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那场金融危机

前几天的晚上看到一篇挺好的文章，讲08年那场金融危机，我也想记录一下我经历的那场金融危机。

危机之前

05年，我MBA毕业，剪掉长发，加入了一家G开头的投行，在墨尔本，不是当时人人羡慕的IBD, 而是AM.

在MBA之前，我是一名软件工程师，就像所有的码农一样，我不喜欢别人叫我程序员，所以一直叫自己是软件工程师。我很擅长编程，也很喜欢，而且当时澳洲很缺码农，我还没毕业就凭着自己的J2SE证书找到了一份薪水还不错的工作，每天穿着裤衩拖鞋上下班。我很喜欢自己做的事情，不过，当我看到公司的老工程师们的生活状态，我告诉我自己，我不能一辈子做这个。

我一直都认为选择一种职业，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你选择了工程师，就是过工程师的生活，选择了做演员，就是过演员的生活，选择投行就是投行的生活。我喜欢工程师的工作，但是我不喜欢工程师的生活方式，他们很聪明，每个人都智商超群，公司里有两个都是京都大学的数学博士（我忘了说我加入了一家日本公司，这个公司也很好玩，有空再专门写一下这家公司），但是我觉得他们的生活糟糕透顶。所以我选择MBA去做一个改变。

当时的MBA就像一个工厂，无论你之前是做什么行业的，读完MBA所有人都想挤进两个行业，投资银行和管理咨询。

我本来是Enroll了两个Master degree, MBA和Master of Finance.

05年，我给自己在投行找到了一份实习的工作，后来公司在澳洲的总部，墨尔本，有一个opening, 当地的GM推荐我去面试，面了两轮，大家都对我IT背景很感兴趣，于是我拿到了一份Analyst的offer,我很快结束了MBA，然后drop off了Master of Finance, 工作可比degree重要多了。（我一直都觉得drop off很酷，但是一直没敢，直到secure了我的工作，才实现了我drop off的梦想）

尽管是Analyst,但是因为不是GraduateProgram,所以我没去纽约培训过，事实上，到写文章这天，我也没去过纽约。尽管我听过无数人说培训是多么多么好玩，我也没去香港培训。

澳洲好像也不是strictly follow美国那套Graduate program,先Analyst 2-3年，然后MBA变Associate,然后再3年VP这样。所以即使我是MBA,我也只是Analyst, entry level.其实我并不是特别care,我更care是我可以get my foot in the door, 这可能才是更重要的。

时间回到05年，我搬到了墨尔本，澳洲天气最差的城市，被澳洲人称为澳洲的英国。我还记得当时去书店买地图的时候，卖地图的人问我说，去墨尔本玩啊，我说不，I am moving to Melbourne.她很吃惊的说，You are moving to Melbourne?Nobody moves to Melbourne.

05-07年，我过的并不开心，我总结了一下，主要原因如下：

1.我不喜欢我的工作。2.我不喜欢我的老板。3.我独自一人。4.墨尔本的天气实在太糟糕了。

一个一个说，首先工作，大家都知道在IBD工作就是打杂，但是在AM工作更是打杂中的打杂。我每天就是跟着我们的基金经理跟各种卖方开会，开完会整理会议纪要，然后把给我们的精美制作的纸质ppt整理到一个巨大的文件夹里。还有就是从各种数据来源更新我们庞大的Excel数据库，然后生成各种图表并且更新我们Word的报告。当时所有报告都还是手动生成的，这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回到了原始社会。于是我开始心不在焉的更新各种报告。这也是我噩梦的开始。GS对于报告的Attention to detail是令人吃惊的。你会发现你交上去的报告会有人告诉你哪个font少了0.5个size,这个图表应该是0.8而不是0.9.而attention to detail是我最不擅长的。于是我的老板，一个40多岁的重目测90公斤以上的非常Aggressive的女人就开始咆哮。她骂我的声音几乎整个Floor(我们整层都是开放式的）都能听到。我就默默的对着电脑擦眼泪。我不喜欢她，我认为我的工作任何一个高中生都可以胜任，都是一些编辑的工作，我喜欢挑战，喜欢解决问题，而不是编辑文件。

