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在1957年的诺奖晚宴上说了些什么？

早年的杨振宁照片

撰文 | 施郁（复旦大学教授）

1900年，量子概念诞生。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同年，第一届诺贝尔奖颁发。1905年，光量子概念和狭义相对论诞生。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1913年，玻尔原子模型诞生。1915年，广义相对论诞生。1918年，规范理论诞生。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9年，五四运动。同年，英国天文学家观测光线弯曲。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2年，爱因斯坦和玻尔分获前一年和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当时爱因斯坦途径上海，前往日本。这就是杨振宁出生时的时代背景。

1922年10月1日，杨振宁生于合肥[1]。名字中的“振”来自排行，“宁”来自怀宁（今名安庆），因为当时他父亲杨武之（字克纯，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在那里做中学数学教师[2]。

杨振宁10个月时，杨武之赴美国，在斯坦福大学一年，获学士学位[2]，又赴芝加哥大学读博士，师从代数数论专家Leonard Eugene Dickson[3]。他在芝大的中国同学包括物理学家吴有训和心理学家潘菽等。此后五年中，杨振宁与母亲罗孟华相依为命，母亲教了他3千字，超过了他一生所认字的一半[3]。杨振宁认为[4]，他本人的个性和作风，受到父母的影响都很大，明显的影响（如学术知识）来自父亲，不明显的影响（如精神气质）来自母亲，而中国旧时代的妇女，往往比男人意志坚强。

对于中国旧式的妇女，杨振宁还说过说[5]：

“她做任何事情都不是从个人出发，她的一生是从她的父母、她的丈夫、孩子来出发的，而这个观念是绝对的，她从来不怀疑应把丈夫与孩子的福利放在第一位。对于她，这是绝对的一件事。我想，人的思想如果把一件事情变成绝对化以后，就变成一种力量……这个力量的来源是因为它有个信念，这个信念是绝对的，是不容置疑的。”

杨武之一家人在厦门时候的照片

杨武之留学回国后，担任厦门大学教授，两年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因此杨振宁6到7岁在厦门度过，然后在清华园住了8年，其中，11岁到15岁时（1933至1937年）在崇德中学（英国教会学校）读书[3]。在崇德中学，杨振宁所熟悉的清华子弟包括朱自清长子朱迈先和邓以蛰之子邓稼先。杨振宁在清华园也有很多玩伴。杨振宁当时就表现出喜欢当大哥的性格，这个在成年后时有表现。

杨振宁4岁时候的照片

杨振宁小时候，父亲曾教他鸡兔同笼、正十七边形的圆规直尺作图等数学问题[6]。1934和1935年的两个暑假，由雷海宗介绍，丁则良给杨振宁讲《孟子》[2]。1935年4月， 杨武之在一张照片后写下“振宁似有异禀，吾欲予以伯瓌“。杨振宁经常翻看父亲的数学书，包括A. Speiser关于空间群的书，16到17岁时，他父亲给他介绍了近代数学的精神[2]。

杨振宁1935年摄于清华园，题字的左边为杨武之手书，右边为杨振宁所写，图源《杨振宁文集》。

卢沟桥事变后，杨振宁在合肥六中读了几个月，然后全家到了昆明，因为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联大），他父亲要去那里工作。于是杨振宁在昆华中学读高二，同年考入联大。他报考了化学系，但进去后立即改成了物理系。从16岁到20岁，杨振宁是联大本科生，然后又读了两年硕士研究生（三校的研究生分开招生，杨振宁算是清华大学的），直到1944年[3]。（编者注：有关杨振宁对西南联大的新回忆，请见近日发表在“知识分子”上的文章。）

吴大猷（左）和王竹溪（右）

在西南联大，给杨振宁影响最深的是老师是本科毕业论文导师吴大猷和硕士导师王竹溪[3]。吴先生给了杨振宁一份J. E. Rosenthal和G. M. Murphy关于分子光谱和群论关系的文章《Group Theory and the Vibrations of Polyatomic Molecules（群论与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回家后又从父亲那里得到Dickson的《Modern Algebraic Theory（现代代数理论）》，此书简练地介绍了群表示论。本科期间，杨振宁还从王竹溪的系列演讲中了解到相变，硕士期间在王竹溪指导下研究相变。两位导师分别影响了杨振宁的对称原理和统计力学两大方向。

