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2日 星期五

50万同胞在新加坡受审,被问三个问题,回答完10万人丧命

50万同胞在新加坡受审,被问三个问题,回答完10万人丧命

1941年12月,日本侵略者突袭夏威夷珍珠港,同时进犯菲律宾和马来亚(当时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在马来西亚半岛一带)。此外,因新加坡是英国重要军港,日本空军对其轮番轰炸,不久,马来半岛上的防线一道道崩溃。在这危急时刻,新加坡人民(主要是华人)纷纷组织、武装起来保卫新加坡。但由于英军缺少斗志,节节败退,新加坡沦陷了。

1942年2月18日,即日军占领新加坡的第三天,街头贴出了以“大日本司令官”的名义发布的布告,命令:“凡住在昭南岛(日军把新加坡改称昭南)的华侨,年龄在18岁以上,50岁以下者,应于2月21日中午以前,各自携带饮用水和食物,到指定地点集合,如有违犯规定者,必将严厉处罚!”

群众看到布告后,猜测纷纭,有的说这是要分片开会;有的说是要登记、颁发“良民证”;有的说是要发给救济金,因为原新加坡币已被日本军用券代替,居民陷入一贫如洗的境地。

忧心忡忡的50万华人遵照日军的安排,走出各自的家门。他们到达指定地点后发现,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日军。原来,日军事先已把六个集中地点周围用沙袋筑起了围障,仅留一道出入口,派兵把守,人们进去以后,不准再出来;对徘徊不敢进去的人,日军立即过来驱赶入内,不听的就用刺刀威胁,或用枪柄殴打。

从21日早晨起,集中地点陆续进人。挤在围障里面的人个个晒得满身臭汗,两眼昏花。这里没有厕所,人们不得已而就地便溺。日军布告虽说是集中18岁以上、50岁以下的华人,但许多人不放心把孩子、老人抛在家中,于是扶老携幼而来。半天曝晒之后,婴孩的哭声、老弱者的呻吟声混成一片。

中午过后,布告发出的限期到了,日军派出一队队兵士到每一条华人聚居的街上搜索,把所有留在家中的人,不论老的、小的,残废的、生病的,一律强行赶到附近的集中点去。有些马来人站在马路边看热闹,也被日本兵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强行赶了进去。

50万同胞在新加坡受审,被问三个问题,回答完10万人丧命

接着,日本人对被围困的华人进行“大检证”。宪兵头子在桌子前坐下,旁边站着翻译官和两名持着装有刺刀的长枪的士兵。首先受“检证”的是中青年男子。日军强迫他们蹲在地上,一声令下,挨个匍匐前行,来到宪兵头子面前接受“审问”。宪兵头子通过翻译,问道:“蒋介石、汪精卫谁好?”如果回答“汪精卫好”,他就哼一声,挥手放行;如果迟疑不答,宪兵头子就怒气冲冲,命令受审者站到另一边去,把他划为“不良分子”。

“你知道陈嘉庚(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主席)吗?认识他吗?”这是宪兵头子发出的又一问话。如果回答不知道,他马上拍着桌子骂:“说谎!”如果回答“知道,但不认识”,他就吼叫:“不老实!”还叫日本兵对回答者拳打脚踢。有人看见回答不认识要挨打,心里害怕,就说认识,不料竟被用麻绳捆绑起来,拴在奔驰的军车后面活活拖死。

有的宪兵头子诓骗人们说:“你们中谁是当老板的?举起手来,是老板的都可以出去。”许多老板便举手,结果也成了日军屠刀下的惨死鬼。尽管很多商人只知道经商赚钱,但在日军眼中,当老板的华商都“狡猾”,会资助抗日分子,所以也要杀死。

日本侵略者知道,抗日分子中,知识分子和工人最多,所以这两种人被视为“检证”的重点对象。他们特别注意戴眼镜的、相貌斯文的、身体健壮的、会用英文书写的……日军在对话时观察他们,稍有可疑之处,马上叫到一边,用车集中运走。

逃过日本法西斯鬼门关的幸存者,在饱受恐吓、殴打、辱骂以后,口干唇焦,饥肠辘辘,最后由日本兵在脸上、手臂上、大腿上或胸膛上盖上一个“检”字,才能从集中地的出口,再经岗哨复验,获得允许,拖妻带儿回家去。

在几天的“检证”过程中,丧心病狂的日军还从集中地强拉了许多青年妇女,押送到侵略者的兵营去“慰劳”日军,任其践踏。失去了母亲的幼童无人照管,在烈日下烤晒,在大雨中被淋,又缺少食粮,死亡不少。老年人经不住折磨,含恨死去的事天天都在发生。

那些被卡车运走的华人遭遇了什么呢?一车一车的华人被押送到野外沟渠边,那里已堆放着铁镐、锄头、丁字镐等。日军迫令人们挖掘土坑,挖完以后,又迫令人们跳进去,排列成行,等待日军用刺刀刺死。日军还把手无寸铁的人当靶子。规定宪兵每人只刺一刀,一声号令,刺刀寒光闪闪,日本兵野兽般号叫着,用刺刀向坑里的人刺去,顿时坑内鲜血喷流。许多一刀未被刺死的,倒卧坑内,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挣扎一天才断气。有的被害者站在坑里被迫服下毒药;遇到不肯服毒的,就枪杀或刺死。在海边,昼夜都有船将双手反缚的华人载到海上,再把两人背靠背绑紧,推入海中。

50万同胞在新加坡受审,被问三个问题,回答完10万人丧命

日军在新加坡“肃清”大屠杀到底有多少华人遇难?战后审讯中的证据提出的数字是大约5万多人,但新加坡当地华人认为有10万人之多,由于“全家遭难或遇难者原属单身,或大人遇难只余童稚,均无从填报,或认为无甚用处,不欲填报”,实际遇害人数要比登记数目大得多。柔佛州苏丹医生班德拉博士在递交给远东军事法庭的书面证词中就断言:“我相信,在新加坡除去军人外,有15万以上的亚洲人被日本警察秘密处死或拷打致死。”

日军对华人的屠杀,绝不止新加坡一地。在马来亚的柔佛、马六甲、文律等地,也相继发生惨案,其疯狂程度与新加坡的日军并无两样。

1947年,有七名参与杀人的凶犯被送上了战犯法庭:其中两人被判绞刑,其余五人被判处无期徒刑。杀人不眨眼的恶魔,终于受到正义的惩处。

而今,新加坡海滨公园里的“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庄严地耸立着,时时在提醒人们:记住这一页历史,不要忘记日本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和杀人罪行,任何时候都要对军国主义分子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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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吕雪萱

来源|《百家讲坛》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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