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一石激千浪，中美科技博弈升级｜《财经》封面

中美博弈已经聚焦到高科技产业，中兴的致命危局既是个案，也是这场博弈的注脚。对中兴事件的解读，不仅会影响外交，也会影响内政。

文 |《财经》记者 谢丽容 周源 刘以秦 黄承婧 特派记者 金焱 发自华盛顿

编辑 | 马克

4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发表中国将加大开放力度的演讲后，特朗普总统发推特表示赞赏和感谢，太平洋两岸都松了口气，认为年初发酵、4月初达到高潮的中美贸易冲突已经峰回路转。

但是一周不到，中兴通讯事件让中美关系再度趋紧，并且无论中美，该事件所引发的关切都远不只是贸易。

4月16日晚，美国商务部下令，禁止美国公司在接下来的七年内向中兴通讯（000063.SZ/0763.HK）出售任何电子技术和通讯元件。中兴通讯从电信设备、手机终端，到软硬件供应都极其依赖美国供应商，美国商务部的裁决相当于灭顶之灾。

总部位于深圳的中兴通讯成立于1985年，是中国第二大、世界第四大电信设备生产商，2017年营业收入1088.2亿元人民币。

四天后，美国商务部一位高级官员公开表示，该机构已经批准了中兴通讯从非正式途径提供更多材料的请求。中兴出现一线生机。

4月24日，特朗普宣布财政部长姆努钦及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将在几天内率团访问中国，他表示，美中两国很可能就贸易问题达成协议。4月26日晚间，据CNBC报道，美国白宫经济顾问Kudlow也将是美方代表团成员。

一位中兴资深员工对《财经》记者说，期待中兴事件能够被列为谈判事项。

中兴存亡引人注目，但国内讨论更多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兴成了“靶子”？中兴因何被美国政府“一卡就休克”？中兴事件对中国高科技行业有何影响？要不要不惜一切代价发展“中国芯”？什么是全球化时代的“独立自主”？

（创意设计/黎立）

主流的看法是，中兴在合规经营和风险防范方面确有重大缺陷，因此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成了送上门去的“靶子”。但美国政府在中兴事件上借力打力，目标却不是缩小贸易逆差，而是保持美国高科技产业的竞争优势，防止中国反超。对此美国政府认识一致，不同于贸易政策上的诸多分歧。因此存在美国政府扩大打击面的可能性，更多中国高科技公司可能受波及。而中国相关产业在核心技术上的缺失或落后，使得中方的反制手段不足。

即便如此，以“两弹一星”为榜样的自主研发也有实际困难。中国经济已经深度全球化，中国的高科技产业，从研发生产供应链到专利交叉授权体系，也已深度全球化，不存在闭门造车式的赶超路径。

致命遗漏

美国商务部坚称和解协议里是一份39人的制裁名单，中兴却认为制裁对象只有4人

2016年3月7日，中兴通讯被指控将包含美国软硬件的科技产品销往伊朗和朝鲜，违反了美国进出口管理条例，被美商务部开出“出口管制拒绝令”，即七年内不允许中兴通讯直接或间接购买美国公司任何产品，同时被开出“拒绝令”的还包括中兴通讯全资子公司中兴康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经过一年艰难斡旋，2017年3月13日，中兴通讯与美国商务部、司法部、财政部海外资产管理办公室达成和解协议，中兴承认违反了美国进出口管理条例，同意为此支付11.92亿美元罚款。其中8.92亿美元一次性支付，剩下的3亿美元是否支付取决于未来七年公司对协议的遵守情况，中兴同意接受美国的合规监管和审计。和解协议不意味着美国商务部撤销对中兴的禁令，而是“暂缓执行”，美国司法部对中兴通讯保有三年观察期。

观察期内，美派遣独立合规监察员监督中兴通讯遵循美国出口管制法律及履行和解协议的情况，并出具年度报告；观察期满之后的三年里，改为中兴通讯自行聘请独立合规审计员进行监察并出具年度审计报告。