尽管如此，我还是用我的IT的技能做了很多improve efficiency的事情，所有的数据可以自动更新，报告的数据和图表也可以自动连接到Excel实现自动更新，整理报告的时间大大缩短。包括做了一个模型去模拟过去20年不同资产组合配置可能产生不同的回报和风险。这个模型当时被我们的Sales广泛使用。（后来我的创业项目对标美国的Wealth front的算法其实就是我当时做的模型的延伸，这是后话了）尽管如此，我老板还是想干掉我。后来我就转岗了。

我的新老板长的很像灌篮高手里面的安西教练。Tom美国人，当时大概50多岁，非常老派banker的作风，人很nice, 一点也不aggressive. 头发梳的锃亮，经常穿一个背带裤。

尽管我跟Tom共事时间不是特别长，但是我还是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他经常说It's better to be lucky than smart. 而且经常说他在牛市里under perform从来没被炒过，但是熊市里out perform却被炒的故事。

爆发前的混乱

直到07年的某一天（具体时间我真记不住了），早上来公司，Tom跟我说，S&P down grade了CDO, 昨晚美国股市大跌。

从那天开始，整个金融危机正式开始，离08年大爆发还有近1年的时间，然而无论是在金融领域里面工作的大部分人，或者是普通民众，还在歌舞升平。

那天早上的会议很难忘。

我记得Tom简单说了一下昨天的大跌，然后建议大家观望几天，然后看是否是一个加仓的好机会。他大概是我们那边年级最大的一名同事，又是美国人，又在华尔街混了20-30年，所以大家都很尊重他。然后就各自去找客户聊天去了。

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开早会，基本就是讲一下隔夜美国市场，有什么新产品，以及一些产品培训。牛市已经持续了3年了。指数各种创新高，各种产品表现也都很不错。在牛市的时候，产品都很好卖，所以其实也没什么人认真研究产品，以至于我们卖的最好的几个产品，其实我们自己都不太清楚里面到底是什么，天知道这些销售是怎么卖出去的，我们都不懂，客户怎么会懂。我们卖的比较好的一类产品其实就是CDO Fund,我记得该Fund的基金经理来培训的时候，我也参加了，大部分内容枯燥无味，什么Trench(分层), Insurance(保险), 各种图表，各种术语,我只记得有人问了一个问题，这个产品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基金经理回答，全球大规模失业。然后停顿了一下说，Which is not likely to happen.（不太可能发生）。然后哄堂大笑。

实话实说，CDO, CMO, 这些产品，我其实是后来才知道具体怎么回事。尽管当时我认为我知道。我相信金融危机之后，大家对这些产品也都有所了解。便于大家理解后面的故事，我还是简单的解释一下。

先从CMO开始。Collateralized Mortgage Obligation,担保抵押凭证。这是什么鬼。Lucy是一个餐厅服务生，收入不高，她原本买不起房子，但是她想买房子，怎么办。她去银行，但是因为认为她收入太低，而且不稳定，不想贷款给她，于是她找到金融机构，金融机构说可以啊，不过你的利率要上浮30%。Lucy说没问题，反正房子一直涨，我又有工作，我想住大房子。于是金融机构就有了一堆Lucy, Mary, Sunny和Ivory这些不是很优质客户的贷款(sub-prime)。不得不说，老美还是很含蓄的，Prime我们知道是优质的意思，然后给了这些垃圾客户一个分类，sub-prime.就是没那么优质的客户。Ok,现在我们有了一堆不是那么优质客户的贷款，那么我们把这些贷款打包。这样，从外部来看，我们就有了一个资产包。资产包有现金流。

