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史｜第二集辛亥革命前期孙中山与兴中会成立

一、孙中山与兴中会

19世纪后半期，中国的先进人物试图以发展工业、进行和平的政治改革，来实现富国强民的目的。但是，经过多次努力均未成功。有识之士认识到只有通过暴力手段，才能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把中国推向现代社会的发展道路。19世纪晚期，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势力，掀起反抗清王朝统治，挽救中国民族危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先驱和领袖。

孙中山，1866年(清同治五年)11月12日，诞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幼名帝象，谱名德明，后取名文，字逸仙，在避居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自署孙文。时人称孙逸仙，辛亥革命后，人们多称孙中山。

孙中山，6岁开始随大人上山打柴，做些农活，故日后常自称为“农家子弟”9岁入村塾念书，对时事亦有所知晓。1879年，随母杨氏经澳门乘船赴檀香山。首次出国远行，对其日后成长、发展影响甚大。他说：“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孙中山在檀香山入教会所办意奥兰尼学校读书，1882年毕业后，再转奥阿厚书院学习。3年的西式教育，使孙中山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日后，孙中山曾追忆这段学习，说：

忆吾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不数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者。

1883年，受兄孙眉命回国，先后就读于香港拔萃书院、中央书院。此间，曾与好友陆皓东在家乡击毁寺庙神像，并双双在香港受洗礼加入基督教。

是时，中法战争爆发，中国再次遭受列强打击。孙中山目睹民族灾难，决心革命。他在日后亦曾说：“余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并决定学医，以为“入士之媒”。先后入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医校、香港西医书院学习。其间，孙中山不断发表改革中国政治等言论，常与同学杨鹤龄、陈少白、尤列谈论爱国反满，时人誉其为“四大寇”。1892年，孙中山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西医书院，并开始在澳门、广州地区行医。

孙中山行医

鉴于时局日益恶化，日本侵略意图亦日益明显，孙中山不断与友人陆皓东、陈少白、郑士良、程璧光、程奎光、周昭岳、魏友琴等议论形势，探讨挽救国家民族的途径。1894年春，孙中山曾起草《上李鸿章书》，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等四大主张，并指出这是“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D。孙中山对位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要职的李鸿章寄予改革希望，并亲赴天津投书，无奈未获李鸿章接见。孙中山面对当时政治局势及清王朝的腐朽统治，特别是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的现实，决心走革命救国的道路。

冯自由在所撰《革命逸史》中说：

时局严重，总理因至天津上书直督李鸿章，条陈改革，为鸿章所拒，知满清政府积弊重重，无可救药，非彻底改造，决不足以救亡。遂于是岁秋自上海重游檀岛，拟向旧日亲友集资回国，实行反清复汉之义举。

1894年秋，孙中山由上海赴檀香山，在华侨中宣传反清主张，并酝酿建立革命组织。11月24日，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

第一次会议在卑涉银行华人经理何宽住宅举行。与会者有何宽、李昌、刘祥、程蔚南、邓荫南(原名松盛)、郑金、黄亮、黄华恢、钟木贤、许直臣、卓海、李禄、李多马、林鉴泉、郑照、刘寿、钟宇、曹采、刘卓、宋居仁、陈南、夏百子、李杞、侯艾泉等20余人。

孙中山提议，兴中会以“振兴中华，挽救危局”为宗旨。公推刘祥(永和泰商号司事)和何宽为檀香山兴中会正副主席。还制定章程，发表宣言。

《章程》指出：“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翦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涂(茶)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瞬，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用特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以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夏。仰诸同志，盡自勉旗！”《章程》中也指出：“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盖我中华受外国欺凌，已非一日。皆由内外隔绝，上下之情罔通，国体抑损而不知，子民受制而无告。苦厄日深，为害何极！兹特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章程》表示了强烈的革命意志，但是如何救国图存，尚没有明确的革命纲领。兴中会成立后，仅檀香山一地的会员即达130多人。

孙中山于次年初由檀香山返回香港，一面筹划武装起义，一面酝酿成立香港兴中会总部。对《兴中会章程》，作了一些修订，补充了发展文化教育和振兴实业的一些内容。重要的是，会员入会必须明确宣誓：“驱除勒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这个誓词，已明显地将革命矛头指向了满族统治下的清王朝政府。这在政治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成为近代民主革命运动的指导纲领。兴中会的建立，标志着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开始。

