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先知先觉者郭嵩焘：他被选择性遗忘了许多年

郭嵩焘像

大约在十年前，我曾专门去湘阴寻访中国近代史上著名人物郭嵩焘的故居。但是，那次寻访颇很令人失望。我徘徊在湘阴县城十字街，几经打听，竟无人知道郭嵩焘故居在何处，许多人甚至对郭嵩焘这个名字十分陌生。最后，有当地人指着一片破旧不堪的砖瓦房说，这里以前叫郭家大院，但不知道是不是郭嵩焘故居。离开时，我觉得湘阴人对不住这位本土先贤。

近代湖南人才辈出，崛起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湘军群体，尤其引人瞩目。遗憾的是，人们对湘军领袖曾国藩、左宗棠等人耳熟能详，却选择性遗忘了更具有远见卓识的时代先驱者郭嵩焘。实际上，湘军群体中被誉为晚清中兴名臣的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只是暂时挽救了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所谓的中兴不过是延缓了大清帝国的覆亡时间。放眼历史长河，作为近代“清醒看世界第一人”的郭嵩焘，才是真正找到了国家与民族图强出路的先知先觉者。

近代清醒看世界第一人

郭嵩焘（1818-1891年），字伯琛，号筠仙，晚号玉池老人，湖南湘阴县人。郭嵩焘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聪颖过人，出口成章。11岁时去买笔，店主出联嘱对“小相公三元及第”，他随口应对“大老板四季发财”。18岁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与同学曾国藩、刘蓉结为至交。19岁中举人，嗣后十年间五次参加会试，直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才考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不久，丁忧回籍。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郭嵩焘入曾国藩幕府参与机务。曾国藩编练湘军水师，最初就是由郭嵩焘提出来的。咸丰六年（1856年），郭嵩焘赴上海为湘军购置洋枪洋炮，始结识西洋人，接触自然科学知识。后经江西巡抚张芾保奏，授翰林院编修。郭嵩焘的官宦生涯中，先后担任过苏松粮储道、两淮粮运使、广东巡抚等职。受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他悉心研究洋务，发表过许多独特见解。

光绪元年（1875年），清政府筹议兴办洋务，郭嵩焘在上呈总理衙门的《条陈海防事宜》一文中，提出了自己与众不同的主张和观点：“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富强，又末中之一节也。”他认为，西方强盛之本在于政教制度，坚船利炮只是其末。如果只学习西方技术，而不效仿其政教制度，那是舍本逐末，难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郭嵩焘将对西方的认识从器物层面推进至政教的层面，在当时无疑十分“超前”，以致备受非议。

郭嵩焘塑像

恰在此时，云南发生了“马嘉理事件”。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以考察商贸为由，带领一支由193名英国官员、商人、军官、士兵组成的勘探队，从缅甸进入云南。因当地民众阻止，英军开枪打死数人。当地民众奋起抵抗，打死了马嘉理及其4名随员。英国借此事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条约中规定清政府必须派出公使前往英国道歉。所以，清政府任命思想比较开放的郭嵩焘为兵部侍郎候补，充任出使英国大臣，赴英“通好谢罪”。郭嵩焘因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公使。

出使外国在今天看来是一份美差，但在闭关锁国的清代却被许多人视为奇耻大辱。湖南某守旧文人甚至撰联讽刺：“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郭嵩焘的亲朋好友也纷纷劝他辞掉这份费力不讨好的差使，但郭嵩焘不为所动，决心忍辱负重，毅然出使。

光绪二年十月十七日（1876年12月2日），郭嵩焘率副使刘锡鸿等随员30余人，从上海乘英轮漂洋出海，途经香港、新加坡、锡兰、马耳他等地，于十二月初九（1877年1月21日）抵达英国伦敦。赴英途中，郭嵩焘将所见所闻及自己的感想逐日详记。到伦敦后，他将这2万余字的日记，辑为一书，取名《使西纪程》。然后寄回中国，让总理衙门刊刻，供国内人士研究参考。

