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球场到战场是最远的一段路：民国国足队员的抗战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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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远的一段路—— 从球场，到战场：

民国国足的抗日之路

这段时间四年一届的女足世界杯，正在法国进行。笔者不由想到了2017年曾经发过的一篇，国足抗日的网文。当时由于（万恶的萨胖做了）文章字数的限制，导致文章被迫删减了一半，一直留有些许遗憾。此次重新修订此文，查漏补缺，以完整版，将近百年前的那支国足抗日的经历，再次呈现给各位读者。

今天的国足，早以沦落到被泰国队1:5血洗，打菲律宾、缅甸也得谨慎、严肃对待的地步。在近百年前，民国时期的国足却是，当之无愧的亚洲足坛霸主。

1913年2月15日，国足参加首届远东运动会，初次亮相国际A级足球赛。他们在黎刹纪念体育场迎战东道主菲律宾队。初出茅庐的国足，由唐福样在上半场首开纪录。由于体力不济，被主队上下半场连入两球，最终1∶2惜败菲律宾，屈居亚军。

当时国内举行的足球联赛和杯赛，均不允许华人参加。

这些国脚平时只能踢踢“野球”，他们其实毫无任何大赛经验。

唐福样

远东运动会实行两年一届的赛制。国足在此后的1915年到1934年，20年间的9届远东运动会中，豪取九连冠，傲视亚洲足坛。

特别是多次在比赛中横扫宿敌日本队，让国人们在那个国弱民穷的艰苦岁月中，难得的扬眉吐气。

1917年，日本东京芝浦运动场，国足在日本皇太子和上万名日本观众的注视下，以5∶0横扫首次亮相国际比赛的日本。这也是有记录可查的，第一场11人制国际赛事。

此后国足又3∶0击败菲律宾蝉联冠军。

1921年，上海虹口公园足球场，国足4∶0狂胜日本再次夺冠。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国脚们有很多都擅长多项运动，他们除了要代表足球队出战。

很多时候，还要代表排球和篮球出战。

李惠堂

1923年，未来的“亚洲球王”李惠堂，首次入选国足。还未满18岁的他，在大阪市立运动场对菲律宾队时打入处子球，帮助国足3∶0击败菲律宾。此后国足靠叶九皋的帽子戏法，再次以5∶1战胜日本夺冠。

1925年，是李惠堂在国足中大放异彩的一年。

在马尼拉的第七届远东运动会上，李惠堂在对日本队时，梅开二度，2∶0击败对手。

多年后日本足协的内部刊物，甚至将这场比赛称之为“小孩对大人的相扑式比赛”。

决赛中，李惠堂又上演了帽子戏法，特别是他连过3人，单骑闯关得分的一幕甚是精彩。

导致现场观战的菲律宾球迷不得不高举“提防左前锋”的纸板，来提醒菲球队要重点关注李惠堂。

孙锦顺

值得一提的是，号称“铁腿”的孙锦顺以凌空抽射的方式，射入国足的第五球。

他也成为了继李惠堂后，第二位未满18周岁就在国际A级赛事进球的中国球员。

国足最终以5∶1的大比分击败菲律宾夺冠。

1927年，第八届远东运动会足球赛事在上海中华足球场开战。首战便是中日对决，此次日本队的实力有了明显提升，多次在国足门前制造险情。本届比赛国足缺少了李惠堂、梁玉堂、冯景祥、戴麟经4名绝对主力，但他们在孙锦顺和门将包家平的率领下很快稳住了阵脚，再次以5∶1的大比分打的日本队毫无脾气。

