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有些人就是不明白，病毒不论政治身份也不分文化水平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睿】

最近，曾经担任台湾文化部门负责人的龙应台说：“文化深层是种种社会行为的来由，文字语言又更是文化最深处、埋在地下的根了。”她在脸书上引用某位武汉学者的话说：“为什么别人会写‘风月同天’，而你只会喊‘武汉加油’？”

在新冠病毒肆虐众生的当下，龙应台关心民间的语言和文化水平，她说：“如果集体的语言贫乏、草率、粗糙，甚至粗暴，那是因为集体的心灵贫乏、草率、粗糙，甚至粗暴了⋯⋯。”她这是说谁语言贫乏、心灵粗暴呢？显然不是新冠病毒，而是为“武汉加油”的群众。

“为武汉祈福”的丰富语汇

那么，龙女士的高论又是如何呢？她在1月24日就写了篇“为武汉祈福”的贴文，开头以“迟迟暖暖的下午阳光照在乳鸭身上，一片柔软的黄金色”起兴，表现幸福的视觉滋味。

然后龙女士说：“除夕，本来应该是道途奔波终年后，家族相拥取暖的一个夜晚。武汉的人们，可辛苦了。其实，与其说除夕是欢庆的时刻不如说它是‘惜福’的时刻，珍惜平安的存在，感恩相聚的福分。除夕可以说是华人的‘感恩节’。不忘记街头无家可归的人，不忘记灾区里恐惧的人，苦其所苦，是除夕的核心意义呢。”

实话说，“苦其所苦”的心灵是丰富的，但未必需要龙女士那样丰富的语汇来体现。“风月同天”固然呈现了历史文化意涵，但“武汉加油”透显直白的人性，或许更接近在疫情中临难受苦、共克时艰的心灵。

然而，作为文化与社会评论的公知，龙应台其实和多数人一样，不是战疫抗毒的前线成员，无论说什么都不觉腰疼。特别在这种时候提及疫情，若只论民间的语文水平，而不谈战疫抗毒的得失，既脱离现实，也远离人性；既不如“武汉加油”，也不如“风月同天”。这难道是龙应台闪避“公知责任”的方式？

在台北市文化局长任内时，龙应台曾经接待过石原慎太郎，应该清楚日本右翼人士对于中日历史和国际政治的态度。可是，在历史和地缘政治仍有巨大矛盾的情况下，日本朝野这次支援武汉抗疫、为中国加油的表现，却成为台湾社会难以面对的“逆行”参照。

这个“不正常国家”愈来愈亲中，就让“这个国家”愈来愈焦虑。台湾方面的所谓“反渗透法”虽升高了两岸敌意，但阻绝不了病毒的渗透，也掩盖不住人性的善恶。自1月24日阻绝口罩支援大陆以来，台湾机场已拦截15万片闯关赴大陆的口罩。更意外的是，新冠病毒测试了中国大陆的地缘政治能量，让全球许多国家和主要的国际组织都为大陆加油，并且付诸实际的援助。

“风月同天”，竟使“同父同母不同天”的人冷落疫边，情何以堪？于是，风雅地批评对“武汉加油”群众们的语言贫乏、心灵粗暴，就成为龙应台们的现实欲望受挫的替代性补偿。

“风月同天”的逆行国家

当然，再怎么“不正常国家”，也有自己的国家利益。

中日关系自两年前开始回暖，一个很大的外部因素是特朗普上台后的“倒行逆施”。后者终结了奥巴马时代的TPP和“亚太再平衡战略”，致使日方的钓鱼岛“国有化”、新安保法、解禁集体自卫权、插手南海事务、扩大自卫队军备和军演、炮制“与台湾关系法”、……失去了靠山，而随之消停不少。

此外，今年夏季奥运将在东京举办，若不灭绝新冠病毒肺炎于境外，届时必让日本全国难堪。况且，在特朗普政府走向激进单边主义以后，中国大陆成为全球化的实际舵手，这个舵手又将要访问日本。日本既然寄望启动中日韩FTA，自难局外于中国影响。