香港兴中会一经成立，孙中山便积极准备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他往返于广州、香港，广泛联络各方面力量。1895年3月16日，孙中山在香港召集旧友陆皓东、陈少白、杨衢云、谢攒泰等开会，议决袭取广州为革命根据地，并计划招募勇士3000人，以青天白日旗为军旗，联络省城防营、水师部分官兵及北江、西江、汕头、香山、三元里、顺德等处会党，主要有三合会等，以为响应。

部署既定，兴中会香港总部决定于旧历重阳节在广州发动，并以“除暴安良”为口号，分兵攻击城内各据点。不料，起义消息泄漏，粤督谭钟麟加强防范，急调营勇1500人回省防卫，并捕去陆皓东、程耀宸、程奎光等6人。由香港运送武器去广州的丘四、朱贵全等40余人，亦被逮捕。事败，孙中山自广州脱险去香港，并偕郑士良、陈少白东渡日本。陆皓东、丘四、朱贵全等在广州殉难，他们成为最早为中国革命慷慨献身的志士。1895年广州起义虽未成功，但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是革命党人采用武装暴动手段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起点。

孙中山继续为革命奔走。一方面派人联络湘、粤地区的哥老会、三合会等会党组织，与兴中会合作，共同反清；另一方面于日本在友人宫崎寅藏等的促进下，曾试图与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合作，挽救时局。但是，双方最终未能达成共识。以唐才常为首的自立军，曾计划在安徽、湖北、湖南一带，联络会党，发动起义，以“新造自立之国”。这是维新派在政治变法失败之后，运用武力反清的一次尝试。但是，很快被清政府镇压下去。唐才常等亦被杀害。

兴中会仍以主要力量筹划第二次反清武装起义。1900年1月，陈少白受孙中山委托，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以加强反清宣传，鼓吹革命主张。

是时，北方义和团运动席卷京津，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英国为了维护其在东南地区及长江流域的既得利益，积极策动“东南互保”，以使东南地区督抚如刘坤一、张之洞等，与英国达成谅解和妥协。在这期间，英国也试图促使革命党人与时任两广总督李鸿章的联合，宣布两广独立。这一计划，由于李鸿章的态度暧昧而未能实现。

兴中会发动武装起义，仍以夺取广州为主要目的。起义地点定在惠州，并派郑士良赴惠州主持，派史坚如等赴广州以为策应；而以杨衢云、陈少白等驻港负责接运饷械。10月6日，起义爆发。郑士良以惠州归善县所属三洲田为据点，展开攻势。粤督德寿闻讯，迅速调集水陆各军进逼惠州。在新安沙湾沿海地带，响应起义者达两万余人。郑士良率众直趋厦门，谋接运来自台湾的饷械弹药。然而，台湾日本总督儿玉源太郎食言未果。郑士良等再返三洲田，拟合众攻击广州。由于饷械俱缺，加上归途中又遭清军袭击，郑士良被迫解散余众。兴中会第二次武装起义，再遭挫折。

在爱国运动蓬勃发展，民主革命思潮不断高涨的形势下，受到孙中山创办兴中会精神的鼓舞，全国各地纷纷组建革命团体。其中，影响较大并起过重大历史作用的有华兴会、科学补习所以及光复会等。

华兴会，1904年筹建于湖南省长沙市，主要成员有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

黄兴，1874年出生于湖南省善化县，原名轮，后更名黄兴，字克强，据说是取“兴我中华，兴我民族，克服强暴”①之意。少读私垫，15岁入岳麓书院，25岁赴武昌，转读两湖书院。时遇唐才常率自立军在武昌起事失败，开始萌发反清革命思想。1902年，被湖广总督张之洞选派以官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习师范教育，喜好军事。与留学生编辑出版《游学译编》杂志，宣传民主政治与反满革命思想。1903年，黄兴由日本回国返抵长沙，在明德、修业等学堂任教，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宋教仁，1882年出生于湖南桃源县，别署桃园渔父。幼读私塾，后入漳江书院。1903年，又考进张之洞创设于武昌的学堂。受革命思潮和西方政治学说影响，关心时政，反对满族王朝的腐败统治。

