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学渣”如何逆袭成为P10技术大拿

2018年6月27日，全球最权威的青年科技创新人才榜——《麻省理工科技评论》（《MIT Technology Review》）第18届TR35榜单，全球范围内筛选35位35岁以下的科技创新青年中，6位中国人上榜，蚂蚁金服国际事业部国际技术负责人许寄（花名“红雪”）的名字赫然在册，入选的理由是，“他参与创建的支付系统可以让金融服务更普及”。通过开放支付宝的支付应用技术平台，助力印度、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9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打造了当地版支付宝。

青年科技创新人才榜被认为是学霸大牛的专属榜单，曾经入选的学霸级人物包括了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Facebook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等等。

从TR35历年资料来看，入选该榜的人几乎清一色都是「学霸」级人物，这也更加凸显许寄这次入榜的独特与不同。事实上，不认识许寄的人，大概很难想像这位在支付宝体系内，带领近千名专家级技术团队在全球各地开疆辟地的领导人，竟然只有高中学历而已。

许寄高中毕业，没上大学四处打零工，路边修过自行车，也做过理发店小弟。想学自考混文凭，结果连自考的考试都挂掉了。可是他自学成才从普通的一线程序员成长为带领近千人的蚂蚁金服国际技术团队的P10技术大拿，许寄的经历向我们阐述了什么叫作“逆袭”。

壹

学历不是你成功的天花板，你的努力才是

我是个社会人。因为不喜欢那么多的作业那么多的考试，我尝试过离家打零工找刺激，干了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修自行车、学理发……

撞了一头包后觉得还是要有一技之长，我去了西安读自考打算混个文凭，学的电子商务，结果一个西安交大来的客座老师一上来就说，电子商务这个东西啊，中国二十年之内都没希望。

一屋子学生凉凉。有同学说，实在念不成书，只好回家继承老爸的工厂了。我一听，心更凉了，我可不能回家，回家也没工厂可进啊。

那时，我开始痴迷电脑，特喜欢泡在电脑城研究各种硬件、板卡、内存条，帮同学组装电脑，学3D建模。我人生第一本认真从头看到尾的书是谭浩强的C语言。

那时候互联网在中国开始起来了，但程序员还远远不是一份好工作，就像《乘风破浪》里，警察询问小马什么职业，小马说编程的，警察说，嗯，那就是无业。

2001年春节快到来时，正经的电子商务学业几乎全荒废了，考试眼看就要挂掉，没脸回家过年，心理压力特别大。活了十几年还找不到人生目标的沮丧感。

那时，有一个同乡邀请我去他们学校玩，在宿舍里，他給我看了他的毕业设计，用VB写了一套图书管理系统，他学的软件工程。我当时脑袋像是被砸到了一样，当即决定转专业，管他将来能不能找到工作，这至少是我确定想学的。

人生前十几年的浑浑噩噩，毫无目标的状态算是告了一个段落。2003年毕业后，我留在西安工作，一个月挣一千多块钱，大部分钱继续花在各种软件培训班上。

那时的学习状态，就像老鼠掉进了米缸，每天一下班就去学习，每天睡不了几个小时，但是不觉得累。

贰

迷茫的人生撞开了一扇梦想之窗

之后，我去了深圳，在那里感受着互联网起风。那是2G时代的尾巴，3G在赶来的路上。我在一家做ERP的公司写代码，給通讯公司做彩铃，給国企做信息化办公系统。干了两年多，想走，再做下去已经没有挑战了。我渴望能和一群不止为了谋生，还能谋未来的人干点牛逼的事情。

2007年，我接到一封邮件，邀请我去面试一下阿里巴巴。

我当时都分不清淘宝和支付宝。和阿里的面试官聊完，几个感觉印象特别深刻。首先，他们从头到尾没有问我学历；第二，他们没问我会不会这个，会不会那个，感觉特别被尊重；第三，招聘专场上挂着一句话：If not me, who? If not now, when?

当时立马被这种燃烧感击中，一种找到组织，确认他们就是自己人的感觉。

去杭州报到，第一件事情是办手续，HR要給大家建档，好多人用塑料袋装了一堆毕业证书和等级认证什么的，就我两手空荡荡的，后来发现班上还有一个同学也是两手空空。我当时暗想，阿里真是不拘一格招人才啊。那位同学花名阿玺，也是个80后，现在是蚂蚁副CTO，阿里巴巴最年轻合伙人。

培训完被师傅领去工位，隔壁就坐着鲁肃（现蚂蚁金服CTO）和老苗（现支付宝事业群总裁）。当时鲁肃正在工位上吭哧吭哧写代码，站起来很客气地跟我握了个手。我当时也搞不清这个人是干嘛的。

我很快发现，在这里，我遇到高手了，鲁肃和老苗这些技术大神两根烟就抽明白的事情，我可能要花两个礼拜还没搞明白。就像老鼠掉进了米缸，我不懂就问，跟大家一起通宵，困了和大家一起到楼道抽口烟，边吃行政妹子送来的豆浆油条。

一个很强烈的感觉是，我人生被这帮像打了鸡血一样的人一头撞开了一扇窗。我爸要是当时看到我像海绵一样的学习状态肯定也会吓一跳，毕竟早已习惯儿子学渣好多年了。

叁

走出舒适区，开拓无人区

2007年加入支付宝是个幸运的时间节点。我参与了支付宝核心系统架构演进的全过程，参与了很多有重大意义的关键项目，从一代架构向二代升级的参与者，到三代架构的主导者。从中所学到的东西太宝贵了、受用终身。