简言之，在2017年3月13日之后七年，美商务部保有激活拒绝令的权力。

美国商务部网站发公告称，激活限制令是因为中兴通讯在“最初的调查期，限制令暂缓执行期间和观察期内，均做出了虚假陈述”，其中 “观察期的虚假陈述”是引爆点。

美商务部在公告末附上了一份简称为《ZTE-denial-Order》的PDF文件，详解了中兴通讯在“观察期的虚假陈述”。这份长达14页的文件称，中兴通讯2016年11月30日2017年7月20日分别给商务部提交了两封邮件。

在2016年11月30日邮件里，中兴通讯表示公司已经启动内部调查和整顿程序；2017年7月20日邮件里，中兴通讯向美商务部表示调查和整改结束，并提供了一个39人的处罚人员名单。

2018年2月2日，美商务部致函中兴要求提供39人现在的职务、职称、职责范围和薪水及奖金情况。这时，中兴通讯承认只开除了4位员工，而剩下35人中除了一人外均拿到了2016年全额奖金。

正是对这35人的处理激怒了美商务部。美商务部部长Wilbur L. Ross在相关公告里称：“中兴通讯误导了商务部，中兴通讯不但没有谴责其员工和高级管理人员, 还给了他们奖励，这种行为令人震惊，无法忽视。”

但中兴通讯的说法与此不同。在中兴通讯4月20日向全体员工发出的一封内部信中，中兴通讯称当时与美司法部达成的协议中是只需“处理四名高管/员工”，该公司还承认确实于2017年7月20日给美商务部发邮件“对部分员工的纪律处分措施完成情况进行汇报”，但没有明确表示在这份信中是否向美商务部提供了一份39人名单。

中兴通讯称，直到2018年2月底3月初该公司才获知“对某些员工的奖金扣减计划并未及时执行”，总裁赵先明“安排迅速采取行动”来进行补救，除了惩罚相关员工之外，“还主动向美国得克萨斯州北区地方法院报告相关情况”。

但这些补救已无济于事，悬在中兴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落了下来。4月15日，美国商务部激活拒绝令。

“35人”是否出现在和解协议中？双方表述各异。澎拜新闻采访了美国商务部新闻官Will Reinert，他明确说：“这（处罚或减少35名员工的奖金）是他们（中兴）签署的协议的内容之一。”

中兴通讯4月20日召开了一个仅10分钟的发布会，这是数日内中兴通讯官方的唯一一次表态。董事长殷一民在发布会上称，美国制裁将使公司进入休克状态。

（4月20日，中兴通讯召开新闻发布会，董事长殷一民表示坚决反对不公平不合理的处罚，公司通过一切法律允许手段解决问题。图/视觉中国）

冲击波

不仅中兴，中国和全球科技领域的相关公司都在为这一轮中美博弈消化大小不同的成本

从后续发展来看，更大范围的中美相关企业被卷入压力区。

美国翰宇国际律师事务所（Squire Patton Boggs LLP）国际贸易联席主席弗兰克·塞莫利兹指出，中兴通讯的局面可能不会有缓解，但这也会损害美国一些重要的供应商。在美国上市公司中，有十余家在其财报中将中兴列为合作伙伴。

高通是美国芯片巨头，中兴手机最主要的芯片供应商。受中兴事件影响，高通股价一度下滑了9%，是中美贸易纠纷中最醒目的牺牲品。美国光纤通信元件公司Acacia Communications是中兴供应商，去年中兴为其贡献了约30%营收，4月16日以来其股价已下挫三分之一。圣何塞光通信器件供应商Oclaro 2017年6亿美元营收中，中兴贡献了18%。领先的光子集成模块厂商NeoPhotonics因中兴事件股价下挫13%。4月25日《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华为是否违反伊朗禁运条例。当天，NeoPhotonics股价一度下跌11%，因为华为在2017年为其带来了40%的营收，而中兴带来的营收只占5%……

引发中国公司普遍担忧的还有另一个“定时炸弹”。

中兴事件发生四天后，4月19日，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美国联邦信息通讯技术（ICT）供应链针对中国的脆弱性分析》报告（《Supply Chain Vulnerabilities from China in U.S. Federal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下称《美国ICT供应链风险报告》）。