随后进行的决赛中，由于菲律宾队的野蛮踢法，导致中菲两队爆发冲突，菲律宾队最终弃权，主裁判按惯例判国足以1∶0最终夺冠。

第九届远东运动会推迟至1930年。在日本东京进行。为了与奥运会接轨，主委会还规定此后每四年举办一届。国足此次远征日本，仍然缺兵少将。

包括主力门将包家平在内的4人无法参赛，而主力前锋李惠堂因脚踝伤势，虽勉强成行，但在比赛中却始终无法出场。

反观日本队，为了摆脱“恐华症”，球队为此准备了整整一年，全日本上下誓言一定要夺冠。

首战他们便以7∶2击败上届亚军菲律宾队，展现了强大的实力。

决赛在明治神宫外苑竞技场举行，现场涌入了高达3万6千名观众，连大会总裁日本秩父宫亲王伉俪也亲自到场。

决赛打的异常激烈，堪称远东运动会史上最刺激的一场比赛。

比赛开始后，日本队马上便发起了猛烈的攻势，国足则利用个人能力与之周旋。

由于当值主裁判竹内广三郎严重偏袒主队，国足每次进攻都被判越位，盘球突破又被判犯规，导致日本队利用越位球和莫须有的点球，三次领先中国队。

然而，国足顶住巨大压力，采用变阵的方式，三度扳平比分，90分钟双方3∶3握手言和。

根据比赛规则，还须进行30分钟加时赛，但是日方惧怕国足的反弹，坚持声称比赛已结束。

中日双方并列冠军，就此诞生了远东运动会史上唯一一次并列冠军。

1934年，第十届远东运动会，同时也是最后一届远东运动会，在菲律宾马尼拉黎刹纪念体育场举行。

此次比赛，国足六大主力缺席。主力左前卫陈镇和因为在广东航校的飞行学业缺席，其位置由他的弟弟陈镇祥顶替。

主力右内锋孙锦顺由于任职的进出口公司不让其参赛，也未能参加。当时的国足均为业余球员，他们平时不是学生就是职员。

就连贵为“亚洲球王”的李惠堂也得在保险公司、保安公司等单位，打三份工才能养家糊口。

李惠堂

首场比赛，国足便面对东道主菲律宾队。菲律宾队挟主场之利，全场进行野蛮踢法。谭江柏、黄美顺、李惠堂、李国威、何佐贤等多人相继受伤，但国足依然以2∶0取胜。

次战，国足的对手是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荷属东印度群岛实力强悍，它甚至在1938年成为了首支参加世界杯的亚洲球队。

本次比赛，它首战便7∶1横扫上届并列冠军的日本队。

值得一提的是，其队中的华人球员张显元，在这场比赛中上演帽子戏法。

这位球员两年后入选中国国足，并出征柏林奥运会。

他也成为了历史上唯一服役过两支成年国家队的中国球员。

比赛开始后，荷属东印度群岛发起了猛烈的攻势，一度压得国足只有招架之力。

国门黄纪良高接抵挡力保球门不失，两位后卫甚至采取犯规战术来阻止对方的攻势。

随后李惠堂和对方球员的点球又双双不进。

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下半场稳住阵脚的国足开始了反击，曹桂成和谭江柏相继上演连过数人，单骑闯关得分的好戏。

