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为何将太平洋司令部改为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

来源:中国青年报

5月30日，在美国夏威夷珍珠港，美军举行了将“太平洋司令部（Pacific Command）”更名为“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Indo-Pacific Command）”暨卸任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哈里斯与新任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维森的交接仪式。

战区“更名”加战区司令部“易帅”，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均来到现场，虽然仪式时长不到20分钟，却是美军历史上的重要时刻。

美国区域地缘战略已发生重大改变

经过二战后70多年的发展演变，美国现有覆盖全球的一级联合作战司令部共10个。其中四大职能司令部分别是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美国战略司令部、美国运输司令部和美国网络司令部；六大战区司令部分别是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美国欧洲司令部、美国中央司令部、美国非洲司令部、美国北方司令部和美国南方司令部。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组建于1947年，主要负责太平洋区域的安全与防务。其力量规模、责任区域以及覆盖范围，都是六大战区司令部中最大的。由于此前美国并未明确由哪个战区司令部负责印度洋地区，印度洋地区的安全与防务实际上是由太平洋司令部负责，但由于其并不具备与太平洋地区同等重要的地位，故并没有对外明确太平洋司令部负有此项责任。

5月21日，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罗布·曼宁上校称，美国国防部可能很快会将“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的更名并不会改变其现有的责任划分。这一表示等于承认此前印度洋地区由太平洋司令部负责，但更名“能更好地概括该司令部目前所负职责”。

由美军最高专业指挥机构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最高级官员共同见证战区名称改变，以及明确印度洋地区由新的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负责，说明印度和印度洋地区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地位明显上升了。

6月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承认：“美国已经扩大了（对地区的）介入，深化了整个地区的相互联系。”此处所谓“扩大”，应该包括从“亚太”到“印太”的拓展。

美国决定将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标志着二战后美国区域地缘战略的重要改变。促成这一改变的是区域地缘经济、地缘政治等综合因素的深刻变化。

就地缘经济而言，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有世界近一半人口，囊括充满活力的东北亚、东南亚以及资源丰富的中东和非洲。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已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全球消费品的主要产地和销售地。印度洋正成为世界最繁忙和最具战略意义的贸易走廊。

印度是新崛起的大国，影响力迅速超出南亚。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组成的“金砖国家”组织的成立，就是这一发展的重要标志。近年来，尽管巴西等国的经济增长疲软乏力，但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人口大国，经济仍然强劲增长。

就地缘政治而言，中国作为迅速崛起的经济体和战略实体，其文化、政治价值，以及实现发展繁荣的道路、方法、路径、理念等，都与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世界不一样。这本是世界不同国家发展道路丰富多彩、文化特色交流融合的自然现象，但美国的政治精英和执政团队中的一些成员，却以排斥和对抗的视角看待这一现实，将其视作对美国价值和政治体系的“挑战”甚至“威胁”。美国认识到，单凭自身的资源与实力，已经无法与这样的趋势抗衡。

无论地缘政治还是地缘经济，都需要地缘战略的支撑。这使得美国传统上不太重视印度和印度洋，以及将太平洋和印度洋分开独立审视的思维不得不发生转变。如今，无论理论界、政策研究界，还是政界、军界，都激发出将太平洋与印度洋看作整体的战略视角。在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报告中反复强调“印太”，形成实际上的地区战略从“亚太战略”向“印太战略”的转变。

尽管几十年来美军一级联合作战司令部的数量和构成都在不断演变，但将最大的战区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更名扩域，在1947年战区组建后尚属首次。

落实“印太战略”的“代言人”和执行主体

美国的地区战略从“亚太战略”向“印太战略”转变，落实新战略的“代言人”和执行主体势在必行。

在战区司令部的更名仪式上，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对于全球海上安全至关重要，两洋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为了应对美国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所阐述的美国在这一地区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国防部作出更名的决定，这展示了美国维护这一地区的稳定、开放与繁荣的坚定决心。”

新上任的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戴维森深感责任重大：“美国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中列举的五项战略挑战中，四项与印度样-太平洋地区有关。这要求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继续强化防御及打击能力。同时，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将继续深化与地区盟友的关系，并努力结成新的伙伴关系。”