单看这次的新冠病毒肺炎，就见识了日本各行业尝到的苦头。那么，借由近年来中日交流所积累的社会好感，充分释放并引导日本社会的对华善意，便成为日本政府援助中国抗疫的内部因素。

虽然，福泽谕吉路线或已成为历史，而鸠山由纪夫路线也让人称道。但观测日本政府在历史和地缘政治上究竟收敛多少的一个指标，还是他今后对待台湾问题的态度。毕竟在援助中国大陆抗疫的同时，安倍晋三也表态“台湾有必要加入WHO”，这是基于疫情还是基于地缘政治且一说，但对两岸间的矛盾则是抱薪加火了。

或许，多少制衡一下中国复兴的势头，对日本还是需要的。毕竟日本除了牛肉要输出大陆，还有其它核灾食品要输出台湾；而在拒绝华为5G设备的政策上，日、台当局更是走向了一道。

不但日本基于国家利益的作法如彼，美国在台海玩两手也超过40年。后者在国际上宣称“一中原则”，但对台湾则宣传大陆是“民主自由”的威胁，甚至介入台湾2020年选举，对“违背民主自由精神”的“反渗透法”不置一词。

这个被多数台湾人视为民主天堂的国家，也是在新冠病毒肆虐的疫情中，率先成为逆全球化的大国。

“言论自由”与新冠病毒肺炎

在这次疫情中，对于阻绝两岸婚配子女入境及武汉台人返乡的争论，龙应台说：“多重相互冲突的道德和安全原则，可以更深思。”这种风凉一下的作派，很难说有多少同理心。她接着说：“民主开放的社会之所以被我们呵护，是因为那个社会愿意用同理心倾听自己讨厌的人，愿意花一点时间思索‘正确’跟‘正确’之间、‘正义’与‘正义’之间，那些幽微而不容易看得清楚的差别。”

其实，深藏在幽微的语言文化中，仍然见到贫乏与粗暴的心灵，恐怕才真是令人难堪的丑陋。龙女士那么漫长曲折的话，无非就是推崇“言论自由”的社会，但言论自由恰恰也是“集体的语言贫乏、草率、粗糙，甚至粗暴”所赖以存在的人为空间。正因为是人为空间，所以不存在无限度“言论自由”的自然状态。

因此，臧否某种“言论自由”，其实就意味着臧否某种社会体制。

龙应台借“眼科医生李文亮”为题，她说：“悲伤若是一时的集体发泄，他的死，轻如鸿毛。悲愤若是深沉的社会醒觉，转化成巨大的改变的力量，他的死，重如泰山。他一定会希望，他的孩子，会在一个开放的、诚实的、新鲜的空气里长大。”这话中幽微的含意，是教人用悲愤般的力量改变一个“保守的”、“欺骗的”、“肮脏的”社会？

那么，服务于大阪办事处的“党国余孽”苏启诚，竟因人言可畏而自尽，他以死明志的悲愤，是否重于泰山？是否迎来一个开放的、诚实的、新鲜的言论空气？是否免于让人借机炒作的悲哀？研究神经科学和认知心理学的洪兰在其著作中表示：“台湾骗子特多，天天都有人被骗，我有朋友被骗怕了，搬回美国去了。这究竟是我们太天真善良？还是我们的教育不到位？”1

洪兰说的是一位大学教师连上网查资料都没做，就单凭偏听偏见而遭骗钱。被骗之后，还只能怪自己的本性，或怪人没教好，或移居外国，就是不理解“骗子特多”的社会怎么来，也不去试试龙应台式的悲愤与改变。这究竟是龙应台的空气太虚无？还是洪兰的研究太悲观？

无论如何，新冠病毒肺炎是等不及花一点时间思索“正确”跟“正确”之间、“正义”与“正义”之间的幽微差别，然后才开始吞噬生命的。

李文亮或苏启诚作为一个生命，往往在事过境迁后，才能让真正关心他的人们，开始感受悲伤。大陆和台湾的不同社会体制，往往有个人所见不及的历史和现实条件，而只有真正关爱那个社会的生命，才称得上重于泰山。

