恨 隔江犹唱后庭花”，但在海外地位低下的华裔舞女，妓女，乞丐，囚犯竟也参加支援祖国抗战的伟大活动中。1941年，新加坡舞女协会演剧筹得叻币15000元，全部献给祖国，马来西亚各地舞女也群起响应或参加义演。1940年，泰国曼谷监狱200多名华侨发起狱中捐款，以节省吸烟钱捐款500元法币给祖国。
这些普遍华侨虽然经济并不宽裕，不少艰难度日，但祖国有难，他们毅然省吃俭用支援祖国抗战。真乃中华民族的好儿女。
(四)主要华侨地区捐款情况
抗战期间，华侨在世界三大洲—亚洲，美洲，欧洲，分别组成了南侨总会，旅美华侨救国会，全欧华侨抗联会三大跨国性地区联合抗日团体，并以此为核心，在全球共建立了3900多个华侨抗日爱国团体。本文也将以这三个团体，来讲述捐款情况。
华侨人数最多的地区是南洋，南洋华侨捐款分为两个阶段；以南侨总会成立为分段点，在此之前是南洋各地独捐献期（1937年7月-1938年10月），南侨总会成立后统筹时期（1938年10月-1941年12月），而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洋各地区沦陷，华侨成为日军主要迫害群体；自身难保，无力为支援祖国抗战。以下为1937年7月-1938年10月，南洋各地华侨义捐情况（以下数据为估算）：
以下为南侨总会成立后，所收到总捐款情况（以下数据为估算）：
注：由于数据缺失未找到泰国，法属中南半岛1939.11—1940.12的捐款据
依以上两个时期的总计，在3年多的时间内，仅南洋华侨总共捐款1.7亿多万元。未计捐献飞机车辆，物资，药品，衣物等；特别注意的是未计华侨个人或团体所捐之款，如胡文虎先生与陈嘉庚先生在捐款上互相竞争，他个人捐款总额全球华侨第一。再加上当时，泰国政府亲日，强力镇压华侨捐款抗日活动，因为在泰华侨被迫通过非正式渠道，还有个人亲自带往国内，所以难以统计。置于人力上的支援，更是难以用数字来估算。
日军屠杀新加坡华侨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二年2月开始南洋各地陆续沦陷；华侨长期无法与祖国联系。再加上华人成为日军主要迫害群体，连自身安全都无法保障，更无力筹款支援祖国。其中不少侨胞因参加抗日活动，而遭到日军残酷报复，甚至被处死。特别是1942年2月18日至25日，新加坡大屠杀，数以万计侨胞惨遭报复性杀害。还有1945年2月的菲律宾马尼拉惨案，也有不少侨胞惨遭杀害；可谓是牺牲巨大。
美洲华侨在抗战时期的捐款，据估计总数为6915万.6115美元，其中美国华侨捐款大约为5600万美元。从1937年8月21日至1948年3月31日，美国旧金山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共募集华侨捐款500万美元。从1937年10月13日至1946年4月30日，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总共募款329万美元，筹款各类活动达437次。美洲华侨的筹款总机关，最重要是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该会仅在抗战前四年就发动当地华侨为祖国捐款1500万美元，可见其成效卓著。特别是欧战爆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洋筹赈停止，欧洲筹赈受到严重影响的情况下；美洲华侨成为华侨捐款最主要来源。
由于欧洲华侨人数不多，再加上欧战影响。从七七事变到1939年，共计捐款25万1514.89元，其中英国华侨捐14万9408.85元，法国华侨捐4万6501.12元，荷兰华侨捐3万5745.54万元，意大利华侨捐9809.8元，德国华侨捐6875.04元，其他各国华侨捐3174.54元。
非洲方面，整个抗战期间各种捐款从未间断，先后捐款共有70万金镑（指英国早期用黄金制造的货币）以上。当时国民政府发生一种“爱国储蓄券”，许诺此券可保本保值，并有8厘利息，非洲华侨争相认购共达50万金镑，占非洲华侨捐款总额的大部分。澳大利亚，新西兰华侨也积极为祖国捐款，仅1937-1939年，大洋洲华侨共捐146万7304.67法币。