报告指出，在支持美国联邦信息系统的商业电子组件和信息系统中，中国供应商的角色举足轻重。商业信息技术的供应链是由东亚供应商控制的国际化生意。除中国大陆的公司，许多总部设在台湾和新加坡的企业也把自己的制造分支设在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组装了全球大部分消费电子产品和商业电子设备，生产诸如闪存卡这样的零部件，占据了全球IT工业的大部分产量。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信息技术硬件出口商与进口商，同时也是计算机工作站、笔记本电脑、路由器、开关、光纤电缆和打印机的重要生产地。

该报告如此描述中国对美国联邦信息通讯技术供应链的威胁：相对来说，位于中国本土的中国国有企业制造的产品比位于中国的新加坡公司制造的产品威胁更大。报告称，中国政府可能支持某些中国企业进行商业间谍活动以提高企业竞争力并促进政府利益。中兴、华为、联想、浪潮、京东方、中国科学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CECT）、北京华胜天成等19家公司被点名。

这19家公司或是国有控股、或是行业龙头、或有国防背景。这份报告称，京东方和冠捷科技为美国戴尔公司提供显示屏和液晶显示屏；联想集团和华为公司为美国公司提供各种硬件产品，有“网络间谍”风险。

从2012年开始，相关调查机构每年都会向美国国会提供一份报告——“美国ICT供应链中来自中国公司的风险”，华为、中兴年年上榜。

今年选择在这个敏感节点发布并明确点名，令名单上的公司分外紧张。

联想集团的一位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联想集团确实正在评估如果美国政府追加1000亿美元货值关税带来的财务和战略影响。但他认为是否会波及联想集团，还取决于新一轮中美贸易协商的结果。

京东方的一位核心人士则向《财经》记者透露，京东方和商务部相关部门一直保持密切沟通，长远影响难以评估，但京东方的股价已经承压。

4月2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针对这份报告回应称，美方频频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美高科技领域贸易投资活动设限，显然是以国家安全之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暴露了美方“只有我可以有，就不允许你有”的霸权心态。

名单上的一家公司高层人士向《财经》记者评论称，如果新一轮中美贸易谈判顺利，被列入名单未必有实质性风险，但选择此时曝出这份名单，可算是“有效威胁”。

科技冷战？

中美之间一度兴盛的跨境科技投资有可能戛然而止

高科技领域的跨境投资、合作、并购，已成为中美贸易的敏感战场。

4月19日，美国一家研究机构发布报告称，受政策和政治因素影响，2017年中美企业双向直接投资规模较2016年大幅下降近三分之一。其中，去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减少约37%，为近十年来首次下降；美国对中国投资基本保持不变。

这份报告显示，中国对美国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四个行业：房地产和酒店住宿业、信息通信技术、能源、农业和食品。从1990年到2017年，在全部中国对美投资中，以上四个领域占比超过三分之二。

据该机构估算，由于负责国家安全审查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所担忧的事项无法得到解决，去年有超过80亿美元的投资交易被取消。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包道格（Douglas Paal）对《财经》记者说，整个美国政府的官员们都积极阻止技术从美国流向中国，几乎有些用力过猛。

他说，美国政府认为中国政府“在国外把手伸得太长，在国内则过于封闭”，这种主张使美国与中国继续已有的贸易和合作变得不太可能。而中兴通讯在此关键时刻违反和解协议，让美国的这些主张变得容易。

安妮·萨拉丁（Anne Salladin）曾在CFIUS任职近 20 年，现在是Stroock & Stroock & Lavan LLP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她对《财经》记者说，特朗普已要求财政部长姆努钦考虑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加以限制，但不清楚这些限制将涉及哪些方面。

萨拉丁为中国公司指出了四点风险：今后在半导体领域的收购将非常具有挑战性；购买美国拥有尖端和新兴技术的公司，尤其是那些拥有潜在军用技术的公司也将面临挑战；在贸易上涉及 “中国制造2025”领域的也有挑战性，例如，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另外，中美存在市场准入问题和缺乏互惠对等的行业也存在风险。