但是，为苍生说过话的人很多，并不因人死才为大。更多的人是没说什么话，就全身心默默奉献于这场战疫，只是“骗子特多”的社会未必知道或不关心而已。

况且，李文亮生前多次声援止暴制乱的香港警察，却有人因此否认他关爱社会、为苍生说话的品性。这回投入抗疫前线的共产党员李文亮死于新冠病毒肺炎，倒是让更多人加入悼念他的队伍，还包括以“言论自由”为名的反共团体和个人。其中既有受害者的悲伤，也有骗子们的悲愤。

社会体制有实际的条件支撑和发展需要，从港台来看大陆，未必能准确辨明那些人云亦云中的是非。在悼念战疫牺牲人员的同时，真正理解并尊重大陆内部的决策和究责机制，比起高谈无限度的“言论自由”要实际得多。何况是在苏启诚案的受害者与加害人，已经让“言论自由”颜面扫地的情况下。

武汉封城防疫与武汉台人的两难

以这次武汉防疫为例。武汉封城防疫是基于武汉本身的位置、产能与规模，以及中国大陆对全球的影响而作出的艰难决定，这不是大陆境外的任何地方可以随便比较的事情。

单以人口一项来说，武汉的实际人口数超过1400万；若用欧洲50个国家来比较，武汉市的人口规模已近于排名第10的荷兰，比瑞典、葡萄牙、捷克、希腊和比利时等国都要多。况且一座武汉市的面积，就相当于4个东京、8个香港或12个新加坡。

如何想象对荷兰全国人口，或者4个东京那样大的地方实施封闭、检测、隔离、管制、医疗、交通、治安、……，以及善后？何况武汉作为九省通衢的中转城市、长江经济带核心与华中高教中心，对于封城最高要求的谨慎与防疫最高要求的速度，天然形成管理上的矛盾，无论如何决定封城与决定何时封城，都注定这次战疫必有一定程度的牺牲。

但就是在这样艰难情况下的牺牲，也被人当成事不关己的新闻谈资，或仅凭简单的数据就轻易评论武汉封城防疫“无法阻止疫情扩散”。2特别是以冠状病毒学专家的头衔通过大众媒体报道出来，就容易给“骗子特多”的社会造成大陆政府独裁却又无能的形象。

可贵的是，台湾仍有医界人士呼吁以科学态度来看待疫情，并分析了“武汉封城与后续各省谨慎因应，对于防堵疫情起了功效”。3同样地，钟南山依据疫情变化与大陆的综合条件，提出今年4月以前就能结束疫情的估计。

事实证明，若不是大陆内张外弛的中央集权体制，能有效调控资源和力量来投入这场意外的战疫，并最大程度地保证社会民生和经济的稳定，恐怕新冠病毒肺炎在全球的影响绝不仅止于目前。

在台湾方面，当局防疫如防恐，照样在这时候超越市场法则，实施口罩配给制，导致人们天天争购甚至囤积这些“战略物资”，惶惶不可终日。以台湾的海岛格局、行政与民生惯性看来，根本难以独立撑持这种全社会的恐慌。即便这次物资恐慌是人为的骗局，也至少证明了台湾的体制和人心，禁受不住这类考验。

与此相比，大陆方面在严肃繁重的战疫任务中，还规划了满足武汉台人返乡的计划，却受阻于政治身分──或者受阻于贫乏而粗暴的心灵。马晓光公布了两岸官方沟通在鄂台人包机返乡的全过程，包括武汉市台办针对首班包机返乡中的“确诊病例”提出7项疑问。然而台湾舆论场上只是出现“信者恒信”的极端情绪，却不愿面对可能不如自己想象的思辨过程或讨论结果。