最终国足以2∶0击败荷属东印度群岛，涉险过关。

远东运动会的压轴大戏，再次在中日之间上演。但国足赛前又折一员大将，其主力左边锋叶北华因在此前观看日菲比赛中与观众一起燃放鞭炮，而涉嫌违纪被停赛。

反观日本队，他们刚以4∶3的比份逆转菲律宾队，势头正盛。

面对来势汹汹的日本队，国足毫无惧色，反而战意盎然。

因为这是东三省沦陷后，国足首次在国际A级赛事中面对日本队。这些国足的热血男儿们赛前，就喊出一定要击败日本队，在赛场上为东北同胞报仇的口号。

上半场国足就以2∶0领先，下半场双方各入一球，就当大家以为国足胜券在握时，不料右后卫李天生铲球过大，被罚下场，日本队借此机会连入两球，扳平比分。

此后国足大举进攻，逼的日本后卫用手挡球，李惠堂顶住压力，稳稳罚入点球。终于国足以4∶3击败日本，夺得冠军。目睹这一幕的在场侨胞，很多都激动地落下了眼泪。

这场比赛，李惠堂和谭江柏各入两球，成为了最大的功臣。

然而第二天，日本就悍然宣布解散远东运动会。原来日本拟让伪满洲国加入该运动会，但中国坚决抵制，不惜退席以抗议。

最终日本联合菲律宾，在未征得超过三分之二会员国同意的情况下，宣布解散远东运动会。

1936年，因为中德之间紧密的友好关系，国民政府决定派遣首支大型体育代表团参加柏林奥运会。

蒋介石为此特地拨款17万元作为参赛经费，然而CC系控制下的教育部却以“欧洲七国体育考察团”的名义，硬塞了几十人随行，导致经费严重不足。

最终，只得靠各路达官贵人“认捐”了5万元，勉强成行。

然而这笔22万元的预算中，却并未包含中国足球队的参赛经费。以“亚洲球王”李惠堂为首的一班国足只得提前两个月出发，途径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等地，一路打比赛筹集路费。

他们前后与各地的选拔队踢了27场比赛，取得胜23场、平4场的不败战绩。

为了省钱，他们住最便宜的旅馆，自己买菜做饭，上午刚到比赛城市，下午就得上场比赛，几乎每两天就得打一场比赛。

他们还要担心当地强队不与他们比赛、下雨天影响上座率和收入，担心主办方作弊，球队分不到钱。

每次比赛，除上场的11人和必要的替补外，都得轮流去入口监票。

他们没有队医，也没有专职教练，每场比赛都得拼命去踢，受了伤也得咬牙坚持上。因为如果不赢，分到的钱和奖金就会很少。

特别是最后一场与印度孟买队的比赛中，国足为了保持不败的战绩，派出了全主力阵容出战。

最终在印度恐怖的高温下，与以军人为主体的孟买队3∶3战平，顺利完成了整个南洋之行。

国足最终筹到了20多万港币，其中10万元作为自己的路费，其余则汇给了华侨协会，用于解决了其他奥运代表团成员的路费。

这次的南洋拉练异常辛苦，但以赛代练的方式，却极大地提高了国足的实战能力。

“运气是足球比赛的一部分”，国足在世界大赛上可能历来就缺乏好运气。

在去柏林的途中，他们就听到了一个噩耗，作为实力较弱的B组球队，中国队被抽到与A组的种子队英国队对垒。

英国是现代足球的发源地。虽然获胜机会渺茫，但国足依然准备殊死一搏。

为了对抗英国队，李惠堂想方设法去探听虚实。他通过与英国教练搭讪，以及暗中偷偷观摩英国队的训练，终于了解到了英国队的情况。

原来英国很晚才确定要参加本届奥运会，所以足球队在开赛前一个月才仓促成军。

队员很多相互之间并不认识，更谈不上配合的默契。

但英国球员的个人能力确实在国足之上，身材体力也都占据上风。

李惠堂认为国足只有打整体足球，通过默契的配合才能与之周旋。

1936年8月6日，中英大战在柏林汤姆逊球场开打，500多中国留学生专程来为国足加油呐喊。

双方开场均摆出了当时流行的235阵型。相比英国队的仓促成军，国足的首发阵容则排出了当时几乎所有国内最顶尖的球星。

队形一字排开，分别为：左边锋叶北华、左内锋孙锦顺、中锋是场上队长李惠堂、右内锋冯景祥、右边锋曹桂成；左前卫陈镇和、中前卫黄美顺、右前卫徐亚辉；两个后卫，一左一右分别为谭江柏和李天生；门将为包家平。

李惠堂

这些名字可能对大多数读者都很陌生，但这些人在当时的中国足坛，却都是一个个响当当的人物。队长李惠堂，1905年10月生人，身高180cm，体重74.8公斤。

1923年入选国足，同年8月18日，在与澳大利亚国家队的比赛中进球，让他成为了中国男足成年国家队国际A级比赛中最年轻的进球者。

1927年4月，他率领即将参加第八届远东运动会的国足远征澳洲，31场比赛踢入30球，威名远扬。

1935年10月在南京举行的第六届全国运动会上，李惠堂率香港队一路过关斩将，时隔25年后再度问鼎冠军。首场对安徽的比赛中，香港队以19∶0横扫，其中李惠堂一人就斩获12球，打破了他个人的单场进球纪录。