此前，菲利普·戴维森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前沿力量太过薄弱，呼吁增加在亚太前沿的兵力部署。5月22日，美国海军追加部署的第三艘宙斯盾驱逐舰“米利厄斯”号抵达日本横须贺基地。5月23日，美国国防部取消早先已经发出的对中国海军参加“环太平洋-2018”军演的邀请，而越南、斯里兰卡等国首次受邀，这应该是戴维森所谓“结成新的伙伴关系”的一部分。5月29日，以日本横须贺基地为母港的“里根”号航母打击群开始年度巡航。

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在《2019年国防法案概要》中强调，通过“印度洋-太平洋稳定计划”加强美军在这一地区的规划，为相应规划提供必要的军队、军事基础设施和后勤能力提供资金。美国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埃里克·塞耶发表文章提出建议：向日本增派航母的时机已经成熟。

达成战略目标面临实质挑战

多年来，美国的任何地区战略的实现，都依赖与地区盟友的合作。这一点恐怕不会因为美国现任领导人的四处点火和对包括盟友在内的他国咄咄逼人的气势而改变。但美国的地缘战略正面临实质性挑战，即在美国自己风风火火推进“印太战略”时，其地区盟友却表现得非常冷静和理性，并不像过去那样闻风而动、随之起舞。

从“亚太战略”改变为“印太战略”也好，将战区司令部从“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也罢，突出印度和印度洋方向的地位与作用是其重要内涵。此前，有的美国媒体别有用心地渲染所谓中国围堵印度的“海上珍珠链战略”，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挑唆作用，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实本身的发展，印度开始变得理性起来。

数据显示，2017年中印两国贸易额年增长率为18.63%，达到844.4亿美元。印度对华出口额增长39.11%，达到163.4亿美元。印度从中国的进口增长14.59%，为681亿美元。这表明两国经贸关系具有很大的韧性。目前，印度朝野逐渐形成战略共识：维护边界和平与安宁是发展中印关系的先决条件；中国崛起是印度的机遇而不是威胁；中印是“伙伴”而不是“对手”。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4月27日，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理莫迪在中国武汉成功实现会晤。

为期3天的第17届香格里拉对话会6月1日在新加坡开幕。印度总理莫迪在“印度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所扮演的角色”的主旨演讲中，称中国是关键伙伴，强调中印合作，称“印中贸易在增长，两国在管控分歧、确保边境和平秩序上展现出了成熟和睿智”，甚至宣称“没有其他印度对外关系像对华关系那样具有强烈的层次感”，并表示强烈相信“印度和中国以互信求合作，亚洲和世界的未来将更加光明”。

美国“印太战略”的另一个关键国家是日本。最近，中日关系在经过长达7年的低迷之后触底反弹。5月8日至11日，李克强总理赴日本出席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并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访问行程非常丰富。同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表达了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的2018年访问中国的愿望。

事实上，美国将“亚太战略”向“印太战略”拓展自身也面临着结构性难题。目前，美国在本地区所面临的传统安全挑战仍然集中于西太平洋地区，美军的兵力投送方向仍然是从本土到西太平洋地区，印度洋周边地区只是这一方向的延伸。如果西太平洋地区资源本来就吃紧，再将前沿部署兵力转移至澳大利亚和印度洋周边，在政治上不利于美国巩固同盟体系，在军事上也难以构建新的作战体系。

作为新上任的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维森必须面对的一个事实是，他所掌管的战区是与中国接触最多的战区，他所面对的最重要挑战，是在战略竞争框架下稳定中美军事安全关系。而且这一关系已经不再由美国单方面来定义。

军事是政治的继续。正如戴维森自己所意识到的：“我肩负艰巨使命。”但他所拥有的政治资源、军事资源，以及所能发挥的空间，都有日益捉襟见肘之嫌。如何以有限的资源实现美国的地区战略目标，靠谱的办法是在保持一定张力的条件下，搞好与中国的军事关系。毫无疑问，对抗比合作需要消耗更多的资源。肆意挑衅中国不仅不会给他的任职加分，还会恶化中美军事关系甚至危及中美关系。这样的结果不仅是他，也是中美双方不可承受之重。（吴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