最终，还是亮出政治身分高于人道伦理的底牌，才暴露防疫政治学的水深。由“恐毒”而“恐中”的社会民情，也成为台湾当局借以因应的“民意”。难怪有些并非恶意但不考虑老小就医就学的人，会劝说在鄂台人干脆别再回台湾了。

中华文化是否还在台湾

从2020年的选举到新冠病毒肺炎，检视台湾舆论场上的语言和心灵，贫乏、草率、粗糙甚至粗暴者圈粉最多；理性、文明的讨论者少，圈粉则更少。罕见“社会愿意用同理心倾听自己讨厌的人”，更多的是在各自同温层里用着贫乏粗暴的语言党同伐异。

这两天一家亲蓝的台湾报纸，连续发表“中华民国存在事实”的评论文章。4反不反中，暂且不说，台湾政学媒人士在疫情中置入政治主张是有的，这就和“风月同天”的日本朝野形成对照，也和“武汉加油”的全球民众不同频道。“反中”，不过是逆全球化的修饰词，真相是自己有颗依托在冷战框架边缘的心灵。

旧冷战框架倒了，就汲汲找一个新冷战框架来依附信仰，而不愿花一点时间思索“正确”跟“正确”之间、“正义”与“正义”之间的任何差别。

老一辈大陆人所认知的台湾人，其实多已作古或噤声或袖手。再者，与当今基于民族复兴而提倡中华文化的大陆不同，上世纪在台湾提倡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是存在于反共政治的框架之下，能在其中超越政治框架的觉悟者，原属于少数。多数人则已随这种框架下的政党轮替而汰换心灵，过着“乃不知大陆、无论武汉”的“民主”生活。

数十年来，当“去中国化”的西方民主和国家主义已成为这种心灵的支撑，一旦面临超越旧框架的时代与价值叩问，便让这些久安于“绝境”的心灵视为生活威胁，而以仇恨和逆反表达对新世界的不安，无论或雅或俗的语言。于是，原来看似桃花源般最美的心灵风景，幡然变得贫乏而粗暴，而且对这套贫乏粗暴却自认芳草鲜美的逻辑，使人啼笑皆非。

如果是“两岸一家亲”，很难不叫人正视这些“绝境”的心灵；但与这些贫乏而粗暴的心灵较真，又觉得浪费自己的心灵成本。这或许是大陆普通民众对于“心灵契合的统一”感到不自在的原因，而台湾的普通民众也是这么想。于是，一场疫情又提供了两岸进一步怨怼的机会，而相互用“寒心”与“恐怖”作为自己的主观感受，使不少观察者都认为：“两岸关系回不去了！”

其实，两岸重新交流30多年来，“寒心”与“恐怖”的故事固然有，“暖心”和“理解”的故事也没少过，总的关系还是曲折向前，并不因为那些看似自由却又封闭、贫乏、粗暴的语言而逆行。《反渗透法》其实恰恰从反面证明两岸关系向前的总趋势。只是疫情当前，舆论场上感性的印象自然比较突出与深刻，也比较容易受到一时的影响。正如有了小池百合子的雪中送炭，自然会看淡石原慎太郎的落井下石。

只不过，台湾许多人在这时失却民胞物与的表现，使得有些曾经为两岸关系说好话的团体和个人，也只能缄默以对。或许，“中华文化在台湾”就像一篇古老的课文，日后遂无问津者。毕竟，对于充满活力和希望的新世纪高铁，每个人的适应情况不同，甚至还有些不敢上车的雨人，也不在理解之外。

注释：

1.录自洪兰：《什么才是人生最值得的事》，台北：天下文化，2020年1月。转引自《旺报》2020年2月16日，B5版。

2.《赖明诏直言 封城无法阻止扩散》，《中国时报》，2020年2月12日，A3版。

3.沈政男：《莫慌！以科学看疫情》，《联合报》，2020年2月14日，A13版。

4.马凯：《今年会是好年》，《联合报》2020年2月13日，A13版；赵春山：《两岸应避免因误判而失控》，2020年2月14日，A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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