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堪比黑奴贸易的“卖猪仔”，数百万华工被当“苦力”贩卖

被贩卖到国外做苦力的中国华工

中国港口的外国商船和洋行

贩运华工做苦力的“猪仔船”

十九世纪的汕头街景

提起15世纪初至18世纪末，西方殖民者将非洲黑人贩卖到美洲充当奴隶的 “黑奴贸易”，因其规模庞大，影响恶劣，被写进了世界各国的历史教科书，可谓臭名昭著，人所共知。

然而，谁又能想到，到十九世纪中叶，当西方的“黑奴贸易”逐渐废除，全球出现用工荒。东南亚的殖民者需要大批廉价劳工开发南洋；美洲、澳洲等国家也需要大量廉价劳工开金矿、修铁路之时。

对资本暴利的疯狂追逐和驱使，让这些西方殖民者（人贩子）不约而同把眼光转向了世界的东方，于是向东方中国去寻求“劳力”——能吃苦耐劳、工资低廉的华工，便成为他们掠夺的最理想对象。

据一项不完全数字统计， “猪仔贸易”在汕头等东南沿海港口持续了六十年，贩运至亚洲、美洲等地的契约华工多达数百万人左右。

仅1876年～1898年的二十二年间，从汕头被当成“猪仔”，贩运往荷属、英属东南亚殖民地的契约华工就有151万多人(《掲阳县志》)。

这些惨无人道、沾满血泪的“猪仔贸易”，堪称是不能忘记的、人类近代史上西方殖民者（人贩子）对华工犯下的滔天暴行；最应该受到谴责的肮脏、可耻一页……

黑奴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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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东沿海的潮汕一带“生齿日众，地狭人稠。”随着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外国资本的入侵，巨额不平等条约赔款的压力转嫁，广大农村自给自足自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贫富差距加大，大批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无以为生。

而与此同时，潮汕地区自然灾害频发，涝、风、蝗、瘟疫、地震持续发生，导致“鬻妻弃子，饿莩载道，甚至寻死着、迁徙者十之八焉（《汕头市志》）。”

潮汕民谣云：“断柴米，等饿死，无奈何，卖咕哩（苦力）”，就是当时极度贫困劳动者被迫走上卖苦力出洋情形的真实写照。

与潮人日趋贫困、穷则思迁相对应的，是十九世纪中后期，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进程加快，相应地加紧了对殖民地的原料掠夺和商品倾销，从而揭开了“开发”殖民地的历史。东南亚锡矿的开采，橡胶园的开辟，北美、澳洲、南非的金矿开采和铁路建设，南美洲种植园的拓展等等，都需要大量的劳力。

然而，在十九世纪初，英、葡、美等国相继废除了黑奴贩卖制度，于是便向东方中国去寻求劳力能吃苦耐劳、工资低廉的华工成为他们掠夺的最理想对象。

早在汕头开埠前，殖民者就已经很频繁地在潮汕沿海一带进行罪恶的“猪仔贸易”(即掳掠贩卖华工做苦力，华工被当作牲畜看待)。

“1852～1858年在南澳岛和妈屿岛共掠运华工4万名，妈屿岛海滩上被抛弃的华工尸体约达8000具，约达20％，跳海自杀者不在其中 (《潮汕百科全书》) ”。

“咸丰戊午年（公元1858年）正二月，有洋船数十，买良民过洋者，名过咕哩（苦力）。初则平买，继则引诱，再则掳掠。滨海一带更甚内地。沿海居民无论舆天乞丐及讨海搭蛡者，亦被掳去去（《汕头市志》）。

在西方殖民人贩子坑蒙拐骗和金钱利诱之下，东南沿海尤其是广东的许多贫民或自愿或被迫地与人贩子中介签订了卖身契约，先是像奴隶一样关在“猪仔馆”里，等积累至一定人数时，再层层被“猪仔船”贩运到国外做苦力。

契约华工被蔑称为“猪仔”称呼的由来。

林则徐在道光19年（公元1839年）的奏折中认为是：“夷船回国，间有无业贫民私相推引，受雇出洋……当其在船之时，皆以木盆盛饭，呼此等搭船者就食。其呼声与内地呼猪相似，故人目此船为买猪崽（《林则徐集·奏稿九》）。”