1904年11月4日，黄兴30岁生日那一天，邀集20余人聚宴，出席者“有彭渊询、周震鳞、张继、柳聘依、陈方度、徐佛苏、谭人凤、苏玄瑛、吴禄贞、陈天华、宋教仁、黄牧、柳继忠等”

席间，决定成立华兴会，并公推黄兴为会长。据说：“为避免清政府的注意，对外采用‘华兴公司’的名义，以半公开的形式出现，并规定公司的任务是‘兴办矿业’，集股一百万元，作为‘开矿资本’。实际上是以‘矿业’二字代‘革命’，入股代‘入会’，股票即是会员证。当时还提出了两句口号：‘同心扑满，当面算清。’这两句口号，骤然听起来，像是谈的生意经，实则含有‘扑灭满清’的意思”。

华兴会成为两湖地区最具影响力的革命团体。在黄兴、秦毓密等的推动下，不少学界知识分子和会党人士倾向革命。华兴会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起义上。为了扩大联络会党和军界，黄兴又筹组同仇会和黄汉会，分别由刘揆一和陈天华等主其事。并进一步把影响扩展到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北、江西、广西、上海等地。

黄兴等原计划于1904年11月16日在长沙起事，并安排各地的响应计划。然而，起义尚未发动，即不慎走漏消息，清廷迅速布置抓捕行动。黄兴、刘揆一、陈天华等脱险赴上海。黄兴等在上海计议，拟联络各地革命志士，再行起事，亦未成功。黄兴、宋教仁、刘揆一、陈天华等，被迫流亡日本。哥老会首领马福益，亦在洪江之役失败后，被捕牺牲。

华兴会在两湖的反清起义活动，虽然受到严重挫折，但是，他们的革命精神激励着无数的知识青年和各界人士，对长江中游地区未来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光复会，1904年成立于上海，主要成员有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章炳麟等。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县，号子民，6岁入塾读书，后连中秀才、举人。光绪年间再中壬辰科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再补编修。19世纪末，受西学影响，关注西方社会、政治思潮，亦十分崇尚维新派改革精神。他认为变革社会的关键是发展教育，培育新式人才。因而离京返乡，立志办学，先后在绍兴、上海担任教职，并兼中国教育会会长。1902年，曾赴日本游历，回国后不断为《苏报》、《俄事警闻》等进步刊物撰稿，提倡新学，鼓吹反满。

陶成章，1878年1月27日出生于浙江省会稽县，幼读四书五经，及长在家乡任塾师，常为农民仗义执言。受西学影响，关心国家前途安危，不满清政府腐败统治。曾两度北上，谋刺杀慈禧太后，均未果。1902年，出国留学日本，先后在东京清华学校和成城陆军学校读书，不断宣扬反满革命。1904年离日返国，经上海赴浙江，联络各地会党，试图组织起义，未获成功。

徐锡麟，1873年12月17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县，家甚富有。1901年任教绍兴府学堂。受新思潮影响，1903年出国游历日本，结识陶成章、龚宝铨等革命志士，宣传反满思想。回国后，在绍兴等地创办书局，鼓吹革命。

光复会成立时的成员，主要是一批留日的浙江籍革命青年。他们中间许多人主张运用暗杀手段，推翻满族王朝的统治。光复会，会址设于上海，由蔡元培出任会长。除上述成员外，先后入会者还有赵声、龚宝铨、孙毓筠、黄炎培、陈去病、柳亚子等人。他们办报纸，出刊物，大力宣传反对满族贵族统治，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实行民主共和的政治主张。为了发动革命起义，光复会亦十分重视联络会党。浙江地区，会党遍布，互不统属，陶成章、徐锡麟、敖嘉熊进行了大量的联络工作，密切了光复会与会党的关系。

光复会具有较为严格的入会制度。会员入会时需宣誓：“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对于光复会的名称，章太炎在《革命军·序》中曾说：“同族相代，谓之革命。异族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

这里强调的是“驱逐异族”，具有浓厚的汉族排满的民族主义思想。1905年，光复会与其他革命团体联合组成同盟会后，仍然保持着独立的活动，并组建光复军，多次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后来，陶成章、章炳麟因在同盟会内发生争执，从而掀起反对孙中山的风波。

