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张善孖、刘海粟的抗战募捐活动

抗战时期，徐悲鸿、张善孖、刘海粟等艺术大师率先垂范，在国内外举行一系列的筹赈募捐画展活动。募捐画展主要是通过美术作品义卖的方式，或门票的收入，募集资金，支援抗战事业。募捐画展不仅募集了大量款项，从物质上支援了祖国的抗战事业，同时也宣传了抗战，展现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

徐悲鸿：赴海外募捐的路费由自己负担

日本侵略者侵占我们的国土，人民流离失所，苦不堪言，造成了大量难民。徐悲鸿对此愁绪满怀。既然不能在前线杀敌报国，也要在后方用手中的画笔为抗战尽绵薄之力。他说：“我自度微末，仅敢比于职分不重要之一兵卒，尽我所能，以期有所裨补于我们极度挣扎中之国家。我诚自知，无论流去我无量数的汗，总敌不得我们战士流的一滴血。但是我如不流出那些汗，我将更加难过。”“尽其所能，贡献国家，尽国民一分子之义务。”“战士为国不怕牺牲，我徐悲鸿只能用自己的画笔去战斗了。”

图注:徐悲鸿

1939年1月4日，徐悲鸿赴新加坡举办筹赈画展，宣传抗战。离港之时，他给两个孩子写了一封简短的信：“伯阳、丽丽两爱儿同鉴：我因要尽到我个人对国家之义务，所以想去南洋卖画，捐与国家。”1939年3月初，徐悲鸿在陈嘉庚等著名侨领组成的“星华筹赈会”预备会上说：“抗战一年来忧国忧家，心绪纷乱，作品减少，我希望能凭借画笔，为国家抗战尽责任。”1939年3月14日，徐悲鸿画展在新加坡维多利亚纪念堂开幕。星洲各报均以大版篇幅刊登徐悲鸿画展消息，其中郁达夫主编的《星洲日报》“晨星”副刊，不仅整版登载徐悲鸿画作，郁达夫还写了《与悲鸿的再遇》一文：“悲鸿先生在广西住得久了，见了那些被敌机滥施轰炸后的无靠的寡妇孤儿，以及疆场上杀敌成仁的志士的遗族们，实在抱有着绝大的酸楚与同情，他的欲以艺术报国的苦心，一半也就是在这里；他的展览会所得的义捐金全部，或者将有效用地，用到这些地方去。”“徐悲鸿的笔触沉著，色调和谐，轮廓匀称，是我们同时代的许多画家所不及……他的名字已经与世界各国的大画师共垂宇宙……，他举办赈灾救亡义卖画展共得叻币一万五千三百九十八元九角五分，由星华筹赈会汇交广西，作为第五路军抗日阵亡将士遗孤抚养之用……”　　

图注: 《良友》刊登徐悲鸿筹赈画展消息

在此期间，徐悲鸿在新加坡的一个广场上看到了王莹演出的《放下你的鞭子》，描写的是“九一八”事变后，从东北逃难入关的父女以卖艺为生，过着亡国奴的生活。徐悲鸿深受感动，随于是创作了《放下你的鞭子》油画。由陈嘉庚担任主席的南洋华侨筹赈会，以最快速度，将徐悲鸿油画《放下你的鞭子》印制明信片十万张，出售民众纪念并支援中国抗战。从两角、五角到一元，人们纷纷掏钱购买，一位华侨竟拿了一个金戒指换十张《放下你的鞭子》。此画在侨界掀起一场爱国抗日热潮。王莹担任主角的抗战救亡演剧队，其实是受周恩来的直接指派。王莹回国后，曾对周恩来说，南洋演出成绩徐先生之助力巨大。

从1938年底到1942年5月，徐悲鸿在南洋各地举办了数次筹赈画展，他把全部卖得的画款都捐献祖国以救济难民。吴作人在《徐悲鸿先生生平》一文中记载：“正在1938年，著名的印度大诗人泰戈尔邀请他去印度，十月里他携带了大批作品离开重庆，一路在香港、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等地开筹赈展览会，南洋各地热爱祖国的侨胞，对徐先生筹赈画展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在1939年到1942年之间，徐先生将历次筹赈画展所得都全部捐献，总额将近十万美金。”“都捐献祖国以救济难民”。徐悲鸿把画展所得款项无私地捐给祖国，他说：“身居后方者，无论如何努力，总比不上前方将士兵器悬殊无间寒暑之苦战。出钱者，无论数量如何之大，必不能比得为民族而牺牲性命者之贡献。”