据统计，抗战时期全世界约800万华侨，有400万左右为祖国捐过款，约占华侨总数的一半。华侨总捐款数额，目前史学界说法不一，而且出入较大。据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自1937年-1946年为止，海外侨胞捐款33亿4871万7180法币。另华侨直接汇给国军作战部队或侨乡的款，据各方估计，战时每月捐助军饷约2000万元，华侨赈饷几乎占全部抗战军饷的1/3。这不包括捐给中共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的款项，也不包括购买救国公债，回国投资，人力等援助。史料来源于华侨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华侨革命史》下册，中国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版第705-706页；任贵祥，赵红英《华侨华人与国共关系》，武汉出版社1999年版第169-170页。
这笔巨大的捐款成为中国抗战胜利的最重要的经济力量之一，是战时国民政府财政的重要支援。
国民政府发行救国公债
二．购买公债及其贡献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发行的公债22种之多，这些债券中，包括救国公债，金公债，国防公债，军需建设公债，节约建国储蓄券等。得到了华侨积极认购，认购数额最多的是1937年9月发行的救国公债。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财政迅速崩溃。发行公债实为减轻财政压力，以实现“苦撑待变”之战略。国民政府发行战时公债时，曾明确许诺：“本公债自战争结束后第3年起，由国库指拨基金，分20年还清”。但抗战胜利后不到1年，内战即爆发，国民党根本无力兑现还债。实际上抗战期间华侨认购的巨额公债，绝大多数等于无偿捐款。
而为减轻国民政府还债压力，南洋某些地区华侨中掀起了焚债运动，即将自己购买的公债券全部焚毁，拒绝政策偿还，实为捐款。其中马来西亚槟城中华学校校长吴佩瑶和学生代表10多人到当地领事馆，焚烧债券107张，券额共4040元；焚债运动很快席卷全南洋，甚至全球。可见华侨购买公债，完全是无偿捐款；还有国民党当时在华侨心中的领导地位。史料来源任贵祥《华侨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4-345页。
而马来西亚华侨在购买公债上提出开创性办法，即以连销信的方式。马来西亚侨界初期购债方式是先由侨团配额分担，继由各筹赈会负责认购，效果不佳。后改用连锁信方式推销：即某甲购债后函告某乙，乙购债后再将该函传丙，如此循环不断，1人购债，其亲人好友连带购买，效果明显。据统计，从1937年至1938年底约1年半的时间里，新马华侨共210.5895万人，购买公债1286万4105元，捐款1990万1721元，人均购债捐款15元。取得良好效果。
东南亚其他各地华侨购债都很积极，甚至成为一种时尚。1938年度菲律宾华侨购债总额为550万元。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的客属总义祠，广肇会馆，福建会馆三大侨团带头购债共47万元。继之，全印度尼西亚46个侨团纷纷购债，总共250万盾。越南华侨提出“不能为祖国出力，也得为祖国出钱”购债口号，战时越南华侨购债总计1000多万元。缅甸华侨甚至专门成立缅甸华侨购债劝募委员会，由各界知名华侨150人任委员，并在全缅各地成立劝募处51个，仰光南安公会，温陵会馆，安溪会馆，惠安会馆，三山会馆等纷纷卖掉自己的产业购债。缅甸侨众也实行“公债连锁法”，凡私人喜庆馈赠，亦提倡购买公债代礼金，两年间，缅甸华侨共购债279万元法币。
泰国华侨在亲日政府的强力取缔下，担心留下证据被打击报复，不敢公然购买国债，采取捐款方式，故公债购买情况不佳。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曾委托萧佛成所组织的泰国分会负责，在蚁光炎先生等人的竭力推行下，公债销量达700余万元，成绩斐然。泰国华侨也响应焚债运动，几乎将所购公债全部付之一炬，可见其爱国精神之高昂。
欧洲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通过国民班主任驻法国大使馆得知发生救国公债消息，于1938年11月23日在大使馆开会。与会的有国民党驻法支部，全欧华侨抗联会及巴黎中国学生会的代表十几人。会议决定在巴黎成立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法国分会，在里昂，格城，勃都等地成立劝募处，并建立组织机构，拟定推销公债细则，办法等。此后，法国各地侨胞纷纷认购，至1938年底，德国华侨购买公债5万多元。由于欧洲华侨工界，学界居多，加之欧战爆发，欧洲华侨购买公债数不大。