1910年2月，陶成章在日本又成立光复总会，以章炳麟为会长，陶副之，在南洋一带大力发展组织。

光复会成员众多，主要活动于江浙一带地区，未能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巨大的影响力。除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外，在全国各地均先后建立一批革命小团体。

如湖北地区，是革命思想较为活跃的省份之一。科学补习所，是该省成立较早的革命团体。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下，武汉地区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倾向革命。

1904年6月，湖北新军胡瑛、张难先、朱子龙等，联络学界人士曹亚伯、吕大森等，创办科学补习所，对外虚为“研究科学”，实则以“革命排满”为宗旨。补习所以吕大森为所长，胡瑛为总干事。派人分赴各地联络会党，运动新军，并由宋教仁赴长沙，联络华兴会黄兴，共谋两湖发动起义。不幸，湘省起义事泄，导致武昌科学补习所亦遭清政府查禁。同年11月，科学补习所王汉、胡瑛等，因不满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制造了谋刺户部侍郎铁良事件，轰动全国。

其他革命团体，江苏有励志学社、知耻学社、强学会；四川有公强会、华阳阅书报社、公德社；上海有旅沪福建学生会；福建有益闻社、文明社、汉族独立会；江西有易知社、我群社；安徽有岳王会；广州有群智社；湖北有日知会等。①这些革命团体在各地不同程度地起着动员群众和推动革命的作用。

自1894年兴中会成立至1905年间，革命团体在全国各地不断涌现；反清革命浪潮，此起彼伏。可是，10年间革命运动的发展向人们揭示：分散的、孤立的革命活动，很难对统治者形成强有力的打击力量，特别是各革命团体存在的一些弱点，更严重地制约着它的进步和发展。

因此，从反清斗争的需要和完成伟大艰巨的历史使命出发，必须将分散的革命力量统一起来，开展有组织有目标的革命运动，将革命推向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孙中山高瞻远瞩，及时地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并进一步完善了革命斗争纲领。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孙中山在经历了1895年广州起义、1900年惠州起义两次失败之后，深感主要依靠缺乏新知的会党分子为骨干，难以实现革命目标。救亡图存，必须广泛吸取西方科学新知。19世纪末叶以来，大量知识青年分赴欧、美、日各国留学，这是一批觉醒了的、富有新思想的人才，是革命的新生力量。因此，孙中山开始重视在留学生中组织革命团体。

1905年1月19日，孙中山由美国纽约抵达伦敦，转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与留学生史青、贺之才、胡秉柯、魏宸组、朱和中等会面，促膝长谈，讨论革命方法、政治主张以及革命的依靠力量等，随后召开了组建革命团体的第一次会议，同意加盟者达30余人。他们均当众宣读孙中山起草的誓词：“具愿书人○○○当天发誓，驱除勒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倘有食言，任众处罚。天运乙已年月 日押。”是时并未确定团体名称，仍沿用革命党名义。随后，孙中山再赴德国柏林、法国巴黎，继续召开留学生会议，筹建革命团体。同意加盟者，柏林20余人，巴黎10余人。对留欧学生表现出来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孙中山倍感兴奋。是年6月，孙中山由法国启程，乘船经新加坡、安南西贡，于7月19日抵达日本横滨。这时，中国留日学生已达5000余人，其数量远远超过欧美，而且革命风气甚盛，是革命力量的重要源泉。留日学生以家乡、省区形成各种小团体，以互通信息，相互支持。

兴中会在日本的组织亦较涣散。其影响甚大者是起事失败流亡日本的华兴会骨干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张继等。1905年前后留学日本或进行革命活动的有广东的汪兆铭、古应芬、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何香凝、胡毅生等；湖北的李书城、居正、田桐、白逾桓等。四川、湖南、浙江、安徽等省，都有一批学生留学日本。把这批分散的革命青年组织起来，是革命发展的迫切需要。孙中山适时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

在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的安排下，孙中山与黄兴等在东京会了面。双方商谈了革命的方略，确立了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联合建立统一政党的决策。7月30日，于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黑龙会本一部内田良平住宅，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到会者，除孙中山及日本朋友宫崎寅藏、内田良平、末永节外，有10省籍75人。即：