李惠堂直到1946年才正式退役，坊间一传说他的职业生涯共出赛1000多场，射进1860多球。

李惠堂本身是有记录自己每一场比赛表现的习惯，就像记日记一样。

但在香港沦陷举家撤离时，妻子把他的记录连同其他文字材料都付诸一炬，这也就成为了一个永远也无法去证实的神话。

李惠堂的得分能力极强，其绝招“卧射”更是弹无虚发。

李球王的身高虽然达到180cm，是当时国足第二高度。

但其最大弱点竟然是头球。据说是由于初到南华队时，被头球功夫当世无双的国足主力中锋黄柏松欺负得够惨。这导致他患上“头球恐惧症”，每有高球都退避三舍。

国足的二号得分手孙锦顺，其凌空射门能力极强，绰号“铁腿”。

据说其在香港甲组联赛上，因射穿球网而得到此名。

他是继李惠堂后第二位未满18岁，便在国际A组赛事中进球的中国球员。

孙锦顺身型较胖，其168cm的身高，在最夸张的时候却有79.5公斤体重，但是他在场上的移动能力和动作一点都不受影响，堪称是一个灵活的胖子。

孙锦顺直到1948年代表上海队，参加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后，才宣布退役。

这一年初，年已42岁的高龄的孙铁腿，还被上海体育协会列为本地参选伦敦奥运会国足的12名球员之一，堪称一代传奇。

右边锋曹桂成，身高160cm，体重61.2公斤。其带球突破能力极强，一对一无人能防，绰号“飞将军”，是20世纪上半叶国内的最佳右边锋。

曹桂成15岁时就被香港联赛的中华队，委以主力右边锋重任，和国脚左边锋陈光耀并称“中华双翼”，在1927-30赛季成就香港甲组联赛三连冠霸业。

1927年第八届远东运动会，曹桂成首度入选国足即担当首发，时年刚满16岁。他也是国足历史上，国际A级赛事出场的最年轻球员。由于曹桂成能力极其出众，还曾被香港足球总会诬蔑其为职业球员，从而遭到禁赛。

此次国足奥运会首发阵容中，还有四名球员来自广州市警察局足球队。他们便是同为广州市警察局交警的李天生、叶北华、冯景祥和谭江柏。这四人时常开着摩托车在街上巡逻，也因此号称“四骑士”。

右后卫李天生，身高168cm，体重59公斤。他转身灵活，铲球又快又准，有“铁铲”的美名，是20世纪上半叶国内一对一的防守之王。。但他受限于身高劣势，头球吃亏。而且盯人不紧，到了1938年后WM阵型引进国内，开始盛行第三后卫，要求后卫要盯紧对方边锋的时候，他就无法适应，开始走下坡路。

叶北华

左边锋叶北华，身高只有163cm，体重64公斤，是典型的矮脚虎。

但他盘球过人的技术令人眼花缭乱，底线勾传更是独门绝技，绰号“无畏将军”，“穿花蝴蝶”。

左后卫谭江柏，身高177.8cm，体重73.9公斤。他的头球特别出色，其起跳时间把握好，顶球使用力量大，有着“铜头”的美誉。他多次凭借头球的绝技攻攻破对手大门，是攻守兼备的锋卫摇摆人。

右内锋冯景祥，身高170cm，体重62.6公斤。他是当时前锋中罕见的传球好手，分边和直传球能力在20世纪上半叶国内无人可比。

他的射门虽然力量不大，但胜在精度高，角度刁钻，把握性相当高。

冯景祥因能传能射有着“神腿”的美名。1948年，他更是以41岁高龄入选伦敦奥运会国足，并担任队长，成为唯一一位两次参加奥运会的国脚。

国足最后的防线——门将包家平，更是一个极富个性的门神。

他身高177cm，体重却只有54.7公斤。

1927年第八届远东运动会，首度入选国足的包家平，便取代刘庆祥成为主力门将。

但是包家平的足球生涯却断断续续，他经常因为个人原因打一个赛季就停一个赛季。这在现代已全面职业化的足球联赛中，是无法想象的。包家平不光极具守门天赋，更有一颗前锋的心，他多次在比赛中出任前锋。