1937-1938年，国民政府为推销第一，二期救国公债；1937年10月派陈耀垣赴美劝募救国公债。至1938年底，美国旧金山认购公债达150万元。1938年国民党中央海外部官员刘维炽赴美推销公债。途经檀香山并逗留9个月之久，侨胞共购债19万6470美元，折合64.4万法币。1939年，美国政府禁止外侨在美国公开推销外国公债，救国会乃改称义捐以掩人耳目。1939年国民政府又推销美金公债，1940年国民党中央派陈庆云将军赴美筹募航空救国公债。美国参战后，购买美国战时公债成为美国居民的主要任务，取代了中国公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初南洋相继沦陷，美国成为公债认购的主要来源。
美洲华侨购债救国热情也至为热烈。全国抗战第一年加拿大华侨共捐款购债200万美元。抗战八年期间，美洲华侨共购买救国公债3000万美元。
综合整个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发行6期公债，总额约30亿元。政府每次发行公债，华侨均踊跃认购。1937年至1939年华侨认购各种公债为：救国公债5115万0346元，国防公债626万5138元，金公债2915万580元又2万2924金镑；到1941年夏，华侨购债总额为6.82亿元；至1942年，华侨购债总额为11亿元。占国民政府发生公债总数的1/3多。
外国军火运入中国
三．华侨汇款情况及作用
华侨汇款以下简称“侨汇”。侨汇主要是华侨付款给家乡的家眷，亲人作为日常生活之用，还有救国捐款和回国投资。整个抗战期间的侨汇数量巨大，约达95亿多元法币。从1937年七七事变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侨汇数量呈逐年猛增趋势，1937年为4.73亿元法币，1938年6.44亿元法币，1939年12.7亿元法币，1940年13.28亿元法币，1941年18亿元法币。
1938年底，广州，厦门落入敌手，接着日军又陷福州。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汕头，香港和南洋被日本占领，汕头和香港原本是中国沿海转汇重要枢纽，再加上南洋被日本控制，侨汇数量骤减。但美洲华侨仍继续汇款，据统计美洲侨汇总数为5亿9523万3600美元。
侨汇抵补了中国贸易入超，而且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南洋华侨与中国贸易关系很密切。如中国由南洋各地经常进口贸易额为2.6亿至3亿元，出口为2.6亿至4亿元。抗战爆发后的1940-1941年进口额增加到9.2亿至11.9亿元，出口达10.1亿至16.6亿元。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历年为入超国，但中国对南洋的贸易则为出超国，几百万华侨坚持使用本国商品，又将自己的产品卖给祖国，促进了战时中国和南洋各国的贸易。
1931年至1940年侨汇数量逐年递增，大大弥补了入超；特别是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侨汇大幅度上升，不仅完全弥补外贸入超，而且余额甚大，到1940，1941年侨汇达到高潮。据统计，从1931至1936年，平均每年侨汇达3.5亿元法币，从抗战爆发到1941年底，侨汇平均每年达11.7亿元法币，仅新加坡，马来西亚侨汇平均每年即达1.67亿元法币。
抗战时期侨汇的作用还在于垫补了政府大量军费开支。连当时德国《柏林交易所报》也承认，华侨积极向祖国汇款，起了很大的作用；侨汇成为战时国民政府财政收入重要来源。从军事上看，大量军火依赖进口，政府可以集中大量海外侨汇，购买军火及一切军需品，在国内以法币支付给侨眷或收款人。巨额侨汇及时垫补抵消了军火贸易进口额，并且侨汇中的许多捐款直接转为军费，因此，侨汇与政府的军事开支形成密切关联。
据统计，从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的军事开支总共约123亿元法币，当时侨汇即有53亿元法币，占军事开支的43%。1942年以后，随着南洋沦陷，而国民政府军事开支剧增，故侨汇占军费开支的比重逐步递减。