近几年来，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领域的并购投资活动十分活跃。金融工作系统服务商企名片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至今，对美投资最活跃的腾讯，共计投资27家美国科技公司，此外，联想集团旗下的投资部门，包括联想创投、君联资本、联想之星等，近两年内共计投资9家美国科技公司。

阻止技术从美国流向中国的力量主要来自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国会。CFIUS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对中国投资的攻击性也在增大。

有知情者对《财经》记者说，特朗普政府将赋权CFIUS审查那些可能导致技术转让给中国的交易，甚至一些合资企业和潜在的绿地投资项目也会被纳入其中。 CFIUS权限将扩大，在“国家安全威胁”的标签下，这一趋势将会持续发展。

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戒备日渐放大。美国无线通信和互联网协会（CTIA）发布报告称，中国在5G布局上咄咄逼人，中国将赢得5G竞争，这是美国犯下的重大错误。

无论中兴命运如何，越来越多的美国政府机构都剑指中国科技公司。4月17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禁止通用服务基金（USF）购买任何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设备或服务。这实际上就是禁止其购买中国设备。

美国竞争性运营商协会（CCA）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史蒂文·贝瑞（Steven Berry）对《财经》记者评论中说，“FCC禁止USF购买任何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设备或服务，这一建议所指相当广泛，可能会影响到通信供应链的每个方面。无论是否使用通用服务基金、或是否购买中国、俄罗斯的设备与服务。”

美国一些服务偏远地区的小运营商依靠中兴、华为等电信公司提供设备。贝瑞希望，FCC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应该将美国推向一个广泛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一个使美国农村消费者瘫痪的半拉子措施。

萨拉丁对《财经》记者说，中美关系和中美所处的环境要求有更广泛的解决方案， CFIUS不应该卷入贸易问题的解决机制。但“国家安全”已经成为上至特朗普、下至部分美国平民百姓进行贸易保护主义的说辞，这一点在针对中国时表现得特别明显。

当正常的贸易和商业被卷入国家安全漩涡后，很多事情开始变得微妙而危险。

“芯病”怎解

“不应该我们什么都做，最好是我们有几件别人离不开的东西。”

中兴困局最刺痛国人神经的是，中兴通讯“一卡就休克”让中国芯片业的脆弱暴露无遗。

中兴通讯芯片研发能力并非外界想象得那么差。根据国际知名专利检索公司QUESTEL发布的《芯片行业专利分析及专利组合质量评估》报告，中兴集成电路芯片营收排名中国第三。中兴通讯研发并成功商用100多种芯片，主要包括有线传输芯片、有线分组芯片、宽带接入芯片、无线系统芯片、移动终端芯片、多媒体芯片等，从规模布局上看，中兴其实已经形成云、管、端全系列通信芯片设计能力。

（中兴通讯芯片研发能力并非外界想像得那么差。中兴集成电路芯片营收排名中国第三。图/视觉中国）

尽管如此，中兴通讯20%－30%关键元器件高度依赖美国公司，如FPGA芯片、基带芯片、服务器芯片、光模块等，国内自主替代能力很有限。

目前，中兴通讯所使用的光模块主要由美国ACIA、Oclaro公司提供，尤其高端光模块只能依赖美国进口；基带芯片主要由高通提供，展讯虽然具有一定的替代能力，但展讯芯片含有高通专利授权，理论上也无法出售给中兴；全球服务器芯片市场主要把控在英特尔手中；FPGA芯片市场主要被赛灵思和英特尔所控制。

通信设备涉及元器件众多，一台基站有一颗芯片被禁运，整台基站都无法交付。事实上，不仅仅是中兴，中兴的海外竞争对手诺基亚、爱立信也同样大量依赖芯片外购。

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芯片消费市场，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CSIA）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集成电路进口额超过2600亿美元，连续三年成为我国第一大进口商品。根据海关总署数据，集成电路进口额从2015年起已连续三年超过原油，且二者进口差额每年都在950亿美元以上。

一颗芯片从IC设计、晶圆生产、IC制造、IC封装到测试，制作工序之复杂，要求之高是很多业外人士所无法想象的。除了制造工序多、产品种类多，技术换代快也导致投资大风险高。例如，目前全球主流工艺的28纳米（nm）芯片设计研发投入约1亿－2亿元，14nm芯片约2亿－3亿元，研发周期1年－2年。一条28nm工艺集成电路生产线投资额约为50亿美元，20nm工艺生产线高达100亿美元。