一个企业也有现金流，企业的融资方式有很多，有seniordebt（债券）,有mezzanine（夹层）, 有Equity（股权），同时有S&P, Moody这种给企业债评级的机构。那同时拥有稳定现金流的资产包也可以分成（Trench）啊。于是我们聪明的金融工程师们，按照企业的融资方式，把资产包分成债券，夹层，股权等多层。然后再找个评级机构评个级，然后找个保险公司上个保险，tada!然后再把这些不同等级的Trench卖给不同需求的机构。

同样的CDO的基金就不仅仅包括房产抵押贷款，有可能是企业债，或者其他类型的债权集合。

当然以上所有知识都是在我亲眼看着自己重仓的一只CDO基金在几天内净值被干成0之后才知道的。这只基金背后的资产没有问题，是流动性杀死了他。

这只基金叫Basis Capital.已经运作了15年了，每年的回报大概是15%，然后年化波动率(Volatility)是2%。是的，你没看错，2%。如果你去看这只基金的净值曲线，几乎是一条斜着向上的直线。这只基金主要投资企业债CDO的Equity层。之前跟基金经理聊过，其实他是不看好CMO的，因为他知道里面大部分都是坑。但是他投的都是企业债的CDO,这些企业债，其实在金融危机的时候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这只基金是怎么死掉的呢？很简单，当大家开始selloff CMO的时候，同时大家也会出售CXO，所有交易都是OTC的，所以当所有人都在卖的时候，净值掉的很快，基金持有者看到净值掉了，又开始赎回，那基金经理不得不卖，卖，没人接盘，净值继续掉，基金持有者继续赎回。所以几天内，一只跑了15年的基金，就这么被流动性干死了。15年一刀切配资，也是同样的情况，流动性被吸干了。

我们还有一个旗舰产品，叫Global Alpha,是一只多策略的量化基金，里面模型是30多位数学家鼓捣出来的，基本上就是黑盒，你也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告诉你你也不会懂，反正就是赚钱就对了。之前几年给客户赚了不少钱，不过金融危机刚刚开始的时候，一个月跌了30%。然后就看见美国的VP经常到我们这边被客户骂。

07年下半年，金融市场已经开始大乱，世界还是平静的运转。

由于换了老板，我也很少被骂，反而很多工作受到鼓励，我也自己做了很多非常非常基础的量化分析，比如好的治理结构的公司是否会跑赢大盘？或者有良好价值观的基金是否会跑赢大盘？

因为我们有一些学校的基金会，或者教会的基金会。他们对投资公司的要求会有不同的筛选，比如他们不会投黄赌毒军火。但是，是否这种价值观良好的基金会跑赢呢？恰恰相反，美国有一个SIN的ETF,只投黄赌毒军火等，远远跑赢大盘。

到了07年，我也开始有一些朋友，主要都是通过工作认识的。本地人，ABC。大家偶尔会一起出去玩吃饭什么的。不过由于文化的不同大家还是没法走的特别近。普通沟通交流聊天啥的都没问题，但是一旦开始深入了涉及体育，历史等等，我就插不上话了。而且老外很多习惯其实我一直都是受不了的，比如每次下班约喝酒，老外是不吃饭的，就几瓶啤酒一碟花生米可以站一晚上。每次混到10点多我都饿的肚子叫。澳洲人继承了英国人的传统，平时的正经的二五八万似的，喝了酒都是神经病。我不喝酒，但我很爱看大家喝完酒的样子。回国之后也是，每次酒局都是我送大家回家。

在各大投行里面，墨尔本的亚裔并不是特别多。后来我认识了Ben,一个很小去澳洲的香港人，我们经常约下班之后去Little Bourke小巷子里面的上海面馆吃饭，然后去网吧打游戏，就因为这个，Ben还在网吧丢过一台公司的笔记本电脑，后来差点被开除。

还有Winter和Muller, Winter经常开着她那白色的Falcon带我去Dandenong吃新疆大盘鸡。后来Muller从阿德莱德搬到墨尔本，我们经常在South bank吃难吃的自助火锅。