1933-34赛季，因为南华队前锋缺人，他在复出后，竟然顶替出任中锋位置，并打满整个赛季。包家平的封位扑救滴水不漏，有着“摄铁手”的美名。其唯一的缺点是出击扑单刀时欠缺勇气，不够果断。但他依然是 20世纪上半叶中国队的最佳门神。

陈镇和

纵观国足的首发阵容，我们可以发现唯一的两位后卫，均是来自广州联赛的班霸广州市警察局队。而中场的一左一右的两位前卫徐亚辉与陈镇和，又同是广东航校第7期的同班同学。

大家注意双方队员的身高差距

我们再回到这场与英国队的比赛。

虽然英国队队员在个人能力和身材体力上，均优于国足。但国足敢打敢拼，在场面上毫不逊色对手，双方互有攻守。

第15分钟，身体发福严重，体重冠绝全队的“铁腿”孙锦顺得到曹桂成传中球后，在离门15码处不待球落地即第一时间凌空抽射，足球仅仅擦柱而过。

这也是国足全场最好的一次进球机会。

上半场双方0∶0握手言和。

下半场风云突变，由于国足在南洋打比赛时，每场比赛时间只有70分钟，而且平均两到三天便有一场比赛。到柏林后为了休息和养伤，并未安排热身赛，导致国足体力完全不足以应付90分钟的比赛时间；

二是长时间没有比赛，导致国足队员极不适应这种无比赛的空窗期。很多球员因此患上的焦虑症，状态有所下滑。下半场开始国足还能发动攻势，但后来就完全被英国队压制，55分钟、65分钟连丢两球，遗憾地告别了奥运赛场。（国内网络盛传的孙锦顺进球被判越位之事，纯属无稽之谈。）

国足最终名列本届赛事的第13名。而72年后的北京奥运会，国足才再次取得这个成绩。但是这场比赛却是国足在世界杯和奥运会正赛中，最出色的一战，没有之一。

现场观战的多名欧洲各国的足球专家，也对中国队刮目相看。当时的德国元首希特勒，还在赛后亲自接见了全体队员，并赠送每人一只特制奥运金表。

戏剧性的是，中国队的手下败将日本队，却抽到了实力相对较弱的瑞典队，并在下半场比赛中连入三球，以3∶2逆转对手，最终排名第8，位列中国队之前。

此后国足转战欧洲各国磨炼战技，在与各职业强队的交手中，见到了差距，同时也收获了信心。国足在与奥甲冠军阿德米拉的比赛中以0∶11告负，这也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输球分差。国足此战被打得肝火上升，冯景祥和包家平一言不合之下，甚至拳脚相向互殴，输球又输人。

李惠堂赛后评论说：阿德米拉队进攻节奏之快，传球之迅速，跑位接应之灵活，是国足完全无法抗衡的。他自己全场也仅触球12次，真的是惨到连“波皮”都摸不到。这场比赛也让国足见识到了，其与世界一流职业强队的水平差距到底有多大。

接下来国足重整旗鼓，在与瑞士国家联赛第七名塞维特的比赛中，依靠李惠堂的帽子戏法以3∶2胜出。而在前一天，日本国足刚以0∶16输给了该国联赛季军草蜢队。

这也使《日内瓦报》惊呼：“这是何等惊奇，塞维特竟然败给中国奥运队”。该报认为，国足阵中黄纪良把关固若金汤，李惠堂得分能力超卓，如能继续努力的话，将来挑战欧洲顶级职业球队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特别是国足在和法甲联赛第14名红星队（Red Star F.C）2∶2战平后，当时该队刚刚以法乙冠军的身份升入法甲，其开出丰厚条件力邀李惠堂加入。但李惠堂为了率领国足参加1940年东京奥运会，遂以行将退役为借口婉拒，否则他将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登陆欧洲职业联赛的中国球员。（当时职业球员不允许参加奥运会，李惠堂即便贵为“球王”也得打三份工，才能养活全家人。）

此后，国足还与1935-36赛季荷兰联赛亚军阿贾克斯（AFC Ajax）交手。缺少李惠堂的国足虽由谭江柏、杨水益、孙锦顺各进一球，但其后防也丢了5球，最终以3∶5落败。