（一颗芯片从IC设计、晶圆生产、IC制造、IC封装到测试，制作工序之复杂，要求之高是很多业外人士所无法想象的。图/视觉中国）

在这条环环相扣的产业链上，中国在芯片设计和封测领域水平提升较快，但在芯片制造等领域很难弥补差距。

一位从事芯片设计十年的资深人士分析称，芯片设计领域，中国排在第二梯队，还没掌握高端通用芯片的设计能力，但“不是不可逾越”。

芯片设计是集成电路产业的火车头。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统计，2017年上半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销售额为2201.3亿元，同比增长19.1%。其中，设计业同比增长21.1%，销售额为830.1亿元；制造业增速依然最快达到25.6%，销售额为571.2亿元；封装测试业销售额800.1亿元，同比增长13.2%。

“简单计算营收容易给人欣欣向荣的假象。”上述芯片设计业人士说，“华为海思、展锐都进入了全球IC设计营收十强，但中国IC设计公司普遍毛利率都在30%以下，而欧美竞争对手都在45%以上。”

而且，中国芯片设计领军人才匮乏，企业技术和管理团队不稳定，企业小散弱，500多家集成电路设计公司收入仅约是美国高通公司的60％－70%，全行业研发投入不及英特尔一家公司。

中国集成电路与国际水平最为接近的是封装测试。与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封装测试公司台湾日月光相比，国内三大厂（长电、通富微电、天水华天）不存在技术代差。但中国半导体投资联盟秘书长王艳辉对《财经》记者说，中国三大封测厂走的是低成本运作路线，限制了高端人才的引进。

芯片制造是目前中国芯片产业最短的短板。

摩尔定律决定了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数目，每隔18个－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从而要求集成电路尺寸不断变小。芯片的制程就是用来表征集成电路尺寸大小的一个参数，从0.5微米一直发展到现在的10nm、7nm、5nm。目前，世界集成电路产业28nm－14nm工艺节点成熟，14nm－10nm制程已量产。英特尔、三星和台积电均宣布已实现10nm芯片量产，并准备投资建设7nm和5nm生产线，苹果iPhoneX用的便是台积电10nm工艺。

内地芯片工艺最好的厂商中芯国际，目前仍然在攻坚14nm，明年有可能量产。

王艳辉向《财经》记者分析，从经验和技术角度看，14nm是道坎，能踏过去，追赶速度就能加快，三星也是从14nm开始赶上台积电的。

梁孟松之前是台积电开发14nm的研发主管，也是三星开发14nm的研发主管，梁孟松团队加盟极大加速了中芯国际14nm的开发进程，证明了人才对集成电路产业的决定性作用。梁孟松目前是中芯国际联合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

华为海思的一位高级工程师告诉《财经》记者，今天中国芯片设计行业的另一个普遍问题是脱离市场，设计方向与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结合不紧密，难以进入整机领域中高端市场。高通、英特尔等在全球构建垂直一体化的产业生态体系，国内公司只能采取被动跟随策略。

某国家级研究所的一位芯片设计高级工程师告诉《财经》记者，主要承担IC设计前沿研究的研究所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潜规则。国家下拨给各研究所的经费有好几类，最主要的一类是技术改造费，大约一个研究所每年几亿元，其次是纵向课题研究经费，每年大约几千万元。

从2005年开始，研究所几乎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产线，生产一些低端产品，利用国家补贴跟民营公司竞争。2005年之后，“大家都想着接订单，卖东西，没人重视技术积累，已经违背了国家对研究所的投入初衷”。

“这种急功近利的情况在研究所很普遍，国家对研究所的研发成绩没有硬性要求，就靠各个研究所自觉，如果所里的管理层学术出身，重视研发，情况会好一些。”上述芯片工程师说。

