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15日 星期五

新加坡人再不生孩子,政府就被迫放宽移民政策

本地去年新生儿人数连续5年下滑创8年新低。(联合晚报档案照)

移民与关卡局属下的生死注册局刚公布了2018年的全年报告,当中包含生育与死亡数据。里头一堆不漂亮的成绩:

1、去年我国只有3万9039名新生儿,这比前年(2017年)的3万9615人少了576人,即少了1.5%。这也是自2014年来连续第五年新生儿人数下滑,并且是8年来的新低点。

2、我国的整体生育率也跌至1.14,远低于2.1的人口替代水平。近年来维持在1.2的整体生育率,继2017年降至1.16后继续下跌。

3、我国华族和马来族新手妈妈的中位数年龄,去年也进一步拉高。华族为31.4岁,马来族则为27.8岁,各上升0.1,显示有更迟生育迹象。殊不知,随着女性年龄的增长,生殖能力也随着下降。

4、就死亡数据来说,去年为2万1282人,比起前年的2万零905人上升1.8%。死亡人数自1998年以来一直呈上升趋势,当时死亡人数为1万5657人而已。

人口自然增长过去五年持续下滑。(移民与关卡局/侯佩瑜制图)

简单来说,就是“国人不爱生、人口又老龄化,人口替代没着落”,而这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接受媒体采访的教授一致认为,若生育率继续下降,真的不是办法,这下政府可能要出下策了,考虑放宽移民政策。

光是提个建议,八字都没一撇,红蚂蚁已经可以想像到民众的一遍谩骂声了。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副教授陈恩赐告诉《新明日报》,对于未来经济前景不稳定的担忧或让国人缺乏安全感,加上一直存在的迟婚和生活费问题,使得生育率进一步下滑。

“若要维持我国经济与应付老化问题,除了让靠科技和雇用年长者,人口替代仍有其需要。若不能靠自然方式,那或得在移民政策上谨慎放宽,但必须确保新移民是来补足而非与同能力的国人竞争。”

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学教授郑宝莲回复《海峡时报》询问时也认为,若生育率继续下降或得出此下策,但应视为最后途径。

此外,议员黄国光今早也通过面簿询问公众对生育率下滑的看法,并表示会在国会提问,至今有129则留言提出意见,26人转发。反应一般般,看来国人对于生育真的不太感兴趣啊。

在留言中,很多父母把生育率下滑的原因归咎于育儿假太短,他们建议延长育儿假,并根据育有的孩子人数来调整育儿假的长短。目前无论你有多少个孩子,在职父母每年各有六天的育儿假。

这位妈妈说,她有三个孩子,6天的育儿期怎么够?一次手足口症或是病毒感染,育儿假就用光光了。像她是比较幸运的,即使育儿假用完了,还有妈妈的帮助,可以照顾留在家养病的孩子。但那些没有长辈帮忙的父母呢?或者是单亲家庭呢?这些父母只能拿无薪假期照顾孩子吗?

这位妈妈也同意说,如果没有长辈帮忙,妈妈放完四个月产假后,孩子就要送去托婴中心。而孩子因为太小,免疫力低,在容易造成交叉感染的托婴中心很容易生病,那父母得请假留在家里照顾,六天的育儿假绝对不够。

其实,也是三个女儿的爸爸黄国光议员也感同身受,早就在国会上建议延长育儿假,并根据育有的孩子人数来调整育儿假的长短,不过答案是令人失望的“No”。

但黄国光议员说,他还是会为大家继续争取。

想必这是一场持久战。

除了育儿假,国人也认为学前教育费用太贵。即使有补贴,本地私人幼儿园的费用也太高,较便宜的政府幼儿园的学额等候名单又很长,养大一个孩子的费用让他们吃不消。

红蚂蚁要列出双薪父母的苦楚和已婚夫妻不想生的原因,将会是一匹布那么长。随手一抓就包括:育儿假不够;产假太短;上有老下有小,费用大吃不消;人工受孕费用太贵;小孩会耽误个人职场升迁;为接送孩子以致上下班时间被绑死。

不仅仅是因为工作时间长、压力大或空间不够大(杨莉明部长名言:“做爱只需很小的空间”),导致他们太累或没有心情行房,这并不是夫妻面临的最大的“生育障碍”。

要提高生育率,除了国人在床上努力外,看来政府也不能“隔床观火”,需要对症下药,在政策上给予年轻夫妻更多帮助,例如增加育儿假、延长产假、增加政府托儿所学额,避免走到放宽移民政策那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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