抗战时期，作为落后农业国的中国，工商业严重落后，无大量的工商业口可供输出，对外贸易一直处于入超状况，侨汇的作用弥补了入超所造成的外汇亏空。因此，侨汇被认为是“中国无形的输出”。据统计，1937年中国的外贸入超额为1.15亿元法币，而侨汇为入超额的441%；1938年入超额约为1.24亿元法币，侨汇为入超额的521%。1939年入超额约为3.06亿元法币，侨汇为超额的414%；1940年入超额为5.7亿元法币，侨汇为入超额的232%。这说明，抗战前期侨汇不但扭转了外贸入超的不利局面，而且还大有余额。据中国银行的统计：“战前10年中国贸易常居入超地位，每年入超额约6亿，而华侨汇款，实为抵补入超项之主要项目，其可抵补数额，常为入超总额之半数以上”。可见，侨汇对中国抗战重要的帮助。
印度尼西亚侨领，爱国华侨—庄西言先生
四．华侨投资主要模式和意义
华侨回国投资实业，于晚清就已开始。全国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提出一面抗战，一面建国，而且经济发展自然配合抗战建国政策，着重国防工业与民生工业，其资金最重要的来源即是侨资。因此国民政府积极鼓励华侨回国投资。
战时侨资虽有赚钱的一面，但其爱国性更强；故大部分投资就是为抗战服务。抗战时期的侨资主要有工矿业，垦殖业，医药和金融业投资。投资大致分为两期，从七七事变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华侨投资总额约达16亿元，是华侨投资的高潮期；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抗战胜利，华侨投资额降到约2-3亿元，为低潮期。如此巨大的华侨投资，同捐款购债一样，成为华侨抗战主要部分。
以下介绍侨资在国内工矿，垦殖，医药和金融投资情况。工矿业是战时华侨投资的一个重要方向，并主要集中在西南大后方。如缅甸侨领胡文虎先生投资1000万元兴办云南矿物公司，另投资200万元创办中粮厂；1941年5月，他又与国内诸实业家合办华侨企业公司，资本为1000万元。马来西亚侨商运回新式机器并投资1000万元，协助改良广西锡矿。
澳大利亚华侨李华洲先生与国内地方实力派合办华侨兴西实业公司，资金300万元；港华实业公司在昆明，重庆，贵阳等地分设公司经营工矿业；新加坡侨商，印度尼西亚侨商在广西，四川创办糖厂；新加坡侨商谢吉安先生重庆建立华侨实业公司，开发川康农工矿业并设炼油厂；槟榔屿侨商陈忠戆先生集资1000万元回国投资等。
在众多侨资工矿企业中，中南有限公司最为出色。1940年春，马来西亚槟榔屿侨商王振相先生，王金兴先生，庄怡生先生等随南侨回国慰劳团回国时，目睹国内各地行驶车辆，轮胎用至脱胶见面而废弃，不能翻新利用，遂动议创设中南橡胶厂，专营旧胶轮翻新。4月14日，他们在重庆开会决定成立中南橡胶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南有限公司”），与中国茶叶公司合营。不久茶叶公司退出，成为纯侨资企业。寿景伟被选为董事长，王金光，卓君卫为副董事长，王振相，庄怡生等为董事，庄怡生兼经理。随后，公司在南洋聘请雷教千等12人为技术员回国，并由马来西亚运回首批机器和原料至昆明；同年9月昆明厂首先成立开工。1941年，贵阳，重庆，曲江等分厂相继建立，并以重庆化龙桥为总厂。其业务为“专翻制汽车轮胎及各种机器橡胶配件 ，供应军工运动及制造厂用。”旧轮胎经翻新与新轮胎无异，成本只抵新胎的六分之一，效用可抵新胎的80%，如轮镶布完好，可翻新三四次。该厂建立不久即修复旧轮1万多个，节省外汇2000万元法币。1943年经股东大会议决，该厂增资2000万元法币，并在美国设有办事处，与美国橡胶公司有业务往来。中南有限公司是当时国内唯一的一座橡胶厂，为抗战贡献颇多。
华侨垦殖业投资主要是开发西南荒山荒地，种粮植树，发展农副业生产，解决战争物资给养问题。当时掌握先进农耕技术的泰国，越南华侨曾组织垦殖团回国生产。吉隆坡侨商张郁方先生等集资200万元回国垦田。印度尼西亚爪哇华侨在广东连山建立垦殖区，资本100万法币。美国旧金山，纽约，芝加哥，华盛顿等地华侨集资450多万法币，在广东徐闻，台山，恩平，曲江，英德等地投资开垦。新西兰华侨也在广东英德走马房垦区投资60万法币。马来西亚森美兰华侨丘克静于1940年4月回国考察后，择定云南省建水县附近地区为垦殖区，定名为华新垦殖公司，资本100万法币。
泰国侨领蚁光炎先生考察滇缅公路时，决定投资10万法币，在云梯南部边境，滇缅公路附近1个叫“佛海”的地方，建立农业基地。从泰国北部清莱府往北，经缅甸景栋，就可以到佛海，这样泰国华侨捐款和物资可以经佛海到滇缅公路，转送云南；蚁光炎先生预感到日本即将侵略南洋，必报复侨胞，将此农场作为泰国华侨的避难所；之后，也如蚁光炎先生预料，这片农业基地拯救很多泰国侨胞的生命，并提供营生。