9场欧洲巡回比赛，国足仅得1胜1平7负，比起南洋拉练的成绩真是天差地别。除了对手水平高出很多以外，还因为国足在奥运会比赛结束后，已经没有了奋斗目标，身心都放松下来，训练也不系统。

1938年的法国世界杯，首次分配给了亚洲一个参赛名额。而正当李惠堂等人全力备战世界杯时，卢沟桥头的一声炮响，却击碎了国足所有美好的愿景。对于除了冯景祥的其他国足球员来说，他们的国脚生涯到这一刻就划上句号了。而国足重返国际舞台，则还要到11年之后了。

李惠堂

抗战爆发后，虽然有部分国脚仍在日伪控制区踢球，但大部分的国脚都积极地投入到了抗战救国的热潮中。

极负爱国情怀的李惠堂，拒绝为日寇和汪伪政权踢球。他借率领南华队到澳门比赛的机会，逃离了日寇占领下的香港。

1942年，为响应国民政府号召，李惠堂次率领多名国足队员组成“蜀健队”，与全国各地的足球健将，举行了高达138场的足球义赛、义捐。

此后他又参加了广东航空建设协会足球队参加义赛，所得款项全部购买粮食、衣被、医疗药品和武器，用以支援抗战前线。

而另一位国脚则没有李惠堂那么幸运。1936年柏林奥运会国足的首发主力，中前卫黄美顺，在1938年2月22日代表南华队出战英国科林蒂安队的一场比赛后，神秘失踪。据传其因为拒绝为日寇和汪伪政权踢球，而被秘密杀害。

黄纪良

“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奴誓不回。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

在面对日寇的野蛮侵略时，更有一批热血国足健儿直接投身抗日正面战场中。

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国足二号门将黄纪良，虽然未能在对英国队的比赛中登场，但奥运会后国足访问欧洲。他在多场比赛中的发挥都极为出色，被当地报纸称为“铜墙铁壁”。

抗战爆发后，黃纪良在马来亚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后被日军俘虏。

他惨遭酷刑，幸而被友人营救出狱，最终保住了性命。

谭江柏

谭江柏，是1936年柏林奥运会国足的主力左后卫。

他早在1932年1.28事变时，就已是十九路军后勤民运大队长。

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又来到云南，不顾日军炮火和飞机轰炸，担任了华侨第12运输大队长，官至中尉，并直接参与滇缅公路军备物质运输。

而他的另一个身份，则更是让人津津乐道，他就是著名歌星谭咏麟的父亲。

徐亨

1934年最后一届远东运动会的国足队员徐亨，也登上了抗日正面战场。

徐亨的经历极为传奇，他身高191cm，司职门将，绰号“铁门”，是20世纪上半叶国足的第一高度。

1928年，徐亨代表岭南高中参加广东省运动会，在所参加的足球、篮球、排球、游泳四项比赛中都取得了冠军，是一位全能运动员。

1930年，徐亨代表广东参加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并以高中生身份入选中国排球队参加第九届远东运动会。

身为主力的徐亨。以其独门的背身反手“梳头式”扣球绝技，帮助球队赢得了冠军。

1934年的最后一届远东运动会，徐亨同时入选足球和排球国家队，分获冠亚军，成为历史上在这两个项目上都拿到远东运动会金牌的唯一中国运动员。

抗战爆发后，徐亨以海军少校身份，任中国驻港军事代表团团长陈策的随从参谋，兼任港澳总支部秘书。

左边是徐亨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徐亨作为陈策的助手，协助实施了著名的“香江突围”。