在这个过程中，我从学习技术，到学习对技术的敬畏。那时候，支付宝用户已经过亿，用户数量还在快速飙升。我们做的任何决策，写的每一行代码，会影响到这么多用户，兴奋的同时深感舞台越大，责任也越大。

蚂蚁“既要……又要……还要”的企业文化，其实这是基因决定的。作为一家金融科技公司，它既要互联网的快速交付，又要敏捷迭代的能力，还要给业务足够低的试错成本，同时在技术上不能出错。

作为底层的技术人员，既要负责交付，又要负责线上灭火，还要负责面向未来的技术储备。

这十几年来,经历过不断打碎重建的过程。我曾经own的一个大项目，足足花了两个月时间，自以为代码写得完美得不得了，结果鲁肃用两个小时，删了我三千行代码。心痛得要命，但又心服口服。

后来慢慢发现，在蚂蚁，所有人都会被逼着走出舒适区，因为我们做的事情，在15年前就走进了无人区，脚下是没路的，谁能舒舒服服地在无人区里活下来？

肆

单枪匹马，从零开始

2012年，我被扔去带国际业务的技术团队。从零开始创业。

从国内调到国际，感受到的最大不同是，支付宝的移动支付技术可以说是世界级的，但是它出海后，去面对不同国家的国情、技术底子，是不是能够兼容，成了一个大问题。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把阿里的技术平台搞到一个东南亚国家去，工作太多，因为他根本买不起那么多的机器，也没有那么多的数据，或者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先进的算法。这些难题，是做国际业务最头疼、最痛苦的事。

过去三年，我们在9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和当地合作伙伴一起落地了当地版支付宝，成绩听起来是不错，但其实我们每天都在遇山劈山，遇水搭桥。

比如千差万别的各国国情，比如印度版支付宝Paytm，用户大多数都是非实名制用户，因为实名认证的过程比较复杂，它需要有一个线下人工面对面认证的过程，你需要有印度身份证，以及要交5美元的认证费用。你也许会说，为什么不提供上门服务？原因你根本想不到：许多印度的路没有路标，也没有门牌号，更别说搬家后地址更新系统了。

比如文化差异。东南亚各国合作伙伴的工程师会轮番到杭州接受我们的技术培训，他们的宗教信仰、生活习惯我们都要照顾到。比如穆斯林同学过来，我们要订好面朝麦加的培训教室，清真食品，以及空出一天五次的礼拜时间。

比如语言问题。我们团队不但要英语好，还要能在各种东南亚口音的英语中自由切换。我们的工程师同学，常常是在不同电话会议上，讲完印度英语，到马来西亚英语，到越南英语，到菲律宾英语……一次一个同学中途接了一下家人打来的电话，立马从印尼英语切换回东北话……

再比如和外籍同学融合的问题，现在除了华人工程师，越来越多土生土长的外籍同学加入我们的团队，我们要学会和不同宗教、文化、族群背景的同学一起并肩作战。这是蚂蚁成为一个人才高度多元化的全球公司的必经之路。这是一个更大的挑战。最有效的办法是一起打仗。有时是我们的同学过去两周，有时是他们的人过来两周，大家天天泡在一起。

伍

广阔的舞台，安放不甘于平凡的灵魂

我们团队的工程师，是base在飞机上的一群人。我们现在去东南亚，就跟出浙江省一样，每个人的护照都盖满了戳，根本用不到十年就要换。我们的旅行箱里，必备几样东西：老干妈；转换插头，东南亚各国的电话卡；当地合作伙伴的工牌，每张都会标清楚哪个国家，哪幢楼，哪一层；每天一早醒来，得先定定神，想想今天自己是在新加坡还是越南……

虽然说起来都是泪，但比起成就感来，这些都算不上什么，真的。东南亚都是现金大国，我们刚去的时候，钱包里鼓鼓囊囊地要装着各个国家的纸币，三年下来，我们的钱包在变薄变轻。另外，在东南亚，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熟悉的一幕：在新德里，年轻人开始用手机买电影票、加油、甚至买黄金；在吉隆坡，当地人也开始用手机过地铁闸机；在泰国，司机开车过高速公路收费站时，电子钱包会自动扣费……

就在2018年6月5日，全球首个基于区块链的电子钱包跨境汇款服务在香港上线。港版支付宝AlipayHK的用户可以通过区块链技术向菲律宾钱包Gcash汇款。第一笔汇款由在港工作22年的菲律宾人格蕾丝（Grace）完成，耗时仅3秒，而在以前需要10分钟到几天不等，还要去线下网点排队。

说白了，我们这一生，要找一个能够谋生的工作很容易，想找一家收入高的公司努力努力也能实现，但找到一个可以和一群非凡的人一起改变世界的舞台，真不多。

什么事情是会让你一直开心愿意做下去？一是有舞台，你愿意去干，有机会让你去干；二是你所从事的工作你确实很喜欢；三是能够收获别人的认可。

很幸运，我误打误撞，撞到了这样一个舞台，并且因为是个学渣，年龄正好没过35岁，赚了我司一大把念到硕士博士的大龄技术大牛的便宜。这个榜，属于这个舞台，和舞台上的兄弟姐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