作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西南区，人烟稀少，土地山林矿藏丰富又少开发利用，华侨在此大量投资开发，帮助国军解决了亿万军民迫切的粮食及生活日用品问题。如侨领陈嘉庚先，庄西言先生，周崧先生，陈守明先生等13个与滇系首领龙云，缪云台，西康首领刘文辉等13人，合资创办了华西垦殖股份有限公司，资本500万元。其宗旨为开发华西资源，增强国力，繁荣边疆，为抗战服务。该公司建立后，在云南建水创办实验垦区，占地共约10多万亩，兴修水利，播植经济作物，收获甚丰。后公司于垦区内拨出土地1万亩无偿贡献给国家，作为抗战烈士家属“养生之所”，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后顾之忧。再如美国华侨黄寄生先生，黄远先生等与国资合办广西露塘垦殖公司，垦殖柳江县属的风山河荒地46000亩，并于垦田中划地12000亩，分为400个单位，召收农民为垦户耕种。这即开垦了大量荒地，又安置了大量农民，实一举两得。
由于华侨很多来自福建，广东；故不少选择家乡投资。马来西亚华侨郑荆伦先生募集侨资，开垦福建建明荒地1万亩，马来西亚柔佛侨胞刘冷侯先生开垦南平县荒田2000余亩。而来自美洲，大洋洲，檀香山华侨祖国伤兵救济会曾集资600万回广东垦殖。美国则有侨胞和新西兰侨胞一起集资500万汇寄广东省，分别指定广东一些垦殖区助垦。
通常，侨资垦殖业见效慢，盈利少，而且历尽艰辛，受战乱，天气影响较大，风险高。如果闽侨领胡文虎先生，郑玉书先生，戴愧生先生等14人于1940年创办华侨建设公司，拟定资本5000万元，开发福建农业。但因种种困难，到1943年8月才正式成立，资本400万元，官股100万元，采探及冶炼矿产，供应土产原料及日用品，发展交通运输等，成为战时东南沿海少有的侨资企业。
华侨在医药方面的投资，对减轻抗战药品供给困难，起到积极作用。陈嘉庚先生为供给国内军需药品，原拟在新加坡设厂制造西药，但英德宣战后，马来西亚，新加坡严禁物资出口，遂决定将制药机器移至重庆，筹设药厂；其后，陈嘉庚与重庆的中国提炼药厂股份公司合作，扩充资本100万元，该厂还制造军用药品。
缅甸侨领胡文虎先生曾资200万元在国内建立伤残军人疗养院及阵亡将士遗孤教养院。菲律宾华侨吴起顺先生逝世时，嘱咐家属在国内建立吴起顺伤兵医院及产科医院。美国华侨侯总榜先生，张毓芳女士，陈灵先生等在纽约建立中美药厂，专门制造国内缺乏且急需的贵重药品，而且包装精巧，非常便于运输携带。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南洋各地沦陷；侨资银行纷纷迁到内地。陈嘉庚先生首先将其资金850万元汇寄伦敦转重庆，在广西柳州设立集美银行，投资工业建设。1942年6月，南洋侨商何葆仁集资1500万元，创设南侨银公司。9月，缅甸，马来西亚华侨建立华侨建设有限公司，资本总额2000万元，业务为农工矿各业。南洋侨商戴愧生等联合内地人士集资800万元设立华侨工业银行。同年底，又有华侨信托银行，华侨实业银行，华侨兴业银行，华侨建业银行等4家侨资新银行开业，资金总额达1亿多元。
1943年1月，在昆明成立中国侨民银公司，资本额为1500元法法币。同年夏，侨商连瀛洲先生，林庆年先生等集资创办华侨联合银行，以“运用华侨资本，投资生产事业”为经营方针。美国侨领谭赞先生，胡兆祥先生等筹股500万元（其中一部分为官股）创办中国工矿银行。为解决因侨汇断绝而引发的众多侨眷生活困难，美国侨领司徒美堂先生发起创办了华侨兴业银行，总行设在重庆，在昆明，贵阳，成都，兰州，西安等10余处设分行和办事处，最多时资本额800万元。1943年春，司徒美堂先生到加拿大等地为银行募款100万美元，将其中一部分汇到重庆用于扩充银行业务，另一部分购置生产机器，以促进战时生产。
综上，华侨抗战时期在国内的投资，风险很大，又难以获利，基本上是爱国义举；主要是帮助祖国提高抗战实力，同时纾解民困，对于中国国防及后勤作出较大贡献。另外，欧战爆发后，南洋各宗主国严格限制华侨的大量捐款；故部分华侨改投资来支援祖国抗战。而1940年夏，以陈嘉庚为首的南侨总会慰劳团加因慰劳考察，不少人都是当地侨界工商业翘楚，他们成为南洋回国投资的宣传员。当然战时国内法币不断贬值，这也吸引了华侨回国投资的热情。还有国民政府为华侨投资提供不少政策支持。
五. 史料来源
任贵祥《华侨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任贵祥《华侨第二次爱国高潮》中央党史出版社1989年版
任贵祥，赵红英《华侨华人与国共关系》，武汉出版社1999年版