后来墨尔本的生活其实也没那么糟糕，我很快在South bank找到了和一个香港大婶合租的公寓，每天坐Tram门到门，每天下班之后，都去Crown的Poker Room,玩到晚上11点。那个时候Poker Room刚开，为了吸引人去，有2块钱的汉堡薯条可以吃。再后来，我搬到City，每天可以走路上下班。跟我同Apartment住着我们公司能源行业的分析师，他应该是澳洲排名前三的分析师，每周周末偶尔还会看到他拎着小篮子去City的Coles买菜。

尽管如此，07年，我还是一心想要回国。

回国

我没有那么大的远见可以预见到后来金融危机的影响。只是觉得澳洲的生活太可以预测(toopre dictable)。 我知道我可以继续考我的CFA,然后继续往上爬，等我40岁的时候住在一个大house里面，娶妻，生2-3个孩子，可能还养一条狗。说不定在Noosa还能混上一套HolidayHouse.对于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来说，这太恐怖了。人生应该是很多可能性的，应该是跌宕起伏的，你会在哪，遇见谁，做什么样的工作。如果人生是一场游戏，如果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游戏的结尾，你将经历哪些关卡，那游戏的乐趣也就荡然无存。所以为了寻找更多种可能，我开始寻找回国的机会。那是07年下半年的事。

站在08年往回看，我以为我奇迹般的躲过了金融危机，但是其实该来的还是会来的。

我也没有想到，我以为的起起落落其实是落落落落。

记忆并不可靠。

如果你开始尽力回想起从前的一些人或者事，你会模糊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有哪些是真实发生的，哪些又是自己虚构的。

比如，我从墨尔本离开的时候，寄过一包很重要的东西回国，里面有我父亲送给我的雷达表，一本圣经，还有一些其他很重要的东西。可惜那个箱子寄丢了，我也记不起里面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其实，任何物质的东西都没那么重要，因为如果真的很重要，我怎么会不记得？没了也就没了。对我生活没有任何影响。

昨晚，2018年10月10日，我36岁的生日，美股大跌3%，今天，A股跌去5%，亚太股市鬼哭狼嚎。又一场金融危机席卷而来。

我们面对未来，总是觉得充满了不确定性，解读过去，一切又那么的理所当然。甚至我们在看关于10年前那场金融危机的时候，会觉得以前的人那么的无知，这不理所当然的事情么？市场已经这么疯狂了，肯定会跌啊！后视镜里，一切都是静态的，都是不可改变的，一切证据都证明了那个结局。那么未来呢？

我回国找工作的道路并不顺利。那时候，大家普遍认为，海龟最好的结局有两个。一个就是去香港，找一个空位置，然后transfer过去。还有就是到大陆做Expat.当时Expat可以保留国外的package,真正实现赚国外的钱，在国内花。我不想去香港，我不喜欢香港。倒不是普遍大家说的香港一部分小市民对大陆人的歧视之类的，每个地方都有歧视，我在澳洲也被歧视过很多次，当然最多歧视的来源还是来自于同胞。每次去香港都觉得压抑，无比的压抑，可能是空间？可能是人太多？我不知道。所以我的List里面没有香港。

那选择就非常的少了。

有一个base在新加坡的华人基金经理到我们这路演，我也跟他聊了一下，哥们应该30出头，Trader出身后来专做基金经理，满头白发，是纯白的白发。我当时觉得还挺酷的。

当时我服务的投行在国内刚刚成立了本地的合资公司。业务还不是特别的多。不过我还是找到了一个在上海的小团队，是做QFII基金的。貌似只有几个人。我跟里面一个MD聊得还不错。她是德国人，医生背景出身，后来转做投资，后来可能觉得中国好玩，就转到中国这边cover医疗的行业，她跟我聊完，让我跟另外一个基金经理聊一下，那个姐姐应该40多，马来西亚人，原来在中信做基金经理，后来跳过来的。跟她聊得很糟，因为根本没问我太多技术问题，更多是我父母做什么的，我同学父母做什么的，认不认识什么上市公司老板的孩子之类的。后来就没下文了。

