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意识形态不能凌驾于科学事实

从特朗普执政时期发动的中美贸易战以来，中西方的意识形态对立越来越严峻。拜登政府从意识形态出发把中美关系简单地界定为美国民主制度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竞争，似乎让中美关系回到了冷战的状态。

特别是在最近的俄乌冲突中，西方的媒体和政客通过社交媒体的鼓噪，让东西方的意识形态对立愈发严峻，甚至将中国和俄罗斯绑在一起放在西方国家另一边。

不幸的是，东西方的对立不仅仅表现在政治上，在知识界也呈现这样的特征。一些西方知识分子也是这样看待世界，用意识形态将世界简单地一分为二，看作“民主”和“专制”的对抗。

最近西方就有知识分子用意识形态来解释中国的抗疫，实质上则是为西方抗疫失败的辩护，我将其称之为典型的用民主道德价值观来粉饰失败。

同时，他们也用民主和其他的道德观来批评中国的抗疫。在他们眼中，即使西方失败了，也是虽败犹荣，因为他们坚持了民主自由。即使有人坚持极端的个人主义，抗议注射疫苗、抗议戴口罩，都是可以的。

这种行为确实符合西方所谓的民主自由。但问题在于，如果一个人这么做不仅只影响到自己，还会影响到整个公众社会，这样的行为很难说依然在西方所倡导的民主自由范畴内了。西方的民主自由从传统上来讲，也是具有边界的。一个人因自律而得自由，当你影响到他人时，就不能看做是完全的个体行为。特别是新冠疫情的发生，往往是在公共空间中，戴口罩和打疫苗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人行为的范畴，如果由于极端的个人主义向他人传播了病毒，事实上就践踏了他人的生命健康权。

即使西方有时也倡导人们自由地选择死亡，但如果看看美国、意大利等国家在疫情暴发初期有多少老年人因此而失去生命，相信很多有道德良心的西方知识分子对此也会持批评态度。

目前美国每天仍然有近1200名民众因为新冠疫情而死去，但用民主自由包装之后，这种放任疫情的行为也变得可接受了。在西方这种话术之下，中国的抗疫成功自然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了，因为“民主的失败”优于“专制的成功”。

但知识分子和学者们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和评估。“专制”是西方学者根据西方的政治经验建构出来的概念，不用说现在了，中国从历史上来讲就根本不存在西方所定义的“专制”。中国的政治形态历来是符合中国文明的，既不是西方所说的民主，也不是西方所说的专制。

特别是近期香港疫情的反复，是许多老年人没有注射疫苗，加上当地居住空间狭窄、人口高度密集等客观因素引起的暴发。总有人喜欢从政治的角度来谈香港的疫情，这不符合科学的规律。

一些西方知识分子没有保持近代以来的实证主义传统和严谨的学术作风，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影响，仅仅从媒体上获得的一些片面信息就构建了一个“稻草人”，对一些中国根本不存在的事进行攻击，这是令人遗憾的。

从科学层面来说，中国并不是像西方以为的“绝对清零”，而是动态清零政策，即目标是清零，但并不是追求零感染，而是说把疫情控制在可控的范围内，不让疫情全面暴发，危及社会整体的健康和安全。并且，中国的管控模式、防疫标准也是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在不断调整，越来越精准。

动态清零固然有成本，但中国的抗疫是在“算大账”，因为疫情控制有力，中国可以迅速恢复生产，保障整体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可以看看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全球哪些国家生产恢复得最快最好，毫无疑问还是中国。

同时，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生命价值也被考量在成本之内。实际上，保障每一位老百姓的生命健康是中国的主导原则，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民众对防疫政策的接受和支持。放任疫情肆虐，让人们“自由地”死去，这既不符合中国文化，也不符合亚洲文化。亚洲文化当中的集体主义与西方崇尚的极端个人主义不同，无论是中国、日本还是新加坡，都仍然很重视集体主义，个人权利的实现要基于对集体权利的尊重。因此，我认为中国目前的管控模式下，成本与收益是非常均衡的，中国的死亡人数和死亡率都非常低。讽刺的是，一向宣称生命权利至上的西方，死亡人数却远远超出中国。

从本质上来看，用意识形态来解释抗疫这样一件本应从科学角度出发的事，就很容易变成“自以为的道德”，形成“双标”——西方人死于疫情是“死得其所”，而中国人的健康生活反而没了道理，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说不通的。

新冠疫情的发生确实影响了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和实地考察，导致了意识形态倾向的流行。近代社会科学的进步是由于科学代替了宗教，实事求是代替了意识形态，目前又回归了意识形态，这无疑是一种学术界的悲哀。

文/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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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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