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受限于“瓦森纳协定”，中国公司买不到最先进的制造设备和集成电路技术。“瓦森纳协定”全称为“关于常规武器和两用物品及技术出口控制的瓦森纳安排”，成立于1996年，一共33个成员国，中国不在其列，该协定的主要目的是阻止关键技术和元器件流失到成员国之外。

在芯片制造中最重要的光刻机，2010年最新的是32nm制程工艺光刻机，全世界主流半导体厂商都能买到，但中国厂商买不到。中芯国际到2015年才通过和比利时微电子研究中心合作，得到了32nm的光刻机，但在当年，台积电、英特尔、三星等全球领先的芯片制造商都已经买到10nm光刻机。并且，传统芯片巨头从硬件到软件到生态进行了严密布局，中国公司追赶困难巨大。

“这并不是中国的个性化问题，欧洲、日本和全球绝大部分国家其实一样。”上述芯片资深人士对《财经》记者说，一些国家在细分领域有一些突破，但往往无法“聚势”，扩大突破点。

王艳辉指出，技术突破的核心在高端领军人才，但全球顶尖的芯片设计人才大部分在美国，虽然过去30年大陆留学海外人员很多，但能进入欧美集成电路公司高层的人寥寥无几，个别能进入的也被美国政府层层监控。

因此，这次由中兴事件引发的大讨论集中在一个焦点，中国是否应该独立自主地研制“中国芯”？

“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宽带通信和新型网络重点专项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教授李红滨近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无论有没有技术封锁，中国都到了提升核心芯片等基础领域研发水平的时候。

多位行业专家告诉《财经》记者，在通用CPU、GPU等传统芯片领域，英特尔、英伟达等美国公司已经培养出成熟稳固的生态，中国公司追赶很困难，需要很长的时间去缩短差距。AI芯片创业公司地平线创始人余凯告诉《财经》记者，不要因为中兴事件而去搞“大炼钢铁式造芯”。

北美中国半导体协会(NACSA)的一名有20余年芯片从业经验的理事在接受当地华文媒体“美国华人”采访时说，中国真正的芯片龙头企业华为海思的成功不是因为国家政策，而是商业策略和市场力量的结果。曾经大张旗鼓报道的一些政府扶植企业，效果却实在不敢恭维。真正的成功一定是要有能摆在国际台面上的商业上的成功。自己画个圈，在里面自娱自乐终究不成气候。

一位接近决策层的人士对《财经》记者说：“我们不应该什么都做，最好是我们有几件别人离不开的东西，例如台湾的芯片代工，韩国的存储器和显示器，日本的专用工具和硅晶圆材料等。所谓离不开，并非别人不会做，而是我们做得最好、最便宜，别人不用，就可能失去竞争力。”

但全球芯片产业正出现新的赛道——人工智能（AI）芯片。AI芯片一般是用来加速特定人工智能算法。传统芯片巨头如英特尔、英伟达，中外互联网公司如谷歌、阿里，以及创业公司都在涌入这个市场。

2017年 ISSCC大会（International Solid-State Circuits Conference，是世界学术界和企业界公认的集成电路设计领域最高级别会议，被誉为 IC 设计领域的世界奥林匹克大会）将主题定为 “智能世界的智能芯片”。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是集成电路未来的发展方向，新增长点主要来自物联网、智能汽车、VR/AR、5G、人工智能等应用。

因为AI芯片，中美又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创业公司很有可能将成为这轮赛跑的主力选手。中国AI芯片创业公司寒武纪科技2016年推出了世界首款商用深度学习专用处理器，目前已经搭载在华为P10手机中，快速铺向市场。

全球风投动态跟踪机构CB Insights2017年底的数据显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启动资金中，中国占总额的48％（美国为38％），重点包括人脸识别和芯片。

余凯对《财经》记者说，AI芯片创业公司必须快速前行，所以从一开始就明确聚焦细分市场，从一开始就解决了传统芯片与市场脱节的问题，也正因如此，在芯片和系统设计节奏上，中美公司的脚步基本一致。“我们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点踩对了，就成了。”他说。AI芯片目前尚处于产业爆发前夕，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中兴未来