这个对祖国满怀赤诚的艺术家，不仅自己分文未取，而且连路费都是自己负担的。徐悲鸿在1941年5月的一封信中说：“我在外并非偷安，我自去年年底返马来亚，接连举行三次筹赈展之；二月在吉隆坡得叻币17856元；怡保尚未算清，大概一万余；槟城之展在四月初，亦未算清，但可知者已及一万二千余，合国币三十三万余。前年一万余叻币，尚未算在内。三次皆全部报效祖国，吾个人旅费及运画之费皆自付。”

张善孖：因频繁募捐积劳成疾而亡

抗战爆发后，国画大师张善孖曾无比悲愤地说：“丈夫值此机会，应国而忘家。……以今日第一事，为救国家于危亡。”“今将以吾画笔，写出吾之忠愤，来鼓荡志士，为海内艺苑同人倡！”他在国内外举办了一系列的募捐画展，筹集了资金支援祖国抗战事业。因为“多卖出一幅画，就多一颗射向敌人的子弹，多一份支援国家抗战的力量”。

1938年底，在周恩来等人安排下，张善孖带着他和弟弟张大千的作品共180余幅赴欧美各国举行画展，向国际社会宣传抗战，募集捐款。1939年1月到法国，举办《张善孖、张大千兄弟画展》，轰动一时，法国总统亲往观展，并向张善孖颁授纪念勋章。3个月后他到了美国举办画展时，其为抗战奔走呼叫的爱国热情感动了美国人民。当时美国各大报刊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他的照片和消息，尊称他为“画虎大师”。总统罗斯福和夫人多次邀请他到白宫做客。总统夫人还专程陪同他去各州作抗日演讲。张善孖特地画了巨幅老虎，题名《中国怒吼了》，分赠给罗斯福和美国国务卿等人。罗斯福视其为珍宝，挂在白宫林肯像旁。张善孖不仅在各地举行画展，还到各大学及民众团体宣传中国抗战，个人所作宣传讲演的次数更是数不胜数，为当时欧美等国的“一碗饭援华”、“援华中国周”等活动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据《申报》报道：“中国名画家张善孖现在美国游历，募款救济中国难民……此次在美国募捐，共得二十万美元之多。”美国哥伦比亚艺术学院、芝加哥艺术学院等多所院校纷纷聘请他为名誉教授，有些外国机构聘他任高级职位，有的留他治病疗养。但他时刻担忧着危难中的祖国，谢绝了所有优厚待遇，于1940年9月抱病回国。

在欧美两年间，张善孖先后举办一百多次画展，举行了难以计数的演讲，他把展览出售门票、演讲的劳酬费、即兴作画等收入，共募得捐款一百多万元（其中，他现场作画义卖的老虎图就有十多万美元），委托当地华侨组织全部寄回祖国，支援抗战。当时媒体报道说：“名画家张善孖周游海外，从事抗战宣传，并积极筹募赈款，前在美国绘虎一幅，由南顺同乡会购去售资一万元，汇交赈济会卷做赈济之用，兹悉美国南顺同乡会抗日救国会，近又将张氏所绘之虎购去，售资四千四百十七元五角，汇寄赈委会，仍指定作救济同胞之用，账委会计委长以张氏为国宣劳，及侨胞眷念祖国，极为嘉许，拟分别予以奖誉云。”

更令人感动的是，张善孖对募捐款项没有染指毫厘。当他抵达香港，除了携带的展品外，已是身无半文，连买一张回重庆的飞机票的钱也没有。张善孖“载誉归来,萧瑟若是”的窘况，引起香港各界人士的关注。最后在香港友人的资助下才回到重庆。对此，《新华日报》、《大公报》及欧美的一些报刊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为国家筹赈宣传”，“收获成绩极为丰满”，“对于我国国际宣传影响至钜”。盛赞张善孖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崇高的民族气节。

张善孖回国后，日夜举行报告会、座谈会，介绍他所了解的世界抗战局势，鼓励大家抗战到底。由于长期积劳成疾，1940年底他不幸去世，终年59岁。“名垂宇宙生无忝；气壮山河笔有神。”社会各界沉痛哀悼这位爱国画家，数不清的群众为他燃烛送行。张治中将军送了张善孖这样一副挽联：“载誉他邦，画苑千秋正气谱；宣劳为国，艺人一代大风堂。”