注：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长兼杂志主编，华南师范大学教授。为国内研究华侨历史最权威专家。
林金枝主编《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
注：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教授兼任中国东南亚学会副会长、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中外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等。国内研究华侨历史最权威专家。
李盈慧《华侨政策与海外民族主义（1902-1949年）》，中国台北1997年版
注中国台湾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东南亚研究所合聘教授。中国台湾研究华侨史最权威专家之一
麦礼谦：《从华侨到华人-二十世纪美国华人社会发展史》，中国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版
注：美国研究在美华人历史最权威专家，三藩市州立大学亚美研究系兼职教授
庄明理：《滇缅公路上的南侨机工》，载《峥嵘岁月—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陈嘉庚先生：《南侨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版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三组编：《中国国民党在海外-各地党部史料初稿汇编》下篇，中国台北编者自印1961年版
蚁锦中《蚁光炎传》，中国香港半岛出版公司1995年版
李春辉，杨生茂主编：《美洲华侨华人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黄小坚，赵红英，丛月芬等：《海外侨胞与抗日战争》，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
吴凤斌主编：《东南亚华侨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侨务25年编辑委员会编：《侨务25年》，中国台北海外出版社1957年版
中国台北南洋研究所：《国民党及政府在七七事变中的华侨工作》，《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始末》，编者印1983年版
刘伯骥：《美国华侨史》（续编），中国台北黎明出版社1981年版
何凤娇编：《东南亚华侨资料汇编》（一）中国台北1999年版
泉州华侨抗日史编纂委员会编：《菲岛华侨抗日风云》鹭江同版社1991年版
泉州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编：《泉州市华侨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
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编著印：《华侨志总志》，中国台北海外出版社1956年版
广东省档案馆等编：《华侨与侨务史料选编》第1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李盈慧：《抗日与附日：华侨，国民政府，汪政权》，中国台北水牛出版社2003年版
许云樵，蔡史君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年》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年版
秦钦峙，汤加麟：《南侨机工回国抗日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林远辉，张应龙：《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华侨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华侨革命史》下册，中国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版