后来碰了几次壁之后，感觉内部Transfer无望，那就找外部机会吧。

有一些朋友对我的这个决定很吃惊，其实从结果上来说，我也怀疑自己当初这个决定是否正确。因为毕竟我当时在服务一家全球顶级投行，内部机会非常的多，从back office一直做到MD的也大有人在。我们澳洲的CEO就是最早的学徒工，没有什么学历，帮人家贴邮票出身，一直做到澳洲的CEO.

同时，国内形势一片大好，GDP蹭蹭涨，到处都是机会，年轻人的天下，外企当时还很吃香，海龟还有优势，在国内，30多岁就可以当上基金经理，在国外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10年之后的今天，天翻地覆。

最后，我找到了一份美国房地产公司在上海的工作。薪酬吗，比expat要差很多，这么junior的工作也不需要expat,不过比localpay还是好一些。大概是我当时澳洲薪酬的一半不到，我欣然接受。

关于pay, 从IT到投行，从墨尔本到上海，经历了两次大幅减薪。到不是因为家里有矿。年轻人，没见过钱，其实还是很看重薪酬的，不过我到目前还清楚的记得，当时我读完MBA之后，面临是要继续做IT, 可以做一个小项目经理，还是去投行做一个最最初级的Analyst. 我做intern的一个大姐跟我说，你现在赚多少钱根本不重要，眼光放远一点，重要的是你10年之后赚多少钱。

我一直都记得这句话，每次做重大决定都很简单，看远点，别看眼前。

我当时算这么个账，做IT, 起薪很高，升的也快，不过很快就到顶了，做到CTO大概也就是最多20万澳币左右。投行，尽管起点低，相当于从0开始，但是未来的可能性更多。所以我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后者。回国做选择其实也是一样的逻辑。更多可能性，那从哪开始就没那么重要了。

2007年11月，我告别生活了8年的澳大利亚，回到祖国的怀抱。祖国形势一片大好，歌舞升平，中资还不是大宗地产的主流买家，主要还是外资和港资。

我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工作，每日平均11点下班，最早也要9点下班。白天工作，晚上跟纽约总部开会。

上海机会很多，房地产又发展的很好，各种外资牛鬼蛇神都在往这跑，每周都有猎头打电话给我，作为一个不甘寂寞，不作死就难受的小伙子，在回国工作几个月内就选择了跳槽。这让我们老大非常不爽。几个月前在北京某餐厅看到这家公司中国区的老大，40多岁头发全白。

在这家公司工作短短几个月，也有幸参与了当年上海地王的招拍挂过程。还经历了汶川地震，还有直属上司意外身亡，具体内容在另外一篇文章里面有写。

我的工作地点从恒隆广场1期搬到2期。

尽管我相对比较喜欢我的新工作，但是这份工作也仅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

第二份工的直属老板是老外，我和另外一个北京出生的美国女孩分别负责不同的项目。老板很放权，很多的项目细节都是我们在跟踪。你可以想象一个26岁年轻人跟政府开发商谈几亿人民币项目的幼稚和可笑。但是当时我很enjoy. 我们做的还可以。我还记得我全程安排我们美国的partner, 一个专门做航空地产的公司的CEO和两个VP到中国的全部行程。带他们见政府的人，开发商的人，机场的人。他们很impress.