不仅中兴，多家中国公司的命运也受本轮中美谈判的影响。

4月21日，在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激活针对中兴的出口限制令的第五天，也是中兴发布抗议声明的第二天，美国商务部一位高级官员公开表示，该机构已经批准了中兴通讯从非正式途径提供更多材料的请求。

这意味着中兴危机迎来了一丝转机。不过，中兴的命运不仅取决于自身努力，更取决于新一轮中美贸易磋商结果。

中美贸易谈判最终达成哪个层面的协议，是否涉及中兴议题，以及与中兴事件相关的国家信息安全议题，将直接决定美国商务部的下一步决策，如果对拒绝令有所放缓，中兴将获得一线生机。

美国翰宇国际律师事务所（Squire Patton Boggs LLP）国际贸易联席主席弗兰克·塞莫利兹（Frank Samolis）对《财经》记者提到，中国公司“读懂华盛顿”非常重要。

他说，这届政府是前所未有的，特朗普总统与国会共和党议员之间的关系也是前所未有的——总统主导共和党，完全削弱了共和党国会领导人的地位。他们不同意特朗普的所作所为，却也无法挑战总统。一些受尊敬的共和党领导人在经济和贸易政策上，倾向于完全听命于特朗普。

事件爆发后，有声音认为，美国商务部再次处罚中兴违反了“一事不二罚”的原则。但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法律界人士认为，中兴违反和解协议和违禁与伊朗交易是同一件事引发的两个关联行为，美国商务部对违反和解协议的行为作出的处罚是成立的。这意味着，美国对中兴发出贸易“拒绝令”在法理上是成立的，唯一的转圜空间是美国政府能否“放中兴一马”。

也正因为如此，中兴的命运，最终悬于中美斡旋结果。如果如特朗普所言，中国与美国很有希望达成贸易协议，那么中兴也会迎来命运转折。倘若华盛顿上下最终没有动力改变裁决，中兴将面临“被死亡”终局。

市场给出的选项包括：华为同城并购，进而借中兴之壳上市；联想或TCL收购，做大手机业务，注销中兴品牌，保存团队和资产。紫光等国家队也频频出现在讨论名单之中。但有中兴高管向《财经》记者表示，这些讨论目前为时尚早。

不仅中兴，多家中国公司的命运也受本轮中美谈判的影响。

4月25日深夜，《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中国最大电信设备公司华为是否违反对伊朗的出口禁令，这让本已受限的华为在美国开展业务变得更加困难。

美国司法部、商务部和财政部拒绝就此事向《华尔街日报》置评。

一位知情人士对《财经》记者说，华为和中兴的情况完全不同。华为在全球拥有超过28%的电信设备市场份额，在欧洲的市场份额已经达到15％至20％。美国的欧洲盟友国高度依赖华为，如果制裁华为，将对欧盟产生致命打击；中兴只有全球13%市场份额，且绝大部分市场在中国。

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牧山浩石（Hosuk Lee-Makiyama）对《财经》记者说，在当前的政治氛围下，外国企业直到被证明清白前都认定有罪，这会对中美两国市场造成毁灭性的伤害。由于美国没有电信设备制造商，这可能不是保护主义的例子，更像是对成功的亚洲公司的深度怀疑。

他认为，尽管华为是欧洲一些主要公司（诺基亚和爱立信）的强力竞争者，但欧洲各国政府已经远离保护主义。相反，华为一直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合作伙伴。但是，在欧洲客户面前，华为在阐释其公司所有权以及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方面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2017年，华为营收6036亿元，按业务线看，运营商业务收入达2978亿元，占比49.3%，是该公司最大的业务；按地域看，华为欧洲、中东、非洲收入1638亿元，占总营收的27.1%，接近华为在中国的营收（占比29.0%）。

“华盛顿最忌惮的是华为，而不是中兴，”上述接近国家相关部委的核心人士说，“但特朗普制裁华为，势必挑动欧洲盟友国敏感的同盟底线，即便是特朗普，也不敢轻易作出这个决定。”

他认为，调查华为，更像是为即将到来的谈判增加筹码。

（本刊记者蔡婷贻、实习生孔闻峥对此文亦有贡献）

（本文将刊发于2018年4月30日出版的《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