湖南省：黄兴、宋教仁、陈天华、曾继梧、余范傅、郭先本、姚越、张夷、刘道一、陶镕、李峻、周咏曾、邹毓奇、高兆奎、柳谷、柳刚、宋式善、范治焕、林凤游、郭家伟；

湖北省：时功玖、耿觐文、涂宗武、余仲勉、曹亚伯、周斌、陶凤集、叶佩薰、王家驹、蒋作宾、李仲逵、刘通、刘一清、李叶乾、范熙绩、许纬、陶德瑶、刘树湘、田桐、匡一；

广东省：黎勇锡、朱少穆、谢延誉、黄超如、区金钧、冯自由、姚东若、金章、汪兆铭、古应芬、杜之林、李文范、胡毅生、朱大符、张树楠、何天炯；

广西省：马君武、邓家彦、谭鸾翰、卢汝翼、朱金钟、蓝得中、曾龙章；

安徽省：程家怪、吴春、王天培、孙榮、吴春生、王善达；

江西省：陈荣恪、张华飞；

浙江省：蒋尊盒；

陕西省：康保忠；

福建省：王孝缜；

直隶省：张继。

孙中山在会议上介绍了国内的革命形势、革命方法，着重阐述了各革命团体、革命志士联合起来的必要性。会议就组织名称问题展开了讨论，最后决定取名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会上，仍由孙中山领导众人宣誓，誓词亦如前述。唯略加改动，即将“具愿书人”改为“联盟人”，“倘若食言”改为“如或逾此”。

8月13日，东京中国留学生举行盛大集会，欢迎孙中山，地点在东京魏町区富士见楼，到会约1300余人。孙中山发表演说，纵论革命主张，指出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君主立宪不适合中国，要把中国造成20世纪头等的共和国。孙中山的演说，使与会的留学生无不兴奋鼓舞。陈天华称孙中山“是吾四万万人之代表也，是中国英雄中之英雄也”。

紧接着，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之阪本金弥宅，举行成立大会。到会者有100余名会员。会议通过了同盟会章程、组织机构、主要干部人选。由黄兴提名，公推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同盟会以总理为领导人，设本部于日本东京。本部设有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执行部负责实际的革命活动，并设庶务主其事，会议推选黄兴为执行部首任庶务。执行部下设庶务、书记、会计、内务、外务、调查六科。评议部设评议长及若干名评议员，首任评议长为汪兆铭。司法部设判事长、检事长各一人。首任判事长为邓家彦，首任检事长为宋教仁。同盟会组织机构按照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并且经过民主选举产生，这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有重要意义，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

1906年，中国同盟会总章作了进一步修改，使之更加完善。同盟会会员誓词“驱除挞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被确定为同盟会的宗旨，也是同盟会坚持不懈为之奋斗的革命任务。这里明确地提出要推翻清王朝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以后，孙中山在其《孙文学说》一书论及同盟会时，曾说：盖前此虽身当百难之冲，为举世所非笑唾骂，一败再败，而

犹冒险猛进者，仍未敢望革命排满事业能及吾身而成者也。

其所以百折不回者，不过欲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昭苏将尽

之国魂，期有继我而起者成之耳。及乙已之秋，集合全国之

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

身而成矣。于是乃敢定立中华民国之名称，而公布于党员，

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义，而传布中华民国之思想焉。

依同盟会章程规定，本部之下设各省分会，并设分会长一人，专司入会事宜。会议推定了直隶、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山西、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和上海等地区分会长。

同盟会成立时，黄兴提议由宋教仁主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移交同盟会，并被确定为同盟会机关报，改称《民报》出版。该报在宣传革命主张，传播三民主义以及与康有为、梁超启保皇派论战等方面，作出了贡献。

孙中山在1905年11月《民报发刊词》中，第一次提出：“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并指出，“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这样，从兴中会以来，至同盟会成立前后，他们提出的革命宗旨、誓词、宣言，以及孙中山的一些讲话，较完整地表述了作为革命基本理论的三民主义。其中：

民族主义：是近代中国先进分子追求国家民族独立，摆脱帝国主义压迫，走繁荣富强道路的指导思想。从完整意义上说，它包含对外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对内清除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兴中会、同盟会的誓词、宣言，提出“驱除勒虏，恢复中华”，带有较明显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影响。

1906年，孙中山在《《民报>周年纪念演说词》中，进一步阐发了民族主义思想内容，纠正了单纯的排满思想。指出：“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