贩卖华工出洋做苦力的行为，则被称为“卖猪仔”。

“闽广沿海人民，至南洋各岛谋生，虽已日久，然皆贸易之商贾……二十年来，西人开垦招工，佣值顿贵。于是贩卖人口出洋者，名曰卖猪仔（《新加坡风土记》）”。

以此类推，那些专门从事买卖契约华工的场所被称为“猪仔馆”，贩运契约华工的船舶被称为“猪仔船”。

这种卖猪仔的“苦力贸易”是一种惨无人道的贩卖人口活动，葡、英、美等国的苦力贩子为了当年在南澳、汕头一带掳掠苦力，采用了绑架、欺骗、拘押、殴打等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简直灭绝人性，丧尽天良。

甚至连当时港督英国人包令也不得不承认：

“汕头及其附近一带（这些地方都在英国领事法权管辖之外）为搜罗猪仔苦力并将他们贩运出洋而产生的的无法无天的暴行，已达不可想象的地步（《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中国官文书选辑》）。”

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

华侨博物馆里的“猪仔贸易”场景

19世纪穿行在中国港口的外国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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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于1860年被迫辟为通商口岸，沦为西方殖民者掠夺中国财富、华工出洋做苦力的一大跳板。

汕头地处韩江和榕江出海口， “扼商彝出入之冲”，自然条件优越，很快吸引了英美，法，日等列强纷至沓来，他们圈地盘、设领馆、办洋行、筑码头、建仓库……航线通达欧洲，美洲，澳洲和东南亚诸多地区，“从此举凡潮州出入口贸易者皆以汕头为吐纳”。

据史料记载，经汕头出入进出货物的价值1860年为610万关平两，1880年为2128万关平两，1890年为4403万关平两，1910年为5401万关平两，汕头在开埠之后，殖民者海上贸易的兴盛促进了地区经济的畸形发展。

第二次鸦片战争不久，清政府被迫承认了华工出国合法化（当时的《北京条约》规定：清政府准许中国人赴英法殖民地和外洋做工）。至此，华人出国所有来自清政府方面的最大障碍消除了。

西方人口贩子更披着“合法”的外衣，在汕头设立“招工局”，招募契约华工，掀起了掠夺廉价华工苦力的高潮。

所谓“契约”，即愿意卖身移民的人与“招工局”商定工作条件和一定地点、期限，双方同意之后所订立的合同。形式上虽有合同，事实上契约一经订立，买方便把卖方当成“猪仔”任意摆布。买卖华工的手续，如同在牲口市场买卖牲畜一样几乎相同。

首先在汕头设立的招工局是英国德记洋行。规模最大的一个是荷兰元兴洋行。这家洋行拥有可运载200人的直航轮船，每月数次穿行于汕头与荷兰殖民地即尼日里之间。殖民者在潮汕掠夺的华工，英国主要运送到新加坡、槟榔屿，并以之为转运站，分送到东南亚的爪哇、苏门答腊北婆罗洲等地去开垦甘蜜、橡胶等大种植园和矿山;有的贩卖到圭亚那和悉尼等地。荷兰主要运到印尼的日里等地。美国、德国、葡萄牙和西班牙运送到南美的哈瓦那和秘鲁等各自的殖民地。

“猪仔船”上的华工

华工出国工作合同（契约）

英国驻汕头领事馆

十九世纪的汕头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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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力”华工被贩卖、以及在国外的被剥削被奴役的生活惨景。

契约华工在长达数月时间呆在运往各地的海船上，往往被关在底舱，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常常因疾病、饥饿和缺水而发生大量死亡，惨状难言，故人们称这种船为“浮动地狱”。到达目的地之后，被送进大种植园或者矿山作苦工，每天在工头的皮鞭下劳动18-21个小时，所遭压迫、剥削和虐待，更是苦不堪言，俨然进入了“陆上地狱”。

普宁有民遥云:“日里窟，会得入，无得出”。如此酷烈惨厉的生活环境，命运悲慘的华工，进去了，要求得生还，确是难乎其难。而殖民者却由此实现了大发横财的美梦，以华工的生命血肉肥了他们不义的腰包。

