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第一次从全球视角来看待“侨批”体系，并意识到它的不同寻常之处

《亲爱的中国——移民书信与侨汇(1820—1980)》

〔英〕班国瑞、刘宏著；贾俊英译；张慧梅审校

东方出版中心2022年2月出版发行

我很高兴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个在200多年的时间里，影响了数以万计海外华人移民生活的机构“批局”的整体历史概况。众所周知，来自中国南部省份的闽粤华侨经常会给他们的家人汇款，但较少为人所知的是，在汇款的同时他们也会附上家信。这是他们向国内的亲属展示自己在国外的情形，同时也了解国内家里情况最为普遍的做法。虽然早期有关华侨的研究中提到了这一情况，但当时并没有研究机构尝试收集这些现在被称为“侨批”的资料，侨批这种涵盖海外华侨及其与中国联系的主要社会数据来源长期以来一直被忽视。

然而，近年来，广东、福建两省的地方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粤东潮汕侨乡和珠江三角洲以西，江门-五邑等地对此尤为重视。我开始遇到一些学者，他们正在收集能找到的所有侨批，亦开始在中国和国际会议上介绍他们的调查结果，以强调这些随汇款而来的信件如何在偏远村庄影响社会、经济和文化变化的非凡故事，而这些偏远村庄本来就与席卷全国的现代化浪潮相隔绝。

班国瑞与刘宏两人查阅了迄今为止所出版的有关侨批的藏书和中文资料，并重新分析了它们在华人移民史上的重要意义，这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视角。该研究显示了汇款系统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当地社会和经济的关键领域实现了现代化。他们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论证，即“侨批”和“批局”与当地文化价值体系紧密相连，虽然该制度利用现代银行与邮政服务技术的进步帮助其发展，但它们仍旧根植于中国传统的模式。作者通过这些论述，阐明了中国适应性的关键特征，即利用最新的交通和传输方式的同时并不丧失本土特色优势。

在我的前半生中，“侨批”文化依旧存在。这部著作唤起了人们对侨批贸易中仍与华侨生活相关部分的记忆。在20世纪30年代的成长过程中我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侨批”还存在着，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新政府的政策改变，侨批贸易开始逐渐消失。侨批贸易面对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变革时所展现出的弹性令我震惊。

关于“侨批”，我清楚的记忆来自20世纪30年代末，当时我还是一名小学生。我记得在我的家乡怡保(位于马来西亚霹雳州，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一群群代写信件的人坐在树下，用粤语和顾客沟通，帮他们代写汇款凭证和家信内容。我家来自中国的另一个地区，我的母亲每月通过当地银行汇钱回家，并自己写信。我从中得到的启发是，我必须学会阅读和写作，这样我就永远不必依赖别人来为我写作。

当我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研究东南亚华人时，没有人提到“侨批”，在现存的文献中也只有几处提及。在我之前的认知里，汇款是通过普通邮件或银行寄出的。直到我读了这本书，我才了解到，这个侨批系统的某些部分当时仍在运行，并且每当中国大陆与海外的沟通被切断或者当新的障碍出现致使他们的联系变得低效或不可靠时，这一系统继续提供宝贵的“后备”职能。

我于20世纪70年代访问厦门大学时，意识到“侨批”制度对侨乡生活的重要性。林金枝教授对我讲述了他和他的同事们在20世纪50年代为大学收集的“侨批”，以及这些“侨批”信件是如何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丢失或损毁的故事。他强调这些信件对闽南侨眷家庭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及他对收藏的“侨批”目前已经荡然无存的深感遗憾。

中国改革开放后，对于侨乡的研究热度日益增长。到了20世纪90年代，广州的暨南大学和中山大学的学者借助当地图书馆收集的“侨刊”，让人们注意到汇款与附带书信之间的联系。当我在1996年来到新加坡的时候，我听到了从事潮州与客家社群研究的同事们滔滔不绝地谈论“侨批”制度，也了解到了在江门-五邑粤语区系统收集侨乡书信的工作开展情况。

但是，自“侨批”贸易产生到一个多世纪的扩张和调适，到它在几十年前被逐步淘汰为止，仍然缺少对侨批历史的系统研究成果。班国瑞与刘宏两人的潜心研究有效地填补了这部分的遗漏。他们仔细分析了最新的收藏资料和侨乡学者的成果，他们的研究不仅描绘了华南“侨批”现象的全貌及其与慈善事业的微妙联系，还提供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移民经历的启发性比较。这是我们第一次从全球视角来看待“侨批”体系，并意识到它的不同寻常之处。此外，两位作者向我们展示了，当前对华人机构体系的研究忽视了确保其弹性和有效性的深层文化根源，使得研究陷入困顿，这一点或许是最值得引起我们关注的。

【本文为《亲爱的中国——移民书信与侨汇(1820—1980)》序言节选】

☆ 专家学者推荐 ☆

在班国瑞和刘宏的这部著作中，仅仅是史料和所引的参考书就足以开拓新的路径，让我们重新思考和追溯全球华人移民的足迹。《亲爱的中国》是近二十年来海外华人研究领域最重要的专著之一。