好景不长，股票市场持续下跌传导到各个资产类别。我们是基金，我们的钱来自于政府基金，养老金，还有一些家族信托。我们出资人开始缩紧，一些谈好的项目，甚至已经签了合同的项目都被停掉了。每周的晨会，我记得亚太区的老大说去欧洲溜达一圈，说欧洲的共识是，这次可能会比上次大萧条更严重。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寒冷。

亚太区，新加坡总部开始有人被裁员。后来香港也开始有人被裁。

我们都很紧张，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已经是08年接近年底了，老大去开会，回来说上海和香港不会再继续裁员了。我们很开心。因为上海本来也没几个人，一共10个不到。2个人负责商业地产，我们3个人负责工业地产，还有3个负责开发。

被裁员

09年春节前3天，一个正常得再不正常得早晨，我看见香港和亚太区的老大进来，然后他们找我到会议室。我一边走还一边想，这个公司还挺有意思，年底发个奖金还是老大们来谈，不是直属上司。我进去了，看见两个老大脸色很难看，我就知道应该没好事。

我坐下来，他说，你被裁员了。

然后我的头就开始转起来，我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但是我其实不太记得他后面在说什么。我问，我的直属上司呢？他也被裁了。我的头更晕了。

后来又说了一些什么很抱歉，会帮助你的话。最后说的是，请你回到办公室，整理你的物品，不要碰电脑，现在需要离开。我回到办公室，拿了我的包，然后跟我的同事们轻声说，再见。然后就离开了办公室。大家表情很疑惑，应该还没搞清楚发生什么事情。

我的心脏一直扑通扑通的跳，我坐电梯下楼，外面还下着雨，我不知道我应该干嘛，我应该去哪，这个时候应该是早会时间。我打了电话给上司，他说我在巨鹿路的一个咖啡店，你过来吧。我放下电话，想叫车过去。突然想到，我没有工作了，未来不知道多久都不会有收入了，还是坐公交车过去吧。

当天下着小雨，我到了咖啡店。他相对来说平静一些，他说很抱歉，他也是早上才知道这个消息的，他希望他可以亲自跟我说。后来我们出来，打着伞，他说，未来你会记住今天，其实一切都没那么糟。

或许现在我可以很平静的讲述当时发生的一切，但是当时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个事情改变了我很多对已有事情的看法。以及未来的选择。

我已经忘记那个春节是怎么过的了，春节过后，闲着也是闲着，我又开始帮老板做一些事情。

他的情况其实比我要惨的多，澳洲有5-6套房子还贷。国内公司帮他在法租界租的别墅，2个孩子，一个前模特，不工作的老婆，家里2个保姆，1个司机。我看着他慢慢把大家一一辞掉，然后把老婆孩送回澳洲。我们那个时候四处融资，他说我们自己找钱干一个基金，然后等再过几年，这些外资全部都会回来，我们卖给他们，我们就可以退休了。我将信将疑。不过反正也没有什么事情做，就继续跟着他到处跑。可惜后来我们也没找到钱，他回了澳洲，我也在家蹲了一年，看了一年的连续剧。

如果我们当年融到钱，可以持续开发购买工业物业，然后能坚持到今天卖掉。确实可以退休了。可惜我们没有。

很多年后，我去悉尼，在他PointPiper，可以看到悉尼大桥的意大利式别墅里还会聊起这件事。

他后来回到澳洲，继续做了工业地产基金，最近几年开始有起色，业务覆盖整个亚洲，开始帮GIC,CPPIB管理资产。50多岁了，还是满世界飞，我敬佩他的坚持和努力。

在家蹲了一年之后，我也重返职场。然后在12年机缘巧合开始创业，走上了另外一条起起落落的不归路。

最后

记忆并不可靠。我很开心可以看到那篇写金融危机的文章，然后自己开始写下自己的小故事。在回忆的过程当中，很多确定发生过的事情开始变得是是而非，开始怀疑很多事情是否真实的发生过，还是自己记忆的错误。我相信如果再过10年来回想起当时很多发生的事情，错误率会更高。然而错也罢，对也罢，真实发生也罢，梦一场也罢，一切也都没那么重要。过去无法改变，过去更无法改变未来。

人们经常说，History repeats itself，历史经常重演。或许今天，我们正坐在惊涛海啸来临的前夜，准备好自己，来接受另一次史诗级的金融危机。

自己的经历能够被后人写进历史，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买定离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