汕头开埠前夕，西方殖民者，已开始加紧开发、掠夺东南亚各国资源，最初着手于农园垦殖，种植咖啡、可可、烟草和橡胶等经济作物。各种植园拥有大量土地，需要众多劳力从事生产，因此来汕头，掳掠华工出国充当苦力的风气已甚盛行。

潮汕民间有《搭蛡歌》云：“君归来，莫以蛡灰贪再得，眼前已有‘咕哩贼’。相呼唤，好回归，妻言无米子啼饥，倘贼一月竟不去，海滨定无搭蛡儿！”

蛡，据说是沉积在浅海里的贝壳，可烧成贝灰。搭蛡是挖贝壳的意思。

这些被掠骗到东南亚等地种植园、锡矿山的华工住的是瓦屋，木板做墙，睡木板床房，屋中很少东西，没有蚊帐的占20%至30%，没有被子的占50%，没有拖鞋的占60%，用木枕头的占20%至30%，也有用三块木板钉成小凳子当枕头的。

为了麻醉华工思想、妄图将其永远留在当地做苦力，西方殖民者的庄园主还在种植园里开鸦片馆、赌馆腐蚀华工意志，把他们仅有的一点可怜生活费用全部侵吞、剥削。

不少华工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之后，便终生难离种植园，只得年年在此出卖苦力。

竭力压低华工的工资，是殖民矿主压榨最大剩余价值的源泉。

据一些归国老华工回忆，每个华工每日的劳动定额在4立方米以上，除去节假日，一年要做300天以上，每年定额及达到1200立方以上，当时300立方的锡泥挑出锡砂5.03担，一个华工一年生产锡砂20石左右，每担锡砂当时价值187荷盾，一个矿工一年生产的锡，其价值就高达3700多荷盾，而旷工每年得到的工资最低者仅70多荷盾最高者不过150荷盾。

因此，荷兰锡矿主的利润大的惊人。据统计，帮家的荷兰锡矿主在1925至1926年度获得了4000多万荷盾的纯利润，这都是从华工的血汗和白骨中熬出来的。

当时，由于华工生活居住环境差，患各种疾病的都有，尤其是以疟疾、烂脚为多，一个种植园、矿山、公司每年都有二三十人患大病，由于生活卫生条件极差，疾病流行，不少华工出洋打工，往往钱没有挣到几个，还被疾病、劳累夺去了年轻的宝贵生命。

华工在劳动

华工在修铁路

地下开矿的华工

华工的出洋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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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仔”贸易在汕头等沿海港口持续了五、六十年，给东南沿海一带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据统计，仅1876年～1898年的二十二年间，从汕头被运往荷属、英属东南亚殖民地的契约华工有151万多人(《掲阳县志》)。

有关文献资料表明，从汕头1860年开埠至光绪二十年(1885年)，每年从汕头出洋华工（华人）91100人，其中大半到新加坡及英属各地；进入ニ十世纪二十年代左右，每年出洋华工（华人）多的达240000人，少的也有10000人。

直到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发布《大总统令外交部妥筹禁绝贩卖“猪仔”及保护华侨办法》和《大总统令广东都督严禁贩运“猪仔”文》，民国政府下令搜捕客头，査处客馆，“猪仔贸易”在汕头才逐渐消失。

孙中山于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3月19日，发布《致广东都督令》：“惟禁止猪仔出口，尤为刻不容缓之事。民国既成，岂忍视同胞失所，不为拯救？务使奸人绝迹，以重人道而崇国体。”

同日又发布《致外交部令》，强调：除令广东都督严行禁止猪仔出口外，合亟令行该部妥筹杜绝贩卖及保护侨民办法，务实博爱平等之义实力推行，切切，此令（《孙中山全集》）”。

至此，在中国近代史上，西方殖民者（人贩子）掳掠华工充当苦力、大肆进行 “猪仔贸易”的惨痛历史，毫无人道的暴行终于被艰难地画上了句号，推进了历史档案。

中国港口的外国洋行

华工（华侨）给祖国家人寄钱的“侨批”

十九世纪中国的场景

一个老年华工从出洋到回国的人生雕塑场景

今日汕头港

参考书籍：《潮汕史稿》、《“猪仔”华工访问录》、《潮汕海外移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