他们率领72名英国官兵和数名中国海军官兵，不可思议地穿过日军的重重防守到达韶关。

徐亨因此获得：英皇乔治六世授予的皇家最高荣誉军事奖勋和国民政府颁发的“陆海空勋章”。

他还被晋升为海军中校，调海军总部参谋。

1944年12月，徐亨成为赴美接航参战士兵总队的一员，到美国迎接赠送给中国的护航驱逐舰2艘、扫雷舰4艘和巡防舰2艘。

回国时，他已担任“永宁扫雷舰”的舰长，并迎来了最终的抗战胜利。

陈镇和

有的人，能幸运的看到抗战胜利。

而更多的人，则早已牺牲在了前往胜利的道路上。

谭江柏的好搭档，国足中场主力左边锋陈镇和，速度快、敢打敢拼，早在学生时代便担任国脚，1930年第九届远东运动会上以主力身份随队夺冠。

1.28事变的失败，让他悲愤不已，遂投笔从戎，于1934年考进广东航空学校第7期，与另一名柏林奥运会国足的首发右边锋徐亚辉成为了同班同学。

由于航校设在广州，邻近香港，所以他们两人也代表中华队参加了香港联赛。

陈镇和因为学业问题，不幸错过了当年举行的末代远东运动会。

1936年，航校毕业后的陈镇和重新入选国足，并参加了当年的柏林奥运会，在与英国队的比赛中首发登场，出任左边锋。

1936年7月，广东空军集体投效南京国民政府，但空军中的“中央系”却对广东空军极端歧视和排挤。本已从广东航校毕业的陈镇和，也因受到歧视，而被当局认为其飞行技术不合格，要求他进入笕桥航校第八期驱逐组重学飞行。就这样，陈镇和只得在洛阳分校再次从头开始学习飞行驾驶。

1938年12月1日，陈镇和从已搬迁到昆明的空军官校（即笕桥航校）毕业，后历任空军第三大队第28队、第二大队第2队、第五大队第27中队、第四大队第22中队飞行员。

陈镇和在空军中的经历极为特殊。他不光在空军的三个王牌驱逐大队都待过，而且竟然还在轰炸机队担任过射击士。这样的经历在整个抗战期间的空军中，也是极为罕见的。更有意思的是，陈镇和所在第五大队27中队的中队长谢荃和，曾经是广东省足球队的主力队员。他与陈镇和两人还曾是球场上的对手。

1937年11月24日，中国空军战机，对入侵长江江阴河面的日军运输舰实施轰炸，有战机被日军防空炮火击落。当时的报纸误以为是陈镇和被击落殉国，还曾特别报道体育界将为其召开追悼会的新闻。

其实那时候，陈镇和还在航校当学员呢。

1940年期间，陈镇和驾驶伊—152和霍克Ⅲ战机，在成都、重庆上空多次升空作战，拦截日军轰炸机。

1940年5月19日，日机5批共45架来袭成都。第五大队27中队和17中队起飞8架伊—152战机和2架D.510c战机迎敌。“27中队少尉本级飞行员陈镇和，驾驶2710号伊—152战机乘敌投弹凤凰山时，潜入敌后约六百尺处，连续攻击约三十秒钟后，因油量将尽，降落温江机场，于翌日八时飞回太平寺机场。”

1940年7月6日，日机三批共90架来袭重庆。“第四大队22中队飞行员陈镇和驾驶72号霍克Ⅲ战机，随大部队由江津飞往龙岗，拦击盘旋于綦江西北之敌机，途遇敌机分前后两编队向江津西飞。

当即攻击，敌机窜入云内，良久不出，我机即飞返渝空警戒。”

随后的1940年7月8日、7月9日、7月16日、7月24日、8月2日、8月9日、8月12日、8月17日、8月19日，陈镇和驾驶霍克Ⅲ战机先后9次起飞拦截日轰炸机，表现异常英勇。

日本的封锁和国际形势的恶化，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只有苏联愿意对中国提供贷款，并出售军火。

但苏联的打算仅仅只是为了让中国尽量牵制住日本，避免其北上侵苏而已，并不是真心想要帮助中国击败日本。因此这些让中国用茶叶、皮毛、粮食、矿物以及硬通货换来的廉价苏制战机，大部分都是老毛子用过的二手飞机。

机上设备老旧，导致飞机故障颇多，性能下降严重。

当时很多空军飞行员对此均有诸多抱怨。空军名宿高庆辰在《空战非英雄》一书中曾回忆道：“俄国卖给我们的飞机，没有一架是新的，都是他们自己淘汰的飞机。

经过整修后，以新机的价钱卖我们。各国因为受到日本的压力，多不敢卖飞机给我们。

哪怕俄国以旧货当新品，我们也只有收下，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例如伊—16式驱逐机，按他们新机的规格，最大速度是每小时440公里。但我们在理想的高度下，开满油门也到不了350公里。规定航程800公里，但我们即便尽量设法省油，也只能飞两小时，飞不到600公里。