载氏著《海外华人史研究》，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2年版
蔡仁龙：郭梁主编：《华侨抗日救国史料选辑》中共福建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国华侨历史学会1987年7月
李道缉：《泰国华人国家认同问题，1910-1945年》中国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1999年
石城主编：《中华侨杰列传（第一集）》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
李恩函《东南亚华人史》，中国台北五南图书公司2003年版
林水檺，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1984年版
杨国标等：《美国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黄慰慈，许肖生：《华侨对祖国抗战的贡献》，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缅甸华侨救护队简章》《缅甸华侨救护队队员手册》全宗号22，案卷号35
曾瑞炎：《华侨与抗日战争》，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李学民，黄昆章：《印度尼西亚华侨史》，广东高等出版社1987年版
王正华：《抗日前期香港与中国军火物资的转运（民国26年至30年）》，载《港澳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台北2000年版
方雄普：《华侨航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1991年版
黄昆章，吴金平：《加拿大华侨华人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中国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特种档案：《马来西亚人事卷》，档号：特012/5
中国台北史政编译局编印：《黄埔军官学校校史简编》，中国台北编者印1986年1月
蔡仁龙，郭梁：《华侨抗日救国史资料选辑》，1987年福州刊本
柯木林，吴振强：《新加坡华族史论集》，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 生协会1972年
陈碧笙，陈毅明编：《陈嘉庚年谱》，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陈守明：《泰国华侨抗敌救国后援会函》时间注1938年4月20日，外交部档，微卷号0671.40-5060.01-01，中国台北国史馆
杨建成主编：《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始末》，中国台北南洋研究所1983年版
陈民：《民国华侨名人传略》，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版
庄炎林主编：《世界华人精英传略.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郭瑞明，蒋才培主编：《同安华侨志》，鹭江出版社1992年版
梁上苑编：《中共在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9年版
侨务委员会侨务研究室编印：《华侨爱国自动捐献》，中国台北编者印1969年版
于仁秋：《救国自救：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简史，1933-1950年》，三联书店有限公司2003年版
姜明清编：《捐献史册》上册，中国台北1993年版
黄绮文：《华侨名人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日]日本东京东亚研究所：《第三调查委员会报告书—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研究》1945年版
请支持原创，转载注明史料来源：抗战史记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