张善孖喜好画虎，自称“虎痴”，为了画好虎还曾精心饲养一只虎。他经过精心构思，画了一幅构思非常奇特《飞虎图》：两只带翅膀的老虎勇猛敏捷、生猛恣意，带着虎虎英气在晴朗如洗的天空中高高飞翔。画面的底部是纽约市鸟瞰，市区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重重叠叠，十分壮观。整个画面充满了一个艺术家的大胆想象和深刻的寓意。左下方落款为“大中华民国张善孖写于纽约”，下钤有“大风堂”、“善孖”两枚印章。在画家的笔下，它想象陈纳德将率领美国空军援华志愿队像长了翅膀的飞虎一样，在远东中国的战场上所向披靡，勇敢地在空中驱逐、吞噬日寇的战机。张善孖将《飞虎图》赠给由陈纳德率领的援华作战的美国空军志愿队。据说陈纳德收到后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加以收藏。陈纳德很喜欢”飞虎”的比喻，遂将援华空军志愿队改名为“飞虎队”，又照着《飞虎图》制作了一批徽章和旗帜，分送给飞虎队员以鼓舞士气。陈纳德很珍惜《飞虎图》，到中国来后总是随身带着，不肯轻易示人。这件作品后来被美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是中美联合抗日的见证。

刘海粟：为国募巨款彰显民族气节

抗战期间，艺术大师刘海粟在国内外多次举办募捐画展，表现了一位爱国画家崇高的社会责任感。他曾在一次讲演中大声疾呼：“吾人论人格，不以人为标准，以气节为标准。不论何人，凡背叛民族，不爱国家者，必须反对。气节乃中国人之传统精神！唯有气节，始能临大节而不可夺……有伟大之人格，然后有伟大之艺术。” 　　

图注: 刘海粟

为了支持祖国抗战，刘海粟到南洋各地举办抗战募捐的画展。1940年1月20日，刘海粟《中国现代名画筹赈展览会》在巴城（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简称巴城）展出，筹款十五万盾。随即移展多处，义卖收入超过了三十万盾，全部捐赠给急需救助的前线将士。1940年第2期《读书通讯》中报道了刘海粟在爪哇举行个人画展筹款呈现政府的情况：“我国著名艺术家刘海粟氏，于上月间在爪哇中华总商会举行个人画展。极得彼邦侨胞及荷印政府各部长之赞誉，闻此项售画一百五十余帧，得款十五万元，悉数交由巴城慈善会转呈中央，协助抗战，刘氏此次赴爪哇，非但筹得巨款，呈现中央，而于宣扬我国文化，联络邦交，慰劳侨胞，厥功尤伟云。”1941年2月，刘海粟给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写信汇报了其在南洋等地为抗战举办画展筹赈的具体情况：“窃海粟于二十八年十二月被迫离沪，挟画南渡，先至爪哇各埠展画筹赈、宣扬文化，慰劳侨胞，以尽国民天职。二十九年一月，画展首次在巴城举行，葛总领事、慈善会丘主席元荣主持其事，会场在中华总商会，会期共九天。……侨胞以拙作在国际艺坛占有地位，莫不奔走呼号、眉飞色舞、流连忘返、踊跃认购。既可助赈，又得收藏，结果得国币十五万余元。……三月间移展泗水，由驻泗漕领事、筹赈会主席黄超龙等主持，成绩亦达国币十四万元。……五月间在垅川举行。由慈善会主席张天聪君等主其事，成绩亦达国币七万元。七月间移到万隆，主持人为慈善会当局，数日间亦售得四万元，并予该地荷人以绝大之哄动，自动购画者极众，计共售得国币四十余万元。数扫数由各地慈善会直接汇寄贵阳外国红十字会。”　　

图注: 1940年1月20日，“中国现代名画筹赈展”在巴城开幕

当时在新加坡编辑《星洲日报》“晨星”副刊的著名作家郁达夫，在《星洲日报》上发表《刘海粟大师星华双赈画展目录序》一文，高度评价了刘海粟的爱国行动。文章说：“在此地值得提出来一说的，倒是艺术家当处到像目下这样的国族危机严重的关头，是不是应丢去了本行的艺术，而去握手榴弹，执枪杆，直接和敌人死拼，才能说对得起祖国与同胞这问题。爱国两字的具体化，是否是要出于直接行动的一条路？……我们只要有决心，有技艺，则无论何人，在无论何地，做无论什么事情，只要这事情有一点效力发生，能间接地推动抗战，增强国家民族的元气与声誉，都可以说是已尽了他报国的义务……从这样的观点来着眼，则艺术大师刘海粟氏，此次南来，游荷属一年，为国家筹得赈款达数百万元，是实实在在，已经很有效地，尽了他报国的责任了。”　　

俗话说：“艺如其人。”又说：“人品即画品。”徐悲鸿、张善孖、刘海粟之所以成为名扬中外的艺术大师，是与其高尚的人格分不开的。在民族危难的抗战时期，他们没有囿于艺术的象牙之塔中，而是积极地承担起自己的民族责任和国民义务，尽自己所能为国效力，彰显了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情怀，是值得人们追忆的。　　

来源：文史天地 作者：吴继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