——石静远教授，耶鲁大学

《亲爱的中国》探讨了侨批现象(19世纪和20世纪华人移民的“书信和侨汇”)及其对理解当今中国的意义。本书通过移民和离散的视角，以深入的研究阐明了侨批对于海外华人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同时，该书也指出如何对侨批现象展开深入研究，将启发有关现当代中国的一些重要讨论。在这个全球化世界瞬息万变的时刻，班国瑞和刘宏为学者提供了引人深思的素材。

——陈佩珊教授，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

班国瑞和刘宏经过长达近十年的研究对侨批系统的研究揭示了一种由书信、现金、信用联系起来的复杂生态系统。在那个时代，没有什么通信技术能比侨批更适合华人移民。在这些书信文字中也流露出了一种不受空间和距离困扰的丰富情感，从而产生了一个旨在体现跨国华人家庭之爱的完整的沟通系统。

——廖彩亿教授，剑桥大学

《亲爱的中国》卓越而详实的分析以及以史料为基础的学术研究使得该书成为未来侨批研究的标杆。

—— 格伦﹒彼得森教授，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亲爱的中国》一书是关于侨批研究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本书不但对侨批贸易作了系统和深入的论述，而且在研究方法和范围上，都有开拓性的贡献。本书的出版在侨批研究和国际移民书信研究之间，建立起期待已久的学术的桥梁。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侨批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也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王苍柏教授，威斯敏斯特大学

侨批于2013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亲爱的中国》这部专著是对移民书信和华人社会生活研究的及时跟进。班国瑞和刘宏以侨批的视角，参考了大量档案，完成了这部经过精心研究和细致论述的专著。通过对侨批档案的分析，与非华人学者展开了重要的学术对话，扩大了关于离散研究的范围，明确了侨批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刘英荣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

《亲爱的中国》讨论的对象是“侨批汇款”和附带的书信。从狭义到广义，让读者明白如何从海外华侨汇款和与家乡保持的联系，来了解华人跨国网络发展源流及其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的影响。本书重视“侨批”，不仅把它视之为一个行业，更以侨批文献(家书)作为最重要的分析对象，给侨批赋予一个很高的历史价值，这是本书的最大特色。

——李培德教授，香港大学

有关移民的研究往往注重于对接收社会的影响，而对移民输出国的影响和移民及其位于祖籍国的家庭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在这个背景下，侨汇是一个有待研究的主题。本书通过分析侨汇的作用而对该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该书的重点是侨批，它是一种贸易的形式，由华人移民把汇款和信件封装在同一个信封。大约有16万份侨批在中国被保存下来，《亲爱的中国》的两位作者利用这些信件，从基层参与者的视角，而非政府或主流机构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移民史和国际金融史。

——西崎纯代教授，立命馆大学

《亲爱的中国》从家庭关系和伴随而来的跨国社会和文化交流的研究视角，通过注重个人和情感方面的研究，对华人移民和离散的跨国主义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它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经济和政治现代性与侨批贸易联系在一起，包含了华人移民与家人之间的跨国情感。

——侯冬琛博士,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班国瑞与刘宏合著的《亲爱的中国》使得侨批研究开始出现在西方学界的视野，可以说是班国瑞和刘宏赋予了侨批新的意义，他们还把侨批与欧洲移民的书信进行了比较。作者系统梳理了最新的侨批藏品和侨乡学者的著述，不仅全面描述了侨批这种跨国家书的现象及其与华南地区侨乡慈善事业之间的关系，还提供了与其他国际移民经验的启发性比较。此书是对侨批历史的系统性分析，以一种全球视野去审视侨批的价值，值得肯定。

——叶丽萍讲师，广州大学

《亲爱的中国》是有关华人移民最重要的专著之一，它深植于侨批(书信和侨汇)制度的起源和发展。移民寄往祖籍地的侨批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和全球华人史的珍贵资料。该书也强调华人散居者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且，侨批和回批让我们得以一窥全球华人移民、他们的直系亲属以及家庭和国家之间深厚的情感纽带。我很高兴能翻阅这些散发着对家庭的强烈承诺和关心的信件，而对长辈尊崇的价值观是现代社会中的个人主义所缺乏的，这些使它成为了解近代中国崛起的传统根源的有价值的原始资料。这是一本好书的标志。

——Indra Mohan Jha教授，德里大学

《亲爱的中国》通过分析侨批档案，丰富了对中国移民史及其在塑造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中所扮演角色的讨论。对于有关影响中国移民历史的结构变化的基础，该书提供了独特的见解。它内容详实，是全面探讨侨批的著作。研究华人历史和移民的学生与学者都会发现本书对他们的学习和研究非常有价值。

——Rakesh Kumar Yadav教授，迦尔郭提亚斯大学

(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东方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