另外，在西南联大，数学家许宝騄和场论专家马仕俊对他的影响也很大[7]。许宝騄是20世纪早期最重要的数理统计专家之一。杨振宁旁听了一学期许宝騄在矩阵理论方面的课。课上内容深刻，水平超过了学习量子力学所需要的内容。这对于他后来理解量子力学，特别是狄拉克的《量子力学原理》一书帮助很大。1941到1944年，杨振宁跟随马仕俊学习场论，学到了当时最前沿。

后来，1962年，马仕俊在澳大利亚自杀，杨振宁曾和李政道合写了篇悼念文章[8]。文中提到，1949年，马仕俊指出了费米处理量子电动力学Lorenz规范条件的困难，这导致了一年后Gupta和Bleuler各自提出解决方法。A. Pais在关于微观物理历史的《Inward Bound（向内走）》中也介绍了马仕俊的这个工作（马指出，费米的方法中，量子态的范数是无穷大），还介绍了1947年马仕俊关于经典理论中消除无穷大的一个工作[9]。除了李政道和杨振宁，马仕俊是Pais书中唯一提到的中国理论家。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的学生履历卡

杨振宁认为自己在物理学上的品味很大程度上形成于西南联大，学会了欣赏爱因斯坦、狄拉克和费米的工作，他们都有提炼物理精髓的能力。在量子力学的表述形式中，杨振宁更喜欢薛定谔的波动力学[10]。可以看出，许宝騄和马仕俊对杨振宁欣赏狄拉克和费米起了作用。

1944年，杨振宁考取了庚款留美。此后，杨振宁在西南联大附中教了一年数学，业余时间研究场论。

1945年，23岁的杨振宁赴美留学。这时的杨振宁，不但物理品味很大程度上已经形成，而且在文化、思想、性格上也趋于成熟。杨振宁认为自己的道德观念和作风受到了东方传统的影响[4]。

1957年，杨振宁诺贝奖晚宴上的演讲全部集中于他的中西文化背景[10]。他首先指出，1901年既是诺奖第一年，又是义和团运动失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签订条约的那一年。条约规定了中国给列强5亿盎司白银的巨额赔款。10年后，美国用部分赔款，建立了清华大学，并设立了留学基金。杨振宁从这两个项目中直接受益。他最后说：

“我沉重地意识到，在不止一个意义上，我是中西文化和谐和冲突的产物。我既以我的中国传统和背景骄傲，又献身于现代科学，它从西方文明起源，我已经并将继续为之工作”。（I am in more than one sense a product of both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in harmony and in conflict. I should like to say that I am as proud of my Chinese heritage and background as I am devoted to modern science―a part of human civilization of Western orgin―to which I have dedicated and shall continue to dedicate work）

杨振宁后来说过：”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我想我在科学工作的成就帮助中国人的自信心增加了。“[11]

1901年过去120年了，在又一个辛丑年回顾这些历史，别有一番意义。

参考文献

[1] Kenneth Young, After-Banquet Speec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Frontiers of Science in Celebration of 80th Birthday of C. N. Yang，2002.

[2] 杨振宁，父亲和我，1997年。收入《杨振宁文集》。

[3] 杨振宁，读书教学40年，1983年。收入《杨振宁文集》。

[4] 杨振宁，答《新加坡新闻》记者问，1987年。收入《杨振宁文集》。

[5] 杨振宁，和潘国驹谈中国文化，1988年。收入《杨振宁文集》。

[6] 施郁，杨振宁先生与与复旦大学物理系教师的座谈，物理，40卷8期，491-499 (2011)。

[7] 杨振宁，施郁. 杨振宁对西南联大的新回忆。

[8] T. D. Lee and C. N. Yang, Obituary for Dr. Shih-Tsun Ma, 1962.

[9] A. Pais, Inward Bound.

[10] C. N. Yang, Selected Papers 1945—1980 With Commentary.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Publishers, 1983.

[11] 杨振宁，接受香港电台记者的访问记录，1995年。收入《杨振宁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