后来，孙中山又进一步提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各民族平等的思想。这一时期，孙中山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行径虽有一定认识，但是，在同盟会时期没有正面地、明确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和纲领，这不能不说是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明显不足。

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着国家政权形式的一些根本原则。孙中山承袭近代中国先进人物倡导政治改革的精神，借助西方政治学说和政治制度的基本理论，以革命手段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兴中会时期，孙中山提出“创立合众政府”这一较为含糊的口号。至同盟会建立，孙中山明确提出了“创立民国”的政治目标和纲领。这意味着要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权，建立以民主共和为核心的共和国体制。虽然它在实现人民权力等方面，仍规划不足，但是这一崭新的政治体制，在近代中国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民生主义：由于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大国，土地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发展的严重社会问题。孙中山领导中国革命尤其重视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鉴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孙中山认为：“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因此，他认为中国不能盲目“媲迹欧美”，而应该“睹其祸害之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预防资本主义贫富不均的办法，是实行“平均地权”、“核定天下地价”，“土地国有”。这样做，可以使“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③ 孙中山民生主义内容，虽然有某些空想的成分，并不能根治资本主义的贫富对立，但是，他的主张还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孙中山关心劳动人民的疾苦，是值得赞许的。

综上所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反映了近代中国追求民族独立、实行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适应了社会发展的潮流，是当时最进步的政治学说，对推动反清斗争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三民主义所存在的一些根本性的弱点，如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甚至对西方列强还抱有一定幻想，对土地制度的改革也不彻底。后来，随着时代的前进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孙中山对上述理论不断加以完善。

同盟会作为一个革命政党，它的成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虽然它缺乏严密的组织原则和严格的组织纪律，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其成员对三民主义的理解亦不一致，导致步调不一，甚至出现裂痕，但是由于反清大目标的一致性，追求建立现代中国的一致性，因而同盟会的成立，大大促进了革命斗争的发展，将更多的革命志士汇集成强大的革命洪流。为了更加有效地组织会员的革命斗争，同盟会决定在国内设立南部、东部、中部、西部和北部五个支部，由支部分别管理有关省的分会。这五个支部分别设于香港、上海、汉口、重庆和烟台。在国外，设立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四个支部。这四个支部分别设于新加坡、布鲁塞尔、旧金山和檀香山。在支部之下，于各国或一些城市设立分会。

同盟会成立后，积极开展革命宣传工作，革命报刊在海内外，特别在欧美、日本、南洋地区不断创刊。其革命主张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反响，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赞赏。但是，对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从而引发了政治思想领域内一场激烈的论战。这场论战，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刻，是前所未有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在戊戌变法运动失败之后，流亡日本。在海外，他们仍然坚持其君主立宪、开明专制的基本立场，进而在海外各地组织保皇会，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力量展开针锋相对的辩论。双方分别以《民报》和《新民从报》为主要阵地，其在日本、美国、加拿大、泰国、缅甸等国家和地区的报刊，都卷入这场争论。双方围绕着同盟会纲领、三民主义所涉及的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理论展开论争。譬如，要不要推翻以满族贵族占统治地位的清王朝，革命派主张以武力推翻清政府的统治，而改良派则宣称清政府“为中国数千年所无，亦为地球万国古今所未有”的“仁政”、“盛德”，如果推翻清王朝，将会引起群众的“骚乱”招致外国干涉；对建立民主共和国问题，这是革命派坚持要实现的革命目标，而改良派则认为，中国“民智未开”“不能行共和革命”。

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一文中，指责中国人民“既缺乏自治之习惯”，“又不识团体之公益”，因此，他认为“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对革命派所坚持的“平均地权”、“土地国有”的社会改革主张，改良派更是强烈反对。梁启超在《再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③一文中，宣称“土地国有”会“病全国经济”，“危及政体之基础”。在《开明专制论》中，更进一步扬言“敢有言以社会革命与他种革命同时并行者，其人即黄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也，虽与四万万人共诛之可也”④。

革命派在论战中，从各方面对改良派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有力的、具有说服力的批驳，维护了革命的政治主张，进一步提高了广大革命派对革命前途的认识和革命的自觉性。也正是在论战的推动下.武装起义的高潮再次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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