《使西纪程》

没想到《使西纪程》刊刻后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由于郭嵩焘在书中盛赞西方政教制度，批评中国“虚骄”、“闭塞”，因而遭到了顽固派的群起而攻之。顽固派谩骂郭嵩焘“中洋毒”，是“桧党”。翰林院编修何金寿还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总之，一顶“卖国贼”的大帽子扣到了郭嵩焘头上。由于士大夫舆论汹汹，慈禧太后只好下令将《使西纪程》毁板，禁止流传。

郭嵩焘在出使期间，积极开展外交工作，精心考察研究西方政治、经济、科学、国防、民俗、教育等各方面的情况，向清廷提出效法西方修铁路、设电报、开矿山、办工厂等许多建议。目睹英国的禁毒措施，郭嵩焘感慨万千，两次上疏要求清政府严禁鸦片。鉴于中外交往日益增多，郭嵩焘建议清政府设立领事保护华侨，制定通商则例解决中外纠纷。后来，郭嵩焘又兼出使法国大臣。在外交活动中，郭嵩焘不卑不亢，分寸合度，既保护了中国权益，又给驻在国留下了良好印象。如英国太古洋行轮船撞沉华商盐船事件和英商怡和洋行雇员枪杀厦门渔民事件，通过郭嵩焘交涉，迫使英方赔偿了损失。《光绪政要》中记载：“郭嵩焘在西洋三年，考究利病，知无不言，其品望最为西人敬服。”慈禧太后也说：“郭嵩焘是个好政事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

但是，乐于依照国际惯例处理外交事务的郭嵩焘，却遭到了顽固守旧的副使刘锡鸿的倾轧。刘锡鸿指责郭嵩焘有“三大罪”：一是参观甲敦炮台时披了洋人的衣服，即使冻死也不应该披；二是会见巴西国王时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不应该向小国国王致敬；三是在柏金宫殿听音乐时多次取阅音乐单，这是仿效洋人之所为。这三大罪状显然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且都合乎国际礼仪。但传到国内后，顽固派却趁机大做文章，纷纷要求将郭嵩焘撤职查办。

郭氏宗祠

光绪五年正月（1879年2月），年逾花甲的郭嵩焘不堪忍受顽固派的诋毁，满怀忧愤之情辞职归国。到达上海后，大约对满清朝廷深感失望，郭嵩焘未进京复命，而是托病直接回了湖南老家。然而，令郭嵩焘没想到的是，家乡不仅没有成为这位游子疗伤的避风港，反而让他伤得更深。当年闰三月十五日（5月5日），他乘坐小火轮抵达长沙时，地方官吏竟迟迟不准小火轮靠岸。尽管此时郭嵩焘钦差使臣的官衔暂并未解除，但自巡抚以下的地方官员都对他傲慢无礼。一些保守士绅还聚集明伦堂，声讨其罪，并扬言烧毁其乘坐的火轮。还有人在街头张贴大字报，口诛笔伐郭嵩焘“勾通洋人”。家乡人的愚昧无知和无理取闹，使郭嵩焘在愤懑之余，心灰意懒。此后，他退出官场，潜心著述和讲学，在孤独和疾病折磨中度过晚年。

光绪十七年（1891年）六月，郭嵩焘病逝于长沙，享年73岁。他去世后，当年的同榜进士兼一生的知己李鸿章，曾上奏请求为郭嵩焘赐谥、立传，但未获朝廷批准。清廷给出的理由是：“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的书籍，颇受外界争议，所以不为其追赠谥号。”满清朝廷这种顽固不化的态度，注定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必然失败，也为辛亥革命埋下了伏笔。

其实，有没有谥号丝毫不影响郭嵩焘的人生价值与历史地位。历史长河中，先行者的思想必将熠熠发光。正如郭嵩焘“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诗中的预言，历史一定会记住他的名字。2018年12月16日，郭嵩焘诞辰200周年纪念大会暨郭嵩焘纪念馆开馆仪式在他的故乡湘阴举行。湘阴人乃至湖南人，终于对这位逝去一百多年的先贤表达了应有的敬仰。（文/谢志东）

郭嵩焘诞辰200周年纪念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