后来接的伊—16Ⅲ型油量更短，有的只能飞45分钟就没有油了。各机彼此的情形，也都不大一样，穷人受欺负，说来话长。”

1940年11月，我国向苏联贷款购买的最后一批作战飞机运抵新疆，这其中就包括76架伊—153战机。

不过这批飞机仍然是一批二手飞机。第五大队大队长黄新瑞率陈镇和等人前往新疆哈密接收了部分伊—153战机，用以抗衡日军最新型的零式战机。

1941年3月14日，黄新瑞率已全面换装伊—153战机的第五大队和第三大队28中队在成都双流机场附近与日海航零式战机展开激战。

由于伊—153战机在性能上本就与日机存在代差，再加上这批飞机又是老旧的二手机，性能更是下降严重。

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国空军此战大败，多名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飞行员血洒蓝天，甚至连第五大队大队长、著名的华侨抗战王牌飞行员黄新瑞，也在此战中被零式战机击落殉国。

陈镇和

​早在1940年9月13日的璧山空战后，目睹了零式战机强悍战力的蒋介石，就曾多次向苏联提出购买最新型战机的请求。

但无数次请求换来的，却还是一批被苏联空军使用后淘汰的二手飞机，只不过老毛子把型号从伊—152升级为了最新型的伊—153而已。

然后苏联人告诉中国人，这就是最新型的飞机了，却从不把真正的好飞机卖给我们。

伊—153战机确实是伊—15系列的终极改进型。但这种双翼老爷机早在1939年的诺门坎苏日冲突中，就性能平平的日军陆航中岛97单战打的落花流水。

这样的飞机又怎能抗衡，顶尖的日军海航零式战机呢？

在得知使用伊—153战机的中国空军，在双流空战中惨败的消息后，蒋介石在1941年3月22日的日记中曾悲愤地写道：“俄机新来者皆为旧机，被侵略之国家可怜极矣！”

然而更让人无比惋惜的是，陈镇和并未像众多抗日英烈那样血洒长空，战死沙场，而是在一场突如其来的飞行事故中失去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1941年1月28日，黄新瑞率10架伊—153战机飞返成都。

由于这批二手的伊—153战机设备老旧，陈镇和在驾机随黄新瑞飞往兰州的途中，因发动机超负荷运转而发生故障，不幸在甘肃安西县附近坠亡。当地人迹罕至，多日后遗体才被一名放牧路过的女孩发现。由于气候寒冷，陈镇和在被发现时竟仍然保持着坠地时的姿势。

陈镇和殉国时的军衔，仅为中尉三级。

陈镇和作为一名1936年就业已从广东航校毕业的华侨裔广东空军飞行员，虽然多次升空作战，浴血蓝天，英勇卓绝。直到他牺牲时，他却仍然只是一名普通的队员，连一个分队长也没能当上。这不能不说又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男儿莫惜少年头，快把钢刀试新仇。杀尽倭奴雪旧耻，誓平扶桑方罢休。” 陈镇和在1.28事变后所作的这首立志诗，准确地诠释了那个时代国足的抗战精神。

他们在绿荫赛场上流汗，以精湛的足球技艺击败日本球队，捍卫了中国足球的尊严。

他们在抗日战场上流血，以无畏的牺牲精神抗击日本军队，证明了中华民族的血性。

从驰骋绿荫赛场，到浴血抗战疆场，他们完成了从抗日球员到抗日战士的蜕变。

他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了我们，谁才是史上最强的那支国足！

主要参考文献：

《国足百年（1913-1948）》，作者：中国足球研究院；

《民国空军的航迹》，作者：高晓星，时平；

《空战非英雄》，作者：高庆辰；

《空军战斗要报及往来信函（1940年1月—1944年4月）》，作者：航空委员会。

《抗战爆发时，中国空军可用飞机不足百架的真实原因》，作者：短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